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时期无棺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时期论文,无棺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传统墓制是用棺收殓尸体加以埋葬，但在北朝时期的墓葬中，有一种直接将尸体陈放在尸床上进行埋葬的现象，这种不用棺的埋葬方式，可称为无棺葬或尸床葬。 这里采用尸床的概念是针对棺床而言，因为棺床是指陈放棺的床台，但不用棺直接陈放尸体的床台却不能称为棺床，所以名之为尸床。 一、无棺葬概况 在北朝的各个时期，在多个政治中心区域，都发现了无棺葬[1]。 (一)尸床 北魏自公元386至439年的50余年仍处于十六国时期。自公元398至494年的近百年间都平城(山西大同)，其后的40年都洛阳(河南洛阳)。 近些年来，在山西大同一带发掘了数百座北魏墓，主要分布在市区的东郊和南郊。墓葬主要分为双室砖墓、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三种，双室和单室砖墓多应属于大型墓，部分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应属于中型墓。 (1)单室砖墓数量较多，一般带一条长斜坡墓道，部分设过洞和天井，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或接近方形，顶为四角攒尖形，有的带一个侧室。墓室口用砖封堵。部分墓室内设有砖棺床，一般使用木棺，木棺呈一头大一头小的形制。 单室砖墓中也有不用木棺、直接将墓主陈放于尸床的做法。尸床有木、砖、石三种构造。木尸床如大同七里村M1、M37，石尸床如七里村M14[2]，砖尸床如大同迎宾大道M2、M3、M26、M78[3]。 七里村墓群位于大同市南郊。M1墓道为长斜坡式，带过洞、天井，墓室的东侧设有一个侧室。在墓室中部构建有一座带前廊的围屏木榻，其上可能悬挂帷帐，在榻的西部设有木床，长1.98、宽0.99米，上置石灰枕，残存的头骨已失原位，应属夫妻合葬。随葬有10余件陶器和数件漆器(图一)。M37的墓室中央设一木榻，被分成东西两部分，西部长1.92、宽0.65米，上有一具整齐的女性骨架，佩戴银戒指、金耳环，头部置石灰枕；东部长1.92、宽1.08米，一男一女的骨架凌乱地堆在一起，有几件漆器随葬。M14的墓道带过洞、天井，墓室的东侧设有一个侧室。在墓室的西、北侧设二具、侧室的北侧设一具石床(正侧面雕刻忍冬纹、水波纹、莲瓣、人物和铺首衔环等图案，与下文围屏石床正侧面的形制和图案相似)，未见棺木，仅存石灰枕。人骨已失原位，属一男四女。盗余随葬品有2件石灯和数件陶器、漆器(图二)。 迎宾大道墓群位于大同市东郊。M2、M3、M26、M78的墓室内均砌有砖床，床立面呈束腰状，其上无棺，直接陈放尸体。其中M78砖床长1.9～2.1、宽0.72～0.84、高0.45米，上有一男性尸骨，仰身直肢，头下置石灰枕。随葬品有1件石灯、1件陶壶和1件漆盘(图三)。
图一 山西大同七里村M1平面图
图二 山西大同七里村M14平、剖面图
图三 山西大同迎宾大道M78平、剖面图
图四 山西大同南郊M112平面图 (2)单室土洞墓数量最多，墓道多为斜坡式，个别设有过洞和天井。墓室的平面形状有三种，即梯形、刀形和方形。墓室长2～3米，最宽处1米至2米余，个别墓设有壁龛。墓室口一般用木板、土坯或生土块封堵。一般用木棺，个别墓棺外有椁。常见使用白灰枕或土灰枕。单人葬最多，也有双棺双人合葬和单棺双人合葬。一般随葬少量陶器、漆器等，有的墓发现兽骨。 在方形墓室土洞墓中，个别墓室内垒砌有石床，如大同南郊M112。石床的前侧面呈倒立的“山”字形，由两块石板用榫卯拼接而成，表面雕刻忍冬纹、水波纹、净瓶和铺首衔环，床面用4块石板铺成，长2.1米，石床内用黄土填实。这种结构与七里村M14墓室内的石床相似。墓主尸骨完整，仰身直肢躺于石床上，不用木棺(图四)。随葬品只有3件陶器[4]。 历年来，在河南洛阳发掘了不少北魏洛阳时期的墓葬，其中应有不少无棺葬，详见下文的围屏石床。 2.东魏北齐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为北齐所代，577年北齐亡于北周。东魏北齐历43年，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 东魏北齐墓葬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北京等省市，总计约有数百座，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集中于邺城遗址附近，即今河北磁县和河南安阳一带。
图五 河南安阳固岸墓地Ⅱ区M57围屏石床
图六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康业墓平、剖面图
图七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李诞墓平面图 东魏北齐大中型墓均为带一条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或单室土洞墓。其中有的墓室内设围屏石床，不用棺，如河南安阳固岸墓地Ⅱ区M57，为墓道带天井的中型土洞墓，石床上平躺两具人骨(图五)，根据出土墓志，墓主为谢氏、冯僧晖，卒于东魏武定六年(548年)[5]。该时期其他围屏石床资料见下文。 3.西魏北周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为北周所代，581年北周又为隋所代。西魏北周历47年，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西魏墓葬发现甚少，墓葬形制清楚且年代确切的有陕西咸阳侯义墓和谢婆仁墓等。北周墓葬也主要发现于咸阳原上，其中在配合咸阳国际机场建设中清理了数十座，墓主身份等级大多很高，应是一处高级官吏的墓地，周武帝的孝陵位于这处墓地以东，拓跋虎墓在这处墓地以南。此外，北周墓葬在当时都城长安的东郊和南郊，也就是现在西安市的北郊和南郊也有所发现，其中在西安市北郊发现了4座墓葬，墓主都属于当时的中亚民族，其中安伽、康业和史君三人是粟特人的后裔[6]，李诞是来自罽宾婆罗门的后裔[7]；位于西安市南郊的墓葬规模较小，墓主可能属于一般官吏。 西魏北周大中型墓葬的主要形制是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另有少量双室土洞墓和单室砖墓。其中康业墓(图六)、史君墓(图九)为单室土洞墓，前者墓道被毁，后者斜坡墓道带5个天井。单室砖墓只发现2座，即李诞墓(图七)和安伽墓(图一○)，李诞墓墓道未作发掘，安伽墓斜坡墓道带5个天井。康业、安伽墓使用围屏石床，史君墓使用石椁，均为无棺葬。李诞墓使用石棺，夫妇合葬，其中女性口含一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金币。 康业墓的围屏石床雕刻图案并局部贴金，长2.38、宽1.07、高1.335米，由10块青石构成，其中围屏4块、床板1块、床腿5块。床上有仰身直肢人骨一具，身着衣物，腰间束带(仅存铜带扣1件、铜带銙4件和铜扣针环4件)，口含罗马金币1枚，右手握“布泉”铜钱1枚。此外，墓室口置墓志一合，墓志旁侧有动物骨骼，墓室中部有一小块烧土面。无其他随葬品。康业葬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年)。 安伽墓的围屏石床雕刻图案并彩绘、贴金，长2.28、宽1.03、高1.17米，由11块青石构成，其中围屏3块、床板1块、床腿7块(图八)。床上空无一物，墓主骨架被散乱地放置于甬道的墓志之侧，其中股骨上留有明显的火烧烟熏痕迹。无任何随葬品。安伽葬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 (二)关于围屏石床 像康业墓和安伽墓使用的围屏石榻，日本学者山本忠尚名之围屏石床，本文亦用此名。他收集了国内发掘出土、征集以及早年或近年流散海外、被各地美术馆或博物馆收藏的资料30余例(包括上述大同南郊M112、西安康业墓和安伽墓等)，时代自北魏太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至隋～初唐的甘肃天水石马坪墓，出土地点大多位于北朝各代的旧都附近，如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安阳、河北磁县和陕西西安等地(表一)[8]。上述地点全部在北方，同时期南方的南朝地域内无一发现。
此“围屏石床一览”表中，部分石床其实是不带围屏的，如大同南郊M112。大同智家堡北魏墓也只采集到石床的构件，原来可能也无围屏。至于其他只有石床构件的资料，已无从知晓其原来有无围屏。 在30余例石床或围屏石床中，北魏平城时期有3例(表一，1～3)，均见于大同市郊；北魏洛阳时期有21例(表一，4～24)，大多数应出自洛阳市郊，河南沁阳1例；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有9例(表一，25～32、34)，见于河南安阳、河北磁县以及陕西西安；另外1例可能属于隋至初唐，出自甘肃天水(表一，33)。 石床或围屏石床无疑是安放死者的葬具，但石床之上是否另陈木棺，采集或传世的资料已失去这方面的信息。从发掘出土的墓葬资料看，大同南郊北魏M112(石床)以及安阳固岸东魏M57、西安北周康业墓、安伽墓(围屏石床)等均不再使用木棺，但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木围屏石床)报告中明确说明有木棺板残件[9]，沁阳西向北朝晚期墓(围屏石床)报告中提到棺木和人骨已朽[10]，天水石马坪隋至初唐墓(围屏石床)报告中言及石床上有木棺和人骨痕迹[11]，显然这几座墓葬无法排除使用木棺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些发掘资料或可推测，大部分使用石床或围屏石床的墓葬不再用棺，属于无棺葬。 (三)关于房形石椁 椁是设于棺外的一种葬具，在墓室内用各种材料组装而成，其体量大于可整体搬运的棺。商周秦汉时期流行木椁，偶见石椁，汉末魏晋时期流行棺外悬挂帷帐，北朝时期木椁和帷帐仍可见到，同时又出现了形制更为复杂的房形木椁和石椁。 1.北魏平城时期
图八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围屏石床 宋绍祖墓位于大同市东郊，为单室砖墓，由斜坡墓道、两个过洞、两个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图一一)，墓室内构建一石椁，为单檐悬山顶仿木结构，由百余件青石构件组合而成(图一二)。其南设前廊，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北为后室，平面略呈长方形，以地袱测量东西2.98、南北2.3、通高2.34～2.4米，南向开两扇石门。石椁内东、西、北三壁的下部绘有壁画，内容为乐舞。石椁内筑石尸床，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东西2.39、南北1.03～1.88、高0.31米，所用石材上雕刻有花纹(图一三)。尸床西部遗留有两个石灰枕，平面略呈椭圆形，两端尖，微上翘，由此得知墓主直接并躺在尸床上，不用木棺等其他葬具。随葬品有陶器、镇墓兽、俑、模型明器、银镯、小铁镜等170余件。据出土砖铭知墓主为幽州刺史、敦煌公宋绍祖夫妇，葬于太和元年(477年)[12]。
图九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平、剖面图
图一○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平、剖面图
图一一 山西大同宋绍祖墓平、剖面图 在大同市南郊智家堡发现了一座土洞墓，墓室东西2.11、南北1.13米，内建石椁(图一四)。石椁为单檐悬山顶仿木结构，由数十块砂岩构件拼合而成，通高约1.7米，南向开一扇石门(图一五)。石椁内四壁、顶部均绘彩画，内容有墓主人并坐、侍者、羽人、牛车、马、树木、花卉等。据调查，随葬品有多件陶器、多件黄釉陶器、1件蓝色透明带把小玻璃杯、1件铜鍑和数枚五铢钱。另有三座类似的石椁墓与此墓东西并列[13]。 2.北魏洛阳时期 最为有名的是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孝昌三年(527年)宁懋石室(图一六)。据观察，其内部长度大致相当于人的身高，难以容下木棺等其他葬具[14]。 3.东魏北齐 河南安阳固岸墓地Ⅱ区发现一座带石墓门的东魏大型砖墓，墓室内建有石椁[15]。 山东益都傅家发现一座北齐武平四年(573年)画像石墓[16]。据考，这些画像石原来可能属于某件石椁，是被重新利用建造了此墓[17]。 库狄迴洛墓位于山西寿阳，为单室砖墓。墓室内构建有一座木结构房式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长3.82、宽3.04、残高约1.2米(图一九)。木椁内置黑漆木棺一具，长2.3、宽1.28、高0.73米。棺内并列人骨架三具，可能属一男二女，其中一女手戴金戒指。出土各种质地的随葬品300余件。库狄迴洛卒于北齐大宁二年(562年)[18]。 4.西魏北周 西安史君墓内构建有仿木构歇山顶房形石椁，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自名“石堂”，长2.5、宽1.55、高1.58米，由2块底板、12块壁板和5块顶板组成。石椁内置石尸床一具，长2、宽0.93、高0.21米(图一七)。人骨因被盗而散落于石椁内外，为一男一女两个个体，未见木棺。盗余随葬品有1枚镶绿松石金戒指、1枚系珍珠金耳坠，1枚拜占庭金币的仿制品、1件鎏金铜带扣和1件陶灯盏。另有兽骨。史君葬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图一二 山西大同宋绍祖墓石椁结构透视图
图一三 山西大同宋绍祖墓石椁内的石尸床
图一四 山西大同南郊智家堡石椁墓平面图
图一五 山西大同南郊智家堡石椁墓石椁结构示意图 虞弘墓位于山西太原，为单室砖墓。墓室内安放一座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房形汉白玉石椁，由椁顶、椁壁、椁座和廊柱组成，椁身正面长2.47米，侧面宽1.36米，通高2.36米(图一八)。椁壁、椁座均有雕刻、彩绘，局部描金。人骨因被盗而散见于石椁内外，为一男一女两个个体，未见木棺痕迹。盗余随葬品有石俑、陶俑、石灯、瓷器、陶器等。虞弘应是中亚鱼国人的后裔，卒于开皇十二年(592年)[19]。 李静训墓位于陕西西安，为竖穴土坑墓。墓室内安放一座石椁，由4块顶板、10块壁板和3块底板组成，长2.63、宽1.5、高1.61米。石椁内套装一石棺，呈三开间、歇山顶房形，长1.92、宽0.89、通高1.22米(图二○)。棺外雕刻各种图案，棺内绘有壁画。李静训卒于大业四年(608年)[20]。 石椁内是否藏棺，传世品(宁懋石室)、采集品(大同智家堡、益都傅家)以及发掘出土但报道简略的墓例(安阳固岸)都不清楚。其他发掘品中属于北朝时期的北魏宋绍祖石椁和北周史君石椁内均另置石尸床，不用木棺等其他葬具，而北齐库狄迴洛墓中建有木椁，内藏木棺，当为传统木质棺椁系统的延续，只是木椁呈现形制复杂的房形；属于隋代的虞弘石椁带有铺装整齐的石座，类似宋绍祖和史君石椁内的石尸床，也不用木棺等其他葬具，而李静训石椁较为简单，内藏精美的房形石棺，似又开创了石椁内藏棺的新系统，唐代继之，棺多为木质，如陕西三原初唐李寿墓[21]等。因此，从现有资料分析，至少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北朝房形石椁内不再用棺，属于无棺葬，隋代虞弘墓在此延长线上。 二、无棺葬简论 本文讨论的无棺葬，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用棺或经济原因无法用棺的墓葬，而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或丧葬习俗不用棺木收纳遗体的墓葬。因此，文中所举案例均为某一时期中型以上墓葬，小型墓以及大中型墓中棺木不清者均不涉及。
图一六 河南洛阳宁懋石室结构示意图
图一七 陕西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石椁、石床透视示意图
图一八 山西太原虞弘墓石椁结构示意图 (一)无棺葬的特征 1.墓葬形制 无论北魏还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无棺葬采用的墓葬形制均与当时、当地的其他墓葬无异，既有单室土洞墓，也有单室砖墓。从墓葬规模看，至少属于中型墓，有的还可归入大型墓。 北周的几座无棺葬比较特殊，其中康业和史君墓是单室土洞墓，后者斜坡墓道带5个天井。安伽墓则是发现的仅有的两座单室砖墓之一，斜坡墓道也带5个天井。墓道带5个天井的墓葬等级很高，显然与两座墓的墓主身份不符，可能与墓主是来华的中亚人有关，应属特殊情况。 无棺葬中用于安放尸体的葬具，可分为尸床、围屏石床和房形石椁三种。尸床又分为木尸床、砖尸床和石尸床三种；围屏石床实际上是将石尸床的三面或四面用石板加以围挡，类似屏风；房形石椁也可看做是将石尸床用石材整体封闭起来，像一座房屋。因此，三种葬具是共通的，其最基本、核心的部分就是尸床。 从尸骨保存较好的墓例看，无棺葬中的死者多仰身直肢平躺于尸床之上，如大同七里村M37木榻西部的女性骨架、大同迎宾大道M78砖尸床上的男性骨架、大同南郊M112、安阳固岸M57和西安康业墓等。其中康业墓墓主身着衣物，腰间束带，史君墓被盗扰随葬品中有1件鎏金铜带扣，推测墓主也着有衣物。 另外也有二次葬的情况，如大同七里村M37木榻东部一男一女的骨架凌乱堆在一起，西安安伽墓墓主骨架散乱地放置于甬道等。 无棺葬中存在单人葬、二人合葬和多人合葬。单人葬如大同迎宾大道M78、大同南郊M112、西安康业墓和安伽墓等，二人合葬如大同七里村M1、大同宋绍祖墓、安阳固岸M57和西安史君墓等，多人合葬如大同七里村M37葬一男二女三人，M14葬一男四女五人等。 5.随葬品 与墓葬的规模以及重视葬具的程度相比，北朝无棺葬中的随葬品普遍偏少，一般只有几件器物或灯具、装饰品、钱币等，有的甚至无任何随葬品，如安伽墓。 (二)尸床与棺床 在北方地区，西晋墓中即可见到棺床，一般用砖砌成，如洛阳元康九年徐美人墓[22]等。到了北魏，棺床渐趋流行，根据墓葬等级，有石棺床、砖棺床和土棺床之分，这种做法被东魏北齐墓葬继承，但西魏北周实行简葬，墓内只设土棺床或木棺床。 棺床的作用是承棺，所以一般形制简单，缺乏装饰；尸床则直接承放尸体，所以形制多样，且富于装饰。从材质看，尸床也有石尸床、砖尸床和木尸床之分，但不见土尸床。 如上所述，带石围屏和房形石椁的石尸床可能主要用于无棺葬。棺床大多呈长方台形，北魏、北齐和北周皇帝陵也不例外，似无需再增加围屏或房形石椁。 (三)无棺葬的族属 1.无棺葬不是中土传统葬制
图一九 山西寿阳库狄迴洛墓木椁复原透视图
图二○ 陕西西安李静训墓石棺西壁正视图 中国古代的传统葬制非常重视用棺，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以棺椁重数规范墓主等级的丧葬礼制。秦汉以来，虽然这套礼制不复存在，但棺仍然构成墓葬的核心，这种观念和做法根深蒂固，一直延续至今。 就北朝墓葬而言，不管墓主是汉族还是鲜卑族等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均使用棺木装殓尸体，因此，采用无棺葬的墓主可以排除是这些民族的可能性。 2.无棺葬与中亚民族有关 墓主身份明确的几座无棺葬，如西安北周安伽墓、康业墓和史君墓，都是来自中亚民族，即粟特人后裔的墓葬。若由此上推到北魏平城时期，都城大同一带发现的无棺葬，其墓主为粟特人的可能性极大。从文献记载中也可获得相关信息。据《魏书》等史籍记载，太武帝太延年间，粟特国多次遣使朝魏，一直持续到文成帝时期。《魏书·西域》记载：“(粟特)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23]《魏书·释老志》又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24]说明魏平凉州后将那里的大量人口迁到平城一带，其中应有一些粟特人。平城一带既有粟特人居住，他们死后不用棺木，而用尸床葬俗埋于平城郊外，不是没有可能的。至于宋绍祖，应是汉人，但他爵为敦煌公，其采用无棺葬或可视为受到了那一带粟特人葬俗的影响。洛阳、安阳一带发现的无棺葬，应是粟特人移动到那里留下的遗迹，这与粟特人来华的线路和分布是一致的[25]。 北朝以前墓葬中是否存在与中亚民族有关的无棺葬，还需进行甄别、探寻。北朝以后，隋代如虞弘墓，属于粟特后裔采用无棺葬的典型例证。唐代也有墓例，如曾在宁夏盐池发掘6座盛唐前后的石室墓，均依山开凿，带平底墓道。根据报道，除1号墓明确发现有木棺(出土圆帽铁棺钉)外，其他5座墓均无葬具(2号墓似发现有腐朽的棺木痕迹，但不见棺钉)，尸骨直接陈放在石尸床上或壁龛内，多为双人葬或多人葬。根据出土墓志，3号墓墓主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何氏[26]。6号墓石门扉上线刻有胡腾舞者像，进一步说明这里应是一处来华中亚粟特人的墓地。 当然，墓葬族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现在还缺乏人骨鉴定方面的有力证据，所以，我们只能说采用无棺葬的墓主大部分应是粟特人的后裔，但不排除其他民族受到这种葬俗影响而采用无棺葬的可能性，如宋绍祖墓和安阳固岸M57。同时，粟特人的后裔中肯定也存在受中土葬俗影响而使用棺木的情况。 3.无棺葬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融 无棺葬采用的墓葬形制(长斜坡墓道单室墓)以及墓内彩绘壁画的做法等均流行于当时，石门、石尸床、围屏石床、石椁等设施和葬具显然也属于中土的文化因素，但这些石设施和葬具在无棺葬中被使用，并且其上装饰富于中亚民族生活特征的图像，加之墓中少见当时流行的随葬品等，均表现出有别于中土的文化特征。可以说无棺葬是粟特人借用中土墓葬形制和设施来实现自身民族习俗的一种埋葬方式，是中亚文化与中土文化的混合体。 4.无棺葬中尸床的象征 据记载，粟特人死后实行天葬，尸体被运到葬尸台上让动物吃掉，然后收取骸骨埋入地下，不用棺椁。入居中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们，采用无棺葬表明他们坚守着不用棺椁的传统葬俗，墓中他们仰身直肢躺于尸床之上，会否是在模仿尸体被置于葬尸台上的天葬场景呢？当然这只是臆测，也算是对于为什么入华粟特人特别钟情石质葬具的一种解释吧。至于无棺葬中的二次葬，存在真正实行了天葬的可能性。 最后，鉴于葬具在研究墓葬制度上的重要性，呼吁在考古发掘时，即使不能确定棺木的形状和大小，也应尽量根据遗存痕迹，判断并明确交代有无棺木或者棺木不清等情况。 附记：此文在2011年写作博士论文时已完成构思及部分文字，这次续写完成，并作图、表。感谢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和田晴吾先生的启发和指导。王文渊、李振远帮助制图，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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