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探析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0）10-0032-06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创作主体不仅有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群体，以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也作出重要贡献，他们通过史学研究，建构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体系。当前学界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对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相信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有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通过史家群体的研究实践，构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史学研究体系。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汇聚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抗战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民族自觉意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包括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各个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P384)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2](P279)当时边区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条例，尊重知识分子，奖励自由研究，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及生活待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著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3](P1)
在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逐渐汇聚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代表性人物有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杨松、尹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主要创作主体。
其次，抗战救国时代主题的必然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直接因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建设，体现了国内局势发展的需要。抗战爆发后，面对救亡图存的新课题，延安知识分子把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轨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抗战实践，更好地把求真和致用结合起来。
文化作为抗战建国的重要理论武器，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必须为抗战服务，“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都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4]可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当时政治形势、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政治宣传、军事战略和政治方略，都需要从历史资源中去寻找借鉴和解答，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绩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份子的警惕性”。[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们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来为抗战事业作贡献。
最后，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视和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而中国历史是一切中国问题的源头。延安时期，中央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实中的作用，“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5](P814-815)对于历史研究的步骤和方法，毛泽东强调分工合作，“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5](P802)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视和指导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直接契机。
为此，中央十分注重史学机构的建设。1937年延安建立了最早的史学团体“中国革命史研究会”，1938年成立马列学院（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来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共设9个研究室，其中范文澜为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成员有谢华、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尹达、佟冬等人。这些史学机构最大程度整合了延安地区有限的学术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体系建构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动态整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体系建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延安知识分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最重要的是对史学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论问题的探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认识。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延安知识分子积极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治史，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对怎样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作了论述。金灿然认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6]
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论问题，延安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史观给予普遍关注，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史”。他们把历史上的农民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改变了传统史学“精英史”的价值观。在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乃是千百万的劳动群众。金灿然曾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中，从史学研究价值论的角度批评封建史学存在三大缺点：“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6]延安知识分子对史学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论等相关问题的探讨，积极促进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2.近代史与思想史研究体系的形成
延安史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为当时抗战提供历史借鉴。“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的可资借鉴的史迹。”[4]他们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范文澜）、近代经济史（陈伯达）、近代哲学史（艾思奇）、近代文学史（周扬）等各个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学术成果。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重要论断产生了深远学术影响，是延安时期中国近代史领域综合研究的代表。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开端。此外，艾思奇、叶蠖生、和培元及杨松等史学者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知识分子对近代史的学术探索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途径，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探索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之后，还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倾注较多精力，在一些具体领域如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等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把中国思想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建构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体系以社会史为基础，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近代学者从形式主义出发来研究思想史的框架。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结构来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社会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研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7](P2)该著作是当时国内首部以唯物史观系统进行中国思想研究的著作，初步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体系。
3.中国通史体系模式的开拓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延安史学者写了大量学术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研究体系。他们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在写作方法、编写体例、编写内容及写作形式等方面奠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成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经典范式。在写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通史体系，即“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框架。在编写体例上，他们打破了传统史学编写体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更替来编写通史。在编写内容上，以人民为本，改变了传统史学“精英人物的历史”框架，强调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合法性”。在写作形式上，受当时“学术中国化”的影响，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历史实践相结合，注重于历史研究的具体性，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打破了旧史体例，把中国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个发展阶段。在内容上，重点描写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生产发展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从宏观上把握人类历史的演进，在价值立场上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对帝王将相进行历史主义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该书出版后的10年间，先后8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更是无法统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起了重要示范作用。叶蠖生曾评价该书是“用新史观来编写整个中国的通史，还是仅此一部”。[8]
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观的确立
延安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把中国传统史学致用观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致用观，革命和救亡是其研究出发点，强调史学是“论证政治目标的手段、进行革命活动和理论斗争的武器”，[9](P112)从学术导向上实现了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紧密结合。这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功利主义”倾向的治史方法对后来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该史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受苏联史学的影响，当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史实作为根据服务于政治理论的需要，对于延安史家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有启迪作用。另一方面，受到毛泽东治史方法的影响。他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确立了实用主义的文化观，“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P865)对为学术而学术，主张学术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历史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这被作为一项文化政策被长期沿用下来。为此，国外学者认为，“延安的历史学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中共党员，属于边区中的统治阶层，可以积极地干预政治和学术”。[10](P158)在整风运动期间，延安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与国民党当局和目寇进行笔战，发起“批判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当时《解放日报》发表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范文澜）、《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吕振羽）及《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等文章反击国民党的进攻，赋予延安史学研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基本特征
1.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
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体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延安时期的史家群体能够较成熟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中国历史当作客观对象加以分析，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性质作全新解释。金灿然认为唯物史观“这种科学的历史观输入中国，已有廿年左右的历史；近十多年来，它更依靠着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的斗争，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压倒的支配的地位。凡属严肃的治史学者，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无不或全部，或部分承认并运用这个学说于中国历史的研究”。[11]叶蠖生在1941年也指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正走向独占中国的历史园地”。[4]当时许多史学工作者感叹，“今日之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12](P82)
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重大进步，源于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使历史学根植于科学的土壤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源泉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下，唯物史观为越来越多的史学者接受，范文澜是当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史学家之一，艾思奇曾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对“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和“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阐述等。
2.挖掘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优秀文化遗产
批判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延安时期的史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范式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改变了过去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从文化传承层面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吕振羽指出：“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3](P137)范文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的研究，正是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14]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继承性，延安史学工作者以“去其糟粕，吸其精华”为原则，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如陈伯达对老子、孔子、墨子、杨子等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整理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源》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性传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3.采取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他们编写了数十本历史教材及普及读物，较有代表性的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叶蠖生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贺敬之的《中国历史》等。许立群编撰《中国史话》以“帮助广大群众初步学习中国的历史，进而掌握这一斗争武器”为目的，因此“本书内容和文字都力避艰深枯燥，尽量求其通俗化和趣味化”。[15](P3)辛安亭编写历史教材也力求清浅，少用专业术语。范文澜在史学通俗化与大众化方面也进行过尝试，“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11]
延安时期戏剧这种大众传媒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的重要途径，它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注重历史在现实社会的有机延伸，充分发挥历史现实教育的价值功能。延安史学者通过改编历史剧的形式，以大众化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1944年，由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改编的历史剧《逼上梁山》搬上舞台，这类历史剧还有如《三打祝家庄》、《串龙珠》、《岳飞》、《梁红玉》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文化理念，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4.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教育和借鉴功能
通过历史教育汲取民族精神的力量，是延安时期历史教育界担负的时代重任。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4]在民族危机的情势下，许多高扬“为学问而学问”的史学家转换了治史方法，提出史学为抗战建国服务的口号，自觉把历史研究纳入到为革命为救亡的宗旨中，这与他们当时投奔延安的动因基于救亡图存的济世情怀是一脉相承的。
学习和研究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历史和革命实际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结论，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推动中国革命的作用。延安时期进行的干部历史教育既是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和借鉴功能，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需要。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等人通过讲演、授课、历史讲座、论著等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历史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作出很大贡献。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功效评析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延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应有贡献。延安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成就涉及对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历史科学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历史及各种学术史的整理、通俗化宣传等方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显示出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他们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科学性、革命性与学术性交融的特点，对后来史学界的基本观念、研究路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等都有积极影响。该时期完成的一批重要史学著作，不仅观点进步，风格新颖，而且有学术深度，令整个学术界瞩目。如当时范文澜在延安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做出重要贡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后来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界的主流，对中国特色历史学科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7月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员就有范文澜、尹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等人，1951年7月，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1955年6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中，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主体是来自延安的史学工作者，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
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也有一些时代局限性，例如，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历史人物的评价及历史规律的概括等方面将其意识形态化，表现出浓厚的政治特性，忽视了史学发展的规律，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因此都能从延安史学找到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处在新机遇期，需要我们广大史学研究者以创新精神去推动史学的现代化建设。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范文澜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通史简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吕振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