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我今天的讲题是“作家的境界”。 在大学里面接触文学已经有几十个年头，从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跟文学打交道。92年以前一直在做现代文学，那以后开始留意当代文学，写的第一篇评论似乎是关于王朔的，接下来写了不少当代文学的文章，发在《大家》、《上海文学》、《钟山》和《山花》之类的杂志上面。98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我到国外去待了一段时间，没怎么接触国内的文学，兴趣逐渐转移到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跨文化研究上去了。 大家知道，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自闭自大的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封闭的半文明国家。马克思对我们中国是既同情又不讲情面，他用在我们听来非常“恶毒”的语言谈到中国，称中国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说中国就像埃及密闭在棺木中的一具木乃伊，一旦棺木被打开，这个老大帝国立即就会风化。这是比喻，是解体的意思。问题是解体以后向何处去。马克思的推断是：欧洲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如他所说，英国的今天就是印度的未来。马克思的这个预言，我以为，已经反复被20世纪的中国历史所验证。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在西方的阴影下谋生存求发展，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而已。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未摆脱西方人所施加的重压。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们与西方的交际始终是不对等的。我们输出去的是什么？是太极拳、中国画、毛笔字和京剧之类。他们那里过来的是什么？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动的是我们的“本”，我们奉送出去的只是供他们茶余饭后助兴的东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压力，仍然来自于西方。当然最在意这个压力，对这个压力感受最深的，是国家而不是平民百姓。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为下面的讲题作一个铺垫。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纯文学的话题。接触了好多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对作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把这个认识归结为境界，也就是作家的境界。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境界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不妨先回到文学的本源问题：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自从世界上有文学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有关文学的说法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的需求外化的结果。他眼里的世界史，就是人的五官展开的历史。比如人想走得快，就发明了自行车、汽车、飞机和火箭，等等；遇到一条河过不去，就得造出桥和船来，自行车、桥之类的东西，实际上是人的腿的延伸或衍生物，是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创造出来的。文学也是这样，它是人的感官的延伸，是人根据自己的需求造出来的。什么需求呢？情感需求。这个世界上管情感的，除了文学和艺术，就没有别的东西。医学和心理学看起来也涉及人的情感，但医学管的是人的身体，心理学是用抽象的概念研究人的情绪、记忆、联想等。文学和艺术不一样，它们直接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诉诸或作用于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文学是人的情感需求的外化。文学跟音乐和舞蹈最初是合体的，后来发生了分化。诉诸人的情感，音乐靠的是声音，舞蹈靠的是动作，文学靠的是语言，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对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情感是从人生中来的，再现和表现人生，就一定会再现和表现人的情感。记得国际笔会曾经向世界各个国家的笔会提出过“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作家？简单地说，作家就是用语言再现和表现人生或人的情感的艺术家。 我记得很清楚，巴金的回答是“为人生”。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上世纪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和鲁迅，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都说“文学是为人生的”。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其初衷就是想借文学疗治麻木不仁的国民灵魂。鲁迅当时在日本，是由清政府的官员带队，随一帮长辫子的人去的日本，因为不愿意与这帮人为伍而独自去了仙台。大家一定读过他写藤野先生的文章。藤野先生是仙台医专的老师，非常严厉敬业，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课余看了一个日本人做的幻灯片，它反映的是日俄战争期间东北的事情。东北是日本与俄国争夺的一块宝地。那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日本把俄国打败了，抓了给俄国人做探子的中国人，拉到街头示众，“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围观。鲁迅说那些中国人“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这给了鲁迅极大的刺激，于是决定弃医从文。他的想法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疗治愚弱国民强壮的身体，而是疗治愚弱国民孱弱的灵魂，而疗治愚弱国民孱弱的灵魂最好的东西，是诉诸人的情感的文学。你看，“文学为人生”就是这样出来的。鲁迅后来写的那些作品，几乎很少有不是针对国民灵魂的。“示众”的场面就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有一个短篇小说直接拿《示众》做题目。它写的是一个炎热的中午，“首善之区”西城的一个包子铺的小孩子百无聊赖，看见来了一群人，便跑过去凑热闹。那是一个示众的场面，那个小孩子钻进人群，在那些无动于衷的看客粗壮的大腿间穿来穿去找乐子。看客粗壮的大腿与看客无动于衷的神情形成鲜明的反差。《阿Q正传》是鲁迅最伟大的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也能见到阿Q。阿Q是中国人的活画像，是萎靡愚昧的国民灵魂或负面的中国文化精神真实的写照。阿Q后来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词，一个如同“拜伦式唐璜”、“古拉格群岛”和“西绪福斯神话”一样的名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哪怕只写出一个这样的人物来就足够了。祥林嫂和四铭是《祝福》和《肥皂》里面的人物，一个有悲情，一个有喜感，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而不自知的底层人。鲁迅的小说不多，但大都写得不错。茅盾说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子，这是很高的评价。鲁迅有着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他能写出流芳百世的杰作。当然，仅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做艺术转换的工作，这么说吧，只有以高超的艺术手段来传达崇高的精神境界，才有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来。鲁迅艺术转换的本领是惊人的，他的学养和文学修养极为深厚，一般作家根本比不了。他写豆腐西施，写阿长长妈妈，三两笔人物就活了，从纸上站起来了。他形容豆腐西施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圆规，写在夏夜的星空下阿长在床上摆出一个“大”字，都漂亮极了。作家的艺术境界与思想境界是不可分的。 现在来看看那些处于唯功利主义或唯物质主义时代的某些作家的表现。比如郭敬明，他居然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叫“小时代”。对于谋取了巨额实利的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小时代，但对于那些有担当的精神境界高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大有可为的好时代。在西方世界施加的重压下，中国开始接着做晚清以来的强国梦，一切都在持续的变动之中。在这种持续的变动中，各种麻烦的事情都出来了。那些精神境界低下的人唯利是图，讨巧卖乖，得了点蝇头小利便沾沾自喜。时下流行的一些电视剧，特别是那些青春剧，要多糟糕有多糟糕，无非是一些年轻漂亮的貌似富有的男女白领的鸡毛蒜皮的恋爱故事。不是金钱就是美女，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这是在干什么呀？写这种东西的人是作家吗？还有好多励志的作品，从哈佛女孩到北大才女，都在告诉你怎样才算成功，才算名利双收。请回想一下，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中，鲁迅他们是这样干的吗？现在张承志他们是这样干的吗？不是。张承志反物化、反精神的侏儒化是出了名的。张承志后面还会提到他，这里不多讲。精神境界肯定是有高下之分的，作家精神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他们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下面来看另一个例子。我要说的是前几年去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被迫离开他的祖国，经欧洲流亡到美国。前面提到的“古拉格群岛”就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这个世界通用的名词指的是囚禁和摧残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也可以被看成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代称。索尔仁尼琴原来生活在高加索地区，在大学学的是数学，毕业后做过数学老师，做过研究工作，后因言论获罪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到中亚。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曾经有过一个“解冻”期，这时他写了一个反映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给他带来了声誉。后来又写了一些抨击极权主义戕害人性的小说，如《癌病房》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出境后他先来到西德，住在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家里。伯尔也是诺奖的得主。后来美国的名校斯坦福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提供了一笔资金，他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待了好多年，写了好多作品，这其中就有最近在我们国家陆续翻译出版的《红轮》。现在好像出到了第三卷，还有17卷没有出来。这是目前世界上体量最大的一个长篇小说，共有20卷，每一卷又分成上中下册，或上下册，总字数据说高达2000多万。小说从古老的沙皇制度即将崩溃时开笔，一直写到勃列日涅夫当权的70年代。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该需要多么强大的魄力、毅力和意志力。为什么叫《红轮》？在他看来，在俄苏，由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红色车轮碾过了大半个世纪。他要用他的脑子反思、用他的笔书写这大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创巨痛深的祖国的历史。我看过第一卷共三册，感觉不错。他写了1905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写了俄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写了村社制度的变革，写了宫廷生活，写了俄德之间的战争，也写了阴谋、暗杀……这个小说写得很好，有不少发人深省的东西，人物塑造也是比较成功的，并不像中文本序所说那样，在艺术上乏善可陈。作家是在呕心沥血地为他的祖国写心、在苦思冥想地为他的祖国寻找一条理想的出路。他拿了美金住在美国，却一直拒绝学习英语，坚持用母语写作，发表演说攻击美国。他对美国有一个基本的评价。请注意，这个评价太重要了，是我们理解索尔仁尼琴和20世纪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的评价是：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一个国家，它只注重物质利益，把这个世界给带坏了，带向了唯利是图的不归路，败坏了人类的精神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都在忘乎所以地追逐实利。最近有一个报道，说湖南某地方政府在政府大楼的前面摆了一块巨大的转运石。看央视春晚上的那些“笑面人”，哪一个不是大声地祝你“恭喜发财”！索尔仁尼琴认为美国是造成这个恶果的罪魁祸首，它把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无情地抛弃了，这是它最坏的地方。索尔仁尼琴对原苏联也有一个基本认识。他认为，原苏联坏就坏在政权诞生时搞的那套东西。这不便多说。读索尔仁尼琴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他与托尔斯泰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也是一个无比珍视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的作家。托尔斯泰说过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勿以暴力抗恶”。与托尔斯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信奉东正教。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在托尔斯泰看来，它的最大宗旨就是爱。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也就是说，人不应该以怨报怨，恶恶相向，如果恶恶相向，那么这个世界就彻底完蛋了。他想用爱来抵御恶，来化解人世间的怨和恨。索尔仁尼琴认为，尚未改革以前的沙皇时代重视人的精神价值，是好时代。他的历史观是反动的，但从德性上讲，他的精神境界是无可置疑的。 反唯物质主义曾经是西方文学中一股强悍的潮流，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法国的新小说，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反唯物质主义的。“嚎叫派”是一帮诗人，属于“垮掉的一代”。他们胡乱折腾，反对一切社会规范，反抗物质主义。新小说是法国一个著名的小说流派，也是反物质主义的。新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以物观物。人成了物，人不见了，物物相视，这是何等冷酷的一个世界！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读他的作品可以受益。萨波塔也属于新小说派，他写过一个扑克牌小说。从这副牌的任何一张开始顺着往下读，都能读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有54张牌就可以读出54个故事，洗了牌还可以读出更多的故事。不同的故事相互打架，从这个故事里读出来的是英雄，到那个故事里就成了狗熊……它是不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乱了套，不再有确定的东西呢？这个小说是我们武大的一位学者翻译的。新小说家的写法很奇怪，但是，比他们的写法更奇怪、更不可理喻的是物化的现实。他们说他们的小说是最真实的，比巴尔扎克的小说要真实得多。这么说无疑与他们的小说反映了人为物役的现实有关。人被物化了，失去了灵魂，物物相视，这样的人在巴黎的街头随处可见，写出来可不就是最真实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在中国的学界很有名望。这两个避居在美国的德国人，在美国的物化世界中反美国的唯物质主义。这跟索尔仁尼琴是相似的。弗洛姆想解决什么问题呢？灵肉分离或理性与感性分离的问题。马尔库塞写过一本书叫《爱欲与文明》。他认为古希腊的人是健全的，灵肉一体，理性与感性完美融合，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重灵轻肉，重理性轻感性，灵与肉、理性与感性活生生地被割裂开来，人失去爱欲成了“单面人”。“单面人”是他的一部书的书名，也译成“单向度人”。失去爱欲的人就是“单向度人”。想弄清楚这个意思，可以翻翻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写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个小说在中国太有名了。记得它是在1929年问世的，30年代初就被译成中文出版了。这个小说解放后遭到禁止当在情理之中，在80年代后期经重译重返中国文坛也是必然的。有趣的是，在盛行清教的英国，它被看成伤风败俗的一部淫书，它的作者被迫离开了英国。这个小说写工业时代的一个巨子不幸瘫痪，失去了性能力，一天到晚坐在轮椅上。他有一个非常俊美的妻子。男的是工业巨子、时代英雄，女的则是依傍这个工业巨子、时代英雄的俏丽的女子，男才(财)女貌，这在世人的眼里，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太完美了，但在劳伦斯看来，这却是一个残胳膊断腿的家庭。要命的是，这个妻子不缺什么，唯独缺了不可或缺的爱欲，一天到晚在无爱的苦海中挣扎。她不可遏止地爱上了他家里的看林人，一个身体强健的美男子，和他偷情了。她面对的两个男人，一个是高贵的社会典范，一个是低贱的佣人，分别代表灵与肉，她的选择是弃灵从肉，或者说是弃理性从感性。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遗忘了感性和爱欲。爱欲与文明是对立的，文明的发展抑制乃至扼杀了爱欲，所以劳伦斯想回到爱欲与文明和谐相处的古希腊去，在他再造的“第二世界”中实现他的灵肉合一的梦想。我看过一位美国哲学家写的《非理性的人》。这本书讲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主旨如书名所示，是反对现代西方文明无限放大理性以至于造成的理性“偏至”，和无情压抑、放逐感性的理性偏执，强调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鼓吹向“整体的人”回归。从这个背景上讲，《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难得的一部好小说，劳伦斯是难得的一个好作家。 回头再来看索尔仁尼琴，我们就能看出他反对美国败坏人类精神价值的意义。他关心的是人，是人最宝贵的情感或精神世界，而美国丢掉的正是人，正是人最宝贵的情感或精神世界。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在现在的中国表现得尤其露骨，非常可怕。索尔仁尼琴有着这样的精神境界，写出好作品来是不奇怪的。从他有意写作的那一天起，他关心的就是人，是人如何被囚禁、被整成非人。“古拉格群岛”所囚禁的，不仅是人的身体，更是人的精神。那些被囚禁的人，哪怕是精神健全的人，都是被当成精神病投进去的。社会有了病，没病的人反倒成了病人。它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有精神病。法国哲学家福柯喜欢研究性、性别、惩罚之类的“边缘”问题。他的《疯癫与文明》，研究的是疯癫(精神病)的“知识谱系”。他眼中的疯癫主要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疯癫，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疯癫。他认为疯癫是历史上由社会构造出来的，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梳理历史上社会如何构造疯癫并形成疯癫观的“知识谱系”。疯癫从来就不是固有的，而是社会强加的。整治你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你当成精神病投到集中营里去，限制你的肉体，整肃你的精神。这样的精神病在我们这里是不少的，我们却视而不见，以为一切都很正常。只有精神境界高的作家才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索尔仁尼琴看出来了，写了《古拉格群岛》。他不仅写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钳制，探讨暴政的来龙去脉，而且执意在俄罗斯的历史中为俄罗斯人寻找理想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向后看、向东看。向后看是回过头来看向好的沙皇时代，向东看是转过脸来看向远离西欧的东方，因为在他看来，西欧不是俄罗斯的榜样，俄罗斯的榜样在东方，在俄罗斯固有的传统中。原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返回俄罗斯，他有意识地经由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一个稚气顽皮的孩子。后来叶利钦要送给他最高的国家勋章，他不接受，直到后来普京给他授勋，他才接受了。他前几年死了，死在莫斯科郊外住过好多名人的房子里。 索尔仁尼琴太像托尔斯泰了。托尔斯泰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不知要比多少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伟大。托尔斯泰很有意思，他瞧不起莎士比亚，贬低他，认为他根本不值一提。他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中短篇小说也写得很漂亮。他读过很多书，包括我们中国的书，如《老子》，他把老子读到东正教里去了。托尔斯泰跟索尔仁尼琴一样，有着深切的悲悯情怀，时刻关注着俄罗斯现实的命运和未来的走向。他的关怀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出身在一个大庄园主家庭，家里有不少农奴。他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财产他都不想要了，分给了农奴。他吃素，不吃肉，体谅农奴的疾苦，常和他们一起劳动。他想为俄罗斯找到一条非西方化、即非工业化的出路，跑到西欧去考察，更坚定了他反西方、反工业化的立场。他在《复活》这部长篇小说中写了被庄园主聂赫留朵夫侮辱坑害的一个漂亮的女孩玛丝洛娃。这个小说写了十年，一个开头就写了20遍以上。从玛丝洛娃堕落后受审写起，写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自揽罪责，忏悔，自我救赎，为解救玛斯洛娃四处奔走，上下申诉。他告诉你，坑害玛斯洛娃的不只是聂赫留朵夫这个人，还有劫贫济富的为富不仁的社会。列宁曾经给了托尔斯泰极高的评价。不知道为什么，老布什非常喜欢托尔斯泰。也许是因为老布什家也是大庄园主吧。托尔斯泰另外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与索尔仁尼琴一样，他没有也不可能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好的出路。他以泛爱主义代替历史主义，用爱来谋划未来，像一个长不大的顽童，痴情地向往一个道德化的凄清幻美的远景。这个顽童在80多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用卧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有着一颗硕大的心脏。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法国。我要说的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有一个抱负，就是要像拿破仑用剑横扫欧洲一样，用笔横扫整个法国社会。他的《人间喜剧》是一部大书，由90多部(篇)小说构成。丹麦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多部头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其中有一部叫《法国的浪漫派》。德国哲学家尼采当年走红，就得益于勃兰兑斯的推崇。勃兰兑斯把巴尔扎克派给了法国浪漫派，这与我们这里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一般把巴尔扎克当成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写实的作家。我觉得他没有看走眼。浪漫主义不是单一的文化思潮。浪漫主义发源于德国，后来风行欧陆，席卷英伦。德国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向内转、向后看。这个特点在法国和英国的某些浪漫派作家那里也有明显的表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这样看待浪漫主义的。向内转指的是转向内心，向后看指的是看向过去、乡村或田园，带有相当浓重的反启蒙、反理性的色彩。这样说来，巴尔扎克当然属于浪漫派。巴尔扎克厌恶现在，怀想过去。这个过去是中世纪，是中世纪人心纯净、德性高尚如田园诗般的庄园生活。而现在，也就是他生活的时代，则坏透了顶：人欲横流，人心歹毒，道德秩序混乱不堪。于是，他要收集“情欲的种种事实”，“编制恶行和德行的清单”，为法国社会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风俗史。好多年前读过法国小说家也是传记作家安德列·莫洛亚评说巴尔扎克的文字。莫洛亚是短篇小说的高手，但他写贝多芬和英、法一些名作家的传记影响来得更大。他的一个观点我记得很牢。他说巴尔扎克写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情欲推向极致。这个见解可谓入木三分。巴尔扎克写色魔、好吃佬、守财奴，等等，都是一个劲地往死里写。高布赛克是小说《高利贷者》的主角，一个吝啬鬼、守财奴。他一生只贪恋一个东西——金钱，巧取搜刮，什么东西进到他屋里就出不来了，积攒了大量财富。他孤家寡人一个，活了89岁。临死前他的朋友去看他，见他在地上爬。他这是干什么呢？找黄金，因为他梦见满地都是黄金。朋友把他扶上了床，怕他冷，要为他生火，他怕浪费拒绝了。他死后朋友打开了他的储藏室，发现到处都是发霉生蛆的食物，和杂乱腐烂的抵押品，一屋子的恶臭。《贝姨》中有一个色情狂于洛男爵。他也活了80岁，一生也只贪恋一个东西——女色。巴尔扎克有意为他安排了一个忠贞不二的妻子。一个不断地在外寻欢作乐，一个抵制诱惑死守婚姻，完全是对立的两极。最后巴尔扎克还不忘恶毒地加上一笔，让于洛男爵在80岁时揽上了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举最后一个例子，《高老头》。《高老头》写的是父爱，也是在两个极端的对照中写的。一边是源源不断地输出父爱，一边是毫无节制地榨取父爱。高老头原来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个钱，后来都被他的两个贪得无厌的女儿给榨干了。这两个女儿一心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她们眼里除了钱就是钱，一次又一次向她们的父亲讨钱。高老头有什么本钱？也就是有几个钱。也只有这几个钱，才能换来与两个女儿见面的机会。他愿意付出也付出了，他越来越穷，穷得再也见不到他无比疼爱的两个女儿。小说中朗日太太说的一句话好像是：“她们把橘子皮榨干了，然后把它扔在地上。”她们也有情欲，但是恶劣的贪欲或金钱欲，她们用恶劣的贪欲彻底摧毁了父爱。巴尔扎克就这样在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法国社会编制恶欲和恶行的清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要是放在塑造人物上面，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艺术手法。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人物，在英国小说家福斯特那里叫作扁平人物。从艺术魅力上讲，扁平人物并不比性格丰富的圆形人物逊色。我们中国文学中也不乏扁平人物，如《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关云长、曹操等。诸葛亮的智，关云长的义，曹操的奸，都被推到了极致。鲁迅倒是不怎么喜欢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写法，认为这会使人物失真，所以他才会说出“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这样的话来。妖人不真。鲁迅偏爱的是写实而不滞实，蹈虚而不失实的写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重复一遍：巴尔扎克把情欲推向极致的写法是很高明的。这种写法与他的精神境界有关。一般来说，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是分不开的，精神境界往往可以决定艺术境界。你不能指望一个思想格调低下的人写出气象雄伟的作品来。巴尔扎克胸怀高远的社会理想，痛恨金钱至上的社会现实，所以才采用这样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作家不都是思想家，不可能也不必都去做思想家。准确地说，巴尔扎克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看待法国的历史和现实，用的是一把道德的尺子。用这把尺子丈量法国社会，书写法国社会的风俗史，使他成为名动世界的伟大作家。恩格斯赞扬他为人们提供了一部法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生动形象的历史，说在经济细节上面从他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恩格斯并没有因为巴尔扎克迂腐的道德观和天真的历史观而否定他的文学成就。恩格斯与马克思持有相同的历史观，都认为历史的行进是以“恶”开辟道路的。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一个观点，意思是历史的行进必然要以破坏、牺牲固有的道德情感和伦理秩序为代价。这种历史行进的逻辑，用学术语言表达，叫历史与伦理的二律悖反。巴尔扎克正好是反着来的，反历史行进的逻辑，固守原有的美德。他要的是中世纪法国庄园生活中的“善”，而不是现在资本横行霸道的社会生活中的“恶”。反历史逻辑反而受到相信历史逻辑的恩格斯的称赞，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反历史，而在于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勾出历史的魂来呢？巴尔扎克的历史观不正确，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观也不正确，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反历史的道德观写出勾出历史的魂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今天这样讲是有所指的，故意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状况，与巴尔扎克所处的那个时代，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价值离散，人心浮动，秩序紊乱，似乎一切都失去了定准。有一个东西倒是确定的，那就是唯功利主义或唯物质主义。那么，在这个唯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都做了些什么呢？老实说，随波逐流的作家不在少数，媚俗媚势的所在多有。当然，有担当的作家还是有一些的，但比较起来，数量实在不算多。这也许是正常的。张承志和张炜当年反抗物欲化的潮流，在评论界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比较理性一点的是余华，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下两部分别写极权社会、金钱社会对人性、人道的摧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兄弟》意大利版的前言没有。在这个前言里面，他说欧洲经历了三四百年才完成的一个历史过程，在我们中国只用了三四十年。他看现在的中国看到以前的西方那里去了。他说他原来不熟悉90年代，因而写不了90年代。对他来说，体验更深的是原来那个摧残人性、人道的极权社会，他在《兄弟》以前写的许多小说，都是反思那个畸形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兄弟》下部写了90年代，算是初试牛刀，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少了一根弦，一根如张承志所有的道德的弦。反物化，这没有问题；怎么反，问题就来了。怎么反是需要有清晰坚执的道德准则的。张承志有，他固守的是过去的僻地的所谓士人穷人的道德准则。他赞美先秦舍生取义的士，美化西部高贵纯朴的穷人，把西部当成了他的精神圣地。89年他告别海军，告别名利场，把他的心灵安放在了他的精神故乡。他称自己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他总是“在路上”，一次次地返回他的精神圣地朝圣。他在《回民的黄土高原》里说，北京是一个“人粥稠密”的臭气烘烘的精神僻地，西海固才是道德高尚的精神高地。他写下了他的一段经历：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远远地看见一位回族老太太，还隔大老远她就停了下来，静立路旁，他突然明白，这是在为他让路，他感到震撼。礼让，这种如今如此稀有的德行，如此珍贵的“清洁的精神”，还珍藏在这位回民老太太的心里！他说“穷人是最美丽的”。他写下了一部《心灵史》，为穷人更是为他自己寻找坚韧活下去的理由。他回返过去，面向西部、歌颂穷人，其实是为了否定现在、寻找未来。80年代末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停笔的，后来看到王朔那样的作家谋名谋利，如鱼得水，便劝王蒙出面制止他，在未见到动静以后，干脆自己重新提笔上阵，像鲁迅一样“举起了投枪”。王蒙是历史主义者，欣赏王朔，回应他是不现实的。张承志的文章《无援的思想》和《以笔为旗》，正好反映了他两面相关的心境。一面是在红尘滚滚、道德沦丧的时代倍感思想的无援，一面是不甘沉沦举起一面抗争的旗帜。这就是作家张承志。这个张承志，在否定现在，向内转、向后看的精神取向上，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只是他没有像他们那样在心中勾画出一幅理想的社会蓝图，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写出描绘世态百相的鸿篇巨制。不过，我们不能低估张承志的价值和影响。南京军区的作家朱苏进，就是那个与人合作把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家，他本来就比较狂，但他非常佩服比他更狂的张承志，把张承志比成了登临绝顶的尼采似的孤独英雄。张炜也很佩服张承志。90年代有“二张”的提法。90年代《长江文艺》搞了一个三峡笔会，我参加了，和张炜等作家评论家在一起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一次聊天时，他对我说：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找不到一个标准，现在找到了，穷人说对就对，说不对就不对，穷人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他这么说的背后，显然站着一个张承志。张炜90年代以后的小说，鼓吹泛爱主义，构筑精神家园——葡萄园、高原，抵制官场恶习、抵御商潮侵袭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在高原》，实际上是他以前积聚的力量总爆发的产物，其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是有迹可寻的。 把二张与郭敬明放在一起看，精神境界的高低立马可见。郭敬明那里的小时代，到了二张这里就成了大时代。大时代可能产生大作家。大作家需要大境界大气魄。有了大境界大气魄，不愁出不来大作品。可是，现在中国文坛的情况不一定美妙。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不说那些下三滥的不入流的东西，就是在所谓正经的文坛上，也是很难见到真正可以撼人心魄的作品的。在作家的圈子里，现在缺的不是八面玲珑的乡愿，而是事事顶真的傻子。托尔斯泰傻不傻？傻。巴尔扎克傻不傻？傻。索尔仁尼琴傻不傻？傻。张承志傻不傻？傻。凡事都拧着来，对着干，从不讨巧卖乖，你说他们傻不傻？傻子最大的特点是真，像小孩子一样，顶真是作家的灵魂。没有灵魂，是写不出撼人心魄的作品来的。对于事事顶真的作家来说，他们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一切都是无定态的，乱象丛生，似乎什么都抓不住，甚至不知道到底该抓住什么，总之，是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够凝聚人心的价值归属。阎晶明刚才在这里讲课，他说现在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对就是什么都对，什么都对就是什么都不对。是非没有了界限，分不出真假、善恶，什么都闹不清楚了。这种混沌的状态，我以为正好为情愿犯傻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舞台。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形式的小说，是大有可为的。 好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2013年在湖北省第三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上的演讲)标签：巴尔扎克论文; 托尔斯泰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作家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