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专题讨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46-15
21世纪中国哲学将在理论形态上作如何的建构？在世纪之初的今日，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提出种种构想，无疑有很大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在于，影响21世纪中国哲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一些重要因素，如新世纪中历史运动的趋向及其要求中国哲学家们回答的问题，在现在还不可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现在就不可能进行，因为其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毕竟已经具备了。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出发点的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就是这样一种既有的重要因素。21世纪中国哲学是接着20世纪中国哲学讲的。如何看待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对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21世纪中国哲学有一个如何接着20世纪中国哲学讲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着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
20世纪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着特殊的位置。这种特殊性在于，20世纪中国哲学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哲学中的现代性因素，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思潮中即已孕育，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因素仍然因为受中国文化历史的限制而一直处于“难产”状态，未能从传统形态中国哲学中生长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来。只有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以及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国哲学才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由传统形态转为近代形态并继而转为现代形态。19世纪中后期的短短几十年，中国哲学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而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哲学又由严复开其端而转向现代形态。严复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经验证实原则，在经验的基础上解构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近代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状况，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建构起科学宇宙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哲学开始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不仅通过科学与玄学论战，提出并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知识论与本体论诸关系问题，而且出现了一批分属不同思潮的中国哲学家，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创造了具有个性特征的现代形态的哲学体系，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或曲折或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些体系性的建构，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的标志性思想成果。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生成，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确立，正是通过这些体系性建构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的。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对于中国哲学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给予了深刻的改造，形成了新的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这一新的哲学传统，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一些传统的文化因素、哲学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经世致用学风、公羊三世说、民本思想等，都曾在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因素，因其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内容。第二个方面，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经过中国化过程，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而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中与本土传统不相同的重要内容。第三个方面，20世纪中国哲学家在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汲取并综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新的创造，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标志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新的哲学创造，当然是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在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中，既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是脱离了几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中，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相比，后者处于主要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也不足怪。如非这样，有着几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要在两个世纪间实现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现代形态中国哲学要在短短百年中得以生成和发展，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在用传统的眼光看待它的时候，往往不易作出准确的把握，甚至怀疑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在21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的建构中，就必然有一个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如何看待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以及由之而来的不同的看法，在最近十余年中已经相当尖锐地凸显出来了。
一种看法，就是竭力否认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这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否定，并不是说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不存在，而是说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不合理。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合理性的否定，是在“反激进主义”与“反全盘西化”的两面旗帜下进行的。“反激进主义”的声浪，在最近十余年间的中国思想世界发出了巨大的轰响，使“激进”似已成为一贬义词，而“保守”二字则被赋予了空前的褒义。按照“反激进主义”论者的说法，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是激进主义的，这种激进主义的强烈批判性，断裂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承绪，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进行了大否定，由之而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反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在最近十余年间的中国思想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按照“反全盘西化”论者的说法，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对西方文化的吸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这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歧出，使中国在今天正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有鉴于此，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建立起克服百年来这一文化歧出的博大精深的新型儒学。这两种主张的出发点固然不同，但它们的归结点却颇为一致，即20世纪中国哲学的大多数思潮不是属于激进主义就是属于全盘西化，因此，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性是难以成立的；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中，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家哲学才是唯一在激进主义与全盘西化之外而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接续的，才体现了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正确发展方向。总之，按照这些看法，20世纪中国哲学似乎只是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大破坏大断裂。近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否认。如有论者认为：“到了‘五四’之际，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创建‘中国哲学’之旨归，不仅是为了回应文化挑战，更是为了重新建构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或者思想世界、精神世界），也就是重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解释系统，并力图以之支撑中华民族之复兴。但是在事实上，‘中国哲学’却一直未能有效地参与中国人的生活建构，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意义，无法达到它的预期目的，从而陷入意义困境。”①从这段文字里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合理性问题。正是由于一些论者断然否认了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意义，因此才产生出对从“中国哲学”概念的成立到“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等一系列的怀疑和否定。
另一种看法，则是认肯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固然具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固然具有历史的惰性力，但并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当然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改造与更新，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新传统。在旧传统与新传统之间，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许多中国哲学家都自觉地汲取和承继以往的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来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固然如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也不例外。而一些传统哲学的因素，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民本思想，在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中，就起着特殊的作用。严复对自由主义的引入，孙中山的民生史观的形成，中国人最初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与民本思想相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不是传统的断裂、文化的歧出，而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改造与更新。这种新传统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冯契通过对中国哲学全部历程的研究，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提出了中国哲学有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两种传统的观点。他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②冯契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指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所生成的新传统。在他看来，中国哲学传统的这一更新不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因此他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由此出发，冯契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的合理性，包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进行了坚决的辩护。他指出：“新文化运动激化了古今中西之争，加速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步伐。‘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虽被某些人视为过分激烈了，但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李大钊已作了解释：孔子早被历代权势者奉为‘偶像权威’，儒学早成为‘专制政治之灵魂’，所以反封建便必须批判儒学，批判那作为纲常名教的理论根据的天命论和经学独断论。至于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当然包括多方面的意义，但就哲学的近代化来说，就是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用科学方法取代经学方法，在价值观念上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封建的权威主义。所以，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哲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批判对象和战斗任务更加明确起来了。”③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必然性与合理性，是在两种传统的交替之中显示出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实是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的一种历史性大转变。冯契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这种“近代传统”比“古代传统”更为重要。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绕过这一新传统，应以这一新传统作为直接的出发点。
因此，在今天谈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的建构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如果持前一种看法，就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中国传统哲学或现代新儒家哲学，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只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或至多只是接着现代新儒家哲学讲。如果持后一种看法，则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沿着20世纪中国哲学已经开启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不是置20世纪中国哲学于不顾而以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出发点。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将深刻地影响到21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的建构。这是今天探讨21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的建构时尤需注意的。
当然，以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需要对这一传统作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需要有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克服。
所谓对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就是不能像“反激进主义”论者和“反全盘西化”论者那样，仅把现代新儒家哲学看作是20世纪中国哲学唯一的硕果，而应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视域出发，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相关联的哲学运动中，发现、肯定、继承对促成这一转型起过积极作用的全部哲学探索和思想创作，也就是说，不仅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古已有之的因素，而且要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中的重要内容，都是值得21世纪中国哲学重视和继承的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把这些内容和因素都视为“激进”、“西化”而加以拒斥和抛弃，仅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出发，在儒家哲学中打圈圈，是不可能建构出能够回答21世纪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新的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
所谓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更新，即要求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取批判的态度。认肯和继承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意味着就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不作批判的分析。必须看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哲学家、思想家主观条件的诸多限制，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这种不足和局限，其最为主要者，一是在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于急迫和短促，一些在今天看来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哲学问题未能深入展开，如价值问题、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平等问题、个性发展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充分的探讨；二是在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汲取与继承尚有许多不足，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核心的和精华的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与充分的显发，即使是现代新儒家哲学所建构的一系列本体论体系也未能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这就有一个在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进行更新的问题。
因此，以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既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既是直承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而作新开展与再创造，也是对全部中国哲学传统的新阐释与再继承。
注释：
①邓曦泽：《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见《原道》第12辑，第 157-1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冯契文集》，第9卷，第51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③《冯契文集》，第7卷，第30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