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反思的“赛先生”
任定成（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独秀在为《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中说，一些人反对该刊破旧的原因是因为它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100年来，这位“赛先生”到底是什么，在中国的状况如何，是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
LACP协议、链路聚合控制协议，它是一种链路聚合的动态控制协议。LACP协议通过发送PDU报文相互通告自己的优先级、硬件地址、port优先级等参数进行协商，选举出主从设备，汇聚端口、活动端口、备份端口。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是由LACP协议进行控制的，和手工模式完全相反。静态LACP协议是LACP协议中的一种应用，特点是端口成员加入时是由网络管理人员手工映射的，不是由LACP协议动态加入的。它和手工模式的区别是它能够由主动方设备控制活动链路的数量，从而形成备份链路。
第一，什么是“赛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当今社会，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口语表达能力成为影响一个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能力，中职语文中的口语交际教学就是希望帮助学生提高口语能力，为学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呈现出主动性不强，思维不活跃，不敢开口、不能开口、不会开口等问题，很难真正实现口语交际教学的目的。本文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对中职语文口语交际教学的语境创设进行探究，以期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达到较好的效果。
“赛先生”至今还是一个黑箱，我们并没有把“他”打开。最早高举科学大旗的群体应该是中国科学社，它创办的《科学》比《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要早几个月，但没有鼓吹自己要搞新文化运动，不过这个刊物就是横排本、有标点符号、用白话文，而《新青年》鼓吹要搞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标点符号、横排文字，但是都没做。中国科学社闷在那儿传播科学、研究科学、践行新文化理念。两份刊物一个讲科学与人权，一个讲科学与民主，有交叉之处，但却不一样。另外，鲁迅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他也鼓吹科学，但他对中国传统自然知识多持否定态度，这跟同时期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不同，当时的不少科学家都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古代科学。胡适讲的科学万能是指科学方法万能，这跟陈独秀讲的科学万能不同。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已经认识到应用科学会有负面作用，科学有其限度，瞿秋白说的“科学”跟科玄两派的都不一样。“赛先生”是什么，虽然研究论著很多，但是还没有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意见。也许需要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概念谱。
第二，“五四”时期的赛先生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也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系统研究。
第三，从“五四”开始，源自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中国是怎么变异的，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
赛先生的影响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经过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之间是什么关系？民国时期国统区有中国科学化运动，延安有自然科学运动，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运动跟1949年之后的科普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五四”之后科学理念传播到何种程度，不同人群的接受程度是什么，对此后的社会事件有些什么影响，比如对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对教育改革有没有什么影响？科学启蒙跟政治理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科学精神”并非学术术语。科学社会学中讲的是“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是默顿在77年前概括出的科学行为规范，包括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思想”（thoughts）和“科学理念”（ideas）也不是学术术语。一些著作中讲的科学理念，指的是超越狭窄领域，在科学中具有普适性的理念即大理念，比如物质、运动、结构、组成、平衡、演化、对称等等思想。科学方法是具体的，比如分类、测量、假设、论证、证伪、解释、预言这些经典的，还有像X射线衍射、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等现代的方法，有些方法的应用范围很广。但是，普适的方法论程序是没有的。
学生只有在产生浓郁兴趣前提下，能更好地提高识字学习的效率，有效快速地读认生字生词。所以教师在课堂过程中，要运用各种不同的识字教学办法，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在愉悦轻松氛围中开展学习内容，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学习带来的乐趣。如教学识字过程中，教师通过创编儿歌，口述故事，或者猜字谜等课堂小游戏的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让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到识字学习中，这样在游戏的识字环节中，可以让学生求知欲与好奇心充分发挥起作用，轻松快乐的掌握识字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获得良好的识字效果。
虽然大家没有实际享受到摆渡人带来的方便，但泡茶馆的男人、织毛衣的女人，嘴边多了一个津津有味的话题，一个谜。在乡下人简单的生活里，一切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理所当然。但摆渡人一下子把他们的生活撕开了一条口子，让他们看到了这种生活之外的一些气息，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而又深感兴趣的元素。
我们现在给“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这三个概念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内涵，泛泛而用，什么都是科学。实际上，科学传到中国来是发生了变化的，比如“成酸素”（oxygen）变成了“氧”。把“勾股关系”说成是“勾股定理”，把祖冲之的周径比说成是“圆周率”，把炼丹术说成是化学，混淆了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概念。把科学“规律化”，动不动就要“按照规律办事儿”，可你说的“科学规律”是什么呢，又不知道。好像我们一说什么提法是“规律”，就颠扑不破了。我们的科学教育把科学方法程序化模式化，以科学素质的名义僵化小孩子的思维。我们现在用各种考核指标，比如SCI论文数、ESI排名、各种“帽子”的数量和级别，来判断科学成就的大小，太多的指标弄得人们骚动不安，就是缺乏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养生领域、销售领域、官场、演艺界、企业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迷信和伪科学泛滥，还打着科学的旗号。当然，也有积极的变异，比如结合中国传统优秀科学文化的发展，对于中药的整理研究。这些中国现象，需要系统的研究。科学传到中国，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科学的形态了。
我们说科学求真，宗教也说求真。二者求的“真”和求真的道路有什么不同？我们说科学务实，宗教也很务实啊，但宗教就成了科学吗？我们说科学讲逻辑重实证。宗教也有它的逻辑，也有它的观察证据。但宗教因此就成了科学吗？
第四，把科学的做法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变成了啥样，也是需要研究的。
我们在社会研究中，尤其是实际研究中，往往是为了用一个方法而去用方法，或者重述别人说过无数次的话，或者是为某个论断增加一个例子，根本就不打算去解决任何学术问题。所谓问题意识中的“问题”不是要解决的问题（problem），而是要去回答的有现成答案的问题（question）。有些介绍自然科学难题的书，你打开看一看，根本就没有一个科学难题，只有文献综述。自问自答，自嗨的游戏，自恋的文章，对别人不一定有趣。没有问题，尤其是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所谓“研究”有何用呢？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我们的一些社会决策研究，只有研究的背景、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所谓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一套千篇一律的模式，很难见到在决策研究中对拟采取的措施有负面结果的预判，缺乏沙盘推演。边建路边修路边改路最后弃路，成为常态，还美其名曰解决旧问题导致新问题是正常现象。有一些问题本来是可预见的但却不去预见。须知，科学的做法是在试错之前就要推测各种可能的结果，只有在不清楚的情况下才对各种不可推测的结果去试错。
我们的社会科学何以“科学”，受到“赛先生”的什么影响，科学性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科学”？这是值得研究的。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1.011
（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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