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宗论文,吐鲁番论文,敦煌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2年，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向新疆派遣了第一批德国考察队。截止1914年，德国考察队先后四次光顾这里，在吐鲁番及其周邻地区进行工作，并获得巨大成功。以壁画为主的大量艺术珍品，以及用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残卷都被携往柏林，供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共同研究使用。研究结果刚一公布，便很快引起对中亚古文化研究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个崭新的纪元由此开始了。但迄今为止，这些丰富的藏品中，只有一部分得到整理出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所藏吐鲁番文物中，含有大量回鹘文（或称古突厥文）文书。此外，列宁格勒、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北京、乌鲁木齐、东京、京都、大阪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博物馆、图书馆或其他机构中也有回鹘文文书庋藏。[1]
由于我最近曾报导过有关回鹘文世俗文书研究的情况，[2]故在此只想简略考察一下回鹘文宗教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概貌。众所周知，不同时代传入新疆的宗教共有三种，即景教、摩尼教和佛教，所有这些宗教都曾为回鹘人所崇奉。景教和摩尼教的传播区域与流行时代都有限，只有佛教一直繁荣到15世纪伊斯兰化之际。相应地，绝大多数回鹘文残卷的内容都与佛教有关，而景教和摩尼教文书则为数不多。
景教文献数量最少，近来已由克林凯特作过介绍。[3]我分别于1974年[4]和1981年[5]又整理出一些这类文书残卷。所有这些残卷的内容虽然尚有待甄别，但其中至少有一篇可以看出应是祈祷文。[6]此外，最近整理出来的一份用福音体文字书写的文书很象是婚礼上的颂词。[7]尽管这些回鹘文和福音体写本多为零篇断简，不能奢望他们会从本质上丰富我们有关回鹘基督教的知识，但由于景教文献为数稀少，所以若将那些迄今尚未出版的残卷编印成册还是会大受欢迎的。
接下来我要谈谈有关摩尼教文书的情况。这些文书大部分已由勒柯克本人出版。有一份非常珍贵的贝叶本文献已见刊于勒柯克、邦格、葛玛丽撰写的不同著作中，[8]经克拉克重新编辑后，发表于《古代东方研究》第9卷中。[9]柏林收藏品中那些没有发表的以摩尼文或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写本残卷，自1965年以来也相继得到研究，其结果就是1975年拙作《摩尼教突厥语文书》的出版。[10]而在此之前，仅有零星研究成果发表。[11]这些摩尼教突厥语残卷的大多数内容虽尚待甄别，但它已从许多方面为我们认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传播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件残片都能向我们提供认识古代回鹘宗教的有用信息，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一评语对乌鲁木齐所藏的那一卷文书特别适用。此写卷用回鹘文书写，共125行，照片已由黄文弼发表于《吐鲁番考古记》中。[12]该文书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13]其中详细记载了高昌、交河和唆里迷[14]摩尼教寺院的经济活动。就此一点，这份写卷就完全有理由被视作是研究中亚摩尼教活动情况的宝贵资料。我当时只是翻译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后来耿世民予以全文转写，并译成汉语发表。[15]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刘南强撰文对其作了正确但有时过于离题的论述。[16]
就回鹘文佛教文书而言，我这里遵循学术界的一般分类法，将其分为以下四组：印度、中亚、汉、藏。诗歌作品另归一类。最后尽可能地探讨佛教经典的原作问题。
照理说，首先应该讨论的是那些译自梵文的经典，可这些经典译成的时代并不早。有两份回鹘文经典的题记称他们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译成于蒙古统治时期。第一件为哈蔡所发表木版印刷品残片，其中有《佛说决定毗尼经(VinayaviniscayaUpāliparipricchā)》的部分译文，[17]题记称其为生活于14世纪的必兰纳识里(Praj
āsrī)所译。另一件为列宁格勒所藏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中所包含的《八大圣地制多赞(Astamahasthanacaityastotra)》，已由毛埃和罗伯恩合力进行了研究。[18]关于其回鹘文译者阿莫迦失里(Amoghasrī)的情况，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料。研究这一回鹘文书的学者对题记的说法持有怀疑，因为该文书与原作不同，没有采用诗体结构。以理度之，《八大圣地制多赞》很可能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首页上除了梵文题款外，赫然可见藏文尾跋（当然也有回鹘文标题）。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自佛教初入新疆开始，梵语经典就已被人们译为当地的语言。在9世纪中叶回鹘成为新疆主体民族之前，译语主要是印欧语系诸语，如甲种吐火罗语（即焉耆语）、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于阗塞语和粟特语。用这些书写的经典后来被回鹘人作为译经的底本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事实是，我们仅知有一两部佛经译自吐火罗语。于阗塞语，甚或粟特语虽然对佛教术语的发展影响强烈，但回鹘文中却没发现译自这两种语言的文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埃和罗伯恩所研究的两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有源自粟特语的可能。[19]《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是依据吐火罗文本译成的（也有可能是根据吐火罗本写成的）。自从柏林所藏的几种《弥勒会见记》写本得到研究以来，早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所有残卷的转写及德译直到1980年才由特肯完成。[20]哈密发现的保存几乎完好的《弥勒会见记》另一种写本，也已由耿世民作了研究整理。[21]其中序文的第12叶背面第3到17行的文字与柏林藏品中的一份残存题记内容相同，而且更为完整，特别重要的是柏林本在“三唆里迷”一句后残断的文字恰好保存在哈密本中。[22]《弥勒会见记》篇幅大，文风生动，为语法研究和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后一领域中，莫厄卢斯依其吐火罗文本（写作Darsanamarga）及其回鹘文译本撰文指出了只有把二种本子结合起来才能加深理解这一正确的方法。[23]
我想从《阿含经》着手探讨译自汉文的回鹘文经典。今天已被肯定属《阿含经》的残片，一般都可确定是以汉文本为基础的，因为在这些回鹘文经典中，不时可以看到穿插其间的汉字，有短语，有词组，有词汇，也有单个的词，尤以文书开首最常见，然后逐字逐句直译。虽然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tockolm)藏有这种文书，但研究工作直到近期才开始，由庄垣内正弘于1980年编定出版了其中的一件。[24]另一件篇幅较大的残片，含有《杂阿含经》的精华部分，也由同氏发表。[25]1981年夏，“中亚研究的新成果”学术研讨会在汉堡举行，庄垣内正弘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他翻译《阿含经》的独到见解。[26]上文提到的斯德哥尔摩藏回鹘文文书正由百济康义和罗伯恩合力进行研究整理。[27]据百济康义考证，柏林藏品中的一些残片也属《阿含经》的译文。[28]
即使无残片证明，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回鹘人曾经翻译过般若部文献。但在全面地调查了柏林藏本之后，仅发现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Vajracchedikasūtra)》、《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ā-pāramitāhrdayasūtra)》的部分残片，我们遂将前者收入《柏林藏吐鲁番文书》的第一种中。[29]在该书尚未出版时，井ノ口泰淳通过他所找到的线索，很容易地确认该书应为汉地佚名作者所撰伪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大正藏》第2732号）的回鹘文译本。其中，每段散文之后都插有偈语。在我看来，序言中出现的那位“不知名的”志公，其实就是梁武帝（502-550年）所崇奉的高僧宝志（425-514年）。[30]
1980年，毛埃和罗伯恩整理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写本中《普贤菩萨劝发品(Samantabhadrotsahana)》的两件残片。[31]后来，在柏林藏品中我又发现该经的另外两件残片。[32]许多已刊、未刊的残卷都属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Avalokitesvara-vkurvana-nirdesah)》或单行本《观音经》。新近出版的鹫见东观的回鹘文书重辑本几乎毫无价值，[33]因为它不仅忽视了某些残片，同时也未注意到特肯的集注本。[34]百济康义发现邦格和葛玛丽《突厥吐鲁番文书》第五卷[35]中的B号文书是从智顗注解《妙法莲华经》的专著《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正藏》第1723号）翻译过来的。[36]他还辨认出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一叶残片和68张仅存照片而原件已不知去向的同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的回鹘文残卷。[37]
《华严经》（《大正藏》第293号）回鹘文译文残片比较罕见。最近百济康义和小田寿典已经辩认出一些新残片。[38]同时，在柏林收藏的回鹘文文献中还有一些木刻印刷品残片。有一件雕版印刷品，包含了《华严经》及其它若干部佛经。根据布颜啜厄(Buyanco 
)所书题跋，该件印刷品的制成年代为公元1248.[39]
1979年，百济康义整理了依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译出的回鹘文本的一件残片。此经尚未发现其他译本。[40]在其大作中，他列举了确凿的证据以证明回鹘文本是从汉文本转译过来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柏林残卷中有两叶残片可以拼接，与橘瑞超所搜集的残片属同一写本。[41]柏林另有8件写本，语言颇具特色，内容分属《佛说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0号）和《佛说阿弥陀经》（《大正藏》第366号）的回鹘文译文。[42]安卡拉所藏也由铁米尔等人刊布。[43]
1971年，罗伯恩和舒尔茨联合出版特肯整理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品的集注本。[44]根据柏林的同类文书，我论述了其第二品[45]中的比喻和序言中的传说。[46]拉施曼一直在研究该经中的与医学有关的内容，旨在全面比较现存回鹘文本和汉文原典之间的异同。罗伯恩和百济康义研究了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两件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残片。[47]
由别什八里人昆村萨里都统(Küntsün S
li Tutung)译成回鹘文的《慈悲道场忏法》（《大正藏》第1909号），对研究汉传佛教的影响具有极大意义。由于至今尚无可资利用的生平资料，故无法确定他翻译此经的具体时代。有一部贝叶型回鹘文写本，题作"Ksanti q
luluq nom"，因由罗伯恩于1971年整理发表，早已为学界所知。[48]同时，万尔克研讨了另一组写本。[49]她还在《古代东方研究》第十卷中刊文发表这一重要文书若干新残片的译文。[50]
值得注意的是，回鹘人不仅翻译佛教经典，而且还翻译高僧传记，如慧立和彦悰撰写的记述唐朝著名高僧玄奘（7世纪）赴印度取经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2053号）。关于该文献的回鹘文写本现分散于世界各地。最近几年来，托尔斯泰集注了巴黎藏品第四卷中已被甄别出来的部分。[51]吐谷舍娃研究了列宁格勒残卷中的第五卷和第十卷，并撰成论文二篇。[52]铁兹江发表了第十卷，这是一部更为完整的辑本。[53]北京和巴黎收藏品中还有一些残片尚未出版，尽管如此，其所有的词汇在罗伯恩的《回鹘语词典》中都被已囊括进去了。[54]柏林藏品中另两件写本的残片也由百济康义和我鉴定出来。[55]
有几件残片属密教经典，讲述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神奇魔法，经卡拉辨认，他们都译自汉文，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大正藏》第1058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1060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1064号）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同上，第1082号）。他与我合作将这些文献编入《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之第七种内。[56]1976年，罗伯恩研究了两件陀罗尼经残片，[57]艾麦尔继之对类似的藏文文书作了注释。[58]同年，我把精力放在与10世纪著名回鹘学者和翻译家胜光法师(Singqo Sli Tutung)姓名有关残卷的研究上。[59]尽管该法师所译经典来源自汉文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李盖提还是认定《回鹘语文献》卷二缪勒所辑《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Sītātapatrādhārani)》，[60]与其说符合汉文本，毋宁说更符合藏文本。[61]此外，我推测，庄垣内正弘所刊中村不折收藏品照片[62]中的第4号残片，与马洛夫所刊木刻本文书属同一写本。[63]
回鹘阿毗达磨文献现已成了百济康义的研究领域。他鉴定出一部前所未知的《入阿毗达磨论》（《大正藏》第1554号）的注释书。[64]属《阿毗达磨俱舍论》（《大正藏》第1558号）的回鹘文译文在柏林藏有一叶残片，在斯德哥尔摩藏有16叶小残片。[65]同时，他在考证伊斯坦布尔藏书中的一件残片时，成功地辨认出那是《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正藏》第1560号）的一部分。[66]应该进一步提及的是，他还发现了一件以前不为人知的《阿毗达磨俱舍颂》[67]和一部尚难定名的阿毗达磨文献。后者述及五十二心所说相应学说(Citta-samprayuk tasmaskaras)体系。[68]现在，他正在研究《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写本。[69]该文献的照片已由特肯于1970年出版，[70]只是印刷质量甚差。
人们能够从丰富的残片中得出结论，汉地佚名僧人伪撰的经典《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藏》第2897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中亚都是很流行的。除了回鹘文外，蒙古人和藏族人也都把该经译成自己的语言。李盖提在研究此书时强调，正确的回鹘语标题应该是Skiz yükmk yaruq。[71]对不同语种译文之间的关系，小田寿典予以颇有见地的论述。[72]在几乎所有的吐鲁番文书收藏单位中都可见到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写、刻本的存在。小田寿典悉数搜集到他所知的全部资料。由于他的努力和对该回鹘文经书一系列问题的大量研究，有不少问题已得到解决，所有的突厥语研究者都在期待着一部完整的，以所有写、刻本为基础的辑录本的问世。最近，有三则关于该经（回鹘语：Paryoke即Varyoki）的题记也被挖掘出来。[73]最后应提到的是，庄垣内正弘在研究日人中村不折收藏品时，又整理出一件属于该经的回鹘文残片。[74]
俗人忏悔文书的起源迄今仍然众说纷纭，不过，我同意巴鲁赫的看法，把《金光明最胜王经》第2卷第4品《梦见忏悔品(Desana)》视作其源。[75]庄垣内正弘[76]和哈伦[77]也研究并出版过这类文书的新残片。
这里还需提到铁兹江的重要著作。1974年，他整理出一部用草书写成的抄本，[78]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混有散文和头韵诗的文书，其内容为自恣(Pravārna)庆祝仪式，在其他文献也不罕见，但就是无法确定文书的名称。其二为用头韵诗写成的《弥勒颂(Maitreyastotra)》。[79]第一件因上有许多汉字，可确信源自汉文。遗憾的是，对标题Insadi一词的解释，迄今都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80]
最后要提到的是伦敦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一份文书，即大英博物院藏回鹘文写本Or.8212-108。尽管通过阿拉特和鲁本[81]的著作已使该文献的内容昭然于世，但文献本身尚未得到整理。只是到了1976年才由庄垣内正弘撰文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82]随后，特肯将其完整转写，并附以德译文。[83]庄垣内正弘认定该文献尚待考订，特肯则考虑到了它可能的来源。书中多处引用汉文《首楞严经(Sūrangamasūtra)》和《华严经(Gandavyūha)》的文字，而且还可以看出，该回鹘文文献与《楞伽经(Lankāvatārasūtra)》不无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佛学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深究。
下面将探讨译自藏文或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这些文书充分说明，13至14世纪时藏传佛教不仅在蒙古人，而且也在回鹘人中有着广泛的传播。小田寿典研究了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的一叶断片。[84]我和卡拉合作研究具有藏传佛教背景的三部回鹘文经典，研究结果分别于1976年、1977年1978年陆续发表。
首先是将缪勒于1928年发表并做过概述的所谓喇嘛教“魔法Zaube-rritual”文献进行集注。[85]该写本实际上是根据萨迦派(Sa-skya-Pas)[86]传统之转轮王(Cakkrasamvara)思想撰成的几部密教著作的汇录。其作者（或为译者、传播者）为本雅失里(Punyasri)，他曾师从蒙古国师八思巴(Phags-Pa)。由于八思巴亡于1280年，故本雅失里的活动可能会延续到14世纪的头十年。至于我们出版被编为B至O的残片，则主要是譬喻(Sadhanas)类文书。[87]最近，我得出一个结论，M号残片既含有《佛说秘密三昧怛特罗(Guhyasamajatantra)》末尾的诗节，[88]也含有《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开头的一段。[89]另外的册子式木刻本残片由耿世民研究发表，这是一部在藏族中非常很盛行的经典。[90]
接着将萨迦班智达(Sa-skya Pandita)的两部著作之回鹘语译本集注出版。一部为《师事瑜伽Lam zab-mo bla-ma'i rnal-'byor》，仅有一件写本，草书；另一部是《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系由柏林“吐鲁番藏品”中一些木刻印刷品残片拼合而成。[91]其中至少有一篇译文是迦鲁纳答思(Karunadasa)的作品。此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被擢拔为翰林学士承旨，一直生活到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92]
一部写成于1350年的敦煌写本，收有4篇与纳若巴(Nāropa)教旨有关的论文。其末尾题跋中的署期是学者们常常引用的。1974年，庄垣内正弘对整个写本作了一个简短的概说。[93]该写本的第一篇是“死亡书”的节略本；第二篇为四种次第成就法(Gog-ro Chos-kyi-rgya-mchan)；第三篇涉及到纳若巴的“旃陀利六种禅定导入仪”；第四篇描写对吉祥轮律仪(Cakrasamvara)的六件供奉。[94]由陶贝整理一件双语文书小残片，可视作回鹘与藏族发生关系的进一步证据。[95]
上文涉及到的所有文书都是散文体的，没有韵律的迹象，甚至在那些原文有诗的情况下也没有。阿拉特研究古突厥文诗歌的著作将押头韵的诗歌从散文文献中分离出来，看来不无道理。[96]他首先指出所有的头韵诗差不多都可看作回鹘佛教文献的基本部分。嗣后，资料的积累就越来越多了。下文我想列举一下最新的研究成果。阿拉特在其《古代突厥语诗歌》的第12号文献中整理了佚名诗人所作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颂诗（缮写人为Cisuya）。后来他又将之作为附录编入新出版的《说心性经(Konguptozin uqittacl nom)》（编号Or.8212-108）辑本中。[97]毛埃和罗伯恩研究了另一篇龙树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即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的第12号文献）。[98]庄垣内正弘集注了大英博物院藏编号为Or.8212-75A的文书。该文献由三篇押头韵的诗歌写成，似为古代佛教徒在讲说《观音经》之后吟诵的譬喻。[99]使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该文书确切地谈到回鹘王国。[100]
1980年，特肯论述了吉美博物馆所藏编号为P.4521伯希和回鹘文文书。[101]这是一部由181段押头韵的四行诗组成的文献，叙述了常啼(Sadāprarudita)和法上(Dharmodgata)的传说。如果有人将梵文著作《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Prajāpāramitāratnagunasa Mcayagatha)》的第三十、三十一品[102]同回鹘文书比勘一下，便会明显看出后者不可能是译文。正如该文献研究者所说，它很可能是汉文文本（不一定是诗体）的回鹘文改编本。[103]
下面要谈到的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古代突厥语诗歌》第16和21号文献是《普贤行愿(Samantabhadracarya-Pranihana)》回鹘文译本的一部分，第24号包涵有该经木刻本的题记。[104]《古代突厥语文献》第18号文献[105]是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的诗化，[106]作者为夔夔。他还曾把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变为诗歌体。有了这一结论，阿拉特《古代突厥语诗歌》中的第19和20号文献才得以按正确的顺序排列。[107]由于又找到了一些残片，我才得出结论，庄垣内正弘研究中村不折收藏品的论文中被编为第2号写本肯定与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有关。[108]拙作《回鹘佛教头韵诗》包括了长短不同的六十种文书，[109]大多数都是韵律著作的新残片，内容分属本生故事(Jataka)、颂词(stotra)、譬喻(sadhana)、题记(Colophon)及其他类型的文献，不少内容尚待识别。其中，甚或有一些赞扬回鹘王和回鹘人民的回鹘文赞美诗（如第39号）。
庄垣内正弘研究的第3件中村不折文书是一部以头韵诗写成的忏悔文书。[110]1975年，我整理了一部以诗体写成的回鹘文《收获(Ernte-segen)》文书。[111]由此我们又自然地联想到京都大谷收藏品中保存相当完好的具有近似特征且某些部分完全一致的一叶残片。这份文书早在1915年就已为人熟知了，[112]内容同为《收获》文书。同时，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已出版过照片的另外两件残片在拙作中也被省略了。[113]
至少有三通元代碑刻上写有诗文。最早的为1326年勒立的喃答失(Nomdas)碑，[114]森安孝夫正着手研究。[115]最近，耿世民发表了勒立于1334年的汉－回鹘文对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116]罗伯恩和色尔特卡亚对居庸关发现的1345年的碑铭作了新的论述。[117]所有这些碑刻，不但对回鹘文学，而且对蒙古统治时期的回鹘历史研究都具有很大价值。
除了上文提到的诗体本生经外，很多印度传说，包括本生故事，也都传播到回鹘人中。首先是著名的《善恶二王子的故事》，1971年哈密顿将回鹘文本重新进行了整理。[118]他的大作为我考证柏林的那件残片提供了可能性。[119]我和吉斯勒一道出版了属于《五卷书(Pancata-ntra)》的故事残片。[120]《罗摩衍那》在亚洲传播甚广，在回鹘文文献发现它毫不足怪，只是写本残甚，内容断断续续。[121]
哈蔡[122]、吐谷舍娃[123]、万尔克[124]、茨默[125]整理了现已失传或仅存零篇断简的佛教经典的尾题。一件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残片含有梵、回鹘双语文书，毛埃和罗伯恩对其进行了研究。[126]本文无法备列所有文献，特别是笔者的研究仅能限于举其要者或与他人所整理的文书有直接关联者。但我希望它能提供近期回鹘文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的概况。那些身处写本和印刷品宝库中的学者们，今后的主要任务仍是整理新的资料，以丰富有关回鹘佛教和一般回鹘文化的知识。尽管佛教文献多数是译文，回鹘文学基本上为翻译文学，但仍有一些事实描绘出回鹘对中亚佛教发展的画面，应该加以注意。
译者简介：杨富学(1965-)，河南邓州人。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1989年新疆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著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和《庄浪石窟》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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