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崛起是“中国模式”优势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论文,中国论文,优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伴随着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和集体性崛起，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之声和“央企凶猛”批评指责之议也纷至沓来、不绝于耳。在有些质疑者或批评者眼里，仿佛10年前还九死一生的中国国有企业，如今的持续增长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而在另外一些质疑者或批评者看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今天的良好发展局面，只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根本不值得为之称道。更有甚者，在今年的一次全国性论坛(博鳌房产论坛)上，每当发言嘉宾调侃了国企，台下就报以一片掌声与笑声。这不由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的地方，个别教师一上台，就急忙申明“我不是共产党员”，于是便能获得一片廉价的掌声，那种近乎闹剧的情绪化场景。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改革仍需继续深化，其布局结构仍需调整优化，其效益和效率仍需改善提高，其竞争力仍需大力加强。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在改革、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应该值得中国人为之鼓掌、加油和自豪，而不应该成为被嘲笑和喝倒彩的对象。须知，国有企业的集体性崛起是“中国模式”独特优势的重要体现而非偶然和运气使然。
“老国企”在改革开放中新生
人们一般将改革开放前的国企称为“老国企”，而将经过改革的国企称之为“新国企”。“老国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在为国民经济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具有机制僵化、冗员众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动力不足等等弊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先后经历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三个阶段，“老国企”也在改革中逐步脱胎换骨，向“新国企”转变。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为了消灭国有企业，而是为了使之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根据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李荣融在《国企改革发展30年：宏大的工程》的著述及相关资料，可以将“新国企”的这种生命力与活力概括为以下9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从社会组织转变为经济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经过30年的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对政府高度依赖、职工生老病死由企业统包、企业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状况，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二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目前的64.2％。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A股市场的1 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 100多家，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达78户。同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正在形成。
三是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中央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选用的各级经营管理人才约占总数的30％。一批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收入分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
四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拓宽，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
五是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增强。从1978年到2007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增长了25.5倍，资产总额增长了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28.5倍。
六是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实力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1998年-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8.27％。2006年，国有大型企业户数只占规模以上国有企业的2.31％，但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实现利润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5.91％、61.54％和63.25％。从2002年到2008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 500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从2003年到目前，中央企业数从196户减少到129户。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43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26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家，分别比2002年增加32家、20家和13家。在2009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24家，比2002年增加19家。
七是国有经济分布范围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75％。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
八是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国有企业改革脱困3年攻坚，扭转了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2002年-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 786亿元增长到16 200亿元，年均增长33.7％；上缴税金从6 794亿元增长到15 700亿元，年均增长18.2％。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79万亿元，年均增长15.7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9.84万亿元，年均增长23.97％；实现利润从2 405.5亿元增加到9 968.5亿元，年均增长32.89％；上缴税金从2 914.8亿元增加到8 303.2亿元，年均增长23.29％；总资产报酬率从4.9％提高到8.3％，净资产收益率从4.3％提高到11.9％。这5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1.5万亿元，销售收入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增加1 500亿元，上缴税金增加1 000亿元。5年的实践，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路子。2008年，中央企业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同比增长15.3％、17.9％和16.5％，实现利润在扣除自然灾害损失、炼油及火电企业政策性亏损后，与上年基本持平。2009年，国资委监管的129家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26 052.2亿元，比上年增长6％；全年累计实现利润7 977.2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应交税费总额10 745.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显著变化，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
九是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大”以前，各级政府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又行使出资人职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对企业干预过多，无人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以组建机构、健全规章为切入点，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抓手，层层落实保值增值责任；以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为重点，形成了一套强化出资人监管的制度和办法。推动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集团控制力，发展壮大主业，加强自主创新，强化风险防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企业意义上的企业。而改革过程又历尽艰难险阻。过去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但通过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发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国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企业发展之路，并最终实现了国企集体崛起。其原因在于建立健全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进了党的建设，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全心全意地依靠员工，建设和谐企业，创建“创新型企业”；解决了国企自身的历史包袱和社会遗留问题；提高了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而非像有些人认为的是靠偶然或侥幸。
“新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壮大
对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金碚也表示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从单一老国有企业形态向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分化”的过程，国企“分化”并没有使整个国有经济停滞发展，相反，“新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驾马车”的共同快速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和“中国模式”。
从总体上看，虽然在以往的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曾遇到重重困难，但经过“分化”后的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有的“新型国有企业”现有的基本生存状态，还是比较乐观的，这可以表现在“新型国有企业”的效益、规模、行业分布等方面。
从效益上看，国有企业在经过1997年-1999年的“三年脱困”以后，实现利润逐年大幅度提高，“新型国有企业”表现出较强的赢利能力。从企业规模上看，由于在“抓大放小”改革战略以及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思想指导下，“新型国有企业”的规模优势十分突出。
从行业分布看，与国有企业应该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经过3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有企业基本生存状态比较乐观，更重要的是我国在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建立，我国经济连续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期阶段，积累了巨大的国力和物质财富。如果从国企改革的初衷——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提高国有企业活力，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角度衡量，现有的国有企业总体规模、绩效和经济控制力等情况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王忠明认为：30年国企改革之所以能逐步突破，关键在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国企改革始终纳入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周密部署、循序渐进。
第二，增量培育“体制外因素”，形成倒逼机制。在改革中形成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私人资本所有和外国(境外)投资者所有五种类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个私企业、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国家出资企业(2008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已将原先的国营企业、国有企业改称于此)以及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上市公司等等，构成了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迎来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企业时代”，使国有企业也在这个历史变迁中日益找到了自己的战略定位，会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共同繁荣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实行“战略退出”与“战略集中”并举。长期以来，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着“个数太多”与“个头太小”两大问题。前者暴露了单一国有制下各类经济资源必然无法集约化利用的低效与浪费现象；后者暴露了以市场化方式整合和配置资源的竞争能力普遍低下现象。推进国企改革的各种举措，概括说来，就是主要用“战略退出”解决“个数太多”问题，特别是相继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实现有序退出；用“战略集中”解决“个头太小”问题，即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等实现有序退出的同时，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集中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中去，集中到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中去。
李荣融主任将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形象地划分为“热身”、“预赛”和“正赛”三个阶段。“热身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预赛阶段”，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大致用了10年时间，着力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后暴露出来的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企业冗员严重等问题；“正赛阶段”，从“十六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激发了企业活力，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内市场上，国有企业在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中显示出很强的实力，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行业排头兵。在国际市场上，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重要力量。2008年，“《财富》500强”净利润与前一年相比缩水85％，他们被美国戏称为“不幸的500强”。而中国央企却成为榜单上的黑马，达到24家，不仅有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等榜上常客，还有中钢、中信等9名“新丁”打榜成功。“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三年国企脱困时，全国所有国企一年的总利润只有213亿元，时至今日，央企月利润即可实现近千亿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如果按照党中央2001年提出的要建设30家～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目标，现在中国内地已有34家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其中国资委领导下的有24家，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目标。
事实胜于雄辩。认为国有企业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垄断生存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国企集体崛起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
面对国企改革今日取得的成绩，有些论者往往拿“三年脱困”时期的国企说事：“仅仅在10年前，如今风光无限的央企，还挣扎于濒死之中。当时的《经济日报》曾如此报道他那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意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为难啃的骨头’。1997年开始，为了实现国企三年脱困，国家除了要求在国企领域本身进行改革外，还出台了多项配套措施来剥离国企的负担。1998年，政府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2 700亿元人民币作为准备金；1998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但就在一般民众还沉浸在国企改革的艰难记忆中时，国企鹞子大翻身，成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许多人的预计，从奄奄一息进入‘央企时代’。”等等，以此质疑国企改革脱困举措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国企尤其是央企做强做大的必要性、重要性。
其实，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国企“三年脱困”的前因后果，就会多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情绪化宣泄。有的学者根据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研究指出，在1980年至1995年的改革过程中，非国有企业享受了较多的税收优惠，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1980年，国有经济成分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5.97％，非国有经济成分为24.03％。到1996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份额下降到28.47％，而非国有经济的份额则上升到71.53％。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相对来说要小得多。1980年，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的贡献占86.8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占13.16％；到1995年，国有经济的贡献虽有所下降，但仍占71.15％，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仅占28.85％。显然，这种税负不公平的状况既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是导致当年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如此，国有企业在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 488.2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54 620.8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10倍。
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政府财政提高了大型中央企业的税费比例。据统计，2009年，国资委监管的129家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26 052.2亿元，比上年增长6％；全年累计实现利润7 977.2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应交税费总额10 745.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上缴税费超过利润近2 800亿元。这一方面说明大型中央企业的税费负担非常重，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抵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中央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了“国家脊梁”的特殊重要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三年脱困”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拯救国企”而根本不是改革，这种看法也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三年脱困”时期可以说是国企改革阵痛最为剧烈的时期，大量国企关闭破产，近6 000万职工下岗分流，他们为国企改革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与贡献。今天，在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国家向国企改革脱困的投入是必要的付出，使国企得以休养生息，得以浴火重生。没有“三年脱困”的攻坚克难，国企今天的良好局面恐怕难以想象。
有的论者认为，既然国企当时已经濒临绝境，就应让其自生自灭，趁势实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十分有害的观点，是既不懂世情也不懂国情的表现。对此，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胡鞍钢认为：中国的国情要求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备两大特征。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第二个是中国同时具备东方国家的特征。东方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国家安全比较重视。这也是东方国家催生大企业集团的独特之处。
胡鞍钢认为：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的“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中国则是“抓大放小”，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完整性。实际上，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对于国企集体性崛起的深层原因，胡鞍钢认为一是后发优势和对先进国家优秀企业的超越。实际上当我们的企业获得自主地位时，它表现出来的活力令人震惊。二是开放，当你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时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上。三是中国的人口。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多人才就多，优秀的人才和总人口是成正比例的；再一个就是中国庞大的人口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你在中国把企业做大了自然就是世界性的。四是中国经济在“新五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内在动力推动下的加速发展，就必然催生一批世界级的企业。
胡鞍钢在对《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深入研究之后，发现美、英、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减少。像美国，其拥有的500强企业已从1975年的241家下降到2007年的162家，日本则由1995年的147家减少到2007年的67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大中国地区进入500强的企业却有增无减：1990年只有1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7年则达到30家，2008年达到35家，2009年达到43家。其中，中央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分别达到16家、19家、24家。胡鞍钢认为国企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体性崛起。这个崛起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进入《财富》500强；一个是进入同行业的前列，确切地说就是该行业的世界前10名。逐年增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可以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这意味着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逆转。
以青岛港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青岛不仅没有让一个员工下岗失业，而且还吸纳了数千名农民工就业。20多年来，在常德传的带领下，青岛港实现了跨越发展，改造了一个老港，建设了三个现代化新港，实现了吞吐量从2 000万吨到3亿吨世界第七大港的跨越；港口总资产从1.8亿元到200多亿元，增长了120倍；纳税总额增长780倍。在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2008年，青岛港吞吐量超越3亿吨，同比增长13.3％；集装箱超越1 0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9％，双双挺进世界前十强，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充分发挥了共和国长子和顶梁柱的重要作用，积极地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其一，中央企业贡献度呈天文数字增长。从2002年到2009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98万亿元；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长到12.6万亿元，年均增长1.32万亿元；上缴税金从2 914.8亿元增长到10 876亿元，年均增长1 137.3亿元，其中2002年-2007年实现利润从2 405亿元增长到9 968.5亿元，年均增长1 500亿元。
其二，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社科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09》写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较低，相对来说，央企表现最好，平均为43.8分，国企平均分是33.1分，比民企好，也比外资企业好。
其三，中央企业是勇克时艰的坚强后盾。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危难时刻，中央企业不仅发挥了特殊的巨大作用，而且150家中央企业、1 100万员工和260万党员，捐款捐物及缴纳的“特殊党费”，分别占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和全国“特殊党费”的十分之一强！2008年7月1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553.68亿元，中央企业超过59亿元；6月17日，全国交纳的“特殊党费”为84.3亿元，央企党员缴纳了8.7亿元。成为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坚强后盾。
国有企业既是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又是我党执政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经济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所在。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重获新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成长、在国际角逐中集体崛起，而不是被私有化或民营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或“中国发展模式”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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