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官府对道教书籍的校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官府论文,北宋论文,书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九朝素以“崇儒尚文”著称，其中央政府在校勘道教书籍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迄今为止，诸如北宋馆阁究竟校理过几次道教书籍？从道经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这些校勘有什么重大意义？又是哪些原因促使北宋在校理道经方面取得空前成就？这一系列问题，尚未见有文章专门论述之（注：论述《道藏》的有几部专著，如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日本吉风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朱越利的《道经总论》等，然诸书主旨均在《道藏》之发展，故皆未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即为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探研。
本文题目中之“官府”，主要指北宋馆阁（即集贤馆、昭文馆、史馆和秘阁），因此本文所论，不涉及私家校雠及地方政府的校理。
（一）
据笔者考察，北宋官府校勘道经共计10次，其第一次即为对道家经典的全面校正：
“初，太宗尝访道经，得七千余卷，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正，删去重复，写演送入宫观，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注：《混元圣纪》卷9，引自《道藏》（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明正统本影印，下同）第553册。）
《文献通考》和《玉海》的记载更为详细：
“唐开元中，列其书（指道教之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后乱离，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释志》。尝求其书，得七千余卷，命徐铉等雠校，去其重复，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注：《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下同）卷224《经籍考》。此处所载卷数3737卷，与《混元圣纪》不同，似得其实。）“分置上清、太一宫。”（注：《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下同）卷52“祥符《宝文统录》”。）
这次校勘前曾有对道教之书的专门搜求：“至雍熙二年，有诏悉索是经（指天台山桐柏宫的《道藏》），付余杭传本。”（注：大中祥符三年夏竦撰《重建道藏经记》，见《天台山志》，引自《道藏》第332册。）
第二次为校勘《道德经》：（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诏选官校勘《道德经》，命崇文院检讨、真秘阁杜镐、秘阁校理戚纶、直史馆刘锴同校勘，其年六月毕。”（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简称《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下同）四之二。又见《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此次是真宗亲自下诏所为，因《道德经》篇幅不长，故历时两个月即毕。校后立即“并《释文》一卷送国子监刊板。”（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简称《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下同）四之二。又见《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此处所言《释文》即唐代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其中有《道德经》的《释文》一卷。
第三次是校《庄子》：“（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二十七卷已雕印颁行，唯阕《庄子释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备一家之学……。”诏可，仍命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刻板。”（注：《崇儒》四之三，其中“雕印”原文作“雕即”，据上下文义改。又见《麟台故事残本》（以下简称《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2、《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等校定《南华真经》摹刻板本毕，赐辅臣人各一本。”（注：《麟台》卷2。）《南华真经》即《庄子》的别名——唐天宝元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亦得名《南华真经》。
这次校勘还包括在众家注本中选定郭象之注：“又《庄子》注本前后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窜奇说，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亦请依《道德经》例差官校定、雕印。”（注：《崇儒》四之三。）《庄子》之《序》文亦为真宗亲定：“（杜）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之。”（注：《崇儒》四之三，其中“因删去”原文作“因册去”，据上下文义改。）“大中祥符四年”（注：《麟台》卷2。），“真宗尝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尚可，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首篇。”（注：《崇儒》四之三，其中“尝出”原文作“当出”，据上下文义改；文尾之“首篇”疑当作“篇首”。）
这次校勘自景德二年开始，至大中祥符元年正文校毕，历时三年有余；其《序》文则在大中祥符四年才开始校正，前后延续六年有余。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雕印颁行”。
第四次是校《道藏》：“（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诏左右街选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经典。至三年，又令于崇文院集馆阁官僚详校，命宰臣王钦若总领之。”（注：《混元圣记》卷9，引自《道藏》第553册。）其成书上进则在：“（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己酉，王钦若上详定《道藏经》，凡三洞四辅、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初，唐明皇撰《琼纲》，裁三千余卷……钦若总之。删一百二十卷，又求得七百二十七卷，总为目录，诏赐名，圣制序。”（注：《玉海》卷52“祥符《宝文统录》”，又见《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8《真宗纪》。《宋史》将上进时间系于大中祥符九年三月，然三月为丙子朔，无己酉日，故今从《玉海》。）“赐名曰《宝文统录》。”（注：《文献通考》卷224《经籍考》。）
这次校勘：“尽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俾知郡、故枢密直学士戚纶，漕运使、今翰林学士陈尧佐选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冯德之等，专其修较，俾成藏而进之。”（注：《云笈七签·序》（《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
可见本次校勘开始时仅有道士参加，后则由馆阁共同完成；且校勘前亦有搜求；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参加人数众多；在内容上有增有删，其成书之卷数则超过唐代的《三洞琼纲》六百余卷；而且编制了总目录；御赐名，真宗又亲为作序。
尽管如此，本次校勘仍不如人意：“然其纲条漶漫，部分参差，与《琼纲》、《玉纬》之目舛谬不同；岁月坐迁，科条未究。”（注：《云笈七签·序》。又据《辞源》，序文中的“修较”、“商较”之“较”皆通“校”。）即从全书的整体结构，到具体条目，都存在不少问题。此时“故相司徒王钦若总统其事，亦误以臣（即张君房）为可使之，又明年（指大中祥符六年）冬，就除臣著作佐郎，俾专其事。”（注：《云笈七签·序》。又据《辞源》，序文中的“修较”、“商较”之“较”皆通“校”。）由此又以张君房为具体负责人，开始新的校勘。
“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诸道士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诠次之，仅能成藏，都卢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题曰《大宋天宫宝藏》。”（注：《云笈七签·序》。又据《辞源》，序文中的“修较”、“商较”之“较”皆通“校”。）
可见本次校勘之前也有大规模的搜求，且在全书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以《千字文》为函目，使之便于检索；卷数亦比《宝文统录》多206卷——其质量显然在《宝文统录》之上。上进的时间为：“距天禧三年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注：《云笈七签·序》。又据《辞源》，序文中的“修较”、“商较”之“较”皆通“校”。）则前后五年有余。
第六次是大中祥符四年三月之校《冲虚真经》：“诏崇文院校勘到列子《冲虚真经》，仍如‘至德’之号。时真宗祀汾阴朝陵回，至中牟县幸列子观，因访所著书，命直史馆路振、崔遵度、直集贤院石中立校勘。至五年，校皆，镂板颁行。”（注：《崇儒》四之四。“列子观”原作“列子劝”，据上下文义改。又《麟台》卷2将真宗幸列子观、命官校书之事均系于“景德中”，然据《宋史》卷8《真宗纪》，谒诸陵、“幸列子庙”之事当在大中祥符四年三月，与《会要》同；且《玉海》卷43“景德校诸子”明载校《列子》的时间为四年三月，《麟台》显误，今不取。）是书作者列子，即战国时郑国的列御寇，其书本名《列子》，至唐封列子为“冲虚真人”，遂号其书为《冲虚真经》。至宋真宗时，又为列子加封“至德”之号（注：《玉海》卷53《列子》。），故其书亦名《冲虚至德真经》。此书的校勘显然完全出于“圣意”，校后也立即“镂板颁行”。
仁宗朝也曾校《道藏》：“天圣四年正月，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请下三馆校《道藏》库经，从之。上因言：‘其书多载飞炼金石方药之事，岂若老氏《五千言》之约哉？’张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国清静之道也。’”（注：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道德真经说序》，《道藏》第398册。）
又有：“仁宗皇帝天圣四年丙寅……帝曰：“《道藏》多说飞炼金
修合方药，岂得皆如《才子五千言》！’宰臣张知白曰“‘《道德经》乃治清静之术，与诸道经不同。’帝曰：‘今搜访道经，当精细详校，乃入《道藏》。”（注：《混元圣纪》卷九，《道藏》第553册。其中“天圣”原文作“天佑”，显误。）
从上面两段史料的时间、对话人物和对话内容不难看出，两段所记为同一件事。这次校理亦有搜访于前，然对所校之卷数及持续时间则语焉不详。
第八次为徽宗朝之校《道藏》：“宋徽宗初，兴道教，诏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道藏》第148册。）“我朝崇宁中，再校定《道藏》经典。（注：《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道藏》第403册。）道经的数量在此期间也有相当大的增长：“近世张君房所集道书，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观间，增至五千三百七十八卷，抑何多邪。”（注：《文献通考》卷224《经籍考》。）然这次校勘的过程则无从详考了。
第九次为政和年间再校《道藏》：“（三年）十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注：《宋史》卷20《徽宗本纪》。）至六年校毕上进时，其书序云：“臣（即元妙宗）于前岁七月，被旨差人经局，详定访遗，及琼文藏经，开板符篆。因得窃览经箓，殆至周遍。”“近又……裒访仙经，补完遗阙，周于海寓，无不毕集。继用校雠密藏，将以刊镂，传诸无穷。”（注：《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序》，《道藏》第986册。）
这次校勘，亦有大规模访求于前，并任用道士校《道藏》；且其规模宏大。更为重要的是：校勘后的“刊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全部《道藏》刻板，因此，在《道藏》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刊镂”之处为福建天宁万寿观，故名《万寿道藏》。
第十次为校《亢桑子》、《文子》：“政和七年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亢桑子》、《文子》来闻颁行。乞取其书于秘书省，精加雠定，列于国子学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注：《崇儒》四之十。）《亢桑子》又名《亢仓子》，“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注：《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本）卷三上。）；《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二书于《四库总目》中皆入“子部·道家类”（见卷146），故此次校勘亦为校道家之书；而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颁行”。
（二）
从我国道经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北宋官府的校勘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是对道经的搜求。道经的发展，至唐玄宗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即玄宗时的《三洞琼纲》和《三洞玉纬》，据《文献通考》，《三洞琼纲》为3744卷；而《三洞玉纬》约为2000余卷（注：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3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下同）。），二者合计当在6000卷以上。然而后来的安史之乱，使“两经秘藏，多遇焚烧”（注：《太上黄箓斋仪》卷52，《道藏》第276册。）。后又经五代时期的动荡，到北宋太宗时，仅有3737卷（见上文）。
而上述北宋的10次校勘中，有6次皆为访求于前（即第一、四、五、七、八、九次），且这6次都是全面校理道经。其效果十分显著，如第一次校勘前的“访道经”，就得“七千余卷”；第二次（即本文第四次）“又求得七百二十七卷”；第三次（即本文第五次）又得数千卷；最后一次，即校《万寿道藏》时，更是“（道经）无不毕集”，乃至成书后多达5481卷（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48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下同）。），比北宋初多出1744卷，即多了46.7%。在百余年间增长近一半，足见其搜访之勤（其中亦包括对此期新撰写道经的搜求）。
众所周知，搜访书籍是高质量校勘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对于官府校勘来讲，访求书籍的力度往往是其组织者对校勘重视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道经总数在北宋时期的大幅度增长，恰恰是这6次校理的组织者高度重视的生动写照。而北宋的搜求，又对后世《道藏》规模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北宋的10次校勘中，共有6次对《道藏》的全面校理，其频率在中国历史上既为空前，又乃绝后（迄今为止）。
这6次即上述之第一、四、五、七、八、九次，其时间跨度为自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至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共约131年，平均约22年就校勘一次。
北宋以前曾先后出现过12部道经总集，其出现频率最高的朝代是唐代，即唐高宗年间的《玉纬经》，唐玄宗先天间的《一切道经》，开元年间的《三洞琼纲》及《三洞玉纬》，黄巢起义后，神隐子的《三洞经》，肃宗时期的“上元经箓”，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杜光庭的《三洞藏》（注：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34-142页。）。这六部总集，上起唐高宗年间（即650-683年），下迄906年，即使将开始之年算作680年，前后亦有226年，即平均37.7年出现一部——更何况这六部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多数并无校理，故而若以校勘频率而论，唐代就更无法与北宋相提并论了。
而北宋以后直至明末的五百余年间，仅有四部《道藏》问世，其频率就更低了。其后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为“1977年以来，中日两国先后印刷发行了4种版本的精装影印《道藏》”。然仅最后一次“纠正错简17处”，其它三次均未进行校理（注：以上均参见朱越利：《道经总论》第150-162页。）。因此以校勘角度观之，北宋时期确为中国历史上对《道藏》校理最频繁的时段，其它任何朝代（或时期）都与之相差甚远。这些校理不但反映出当时统治者对道教的高度重视，更对道经高质量的流传功不可没。
第三是《万寿道藏》的“刊镂”对《道藏》的保存与流传起到重大作用。《万寿道藏》刊刻后，分藏于秘阁、天宁万寿观、建隆观等数十处道教宫观之中（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38-146页。）；南宋孝宗时，下令将《万寿道藏》抄写数部，分置于南方各道观中，“其《道藏》因得到保存，而传至元代。”（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47页。）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北宋《万寿道藏》的“刊镂”，南宋孝宗时才得以抄写，《道藏》才得以流传至元代，否则很可能遭遇到与唐代《三洞琼纲》同样的命运。
第四，北宋对其余几种道经的校正，对这些书籍的流传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述第二、三次皆为校《释文》。《经典释文》始校于“周显德中”，至北宋太祖朝继之（注：《玉海》卷43《开宝校释文》。），而《老子》、《庄子》的《释文》至真宗朝才毕其功。这些校理，对《经典释文》的流传产生了重大作用：今存之《经典释文》的《四部丛刊》本，书后有孙毓修所撰札记，记述了其流传过程，孙氏指出流传至清代的几种刻本，最初“似……皆出北宋本矣”，后经南宋的刊刻、明代的影写，才传至清代。换言之，我们今天能见到《老子释文》、《庄子释文》，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的校勘与“刻板”。
前述第六次所校之《列子》，今亦见于《四部丛刊》，其书后载清代著名藏书家叶昌炽之跋语，谈及版本曰：“此北宋椠本《列子》……《冲虚》善本，当以此为第一。”即今存之《列子》，北宋刻本乃其最佳者。
第十次所校之《亢仓之》、《文子》，今皆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二书前均有：“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景印”，即二书所据皆为宋代刻本。依行文惯例，仅言“宋刊”者多指北宋；而且据笔者考察，南宋并未校理过这两种书（注：参见拙作《南宋馆阁校勘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因此这里即使是指南宋刻本，也仍是在北宋校刻的基础上再印的。
由此可见：前述其余4次所校的5种书，在其流传过程中，北宋的校勘和刻印都起到关键性作用。
第五为任用道士校理道经。任用专家校勘专门之书，始于西汉之刘向校理群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注：见《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卷30《艺文志序》。）后遂成为我国校勘古籍的优良传统。前述的10次校勘中，有4次（即第四、五、八、九次）均特别提及选任道士校理道经，从而使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尤为重要的是：这4次校皆为全部《道藏》，因此，这一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道藏》校勘的高质量。
（三）
北宋校勘道经取得空前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北宋政局稳定，经济高度发展，从而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所周知，宋太祖夺取政权未经过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北宋政权建立后，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全国局势迅速稳定下来，社会生产力由此得以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发展——对此许多专著、论文都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言，而政局稳定、经济发达，恰是北宋图书校理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其次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这是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的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此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儒家经典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具体到道教书籍，上文所述的10次校勘中，有5次（即第二、三、六、九、十次）都是校勘之后立即“镂板颁行”，其中更有2次（即第三次、第十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颁行。而未“刻板”的5次，所校皆为《道藏》，由于其卷帙浩繁，因此迟至第6次校勘之后方得“刊镂”，所以前5次的校勘，实质上也是为最终的刊刻作必要的铺垫。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文化事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力。
其三是官方校勘事业在北宋空前发展，为校勘道家书籍创造了良好条件。
笔者对北宋馆阁校勘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将其与前代相比，从而发现了许多问题。
从经部书看，我国的经部书在北宋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校勘，而且其认真程度、校勘规模、若干次的校勘时间，以及对经书注疏的校勘等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前代（注：参见拙文《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从吏部书籍看，北宋馆阁的校勘，至少在校勘的频率、校勘的高度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为专书、复校、刊刻等五个方面，为前代所无法企及（注：参见拙文《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从子部书籍看，北宋中后期的馆阁校勘就达13次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注：参见拙文《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从综校四部书籍看，北宋亦多达9次，而且其参加人数之多、校勘时间之长等诸多方面，也是前代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注：参见拙文《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北宋政府对四部书籍的广泛校勘，培养了大批校勘人材，健全了各种校勘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这一切都为大规模校勘道家书籍创设了良好条件。
第四，帝王的重视也是北宋校勘高度发达不可忽视的因素。从上文所述来看，北宋的10次校勘中，有8次都是在真宗、徽宗二朝，而这两位皇帝恰是北宋诸帝中最尊崇道教者。
宋真宗时，曾多次庆贺“天书”降临，乃至将年号都改为天书之名“大中祥符”；又亲自组织了庞大阵容，从京师出发，到泰山举行极为隆重的封禅大典；还“钦定”了“天庆节”、“天祯节”、“天贶节”、“降圣节”等诸多道教节日，举国庆祝；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各地建道宫、道观，如玉清昭应宫：“其宏大瑰丽，不可名似……所费巨亿万……阿房、建章，故虚语尔。”（注：《宋稗类钞》（《四库全书》本）卷二《奢汰》。）即议者认为其规模之宏大、耗费之惊人，均超过了秦代的阿房宫和汉代的建章宫。
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崇比真宗更有过之，他不但像真宗那样多次斥巨资修建道教宫观，增设了真元节、天应节、天符节等道教节日，而且还有新举措：即依照政府官员的品秩，为道士设立道官、道职，政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注：《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8月版。下同）卷93。）从而将道士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为突出的是，到政和七年，徽宗本人也成为下凡的道教神仙：“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君臣及道录院表册之。”（注：《续资治通鉴》卷92。）
二帝对道教的尊崇，还表现在直接倡导校理道经。如前述第二、四、六次校勘皆为真宗亲下诏书，并为《宝文统录》作序、赐名；第八、九次则均为徽宗发起。正因为如此，北宋校勘书籍的活动才高度集中于这两朝。
由此可见，帝王的高度重视也是北宋道教书籍校勘事业空前繁荣的重要原因。
上述诸项原因，对于今天道教书籍的整理，乃至道教文化的发展，仍是颇具深意的。
明版《正统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