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春晚 、女性主体性与社会主义乡村文化 *
——以浙江省缙云县壶镇为例
辛 逸1.3 .赵月枝2.3 .
(1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2 .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 本拿比 V5 A1 S6 ；3 .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浙江 丽水 321402 )
关键词 ：妇女研究；乡村春晚；女性主体性；乡村文化
摘 要 ：乡村春晚源于浙江丽水，近年被迅速推广至全国，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建设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妇女是乡村春晚台上台下的主体。本文从动态的城乡文化关系角度切入，聚焦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主体作用，分析农村妇女是如何以主体的身份反转作为城市中心主义媒介景观的央视春晚，使其与在地的、传统的乡村文化结合，进而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和新文化的创造中争取权力的。乡村女性在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中展现出了既维持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又借鉴其他文化形式和风格，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型”的能力，这种经过转型的融合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2018年12月2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晚上8点黄金时间播出了《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节目。在其聚焦文化主题的第11集《百花齐放春满园》中，浙江丽水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百花园中基层文化实践的一个典范。众所周知，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可谓改革开放时代中华民族“年夜”的文化大餐[1](PP 5-16)，而在大众媒体有关改革开放的叙事里，最有影响的农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恐怕依然是1978年安徽的18个农民如何为了吃饱饭而秘密分田到户。从为解决吃饭问题而走单干道路的“18个红手印”到重新凝聚起村庄共同体意识和展现村民精神生活的一台台乡村春晚，乡土中国40年间的经历，不亚于凤凰涅槃。
尽管在《百花齐放春满园》中打擂台的缙云县官店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保持举办春节戏曲晚会的传统，庆元县月山村也从1981年就开始连续举办春节晚会，然而，乡村春晚成为现象级的文化活动遍及全国则是近几年的事。2014年，浙江省丽水市以月山春晚为样本，开始把乡村春晚作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16年，在文化部的推动下，丽水市与浙江温州、安徽池州、河南郑州、福建武平共同建立“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全国目前已有252个县加入该组织，超过27000个乡村于2018年举办了乡村春晚[2]。在“村晚之乡”丽水，2017年有882个行政村举办春晚[3],2018年春节期间举办了1000场晚会[4]。2019年，仅缙云县就举办了220余台乡村春晚及其他民俗活动[5]，当地宣传中有“中国春晚看丽水，丽水春晚看缙云”之说。而乡村妇女正是扛起乡村春晚的组织、编排和表演工作的主力军。
与城市相比，男权中心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农村更为根深蒂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而“分田到户”后，遵从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大量农村妇女从集体化的生产活动中退回到“私化的”家庭生产和生活领域[6](PP 5-12+26)，导致当代中国农村女性面临“双重”的结构性不平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媒体的城市中心主义和乡村衰落话语因媒体市场化改革，从“文化方式”和“政治经济的方式”上得到巩固[7](PP 178-190)。那么，乡村春晚何以能够在这样的“逆境”中以燎原之势得到发展？妇女如何成为乡村春晚的主体？她们又是如何在春晚的集体文艺活动中构建主体性并重建乡村文化的？这些问题都落入了性别与传播研究领域，亟需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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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8](PP 5-11)，会议将“妇女与媒体”作为《行动纲领》的关切领域之一，使性别与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子领域[9](PP 78-89+96)。近年来，性别与传播研究围绕女性形象与媒体呈现、女性与媒体话语权以及女性与媒体价值观等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大多数研究或是内在化了城市中心主义的思想，或是求助于媒体赋权这个带有技术中心主义色彩的框架，很少把妇女研究置于乡土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权力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语境之中，而“留守妇女”在媒体和学术话语中作为弱势群体的“问题化”甚至悲情化，更在使不同区域的乡村妇女群像简单化的同时，遮蔽了乡村女性的主体性。
针对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现象，赵月枝、龚伟亮的《乡村主体性与农民文化自信：乡村春晚的启示》一文率先从乡土中国的文化如何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创造性转型、中国国家在农村的文化领导权重建、农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在乡村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性等角度，分析了春晚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和建设乡村共同体中的作用[1]。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乡村春晚的生产过程和内容，进一步研究妇女在乡村春晚中的主体作用及其意义。秉承批判文化与传播研究的视角，本文力图克服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将研究置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和权力结构的视野中，并以城乡关系和性别为主要的分析维度，对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春节文化和妇女的文化权力展开讨论，分析中国农村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及性别权力不平等的现实语境下，是如何以主体的身份将作为现代媒介景观的央视春晚与本地的、传统的乡村文化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结合，以此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和新文化的创造中争取权力的。
2019年，好溪村和李庄村的春晚都增添了“太极功夫扇”节目。这个节目的出现得益于同在壶镇的北山村群众与基层组织的有机互动，它最终丰富了整个区域文化活动的内容。北山村妇女S坚持自学太极，后在北山村村干部的建议下，S开始无报酬地带领北山村村民每天早晚练太极，从初始的20几人发展到100多人。镇文化站因此决定在全镇进行推广，因场地限制，每村可以报1-2名文艺骨干进行培训，培训完成后再在本村推广。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说，北山村在整个壶镇掀起了“一个太极的热潮”。2011年，S组建的壶镇队参加“第八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大赛”，并取得团体冠军。
一 、“春晚 ”：古老的农耕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11](PP 6-16)，在农业实践中产生的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农耕文化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劳动者及其所掌握的农业知识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的农耕礼仪是中国人的祖先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认识自然而形成的文化精粹。通过仪式化的节日，人们制定、记录农事活动的时间，并表达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愿望。春节，正是因为中国人了解他们从事农事的地理环境，认为“春耕秋收”是最佳的农业活动方式，因而举行的“春祈秋报”祭祀活动[12](PP 2-4)。可以说，春节是深伏于中国这个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古国的文化之根。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语境中，寓意一年农事活动起始的春节仍被中国人认为是新一年的开始，通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得以广为传播的庆新年文艺演出活动——春晚——也成为中国人迎接农历新年的重要文化符号。
面对亟须发展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外双重压力，中国通过“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13]的方法将城市发展的成本和由此引发的危机引向农村，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使承载着农耕文明的乡村在城市辉煌的现代化建设中黯然失色，农耕文明随着乡村的日益边缘化而被认为业已衰落。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城市中心主义。大众传播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在央视春晚的节目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以农村和农民为题材的节目在数量上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那些深入人心的乡村题材节目在内容和舞美设计上都或多或少表达出农村的落后、愚昧与贫穷[1]。2018年央视春晚在强调全球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同时，几乎没有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节目，完全隔断了春节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个炫目、盛大的媒介景观中，乡村“被缺席”了。其中，小品《回家》虽然以山东农村为背景，但实为表达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关系。然而，小品的编剧确实正确地意识到，这种血脉关系也只能在中国农村寻找到根了。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当人们面对无根的现代城市生活、劳动异化、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时，乡村又一次被“理想化和景观化”[14](PP 66-72)地构建为摆脱现代城市生活压力和环境污染的空间。近年来，这种商业化的“乡愁”与“新乡村乌托邦”标语一起重新回到了城市“主流”视野。然而，这片世外桃源却是“没有农民的乡土”[15]，它是脱离了农民实际日常生活的浪漫主义乡土。
与央视春晚与乡土社会愈加明显的疏离感和形式化不同，乡村春晚既是央视春晚的乡村版，也是内生于农耕文化和农村社会的。村民是舞台的主体，对于他们(主要是妇女)来说，乡村春晚首先是一次集体行为，其次才是文艺表演。李庄村和好溪村都是2018年第一次办春晚。村书记原本有顾虑，认为硬件设施条件还不成熟，再加上村民提出办春晚时已是农历12月，时间和资源方面都会受到限制，不能保证春晚的质量，“怕弄不好没人看”，“办得不好村集体面子过不去”。但妇女们坚持举办春晚，对她们来说，“晚会很有意义，丰富农村人的业余生活，不管好坏没关系”(好溪村妇女K)，“完全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来办晚会”(好溪村妇女T),“我不会跳舞，但上了舞台，就觉得舞台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发挥自己兴趣，或是搞到大家能笑就好”(李庄村妇女E)，“办了春晚之后才觉得我们村更加团结”(好溪村妇女F)。从2010年开始连续举办春晚的湖川村几位妇女也表示，“参加了春晚就觉得过年更充实……题材当然是接近我们生活的，太虚也没人看……不是说要别人在乎，是自己高兴就行”(湖川村妇女A)，“村里面的春晚都是我熟悉的面孔，看起来就很亲切”(湖川村妇女G)。
2019年，湖川村在县文化馆文化员的帮助下创作了小品《二清二拆二化》，它和2019年央视春晚小品《演戏给你看》都涉及农村干部作风问题，二者所持视角却大相径庭。在湖川村小品中，村干部是一对夫妇的侄女，她自带两瓶酒到叔婶家来说服二人拆除违规搭建的粪池和猪圈，叔婶二人不应，要求侄女或免拆或给予超出规定的赔款，侄女晓之以理，最终叔婶被侄女和邻居说服，为了壶镇建设和群体利益答应拆除粪池和猪圈。在这个小品中，村干部是廉洁奉公、办实事的好干部。此外，该小品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以农村视角审视城乡关系的内涵：叔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走上舞台，当看到“二清二拆二化”的宣传板后，即抱怨“城市化，城市化，真是啰嗦”；婶上台后随即说：“……我们这里是农村，又不是城市，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小品展现了现代城市建设和文化与传统农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叔婶二人的态度也包含着对用城市化的思路搞乡村现代化的批判。相较而言，央视《演戏给你看》并没有真正切入农村主题，而是把一种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放置在农村场景之中，最终从城市精英的道德制高点对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苦出身”但已变质的干部进行批判。这一被《人民的名义》推到极致的影视化人物形象已成为贪腐和官僚主义的刻板印象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6]借用甘阳“通三统”的说法，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需要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需要批判地化用全球化和商业化文化，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汲取其精华，而农耕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主体[17]。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走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城市消灭农村的道路已成为新时代的共识，而走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不仅要求经济层面的城乡互哺，而且要求必须发展与其国家性质相一致的具有社会主义主体性的新文化。
源于浙江丽水、近年在全国乡村有燎原之势的乡村春晚，俨然已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先声。正如《乡村主体性与农民文化自信：乡村春晚的启示》中所述，农村改革和电视的普及加快了中国农村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也冲击了乡土中国的文化主体性。1983年以来，央视春晚将农耕文明以媒介景观的形式重新“民俗化”，使之成为高度媒介化的现代中国最受瞩目的春节仪式。然而，这个垄断性的“新民俗”媒介文化在内容上却无法完全满足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精神需要。在这样的语境下，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以“我们的节日”为口号蔚然成风，就“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在这里，村民不再没有文化，不再是被呈现者和城市的‘他者’，而是作为主体登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更为实质的文化层面上，它代表了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文化活动的回归”[1]。通过乡村春晚率先登上乡村集体文化舞台的，正是广大妇女。
二 、文化实践中的女性 ：自我认同及家庭 、社会地位提高
在乡村春晚中，数量最为庞大的参与者是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退休妇女。以李庄村为例，登记在册的女性人口为310人，其中参与过春晚演出的人数约为48人。此48人中，达退休年龄(50岁)者为30人，其中50-59岁的19人、60岁以上的11人、40-49岁的11人、30-39岁的2人、30岁以下的5人。另外，负责核心工作的往往是家庭经济情况较为优越的中老年妇女，领头的文艺积极分子多为“老板娘”或个体户[注] 李庄村建有微信“春晚统筹群”，负责晚会节目的策划、组织排练、集体舞蹈教学、服装道具购买等重要事务，总人数为10人，其中女性8人，3人为“老板娘”，1人为园林企业经营者，1人为民营幼儿园园长。 。
城乡二元对立和性别化劳动分工的双重结构压力，压抑着农村妇女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欲望和诉求，也束缚着她们潜能的全面发展。而通过春晚进入文化公共领域，既不直接导致由于性别化劳动分工所形成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变，又能够利用集体文艺活动的公共性质反过来使妇女获得自我赋权、能力提升，也调整了家庭关系和社区关系。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而具有较少社会经验的妇女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以前不敢去”“怕做不好别人笑话”“现在脸皮变厚了”这样的话。在参与集体文艺活动之前，她们因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从事文艺表演或参与更广泛社会活动的能力，对在公共生活空间中展示自己感到羞怯和担忧。但通过参与文艺实践，她们获得了自我认同和来自他人的肯定：“原来我也能做到”“我甚至做得比别人还好”“她们还让我教”——这是她们自我赋权和获得自信的表达。
李庄村妇女D在访谈中表达出想要尽可能地表演好春晚和其他文艺活动的意愿：“但家里又忙，又要带小孩，又要帮老公的公司做账，所以，我老公的朋友就对我老公说我‘不务正业’，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的一个无偿的事业，付出很多，也没有收入，但就是喜欢。”显然，对于男性来说，“正业”是为男性减少或消除家庭内部劳动的负担，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承担其他劳动，虽然“帮老公的公司做账”不属于家务劳动，但它却极有可能发生在家庭空间内部，对于妇女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走入公共领域，而文艺演出活动是具有真正驱动力的、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事业”，它不是男性生产劳动中的附带劳动，而是通过文化的主体性实践来获得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主体的再次解放，即使这项事业并不能带来经济收益。
湖川村妇女A和丈夫一起接受了采访。当时，妇女A因经营小生意未能参加集体文艺活动。在采访中，A的丈夫略微表达出对A参与乡村春晚的否定的态度。对此，A说：“不是说要别人在乎，是自己高兴就行……由不得老公支持不支持。”另外，由于麻将是壶镇农村普遍的娱乐方式，A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春晚而不是打麻将：“我如果去打牌了，那我很快就会入迷了，所以我不去；如果我去了，我老公喜欢打牌，我就牵制不住了。”这说明，除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之外，春晚还是A为与丈夫在家庭内部权力相互制衡所采取的策略。在明知丈夫对参加春晚活动不甚满意的情况下，A首先选择的是自我满足和自我愉悦，“特别是演小品的时候……一边排一边笑，笑点都是自己想出来，自己放进去，题材当然是接近我们生活的”。而且，A对集体文艺活动与丈夫持有相反的价值判断，她认为春晚表演的社会价值要高于打牌(即打麻将)，因为“参加了春晚就觉得过年更充实”，这种对丈夫价值观的反驳也是对男权的挑战。
当然，在乡村春晚活动中，女性并不总是面临需要挑战男权的局面。实际上，以妇女为主体的乡村春晚也为主导性的性别关系的“反转”提供了机遇。2019年2月1日李庄村春晚开演之前，当妇女们忙着化妆、服装准备时，七八位男性主动拿来锅灶等炊具，为这群舞台上的主角准备晚饭并摆菜上桌。这样的“角色互换”正是男性对女性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力的赞同与认可的表现。
今天，在乡村传统文化复兴和新文化建设中，弘扬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中性别平等理念和实践在农村的丰富历史资源，防止在重新“发明”和“再造”的“乡土传统”中，无意识地在性别解放层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宣扬和美化传统父权意识，是实现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以妇女为主体的乡村春晚，展现了妇女在引领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地位，激发了农民的文化自信，恢复了村庄的凝聚力，从而使文化建设成为新时代农民主体性锻造和农村自我组织能力提升的切入点。
三 、女性背后的国家文化建设 ：文化馆 、文化礼堂和文化员
妇女解放离不开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乡村春晚舞台上女性的背后，是国家的公共文化建设体系尤其是这一体系中的基层部分以及乡村治理中妇女的重要作用。正如温铁军等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建设文化合作的制度“投入小、见效快”，这是因为乡村中历史积淀的文化本来就嵌入在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礼仪之中，所以不需费力就能够令乡村文化重获新生，且农村“老妇幼”群体渴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一旦有组织力量介入，这些群体便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发挥文化作用[18]。据2012年的数据统计，浙江省有县级以上文化馆97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349个，村级文化活动设施30756个；乡镇文化员在编人员2996人，编外人员1274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3338人；村文化管理员30746人；有文化活动团队47895支，文化馆直接辅导30829支；2012年开展活动1806748场次，文化馆直接辅导文化活动团队1182523场次[19](PP 15-23)。
运用(Applying)：第三学年设置社会药房实习、临床药物治疗学实践Ⅰ和Ⅱ，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强化理论知识的深度，熟悉体格检查、病例分析、药学监护的基本技能。临床药物治疗学实践与临床药物治疗学理论课学习同时进行。
乡村春晚表达出妇女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聚在一起的乐与闹”使遭到市场化和城市化冲击后变得松散的乡村社会关系再次凝结，实现村庄共同体的重建[1]。而且，这种集体的重建不仅仅局限在中老年妇女群体中——湖川村妇女R几乎全家上阵参与春晚。R是1997年最早参与湖川村集体文艺演出的那批妇女之一，后来村里开始举办春晚，她的儿媳妇也参与进来，而且R和她的儿媳妇成功地动员了她的儿子上台。在她的影响下，当时只有10岁的孙女在2017年春晚开场节目中也表演了翻跟头。而在节目内容方面，乡村春晚秉持着现实主义风格，如下文提到的《二清二拆二化》《农活秀》等节目正是以艺术对真实生活的再现。
在文化设施方面，浙江省于2013年发布了《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村级文化设施建设，致力于“把文化礼堂打造成一个以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综合体”，并规定，文化礼堂必须具一定规模，要“配有舞台，能够满足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文化仪式、文体活动以及村民议事集会等功能需求”[20]。至2018年9月，浙江省已建成1万座农村文化礼堂[21]。在县、镇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壶镇已有15个村建立文化礼堂[注] 数据来源于2019年1月壶镇镇文化站访谈。 ，湖川村文化礼堂更被评选为“丽水市二星级农村文化礼堂”[22](PP 97-98)。
浙江省还十分重视基层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培育。缙云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新局或文化馆每年定期举办春晚导演培训会。2017年农历12月，缙云文化馆组织举行“缙云县2018乡镇文化干部及乡村春晚导演培训班”，为与会人员在文艺节目思想内容和组织晚会的具体方法等方面提供建议。参加此次培训的李庄村妇女D说：“壶镇文化站负责安排接送，我们一车有二三十个总导演和策划，相互交流经验，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路高歌。”这是国家对乡村妇女进行文化赋权的最佳例证。
在革命战争年代，戏剧、歌谣和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是共产党宣传和动员群众的重要媒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将现代先进思想与传统文化进行融合的创造性过程，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它既体现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内涵，又是人民群众活生生的文化。正如李彬教授所论述的，只有先进的、民主的、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政党才能够保证“人民性”的存在和实现，反过来，人民和“人民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发展的源泉[24]。
妇联在乡村春晚建设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缙云县群团改革后，村妇委会改为村妇联，除了把原来的“妇女主任”改为“妇联主席”之外，还增设了妇联副主席384人、执委1736人，使妇联在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加强大。而且，村妇联干部行事灵活，在工作中常根据乡村风俗人情使用感性动员策略。缙云县妇联主席曹雄英说，有些村的男性村领导对春晚不积极，妇联干部就把村书记和主任的妻子发展成文艺骨干，通过她们对书记、主任做工作。另外，许多村妇联干部积极联系村外妇女力量，获得文艺专业人力支持，如缙云县城水南小学的音乐教师吴芙蓉等，近年来一直在乡村春晚的舞台上义务演出；村妇联干部还通过动员村中“新乡贤”来获得春晚的资金支持，如新建村乡村企业家为春晚捐助20多万元，最终吸引2万多人观看，形成了一台春晚万人瞩目的盛况[23]。
劳拉和马尔科姆·高尔德夫妇根据他们身为父母和在享有盛誉的海德学校作为教育者的经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真正的教育不是来自于追求分数和成功，而是源于重新建立对于品格、态度、目标的投入和努力。他们认为，态度比天分更重要，努力比成功更重要，品格比才华更重要。他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建立教育与价值之间联系的新范式，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孩子，而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父母。
在乡村春晚的建设中，国家文化干部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豹处”的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化艺术处处长林岳豹是“全国乡村春晚品牌和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的发起人。2013年，源于庆元县月山村农民坚持自办春晚的灵感，林岳豹处长开始思考并着手开展丽水市乡村春晚建设。在访谈中，林岳豹以透视全局的视野提及他的“文化建设理论”：
政府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从送文化、到办文化、再到管文化、最后达到治文化的过程。具体来说，过去资源匮乏，政府向乡村送戏、送电影，内容是新鲜的，但农民没有选择……后来是政府办起来(文化节目)，农民群众来看……再后来是管文化，由于社会文化已经多元化，也成立了许多文化机构，政府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办(文化)了，应该管文化……最后到治文化……现代农村文化教育水平提高了，小孩子都受过艺术普及教育……而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应该转型升级……以前是群众需要文化，现在是文化需要群众……政府应该起文化引导作用……应该做的是提供舞台，提供平台，实现文化的共建共享[注] 内容来源于2018年10月林岳豹于丽水的访谈录音。 。
在他的带领下，一些学术机构也参与到研究和引领工作中。例如，一个“春晚研究院”已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该机构计划一年之内完成100位春晚相关人员的访谈研究工作。
而在壶镇，镇文化站现有专职办公人员2人，在编文化员7人，聘用文化员2人。据文化站资料显示，壶镇现拥有14支镇级文艺团队和110支村级文艺团队，总人数达2500多人。文化站近年开办过戏剧、乐器、歌咏、广场舞、健身操以及太极等多项免费活动培训班，其中一些与壶镇老年大学共同开办。由于“壶镇的民间艺术氛围浓，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不管什么培训都有人参与”，有一些培训班人数高达200多人，而绝大多数参与者为女性。另外，文化站还承担着乡村文艺创作的指导任务——原创剧本可以拿到文化站进行修改，或让文化员到村里进行指导。总而言之，大批在基层工作的文化员起到了乡村春晚的动员者、引导者和鼓舞者的关键作用[1](PP 5-16)。
四 、延续文化的 “人民性 ”传统 ：妇女的文化建设作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助推
3.播种田间湿度 田间土壤持水量为70%—80%播种最佳，即田间土壤能手捏成团，但不能挤压出水。如果田间土壤含水量大，则播种后不急于盖膜，待田间土壤水分适当蒸发后再盖膜。如果田间土壤干燥，则播种后每窝适当灌水0.3—0.5公斤左右后再盖膜。
缙云县是浙西南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至今流传着早期共产党人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中的花灯表演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甚至用当地流行的地方戏婺剧表演所得的戏金(谷物)支持革命事业的红色故事[注] 资料来源于2018年7月缙云县大源乡小章村访谈笔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婺剧从民间文化成为国家支持的艺术形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婺剧剧团变更为“宣传队”或“文工团”，以表演样板戏为主[25](PP 70-76)。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缙云农村婺剧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许多村庄都有自己的业余婺剧团。好溪村老人班中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年轻时曾在大队剧团里唱过戏，2018年好溪村正式开始举办乡村春晚之前，老人班就已经有在春节、中秋等节日举办“戏曲联欢会”的传统。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湖川村妇女B也是受到样板戏影响的人之一，在访谈中她数次说到村里文艺活动的历史：“样板戏那个时候搞得也很好，按年龄分大班、中班和小班，我堂哥还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和。”1976年，湖川村一位青年团团员领头组织了一台名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戏剧表演，给当时10来岁的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的记忆中，当时参与文艺演出的那些年轻人“思想比较活跃，大家凝聚在一起，找有意义的题材演出，村里有一口田专门给青年团种，赚的钱当经费”，但是，“从《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之后，村里就没有文艺演出了，所以(我)想继承这个传统”。
1997年香港回归为妇女B提供了一个表达这种主体意识和继承文化的群众性传统的契机。作为1997年湖川村庆香港回归文艺演出的中心人物，妇女B说：“1997年香港回归，我心里也感到高兴。我说要搞一点活动庆祝一下，讲了那么多年，1997年终于实现了。我跟村里几个要好的朋友说，我要搞一台晚会，她们也比较爱搞文艺……”就这样，组织文艺晚会成为她的国家认同感的艺术化表达。显然，她所想继承的“传统”并不是样板戏本身，而是比之更富普遍意义的通过集体文艺活动来表达自己同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分子和作为村庄共同体一员的主体性文化实践。正如沙垚观察到的，社会主义文艺是“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的文化传统与农民的日常文化实践再生产过的一种‘新传统’”[26]。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中，在中国革命和乡村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中，已经形成经过“创造性转型”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民主和革命精神也指导着乡村妇女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实践。
乡村春晚的发展在许多层面上都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1]。这其中，农村基层组织的引导和统领十分关键。湖川村目前有业余婺剧演员20多人，大家坚持每周两天聚在一起练习。从2017年起，该村每年春晚都有一个婺剧节目，前台演员身着戏服登台表演，后台演员使用鼓板、笛子、二胡等乐器进行现场伴奏。婺剧在湖川村之所以能够传承，是源于2016年9月村干部决定从缙云文化馆请老师面向所有村民组织的一次免费培训。湖川村妇女L即从此时开始学习鼓板，现在，除了镇文化站每年的免费培训外，他们还会让负责文化建设的女村委从缙云文化馆邀请老师自费学习。L说，附近的村子基本情况都是如此。婺剧学习使妇女们建立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在2019年春晚的开场节目“打八仙”中，湖川村的后台演员们想要体验前台演出，便从其他村邀请戏友作为后台伴奏，增加了村落之间的友好联系，这样你来我往的文艺互动被形象地称为“文化走亲”。
本文的主体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乡村春晚在全球化世界格局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作用；第二部分论述女性在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中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讨论国家文化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对乡村春晚的积极作用；第五部分论述在乡村春晚中妇女通过组织动员和文化创造的自我赋权以及新媒体作为文化创造的资源和手段在乡村春晚中的作用。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分析和田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田野调研部分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所收集资料基于2018年2月[注] 感谢张志华副教授为本文提供2018年2月的访谈录音文字稿。 、7月、10月、12月及2019年1月在浙江缙云壶镇湖川村、好溪村(包括好溪自然村和李庄自然村，以下简称好溪村和李庄村)的实地观察和对20余位妇女及文化干部的访谈。壶镇是浙江缙云这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后发县中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千年古镇，曾获得“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的称号，也是丽水市第一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据2011年数据，壶镇拥有1400多家工业企业，是一个富庶兴旺的工业镇[10](P45)。壶镇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戏剧、现代舞蹈、洋鼓、歌咏等都是广受当地人喜爱的文艺活动。湖川村于1997年起开始举办集体文艺晚会，自2010年至今连续举办乡村春晚，而好溪村和李庄村则于2018年第一次举办乡村春晚。
五 、春晚的主体 ：女性的组织能力与文艺创作能力
上文已经论述，妇女有强烈的进入公共领域的主体意识，而集体文艺实践是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途径。缙云县每台春晚参与演出人员约95%以上是女性[23]，她们的主体身份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能力和文艺创作能力方面。进行组织动员和文艺创作使妇女与更广泛的社会产生联系，这些联系既可以是社会关系的(组织动员)，也可以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文艺创作)。每个人卷入的方式不同，产生的联系也不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二者兼而有之。
在组织能力方面，妇女通过社会关系连结以获取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使妇女群体的社会公共参与具有合法性和影响力。比如，在湖川村，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文艺晚会”是该村以妇女为主体的群众文艺实践的开端。然而，当时妇女B、C及其他几位同伴刚开始排练节目时，并没有得到村集体的支持。有村民提出负面意见，认为村里几十年没有办过文艺演出，仅凭村里的几个妇女不可能办起一台晚会。但是，这些领头的妇女不但通过有组织的排练提高了表演水平，而且积极动员其他妇女加入：“很多人都表示想来参加，但又很腼腆，所以我就主动动员，所有想参加的人都让参加，让她们组织自己的节目。”后来，排练形成一定规模后，这几位妇女又“跟村里打招呼”，最后村里对这台晚会表示支持，并支付了5400元音响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群妇女在与外界意见发生冲突时不但具有“小集体”的组织能力和决断能力，并且通过自我肯定和自我表现使他人的态度发生转变。当面对发展成为更大群体的可能性时，她们有策略地对潜在成员进行动员和领导，将这个壮大的群体组织化。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后，妇女们以集体身份与村领导进行交涉，获取文化实践的合法性。最后，这台晚会演出了约23个节目，不仅取得了村里干部、群众的认可，而且吸引了镇文化馆在1999年与湖川村联合举办文艺演出。这场晚会开启了湖川村办文艺晚会的传统，其中核心人物妇女B于2010年担任该村女村委后，乡村春晚便成为村里固定的集体活动。
在壶镇，一些表演水平较高的团队在文化领域已相当具有影响力，妇女的文艺活动组织也不再局限于春晚，而是贯穿各个节日文化活动(如妇女节、重阳节)。此外，这些团队还与社会机构建立联系，市级、县级机构组织的文艺活动也时常邀请团队演出。我们观察到，壶镇几乎每村都有一支业余舞蹈队，舞蹈队成员和人数往往并不固定，不设入队条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集体文化实践。
与此同时，这些联系也创造着妇女们共同的社会生活经验，使整个村庄乃至更大范围的社区关系更加友好、紧密。对乡村春晚进行了三年调研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谭啸认为，由于举办村晚，村民在“家里面吵架少了……村风村貌整体好了，因为办春晚大家在一起会商量，以前可能有些矛盾……比如，有两家因为(建)排水沟起矛盾，但因为春晚排练，一起商量，一来二往，就和好了”[注] 资料来源于2018年10月谭啸于丽水的访谈。 。好溪村妇女F认为：“春晚之后才觉得我们村更加团结。以前见了就是打个招呼或一起打麻将，时间长了就觉得无聊，现在有了共同的话题和经历，见面就会一起分析上次的晚会办的效果，一起商量哪里需要改进，更有意思。”乡村春晚使妇女结成共同体，她们通过共同的生活经验相互理解、沟通，达成共识。
这个共同体不仅局限于春晚的组织排练，还真正嵌入了妇女们的日常生活。湖川村妇女A和C均表示，“有的人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到农庄或是农家乐聚会一下”，“没有晚会我们平常也组织出去游玩、表演”。从湖川村嫁到李庄村的妇女H虽在李庄生活十几年，但仍感到与李庄格格不入；近年学习广场舞后，又在李庄村春晚的集体舞蹈节目中担任“领队”，负责将舞蹈动作教给其他妇女并排练成完整节目。在这一过程中，H不但变得自信、健康，还与许多本村妇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说：“之前感觉嫁到这里这么多年了，总觉得不是(在)我自己的村里一样，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这里面的一员。”另外，一些跟随丈夫到外地做生意的妇女积极回村参与春晚排练和演出，还有一些长期在外地子女家中帮持家务的妇女也都于本村演出当天回村观看演出。无论是否参与表演，乡村春晚已然是她们作为乡村共同体的一员所希望参与的春节集体文化体验。
另一个例子是李庄村妇女对当地传统舞蹈“铜钱鞭”的现代化改编。这是一种被列为缙云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乡村舞蹈，在历史上是由老年人在“迎案”(缙云地区传统群体民俗活动)时以缓慢的节奏和动作完成的。在2018年重阳节“迎案”活动中，李庄村妇女将节奏感强的流行音乐与“铜钱鞭”舞蹈动作相结合，身着改版大红色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大约是仡佬族服饰的简化版)演出。这一改编赋予了传统舞蹈以充满现代感的轻快喜悦，使重阳节这个“老人节”充满活力。这种创造在文化上不仅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而且对少数民族服饰也体现了“拿来主义”精神。改编后的舞蹈显示出的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霸权，而是几种文化的创造性揉合，让人感到乡村不再是垂垂老矣而是焕发勃勃生机。
在文艺创作能力方面，妇女主体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呈现出复杂性。面对日益多元的乡村文化环境，妇女们显示出对日常生活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能力，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克服城市中心主义文化和商业主义逻辑的挑战。尽管受到文化和知识水平限制，但她们群策群力，通过协作和创造性改造等方式来完成集体文化生产。例如，由四个人敲锣打鼓演出的语言类节目“三句半”与央视春晚中相声类节目的地位类似，是缙云乡村春晚中必不可少的原创内容。妇女们在这一节目的创作上非常用心。好溪村妇女说：“‘三句半’是大家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一起创作的，内容都是关于村里的变化、养老中心等等，边排边改。即使书记都说怕时间紧弄不好，大家仍坚持一起编‘三句半’。”在李庄村，“三句半”则是由作为春晚“总导演”的妇女D主动要求村书记协助写台词，她再从中挑选。为了保证质量，她特地请在缙云县里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参与进来，帮助优化完善台词。
第二，涉及汉民族独特文化的谜语。如前所述，有些传统的文化现象在逐步消亡，年轻人对其日益陌生，包含此类文化现象的谜语，猜度起来就相当困难了。如谜底为“日”字的字谜：
传统CORDIC算法要达到较高精度时，所需迭代次数较多，且相位的迭代收敛速度较幅度慢很多，因此，迭代一定次数后，当向量的幅度精度满足要求时，其相位的误差仍较大.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补偿算法，对经过传统CORDIC算法迭代后的向量幅度和相位，采用最佳一致逼近[12]方法分区间进行一阶多项式补偿，使计算区间上幅度的相对误差最大值和相位的绝对误差最大值最小.
在2018年湖川村乡村春晚的舞台上，妇女B和G策划了一场《农活秀》表演，成为乡村妇女对商业文化形式进行扬弃、赋予其乡土文化内涵的一个例子。这一脱胎于现代商业文化时装秀的《农活秀》有着闪耀的舞台灯光和快速的舞曲节奏，而电子屏背景却出现大片绿油油的农田，老人们身着日常生活服装，手拿最朴实的农活工具(如犁耙、担子)上台走秀。他们两人一组出场，在“定点”处互相打招呼或表演一些农活动作(如采茶、播种)，最后集体出场谢幕发表新年贺词。在这场“走秀”中，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痕迹荡然无存。时装秀中内在的商业性和消费主义，包括人体(尤其是女性)审美标准的制定及女性身体的商品化，都表达为对时尚和资本的追逐，而这二者是把中国的农民排斥在外的。《农活秀》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历史和价值以及农民在其中的主体性和农村生活的集体性。
从“德”的观念产生之初，几乎就没有不谈“天德”的“仁德”，汉儒以“德”说灾祥亦是如此，融合两个层面。“仁德”与“昏德”相对，偏重道德修养；“天德”则偏重于自然时序。
《农活秀》代表着妇女对农耕文明和以此建立的农村生活的艺术再现，而2019年湖川村老人班在妇女R的组织下演出的《工农兵秀》则更加体现出农民对国家政治主体的认知以及对工农兵阶级身份的认同：《工农兵秀》的演员分为三组，他们身穿秧歌服、工装和军装，分别代表农民、工人和军人，伴随着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咱们工人有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登场，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中，三组演员在舞台汇合。
然而，在批判性地面对商业化大众媒体产品及其意识形态方面，农村妇女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乡村春晚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批判城市中心主义和强化农民主体意识的内容，这是它在重构更为平等的城乡文化关系上的积极表现[1]；另一方面，建构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此外，还需要警惕新媒体语境下商业文化的猎奇逻辑。2018年，湖川村民兵连演出了一个《男士旗袍秀》节目。据说，这个节目被上传到网络，并获得20多万次的点击量[注] 数据来源于2018年7月湖川村访谈。 。但是，高点击量很有可能是近些年网络盛行的猎奇文化所致，即因受众无法处理大量信息，在信息洪流中迷失而产生的麻木感对强烈刺激的需求。这种纯粹的娱乐性对乡村女性的文化权力争取并没有现实意义，它是乡村受到有猎奇倾向的新媒体文化影响而创作的文艺节目又在新媒体上得到肯定的一个反馈过程。
乡村春晚作为新时代农村新文化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还体现在它与新媒体的复杂关系上。新媒体在妇女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中涉及四个方面的作用：(1)作为演员的组织工具及其他人际沟通工具；(2)信息资源的获取，如舞蹈、小品等节目素材；(3)文化传播工具，如春晚的网络直播；(4)服装道具等物质资源的购买。这是一个乡村妇女利用互联网将信息与物质生产资料重新整合进行文化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她们不断积累经验，为更加复杂的文化创造打下基础。如湖川村妇女G所说：“网络发达了，这里积累一点，那里积累一点，就可以排一个节目了。”
国家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提供了保障。壶镇辖区内均可接入互联网，村民的使用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妇女对春晚的组织基本是通过微信实现的。以湖川村为例，大部分村民都拥有微信账号，并建有一个涵盖全村微信用户的“村微信群”，日常村务信息在村微信群中进行通知，其中也包括乡村春晚。通知发布后，村民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春晚并确定节目，演出同一节目的村民再另建一个“节目群”，用来互相联络及安排日常排练等。此外，村中建有一个20多人的“女代表群”，负责与文艺活动相关的日常事务。在湖川村，公共事务的讨论多采用面对面方式，地点通常设在文化礼堂或村委会办公室。换句话说，虽然社交网络为人员组织带来方便，但群体意识和共同体的建构是通过面对面的日常文化实践实现的。另外，微信也使短时间内从村外获得人力资源成为可能，如上文所述，李庄村妇女D请缙云文艺专业知识分子参与修改“三句半”台词。
TIAN Bing, WANG Tie-gong, YANG Peng-fei, YIN Wei, XU Bing, CHEN Lu-guang, LIU Qi, LIU Jian-min, LU Jian-ping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国家农村教育政策的推动下，乡村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在乡村春晚中，妇女以文艺创作者和文化主体的身份出现。她们通常首先从互联网获得文化生产资料，对舞蹈、小品和相声等节目进行搜索，获得创作灵感或现成的脚本大纲，再进行本土化改编。具体来说，语言类节目通常是从网络中寻找与农村日常生活相关的节目脚本，再编入本村生活特色并以本土语言演出；舞蹈类节目则是将各种肢体动作进行重组，整编成符合乡村妇女审美且业余能力可完成的动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互联网承担了一部分传统文化人在乡村文化生产中的资源提供者角色，互联网的成本低、时效快和随时可获得性使妇女们掌握更多主动性和选择权。但是，海量和庞杂的网络信息和主导性的商业主义网络文化环境，对乡村妇女的“文化甄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以上《男士旗袍秀》可能因其猎奇内容而在网上广泛传播的故事提醒我们，互联网时代媒介化的乡村春晚需要谨慎对待网络传播的利弊。
网购是目前乡村妇女购买演出服装及其他道具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根据湖川村妇女B所说，过去参加演出的妇女需要一二十人一起坐车前往永康前仓镇购买演出服装，这趟行程并不轻松。电子商务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这个过程，节约了交通和人力成本。而且，电商平台中的丰富资源是单个生产厂商或地区无法比拟的，资源的多样性为乡村妇女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中的消费主义已经透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波及至中国乡村。由于公共资金没有能力承担服装道具的支出，这部分费用由参与表演者自行承担。虽然几乎所有妇女都自愿支付费用，然而，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每年参加多个文艺演出节目的妇女，且每个节目都需要购买服装道具，由于演出服装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这些服装经常只能在舞台上穿一次，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六 、结论
乡村春晚是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在乡村文化层面上的表征，它的出现饱含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中国革命让农村妇女在政治上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国家建设使广大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这使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主体性，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围绕人民性和集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成为一代农村妇女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资源。
水利水电基础工程与地基处理技术的现状分析和发展研究………………………………………………………… 魏崧（1-46）
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农村妇女受到性别化社会分工的巨大影响，大量妇女从社会生产领域回到家庭内部的再生产领域。面对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内部不均衡权力结构的双重压力，以及大众媒体文化生产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女性商品化的倾向，甚至传统文化复兴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沉渣泛起，这些有着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和集体性记忆的一代农村妇女，以她们的创造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手段，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为资源，以乡村生活为素材，主动地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和基层妇女组织乃至“村两委”的引领至关重要，而乡村妇女内生的文化动力是乡村春晚得以星火燎原的根本原因。她们以集体的组织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质朴的艺术实践参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重构乡村共同体，通过她们以主体身份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实践，实现“百姓由文化享受者到文化参与者、创造者的转变，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27]。在乡村春晚的文化实践中，妇女们展示了既传承中国乡土文化又借鉴其他文化形式和风格、实现文化“创造性转型”的能力。乡村春晚不仅为妇女发挥其主体性和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舞台，而且使共享这一文化仪式的乡村共同体更具凝聚力，其作用在于根据乡村的需要有效地团结最广大的基层群众，调动其内部积极性，并与乡村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有机结合，以在地的内生动力保证文化创造的可持续性，将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延伸至更广泛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层面。总之，通过文化振兴的拳头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以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从而实践“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这也许是乡村春晚作为乡村振兴之文化先声的非凡意义所在。
实际上，在这方面，丽水市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在把乡村春晚当作推进移风易俗、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风文明”目标的主要抓手的同时，该市还充分认识到乡村春晚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两山”发展理念和促进“产业兴旺”中的引领作用。比如，自2015年起，该市就将乡村春晚的推广整合在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之中，并制定了打造“千台阵容、百台特色、十台样本、一台引领”的规划。其中，“百台特色”乡村春晚要求建立“文旅农”三位一体的产业模式，以春晚为中心发展文化产业并带动农业形成综合性协调发展，从而让“乡村春晚红利”在带动“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方面最大化。据官方数据，此战略规划在2018年已显示出不错的成果，丽水市创收14.13亿元的“乡村春晚红利”[2]。
当然，我们不应过于夸大乡村春晚的意义，让这一“新生事物”过早承担起“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在探索中国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走到“文化决定论”。但是，无论是从近年丽水的发展实践，还是从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基于广场舞爱好者这一群体发展出以妇女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整体性社区建设模式[28]这一案例，我们都不能低估丽水的乡村春晚发展战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激活村庄的内生动力，以社会文化建设带动经济崛起甚至促进乡村治理的可能性。比如，对已经登上舞台的许多缙云妇女来说，如何让更多的男性、“村两委”成员以及更多年轻人登上舞台，就成了她们努力的方向。基于我们对缙云乡村春晚几年的连续观察，她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比如，在2019年缙云五云周村的乡村春晚上，第一次出现了“村两委”成员上台演“三句半”的场面，这对加强村庄凝聚力、改善干群关系有积极推动作用。围绕2019年周村乡村春晚的研究和超越性别视角的分析，我们会有后续文章。
“教书育人”信念还不明确。她不断反思关于人生哲学、教师角色、教师职业的问题。“黑暗中摸索”表明对自己教学现状的不满，“真实的自己”说明她对自己的教师身份认同感到迷茫。社会关系、教学环境、管理问题、生活问题和工作中的矛盾，以及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导致新的压力。甘于平庸，被迫放弃原来的教育理念，还是继续进取？这些问题困扰着她，制约着她的职业发展。
作为经常进行深阅读的读者来说，他也需要浅阅读，来帮助自己迅速了解一本书，并通过浅阅读来判断各部分内容，以安排自己的阅读方法。周国平就曾这样阐述过他的读书方法“我读一本经典著作，一开始把它当闲书一样看一遍，看的时候会做一些记号，看完后就回过头来把做了记号的地方重读一下。如果特别喜欢某一本书，就不妨读第二遍甚至更多遍。”可以看出，周国平在阅读经典著作时，也是把浅阅读作为一种阅读起步的，当做闲书一样看一遍，通过这个步骤来判断是否喜欢，是否需要第二遍甚至更多遍的深阅读[3]。
回到乡村春晚本身，如何在不断提高节目质量和维持新鲜感的同时，保持文艺活动的有机性和嵌入性，是以乡村春晚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挑战。由于节目的推陈出新对妇女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能够激发她们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所调研的妇女都表达了其中的压力，那些承担节目编排和组织责任的妇女更是如此。“各村都在办，压力大，不想比别人差”(李庄村妇女D)，“以前是我们自己学学就行了，现在都要请老师，费用我们自己出，舞馆请老师，一支舞下来要3000块钱。现在质量要求高，不比当初。观众的眼光高了，每个村的晚会都搞起来了，如果我们表演的质量低，是没人看的”(湖川村妇女G)。乡村春晚是对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文化的否定之否定，代表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用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成功”逻辑来评判。商业主义“成功”逻辑的压力是否会使“爱好”转化为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任务”，从而使乡村妇女的文化生产与日常生活实践相互分离，甚至走向商业逻辑驱使的庸俗化，最终弱化妇女在乡村文化创造中的主体性，导致文化生产的异化，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最后，从一个“生态宜居”的环境最终需要建立在对由于网购而得到普及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扬弃的角度，一个值得妇女组织或政府文化部门引领的社会建设或合作机制，也许可从如何更经济和更有效地整合演出服装资源这一非常具体的问题中产生。
虽然有些媒体标题把乡村春晚描绘成“土得掉渣”，从而强化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以及“洋”与“土”的分野，但是，乡村春晚是业已现代化的乡土中国在与城市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文化体系中最基层也是最生动的组成部分，更是在传统农耕社会和商业社会中被压制和被物化的女性展现其社会主义现代主体性和引领乡村振兴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春晚是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在新时代的最新文化成果。从恩格斯所说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角度，乡村春晚中的妇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力量是对男权中心的农耕文明的扬弃，更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成就的一道靓丽风景。无论从其发展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乡村春晚都还是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幼苗，需要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联动中成长壮大。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包括一个村庄的一台春晚何以可能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就“妇女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而言，我们希望本文能从文化层面提供一个“乡村故事，中国道路”的独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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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pring Festival Show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A Case Study in Huzhen Township ,Jinyun ,Zhejiang
XIN Yi1 ZHAO Yue-zhi2
(1.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China ;2.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V 5A 1S 6,Canada ;3.Heyang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Lishui 321402,Zhejing Province ,China )
Key Words ：women studies;Rural Spring Festival Shows;female subjectivity;rural culture
Abstract ：Rural Spring Festival Shows originated in Lishui City,Zhejiang Province.It has,in recent years,rapidly spread to many rural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become a strong force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China.Informed b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Chinese rural women demonstrate their subjectivity and achieve self-empowerment in the processes of reconfiguring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creating new cultures in a social context of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y,culture and gender.In their cultural practices surrounding the staging of Rural Spring Festival Shows,Chinese rural women have also demonstrated a creative ability in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forms and styles through a transculturation process.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 - 2563 (2019 )02 - 0017 - 13
作者简介 ：1 .辛逸(1988 - ),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6 级博士研究生，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传播学。2 .赵月枝(1965 - ),女，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传播政策、文化产业、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 ：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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