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应主动摆脱对垄断路径的依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路径论文,主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不少出版社在抱怨政府对出版行业的保护政策越来越少了，行业进入的保护性壁垒作用不大了。2005年初，政府出台的由政府购买中小学教材并免费发放的政策，引发了出版业极为强烈的震动，这表明政府正加快引导出版业的市场竞争，打破教材出版和发行的垄断壁垒，并从出版业中逐步退出行政干预。对目前改革中的出版社而言，按原有的出版垄断路径行事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尽快进入市场，一旦行政力量的保护完全退出，历史形成的垄断性壁垒一旦消失，还按计划体制思路运作的出版社则会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
一、摆脱对原出版业进入壁垒的依赖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是按行政划分市场形成垄断的。一般市场进入障碍有如下三种：(1)结构性进入壁垒。设置结构性进入障碍的企业需要具备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必要的资本量、产品差异大等因素，而我国大多数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商还无法形成绝对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这类障碍一般是按地域和行政管辖实行计划性专业分工造成的，如地方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的设置，地方及行业行政力量起主导作用。(2)垄断性进入壁垒。设置垄断性进入壁垒要求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几家寡头垄断企业相互协调，制定统一的行业价格（折扣）才能取得效果。驱逐竞争对手行为的企业则必须有承受低价格亏损的能力。我国图书发行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还不具备设置进入壁垒的能力，因此设置此壁垒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下完成的，如教材的出版发行专有权。(3)法规性进入壁垒。在过去情况下的出版企业是依靠行政权力而非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进入，往往采取法律或规则的手段。如对发行以及出版的准入制度，在客观上形成民营企业和外资进入国内图书市场壁垒。简单地说，专业分工、市场准入、出版登记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受到行政力量完全保护的。目前的专业分工和发行市场中的垄断力量在逐步退出，甚至出版准入制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对目前的出版企业而言，特别是以行政力量组建的出版集团或总社，依赖宏观产业壁垒而导致的不利后果是很危险的。
二、摆脱对原营销体系壁垒的依赖
由于出版社图书发行市场的主渠道是新华书店，一方面，各省级出版集团或总社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都建立了在本省内相对完整的图书发行体系，从而垄断了本省图书市场，从局部看是垄断的，从全国范围看，则形成了过度分散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各省级新华书店在行政依附关系下占据了垄断地位，造成异地市场的高进入壁垒。计划经济时代新华书店自身缺乏竞争压力，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新华书店拥有教材的独家发行权，教材发行占各省级新华书店销售总额的50%～90%，从教材发行的角度看是垄断的；而靠市场取胜的一般图书所占市场份额少，市场竞争能力低。在此情况下，由于对垄断路径的依赖，导致一些出版社的管理者对图书发行市场的垄断性思路：组建本地域内的出版发行集团可减少行业内发行商数量和控制新发行商进入，即加大进入图书市场的进入壁垒，以保持和加强在教材发行上的垄断地位。据《中国图书商报》披露（2004年6月11日版），引入教材竞争后，一般图书并不能填补因课本销量的下降而造成的同比差额，地方保护主义效果并不理想。然而一些出版集团对此矛盾不仅不从培养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上下工夫，反而希望得到上级的行政干预，行使地方保护主义，更多地依赖于教材出版发行利润。这样的结果好像短期内保证了教材出版的垄断利润，从长期看，教材的政府采购一旦全面铺开，新华书店和出版社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那种简单相互依赖的关系必然不复存在，而没有市场竞争力，习惯于依赖教材发行壁垒的一些出版社，在严峻的市场面前势必陷入困境。
三、摆脱对未来行政干预的依赖
由于几十年的出版状况是有政策干预，有政策的保护，这使得出版业长期形成一种依赖国家或政府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在出版企业改革中，仍倾向于宁要一种与行政干预相关的企业制度，而不愿要与市场机制相关的现代企业制度，结果是企业改革缺乏创新精神，常常走回头路。过去我国出版业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因政策干预太大，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广泛批评。长期以来，出版业对行政的依赖反过来又对上级制定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目前一些出版企业改制后，虽然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代表开始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三大权利，但由于对计划经济时期政策干预的依赖，一些出版企业在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以下特点：(1)对外，以政策干预预期来进行决策，使出版企业成为一种“准政府”，不愿接受市场的挑战，而是等、靠、要。即等中央的政策，靠地方的保护，要既得的利益（市场以外的）；凡事总想去加强壁垒，而不是抛弃壁垒。如目前成立的地方性出版集团，一般将新华书店改为发行集团，归属出版集团领导，这恰恰是没有摆脱旧有政策寻求被干预和进行干预的管理模式，这种干预性的依赖产生了大量的资源配置不良的后果，不利于出版社和书店竞争力的培养，力气下在了非市场因素上。(2)对内，以政策保护预期进行管理，使管理人员成为“准官员”，进而使得对经营管理者的考核不是以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内容为标准，而是沿袭过去要么基本没有考核，要么将执行方针政策、履行社会职责情况和领导人工作作风表现、群众满意程度等方面作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做法。对行政权力路径的固定偏好，还使得在管理与决策上沿用过去的金字塔结构，习惯于从上到下的命令，使出版社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将来，政府的干预性政策和干预行为会越来越少，那么，由于干预而带来的保护也会越来越少。继续依赖干预性的保护而形成的恶果越来越严重。依赖干预的前景将会越来越渺茫。
四、结语
出版改革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改革必然要导致出版制度的变迁，在制度变迁中各社会力量（包括出版者）必然要参与博弈。就宏观改革而言，参与相互博弈的力量主要是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出版者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往往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对出版力量来说，希望通过垄断达到较大的收益，而国家政府则希望通过出版改革限制垄断，打破壁垒，进而争取大多数公民的拥护。但由于历史的延续又得小心地处理原出版系统的利益，以减少改革中的成本。社会读者则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文化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即以最小的纳税义务换取最多、最美的图书。他们用买或不买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应该知道垄断性的路径是历史的产物，在目前市场机制下，政府、出版社、读者得按新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洗牌和出牌。对我们改革中的出版产业而言，是否能认清新的游戏规则无疑十分重要。只有市场认可了才会有出版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依赖过去垄断壁垒，依赖过去的政策，依赖过去的思路，一味等、靠、要，不尽快进入企业的角色，甚至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角色完全脱节，当行政力量的保护完全退出，寻租不成，无垄断路径可走、可依赖，则必将被市场所淘汰。如果出版企业恋恋不舍过去的旧船票，不断“回头模仿”过去的角色，循规蹈矩，不愿意为改革和创新付出代价，恰恰会导致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我们抛弃了对垄断路径的依赖和幻想（虽然难度大，有痛苦），全心全意投入到市场中去，并通过市场的打造而形成真正的出版企业，就一定会迎来新一轮的壮大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