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技术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路径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发展多起源于选择、获取、消化吸收和改进国外技术。因此，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是在了解、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发展轨迹和国外技术供应全球战略的技术环境下，寻求其技术能力的获得。在现有的研究企业技术能力文献中（Ruby Gonsen，1998；Lall，2001；Jin W.Cyhn，2002等），往往对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前端——技术选择分析不足，只有个别学者如林武（1989）、斋藤优（1996）、Linsu Kim（1998）作了一些初步研究，但这些分析不够细致，未能规律化。我国学者（高建，1997；谢伟，2001；魏江，2002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与他们大体相同。从实证及其理论指导意义而言，技术选择是剖析企业技术能力发展内在机理的首要工作，而如今，它依然是个黑箱。不仅如此，技术学习行为这一复杂系统存在着“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因此，对中国企业技术选择的研究，能够指导企业作出明智的技术能力发展决策，从而避免企业被锁定在技术能力发展的低级化道路上，其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以企业技术能力研究范式为基础，运用技术学习战略决定的数理模型，以案例为实证，来探究中国企业技术选择的行为，并提出相关对策。本文中的中国企业特指中国大陆境内的企业法人（外商独资企业与外资控股的企业除外），重点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及个体企业。
二、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框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技术能力研究作为一种技术后进国家技术追赶过程中新的分析范式和企业能力理论的核心基础受到世界众多学者的关注。“企业技术能力”是企业在持续的技术变革过程中，选择、获取、消化吸收、改进和创造技术并使之与其它资源相整合，从而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累积性学识（安同良，2002）。企业技术能力从本质上讲是企业组织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的具有行动指向的知识资源，而知识本身可以按照潜在的可观察的行为来定义。知识往往表现为凝聚在个人、群体或物品中的以信息为基础的能力或物化的能力。单独而言，能力只是个人或企业的能够胜任工作或任务的行为流程或潜在特点。从时间角度来看，企业技术能力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它的发展并不是自动的过程，而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主动进行技术学习的结果。在此，笔者将技术学习定义为“企业创造、改进、提升以资源为基础的显现与内隐的技术能力的过程”。从演化的角度，技术能力的发展是企业决策规则变化而导致的行为变迁（Nelson and Winter，1997）。为此，成功的技术能力发展需要对技术学习进行精心的管理（Carayannis，2001）。根据技术学习的知识本体与行为主义模式，我设计了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五段式模式——（技术）选择、获取、消化吸收、改进和创造。其中，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初始发展与高度化发展两大发展阶段。在企业技术能力发展这一完整序列的前端，即技术选择与获取是每一企业技术发展必走的路径，可称之为技术能力发展的初始阶段。而企业技术能力的高度化发展阶段则是指企业在技术能力发展的过程中由消化吸收逐渐向技术创造阶段的演化。
从行为的角度，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首先在技术学习伊始作出技术选择，即技术学习战略的决定与执行。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后进国家的企业在技术获取前没有深思熟虑，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没有做出选择，恰恰它是技术选择的一种盲目形式。日本、韩国许多企业因正确的技术选择而导致了技术能力不断升级，比如韩国现代公司以获得技术能力为矢志，于1985年研发出阿尔发发动机，其性能超过了日本本田的类似机型。而日本松下选择了以“比别人做得更精、更好”为口号的超级模仿秀式技术发展战略，时至今日，不重研发的战略使其吞下了自1971年以来2001年首次亏损之苦果。对于技术学习，技术选择具有战略锁定效应，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必须慎重抉择。
技术学习战略是指以技术努力为基础的技术学习的规划。我借鉴Chris Freeman等（1997）与高建（1997）对创新战略的研究，根据产业技术进化的类型、企业技术学习的过程，将企业技术学习战略分为：领先战略与追随战略两大战略，在追随战略中又细分为拿来主义战略、复制性模仿战略、创新性模仿战略（改进战略）。领先战略是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只有以世界性领先为目标，才能清醒意识到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差距。追随战略指企业追随世界性前沿或主导性技术，大多数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技术学习基本上采取的是追随战略，不过追随的技术重点不同。拿来主义战略指企业对获取技术的简单使用，它一般对应可以直接使用的简单技术；复制性模仿战略则是指在对获取的技术消化吸收基础上，以逆向工程等方式简单复制；创新性模仿战略是指在深度研发的基础上，致力于生产具有新功能的仿制品，并有可能在产品与工艺创新方面有所改进。图1描述了技术选择的方式与内容。
图1 技术选择：技术学习过程与技术学习战略
韩国企业技术学习战略基本上是从复制性模仿到创新性模仿（Linsu Kim，1998），而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从技术追随（移植）到技术领先的战略实现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要想实行技术领先战略，往往需要低一层次的技术能力做支持（Lall，2001）。
三、企业技术学习战略决定的模型分析
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学习战略的决定依赖于技术学习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这种权衡随着企业主体复杂适应性的进化而有所差别。我们设计一个企业技术学习的战略决定模型，此模型是斋藤优（1996）技术开发模型的借鉴、修正、扩展与普适化。假设某一企业生产与技术的关系可以表示成以下的函数关系：
从（7）式可以看出，为了提高x的值，必须尽量提高γ、y，并尽量降低α、A。
为了进行技术发展，企业技术发展的纯利润率必须为正数，即x＞0，为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技术进步率y和技术发展成功率γ（0＜γ＜1）越大，并且技术发展成本率α和A越小，技术发展利润率x就越大；（2）为了提高技术发展利润率x，应该减小A，即选择开发周期（m）短、利用周期（n）长的项目。
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曾将技术学习战略分为领先战略与追随战略两大类，我们按照技术发展成功率与技术开发成本率等指标将其细分为四类，与技术学习战略相对应。其中，我们将技术发展利益区分为短期利润与长期利润，以此扩展斋藤优模型（见表1）。观察表1，可以得出以下命题：若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作为有限理性的技术后进国家的企业，自然选择拿来主义战略，因其技术发展成功率最高，而技术发展成本率仅为技术引进费一项，其成本率最小。但从长期利润最大化而言，必须选择领先战略，依次才选择创新性模仿战略、复制性模仿战略。若长、短期利润相结合，复制性模仿与创新性模仿战略为较好选择。
命题的结论在理论层次上业已证明技术后进国家企业技术学习战略的选择类型，其关键在于企业长、短期利润的权衡与企业技术发展的抱负，这两者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学习路径。进一步而言，企业经营者的雄心壮志及长期发展取向才是技术发展路径选择的关键变量之一。Winter（2000）提出了关于能力学习的概念模型，认为抱负水平是中心变量，并且决定对学习的投资。Winter的研究也从理论上支撑了笔者的技术学习战略选择的决定机制。
表1 企业技术学习战略的收益、成本、利润比较
注：“+”表示程度，“+”号越多，表明程度越高或越大；越少，表明程度越低或越小，甚至不确定。
我们继续推导上述模型。为了寻找技术利润率x极大化的条件，我们以α为自变量对（7）式求微分得：
如果α、β很大，A很小，即m很小，n很大，即使技术发展成功率γ很小，技术发展也可以进行。αβ大就意味着
大。然而，即使γ很大，因γ是概率，不能必保成功，所以α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我们假设，技术先进国的最先进技术不会被引入技术后进国的国门，而引进的技术只能是被追随的技术。则技术引进即γ是确定的（成功的概率为既定）。当A很小，即m很小，n很大时，且αβ很小，即技术引进费用相当于整体技术发展很小时，而技术成功率γ很大时，技术引进（追随）当然是明智的选择。
四、中国企业技术选择的实证分析
技术选择是技术选择主体企业的努力行为，它一般遵从复杂适应性主体行为模型B=f（PE）的一般模式[（Kurt Lewin，1936（1977）]。其中，我们用B表示企业的行为，用E表示包括企业个体的整体环境，而企业个体为P。那么，企业的行为既取决于个体的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环境。总体而言，企业这一复杂适应性主体是以生产功能为导向、以寻求利润为目标，不断聚集、标识，以流为载体，以非线性为手段，以积木构建内部模型，从而呈现内外部多样性，并且以企业的战略、结构及核心能力为演化重点的自适应性经济组织（Holland，1995），它遵循着复杂适应系统的一般特征。我们将B[，c]记为技术选择的行为，P[，d]记为企业主体复杂性发育的程度，E[，f]记为技术环境变迁，S[，t]记为市场结构，I[，u]记为企业的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ε记为其它变量，则B[，c]=f（P[，d]，E[，f]，S[，t]，I[，u]，ε），含义为技术选择是企业主体复杂发育程度（P[，d]）、技术环境变迁（E[，f]）、市场结构（S[，t]）、企业的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I[，u]）及其它变量（ε）的函数。
1.企业主体复杂性发育程度与中国企业技术选择
企业主体复杂性发育程度往往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努力、知识水平、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组织结构等变量有关，作为复杂性适应性主体的企业并不因此遍及自然界（Holland，2000），而我国国有企业更趋于准复杂性主体，其技术战略的决定更缺乏策略性。策略性是指行为的高级适应性，即能够整合形势的演变，因此整合偶然性和新事件以自我改变与自我修正。
（1）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技术学习战略的决定以企业经营者为主体，更广泛地说，把技术学习战略的合理性和可运行性建立在中央指挥、专业分工和等级制原则的基础上。上市公司“银河科技”、“北旅汽车”等企业的经营者基本上为技术学习战略的关键决定者，直接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北旅汽车1993年引进了日本五十铃BL/BF车型技术及生产工艺装备合同，这种柴油汽车是日本五十铃淘汰产品，北汽集团总公司与北旅的职代会都不同意，但北旅领导错误地认为，正因为是淘汰车型，引进的条件优惠，产品获利的空间很大，与国内厂家的车型相比，在质量外观上仍有较大优势。事实上这种技术选择的短浅性，很快被证明了。这种车不适合中国市场，1995年上半年仅售2辆。我们发现北旅汽车的经营者在技术学习战略决定上选择了拿来主义的追随战略，因其对五十铃柴油客车的技术现状及产品销售的错误判断，使其技术选择陷入了短期利润主导的盲目境地，同时更反映出技术学习的短浅抱负。当然，从行为经济学角度，也反映出上述企业经营决策者基于不确定性预期经济行为的非理性色彩，更深刻反映出人们往往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作出选择的普适模式（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北旅汽车的案例清醒地揭示企业经营者的个人知识与抱负是技术选择的主导变量，对技术发展知识缺乏及短期利润的偏好，是企业经营者技术选择失败的根源。当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险厌恶行为更会加重技术追随战略的选择，此种行为更植根于国有企业准复杂性主体的产权安排和组织构架中。
在企业经营者知识层次高、产权安排适合经营者发挥企业家作用的企业中，技术选择更倾向于技术能力的高度化。上市公司“银河科技”主要生产片式电阻，其企业经营者（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就意识到要走技术能力高度化战略，即从拿来主义战略升级为创新性模仿战略。该企业对许多工艺进行了自主式创新，这与经营者的知识素养良好而形成的深刻洞察力相关。当然并不说学位低的企业经营者就不具备技术选择的前瞻力。只要具有深遂洞察力的任何人都可能做到正确而久远的技术选择。如民营企业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从1984年生产出口工艺蜡烛，时至今日成为我国模塑产业的领航者，主要在于企业经营者的深刻洞察力、国际化经营与创办民族工业的自强不息的追求。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的研究表明，从不同学历看，学历越高选择“勇于创新”的比重越大，其中，研究生的比重为56.4％，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为38.2％，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以上结果表明，创新意识的形成与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联。
浙江省的调查研究表明（周耀烈等，2001），高水平的企业家对新产品开发成功率和整体成功率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技术创新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对技术创新有很强的责任感、能有效地保证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源得到满足等。可见，较高的协调组织能力、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是企业经营者保证技术创新过程顺利进行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以上论述基本上符合哈特—穆尔式（决策一体化的）功能层级制组织信息结构，企业经营者人力资产不可或缺的性质体现在他在组织专用性的层次协调中扮演的角色（青木昌彦，2001）。按照反应进化动力学的研究成果，企业经营者对其人力资产类型和技术选择的短视，是基于被观察到的当前人口行为而不是基于任何预见作出的。此种有限理性因素造成了对非最优均衡的路径依赖性的选择。
（2）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而言，缺乏技术选择的经验，然而经验正在积累与进化。企业自由的技术选择只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新生事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家为主导的科研体制下，技术发展几乎为企业决策与发展的外生变量，各企业缺乏组织技术发展的实践经验，缺乏对企业技术发展进行有效管理的方法，中国企业评价协会（2000）证实了这一点。当然，通过20多年的逐步摸索，一些企业逐步积累了一些组织技术发展、进行技术选择的经验。上海宝山钢铁股份公司、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是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实例。
上海宝山钢铁股份公司是在1998年组建宝钢集团过程中以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为主体成立的大型公司制企业（以下简称“宝钢公司”），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宝钢公司在成立伊始就制定了明确的技术发展与选择方针，其技术选择战略为“高起点引进技术、自立技术研究开发”，即典型的技术能力高度化战略。从而建立了公司独立的技术发展体系，在技术发展与选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发展管理经验。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子石化”）成立于1983年9月，是国内最大的乙烯、PTA、乙二醇、纯苯和邻二甲苯的生产商。该公司技术选择的行为呈现进化的轨道，由原来的简单引进成套设备的简单选择技术演进到选择购买核心专利和关键设备战略下的有效识别国外技术的先进性和适宜性。扬子石化逐步建立了技术选择的流程，在公司领导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司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智慧性，构建了两种技术选择的管理程序：自上而下的管理程序与自下而上的管理程序。
扬子石化在技术选择上表现出识别能力较高。例如，2000年，扬子石化实施65万吨乙烯改造项目。在新技术选择上，当时，世界乙烯头号专利商美国Lumus公司极力向扬子石化推荐自己公司的“催化精馏”新技术。扬子石化在乙烯技术使用上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有其自身的深刻理解，认为原有乙烯装置的“碳三液相加氢技术”已达到“催化精馏”的技术水平。后经与北京化工研究院等国家科研机构的联合测试、论证，证明扬子石化的原有乙烯装置技术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仅仅因为这一项新技术选择的正确决策，在一次装填催化剂这一项上，就为扬子石化节约进口催化剂费用100多万美元，而使用原有技术，只需国产催化剂60万元人民币。另外，项目总投资竟不足外商提出费用的1/10。同时，由于扬子石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其后的上海金山石化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和齐鲁石化公司的乙烯改造中都没有采用美国Lumus公司提出的这项新技术。如果我们中国石化的企业没有有效识别先进技术的技术能力，其后果可想而知。由于扬子石化在技术选择上表现出来的较高能力，该公司在历次大规模技术改进项目的技术选择上都比较成功，这与它多年来在技术选择上的科学决策管理分不开。
2.技术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技术选择
在前WTO时代的技术环境下，这种较为封闭的技术环境更适合中国绝大数企业在技术选择上拿来主义战略与复制性模仿战略的实施。（1）政府科研机构主导型的科技体制造成企业主体缺乏技术开发动力及技术发展的远景想象。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企业只需将产品生产出来，基本不愁销售，技术升级及产品创新基本上不需要。在市场非短缺经济下，企业充分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后，许多企业才对技术发展予以应有的重视。然而可悲的是1999年我国49.6％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2001年这一比例上升为54.33％（国家统计局等，2000，2002），企业主体的非复杂适应性及技术开发活动的缺乏，势必造成企业对本行业技术发展缺乏远景现象。远景想象在更为一般的水平上作为集体行动的骨架，常常代表对组织某种未来所希望的状态在头脑中的想象。为此，技术远景想象决定了企业技术发展与选择的价值取向。Youngbae Kim等人（2002）证明，在韩国115家电子产业中小企业技术学习过程中，成功的技术学习首先取决于企业CEO们的技术远景与技术经验。实证表明，在中国被调查的企业中，20.1％难以选择技术创新目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即技术远景想象不足。而且这种选择行为因企业所有制主体而有所差异，即股份有限公司表现出较好的动态适应性，从而难以选择技术发展目标的企业比重最低。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技术远景比大型企业略低。（2）我国改革开放后技术引进的宏观战略强化了企业对国外技术源泉的过度依赖性，尤其是国外机器设备的过度同质化引进以及对国外技术的简单拿来与简单复制。
然而，在WTO时代，在知识产权严格受保护状态下，企业的技术选择不再能够沿续前WTO时代没有技术远景想象的消极主义路径，它必须是动态适应的战略抉择。
3.市场结构与中国企业技术选择
现代产业组织的S-C-P的分析框架告诉我们：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市场结构的函数。在企业进行技术选择的时候，我们认为市场的竞争程度是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学习战略制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和过低的市场集中度都不利于新技术的采用。高度垄断性产业的企业缺乏技术能力高度化的动力，它只凭其市场势力即可获取超额利润。一般而言，存在两种可能抑制垄断性企业技术能力高度化的因素：（1）沉没成本效应；（2）替代效应。而充分竞争市场结构中的小厂商更易采取技术追随中的拿来主义战略，它们往往不可能为研发支付大量费用。而只有在适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下，产业处于竞争活性，企业的技术选择频率会加快、技术战略的更迭继之而起（Michael E.Porter，1990）。处于产业活性状态的我国家电行业的企业技术能力升级就较快。
4.企业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与中国企业技术选择
企业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制约着我国企业的技术选择，它表现如下：（1）技术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落后。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要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高达10～20年。这种技术发展的巨大落差决定了我国企业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它决定了技术选择的初始位置。初始位置越低、技术缺口越大，技术追随的收益越大，在技术追赶的过程，越会切入发达国家技术发展轨迹主导设计中的流动阶段（James M.Utterback，1999），这一过程若不被企业家式的技术远景所超越，其过程具有自我强化与路径依赖的特征。（2）技术创新人才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据统计，2001年，我国2.29万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平均每户只有59.7人。（3）缺乏技术发展的推动者——企业家。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将科学和发明由潜在的经济生产力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而我国的“企业家”却有70％左右热衷于国内同类产品的重复性创新（唐晓华等，2001）。（4）企业R&D行为能力不强。2002年中国R&D经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1％（国家统计局，2003），比例非常低。国际上认为，若R&D含量低于1％，企业因创新能力低而无法生存，2％时勉强维持，5％以上企业才有活力和竞争力。
五、结论与对策
总之，企业主体复杂性发育程度、技术环境变迁、市场结构、企业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等多种因素致使中国企业的技术选择行为呈现准复杂适应性主体的路径依赖性，大部分企业处于技术追随战略中的企业技术能力初始发展阶段，这种非最优化的行为实际上是多种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反应，因而易于理解。但要动态适应WTO框架下全球化竞争态势，技术选择的行为优化是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不可逃避的现实选择。为优化中国企业的技术选择行为，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1.优化中国企业技术选择的制度基础
在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绝大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因其产权制度缺陷、行为缺陷，从而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是真正的复杂适应性主体。在技术能力发展过程中，企业自身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等内在制度的进化是企业成为复杂适应性主体的关键变量，它们从系统制度层面制约着企业技术能力发展及技术选择的行为。首先，从获取动态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统领中国企业的整体制度构造，尤其是以发挥企业家主体的创新精神来构建企业的产权制度，从而避免所有者缺位导致的企业经营短视行为。第二，从管理转型的角度，使企业逐渐由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企业向专业化管理的企业转型，并融合后现代企业（安同良等，2002）的组织架构，动态适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时间经济带来的挑战。
2.在技术抱负实现过程中，树立技术领先的雄心壮志
企业经营者的技术抱负决定了企业技术学习战略的决策，中国许多企业经营者满足于技术获取的拿来主义及复制性模仿，满足于产品的短期竞争力，在技术学习中不思进取。为此，在技术学习战略制定过程中，激发企业家精神，以技术能力高度化与“技术立国”的远大抱负为导向，提高决策质量及快速反应能力。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本行业、本企业技术发展前景知识缺口的弥补，使其洞悉行业技术（产品）前景，避免知识缺乏或盲从，尤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技术领先的雄心壮志。同时，将技术选择的决策分布程式化，发挥技术部门决策的威力。
3.在技术选择过程中，制定前瞻性的动态适应性技术学习战略
面对知识条件下正反馈机制下的产业发展路径，中国企业应动态权衡技术学习的成本与收益。在审视自己产业技术发展路径的前提下，作出与技术发展路径相契合的技术学习战略。如果该产业的技术发展是渐进式创新，即产业技术正在成熟或已经成熟，可以采取技术学习的追随战略。如果该产业的技术发展正处在根本性创新过程，企业应勇敢地采取领先战略。但是即使采取技术追随战略，也不应该被短期利润最大化目标所牵引，而应长、短期利润最大化相结合，依次采取复制性模仿战略与创新性模式战略。创新性模仿战略适用于有着强大技术和市场地位的企业（如宝钢公司）。复制性模仿战略适用技术和市场地位中等的企业，而拿来主义战略只适用于技术和市场地位弱的企业。
4.勇敢地承受技术变迁的成长痛苦
在我国企业技术发展资源及投入不充分的条件下，只有以企业经营者自身的学习为基础，以技术发展的远景想像为激励，使企业坦然、理性地承受技术变迁非连续过程中新老技术跃迁而导致的“成长的痛苦”（V.K Narayanan，2001）。在这个技术跃迁中，“老技术”被“新技术”取代。新技术会遇到“成长的痛苦”，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不如老技术好。这种转型期会给创新公司带来很大风险。正如管理文献越来越经常强调的那样，公司倾向于重视实现现有中等长度周期内的最大利润，以致对下一周期的投资造成损害，这种短视只能意味着更少的企业R&D投资和更少的长期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