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应被疏漏的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疏漏论文,不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0-0051-07
一、问题的提出
贝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提出过一种较有影响的说法：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中，“存在着双重失落：人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①。马克思主义由此相应形成两条道路，分别为“可能导向关于工作和劳动的新人道主义观念的道路”，即劳动者自由、民主地控制劳动过程的道路，以及“关于人、财产和剥削的原始经济观念的道路”。②贝尔还说，“马克思冒了两次风险：其一是在财产私有制中寻找异化的根源；其二是通过如下观念引入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一旦财产私有制被消灭，人将立即获得自由。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从这些结论中引申出了‘庸俗的’含义”③。其结果，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晚期著作中对劳动的非人性、碎片化作了很多创造性论述，但所有制问题却是其关注的重心，劳动过程理论迷失在所有制理论中，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第二条路“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④，而劳动过程才是异化问题的原始根源。受此启发，北美新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芬伯格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两种维度，分别为“所有制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建立在资本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社会学基础上”⑤。
严格说来，贝尔的论断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之后，诸如考茨基、列宁等都探讨过劳动过程中的组织问题。而和马尔库塞保持亦师亦友关系的杜娜叶夫斯卡娅早在1957年就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用人道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回应工人们反抗专制的工厂劳动方式的斗争”，而“《资本论》中的新东西是，马克思直接地进入劳动过程本身。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⑥。劳动过程理论并没有消失于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理论中。巴里巴尔也指出，《资本论》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占有”，一种是所有权意义上的，一种是劳动者在自我支配劳动过程意义上的，后者“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许多重要论点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是“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剥削者（所有权）和生产的组织者（实际占有）的双重职能”。⑦
不过，贝尔的主张却在左翼阵营中引起了广泛的认可和响应。如布雷弗曼说，劳动过程批判“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锐利武器”，现在则逐渐丧失其锋芒，因为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之根本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⑧布若威强调，《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基本上既没有受到挑战，也没有得到发展；⑨拉克劳、墨菲认为，“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被忽视了”⑩；奥康纳则抱怨说，正是因为缺乏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特别是其中蕴含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关系）的深入反思和深刻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核心概念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被长期遮蔽或忽视了。(11)
二、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劳动过程理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再思考
1843年前后，马克思已充分认识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2)，要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而后者的完成取决于：一是现实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二是人们认清社会力量并将其组织起来使之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13)显然，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具体而微的个体经验生活层面的解放，二是宏观抽象的社会力量层面的解放。
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赫斯等人的外在影响，马克思很快主张：“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但“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那个共同体”，工人在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提出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个体经验活动层面的解放首要地是消除异化劳动，使它复归为和人的本质直接同一的“自主、自由活动”，在此过程中，工人和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产品的异化）、丧失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本身的异化）等将随之被扬弃。这可称为“劳动解放”（马克思只是到晚期著作中才这样明确地称谓）。关于后者即宏观抽象的社会层面的解放，其核心是使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异化的群体存在形式“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5)。不过，“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6)。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7)，两种层面的解放最终都意味着扬弃私有财产，使之成为“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18)。
在新历史观的烛照下，上述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了革命性突破：首先，“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它是建立在工业、商业、农业等发展的基础上并由之促成的。(19)其次，社会层面的异化最根本的是，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即社会生产力，“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20)这是解放首先要考虑解决的问题。个体层面的劳动异化是因为“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21)，生产力之所以异化为与生产者敌对或破坏的力量，也是缘于这种分工，而两种层面的异化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分工和私有制。最后，“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2)，这是思考人的解放的基本着眼点。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3)，因此，“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24)。两种层面的解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生产力问题无疑具有根本性。
在随后标志着唯物史观基本成熟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的表述愈益明确、科学。比如，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取代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两种层面之间的关系则更明确地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生产关系不过是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25)不过，一则由于马克思此时更为关注宏观的社会历史研究，寻绎历史规律以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斗争就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的理论重心；二则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冲突的根源，异化劳动从属于这个根源，由此，从文本层面上看，马克思对具体劳动问题的关注确乎有限。
但像贝尔那样指责马克思不再重点关注异化劳动问题，委实不公正。事实恰恰相反，在中晚期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文本中，一方面，异化劳动问题被丰富和细化为劳动过程理论（它成为《资本论》的核心主题之一，第一卷直接冠以“劳动过程理论”的内容就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另一方面，相较于早期著作在哲学层面上将劳动解放界定为转向自主活动，抽象地规定一个大方向，中晚期著作不但显明了这个主题，而且从较为具体的条件、措施方面来阐释它。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的价值增殖和剥削工人过程的统一，劳动成为与工人异化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劳动、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工人在生产中不占有生产资料。其二，工人同生产过程的分离（失去自主控制）。这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工人的客体化，“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工人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26)其次是工人的去技能化。在工厂手工业阶段，把完整的手工技艺分解为不同的方面，交由不同的工人完成，“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27)而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其局部技巧“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28)结果，工人成了可有可无的机器附属品，完全依赖于资本家才能生存。再次，与局部工人形成相伴随的，是工作的碎片化和现代管理的兴起，不仅每项工作分解为由不同工人完成，而且每项工作的每个流程都分解为不同的环节，用来监督和管控工人保证结合的生产组织、兵营式的纪律等由此产生。而结合就成为外在的、统治工人且从属于资本的力量。在手工业阶段，这种从属还是形式上的，丝毫也不改变劳动“在工艺上的规定性”(29)，管理只是一种外在的监督和指挥，工人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但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和科学管理时期，劳动分工和分解程序化、规则化并进一步琐碎化、标准化，工人完全沦为机械的附件，成就了全方位的实质控制。最后，资本家有时对工人实行直接的强制管理，常常“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30)保障严格管理的权威，并同时分化工人使之层级化和内部对立化。一句话，“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31)。
工人如何从更具有经验和现实意义的劳动过程中解放出来？首先，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以重新实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本有的统一，具有根本性和前提性。其次，他认识到了劳动过程的相对独立性，仅有所有制的变革远远不够，因为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带有各种“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因此还“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32)这要求“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使生产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33)从根本上说，这承载着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道目标”，即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劳动者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生产。而从直接的层面上看，就是实现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化，劳动过程工人自治；与此同时，劳动者在恢复拥有生产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和全面发展（如拥有多方面的技能），技术革新与之同步而非离异。再次，劳动过程解放有其相应的政治要求，在其初级阶段就是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和真正的民主政体，公社实质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4)在其高级阶段，则是形成劳动者自由联合体，消灭国家，使公共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变为纯粹的对物和事情的管理。
三、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当代发展及其影响
一般认为，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长期受到忽视的境况在1974年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后得到改观，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在英语世界，相关的研究文献急剧增加，20世纪70-80年代形成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高峰。布雷弗曼结合亲身经历大大丰富和细化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主题：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是工人及其劳动成为生产过程一个客观要素、资本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资本家手里，以管理控制取代了工匠式的工人自我控制。而这又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对之，马克思都涉及过，要么失之分散要么语焉不详）。其一是工厂内部生产的分工，劳动过程分解乃至细碎化（如巴贝奇原理）为脱离专门知识和训练的简单劳动，降低对工人的依赖性。其二是采用泰勒制管理：通过搜集整理工人的经验、知识将其变为固定的程序、规则、公式等，实现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的脱离；实现概念与执行分离（即脑手分离，这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劳动的规划、预想和安排等都交由少数管理者，工人只负责机械地执行、操作；管理者垄断生产知识进而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骤及其执行方式。最终，失却技能和知识的工人沦为齿轮和杠杆，成为管理者的一个活工具。
除了过于狭隘地看待技术（局限在作用于外物的手工技术）以及片面夸大了“去技能化”的趋势（资本主义工厂中同样存在某些工人技能不断提升和强化的现象）外，在布雷弗曼那里，更大的问题是，工人成了任人宰割的客体，除了以玩世不恭的懈怠和反感的态度形成敌对“潜流”外，别无他途，这恰恰漠视了工人直接积极的反抗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方管理者对管理、控制的调整应对，并因此产生新的控制策略与方式。弗里德曼在1977年出版的《工业与劳动》中指出，面对工人不断的抗争，资方往往进行妥协和调整，根据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边缘工人和核心工人，分别采用直接控制（泰勒制科学管理是其典型）和责任自治管理策略，后者的核心是对工人保持一定的尊重，以赋予责任的形式给予其一定的地位、权益，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35)这既增加了管理的灵活性，又通过分而治之弱化了工人的群体抗争。埃德沃兹在1979年出版的《充满斗争的领域》(Contested Terrain)直接指认生产为“充满斗争的领域”，面对工人连续的个体或阶级斗争，工作场所的控制方式也从简单控制（又分为资本家亲自控制和工头等级控制）转变为结构控制，后者分为技术规范控制和官僚制度控制，前者将各种操作活动分解和转化为具体的技术规则、准则、纪律，以规范和约束工人活动，后者将控制建立在非人化的科层制度基础上，既以此限制管理者的随意性以保护工人正当权利，弱化冲突，又以制度的权威性约束工人，淡化其抗争意念。(36)
布若威认为，上述推论“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的付出是由强迫的决定的这样的假设”(37)，而这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实现了从专制控制（通过强制和畏惧）到霸权控制的转变，后者重在通过工厂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机制在生产过程中诱变工人的心理体验，制造工人自发的认同。如通过“赶工游戏”激发工人的竞争意识、自利观念，使其作为孤立的个人而非阶级成员嵌入劳动过程并接受管理方主导的游戏规则；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鼓励工人内部竞争和自由流动并进行相应的技能培训，建立各种有限参与制度，培育工人的归属感、责任感，培植阻碍团结的工厂个人主义。这使工人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并进而掩饰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布若威由此开创了劳动过程的（工人）主体性研究理路。近年来，对“主体性”的建构和丰富成为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主导动向，诸如性别、种族、民族、家族等主体性征都受到关注，工人的阶级属性、工人受剥削等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内涵反而遭到弱化，以至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德勒在2007年专门撰文呼吁“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及布雷弗曼所开启的研究，在西方左翼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择其要者，其一，它直接影响或启示了当代西方左翼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如以马格林、鲍尔斯、金蒂斯等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以里皮兹、阿格里耶塔、博耶尔等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以斯温格多夫、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国际生产体系理论，以哈维为代表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二，除了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压制和剥夺，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也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工人自己控制生产过程，自由、民主、平等和人道地组织生产。布雷弗曼的研究把这两种向度都揭示出来，阿格尔说他“揭示了社会主义在其劳动的组织和协调方面必须是非极权主义的。对工人来说拥有生产资料并不够。他们必须管理生产过程，破除……严格精细分工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有效地反对劳动的等级组织。……必须对其劳动进行民主的和非极权化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还必须在生产、日常生活领域实行全面民主化。这“对新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38)，他们认为这是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反对官僚制和极权主义，主张分权自治、激进民主，已成为当今新左派的主要吁求之一。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及其研究，是当今新左派激进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源泉。
其三，劳动或劳动过程问题是当今西方左翼生态学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大致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偏向于理论分析，这以奥康纳为代表，通过分析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重新阐释或理解生产方式、生产条件、生产关系等核心概念，主张生产力、生产关系同时具有自然维度，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不断地破坏这个维度，形成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危机即生态危机。(39)第二种将改变劳动组织、转变劳动过程——这同时也是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的工人自治、民主化和人道化或劳动解放，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出路。如莱斯提出，“通过非等级制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的结构来组织劳动”(40)，进而建构合理的消费生活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至关重要；高兹除了在早期的英译名著《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中承继和丰富了劳动过程研究外，在晚期的《经济理性批判》中明确指认劳动解放是人类解放和实现生态社会的关键，而劳动解放首先是劳动者自主组织劳动过程，其次是祛除经济理性的支配，使劳动成为劳动者才能和创造性的充分展现和自主支配下的自由追求；(41)本顿提出对马克思劳动过程再概念化，建设生态社会需要的是环境制约型劳动过程。(42)第三种是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建设维度中蕴涵的自由、平等和直接参与民主基础上（劳动者）集体自治、自我管理以及由之扩展出的分散、基层性社会自治（对自然既有亲近感又了解得最多）视为生态社会的基石。(43)
其四，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是当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一些核心概念、基本理论进行重释或重构的主要理论凭依。如巴里巴尔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在关注《资本论》中劳动过程理论基础上提出“两种占有”的说法，并重新阐释了生产力概念；(44)柯亨则在巴里巴尔的基础上总结出“劳动过程中的内容和形式”，指认了生产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劳动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分，进一步界划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45)受此启发，布若威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际上是由两种关系交互作用形成，一种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指支配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权力或权利，即所谓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另一种是“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它虽受前者影响，但无疑比前者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最明显的是，它还包括“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如管理者和执行者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46)赖特吸收了布雷弗曼、布若威的研究成果，借鉴了巴里巴尔和柯亨的分析，提出著名的“阶级关系的矛盾定位”观点，主张阶级关系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生产过程支配关系的统一，对阶级的界定应把对物质生产资料使用的控制和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两者综合起来。(47)
其五，微观政治学受到当今一些新左派的偏爱，它一般首先指晚近出现的，有别于传统政治学，重点关注个体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或与之相关的学校、监狱、工厂、医院、社区等具体而微层面的政治存续和运作现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也是重要的开创者。而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揭示了权力同时存在和运作于微观的工厂与生产过程领域，并渗透于各种具体关系、管理和技术中，这实际上暗含着微观政治学向度。正像有学者考证的，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即权力无所不在且其作用并非仅仅是单向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福柯对《资本论》的阅读及相关思想的借鉴（特别是劳动过程理论中从关系和技术的角度对权力的分析）。(48)综合福柯的理论和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布若威在《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中提出了工厂微观层次“生产的政治”，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提出技术转化的“微观政治学”。
微观政治学还有另一种指向，是诘疑乃至背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政治、阶级政治意义上的。这以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为典型代表。他们依据布若威、马格林、爱德沃兹等人的劳动过程研究，认为正像布若威等分析的，真正对工人起作用的是工人主观体验的即被工厂意识形态塑造的利益，现实中的工人群体由许多常常矛盾的主体立场所控制，经常处在分化和分裂中，既不存在所谓共同的客观利益，也不存在所谓工人阶级的同质性；(49)正像福柯等指出的，政治的自然形式是权力行使中所激起的各种对抗，其实质是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塑造与对这种塑造进行反抗的过程，渗透在日常生活、生产等各种微观领域中。由共同客观利益保证的宏观阶级政治是一种虚构。西方新左派微观政治学的这两种指向，都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有很深的内在关联。
四、结语
劳动过程理论，确系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和所有制—经济危机理论、物役性理论共同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三大主题。它着重揭示了资本权力运作的微观层面、剩余价值如何具体产生，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只会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同样具有理论的微观向度，关注和阐释工厂组织、权力机制及其变迁。但这个重要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主流研究中没有占到应有的一席之地。因此，充分发掘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对于还原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丰富我们的认知，以及增强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生命力，回应某些不实指责（如贝尔等人指责在劳动问题上前后断裂，后现代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宏大叙事），都很有裨益。
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是当今西方许多左翼理论重要的滋生源，对它的准确把握既是我们正确理解这些西方左翼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参照物，也是我们对之进行合理分析和辩证评判的有力底据。比如，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确实含有微观政治学向度，西方左翼学者在此方面的一些理论努力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我们不要忘了，劳动过程理论和所有制理论、社会变革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微观层面的劳动组织和劳动过程的民主化、人道化和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权、所有制革命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但西方有些左翼学者却错误地拒斥阶级斗争，将微观政治视为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并将其转化为文化或日常生活政治。正如凯尔纳等正确指出的，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把文化政治和经济、生产政治，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结合起来。(50)另外，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展现了劳动解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昭示了解放的劳动过程应是工人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集体自治。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这种集体自治不应局限于工厂、车间，而应扩展到日常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多个方面，即广泛地推行基层自治、基层民主。
注释：
①②③④［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21、443、414、443页，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⑤［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第48页，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⑥［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31、86页，傅小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⑦［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259-261页，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⑧［美］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5、11页，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⑨M.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p.21.
⑩［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87页，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1)［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48-79页，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2)(13)(14)(15)(16)(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0、189、394、298、277、298、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20)(21)(22)(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75、86、85、115、123、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27)(28)《资本论》，第1卷，第216、406、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0)《资本论》，第3卷，第9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资本论》，第1卷，第579页。
(32)(33)(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99、130、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A.L.Friedman,Industry and Labour,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7.pp.77-78.
(36)R.Edwards,Contes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9.
(37)［美］布若威：《制造同意》，第47页，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8)［加拿大］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3页，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9)［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第48-79页。
(40)转引［加拿大］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78页。
(41)参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第599-60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2)参见［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第120-121页，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3)参见［英］佩珀：《生态社会主义》，第178页，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44)［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237-242页。
(45)［英］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104-122页，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
(46)［美］布若威：《公共社会学》，第156页，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7)［美］赖特：《阶级》，第49-53页，刘磊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8)［英］莱姆克：《不带引号的马克思》，见莱姆克等：《马克思与福柯》，第5-6页，陈元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9)［英］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87-99页。
(50)［英］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336、380页，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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