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西学论文,机构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至1911年间，国内陆续成立数家翻译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为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广泛的文化思想基础。这些出版机构以西方政治、社会、哲学思想的传播为目标，其机制和运作与西学东渐过程中前期阶段的运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梳理这一历史时期重要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前西学的出版和传播的特征和价值，加深对辛亥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
一、重要翻译出版机构及其机制特征
追溯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翻译出版西学著作中比较大的问题表现为封闭性、被动性和局限性。
封闭性主要表现在明末清初时期，西方经典书籍主要由传教士和士大夫合译，书籍仅流通于士大夫阶层，未能进入晚明以后的出版物流通市场，因而社会影响力小，西方思想被封闭于一个狭小范围。被动性主要表现在清代，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创建的墨海书馆组织翻译并出版了多种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博物新编》、《植物学》等，然而由于书籍的选择和出版都是由西方人完成的，与中国人的需求、兴趣和爱好并不完全吻合，西学的翻译与传播有较大的被动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60-1890)，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等翻译出版机构都是由清政府成立的，重在翻译科学技术、国际公法等国家急需的西方书籍，在书籍选择上有明确的导向性，对政治、社会、哲学类等思想类书籍翻译较少，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1900年起至1910年，中国重要沿海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相继兴办了一批由个人或团体主事的翻译出版机构。这些机构在图书选择、翻译和出版上拥有充分的自主性、灵活性，在经营上重视销售点的扩展延伸，不仅在传播西方思想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20世纪初期，从出版实力、影响与当时经营能力等方面来看，比较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有：
1.广智书局，1901年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是广东华侨冯镜如，由著名社会活动家梁启超负责书局的一切业务活动，重点翻译出版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
2.作新社，1901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是著名学者戢翼翚和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所翻译书籍以日本图书居多，译员多为留日学生。重点出版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
3.文明书局，1902年由廉泉、俞复、丁宝书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最初称为文明编译印书局，后改称文明书局，俞复主持书局工作。1917年并入中华书局。书局重点出版教科书和历史、地理等普及读物。
4.会文学社，又名会文堂书局，后改为会文堂新记书局，创办人为汤寿潜与沈霖，1903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出版教科书和百科全书。
5.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年成立于上海，由罗振玉等发起，王国维等曾是其主要译员，主要翻译出版日本教科书和日本学者撰写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著作。
6.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1901年，张元济等进入印书馆，设立编译所、发行所等，主要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和世界学术名著、中国历代典籍，逐渐饮誉书业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出版机构。
7.译书汇编社，1900年成立于东京，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其代售所遍布中国诸多省份。译员大都为留日学生，以学习政法专业为多，所译书籍多为政法方面的重要著作。
出版机制的民营特征保证了人员配置的专业性、图书选择与社会需求的相符性、运作过程的快速高效性和出版定位的独特性。这一机制为西方书籍的及时翻译和出版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吸收新学思想提供了知识源泉，也为社会大众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条件。
二、重要出版活动和西学思想的传播
西学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既可以通过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留学生等进行人际传播，也可以通过书籍、期刊和报纸等进行媒体传播，还可以通过新式学校等进行机构传播。其中书籍的出版流通是普及力和公信力较高的方式之一。
但是有效的西学传播，还取决于高效的出版活动。辛亥革命前的出版活动体现了它的高效性，这一高效性主要通过下面两点来实现。
1.翻译出版机构在选题上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
当时许多翻译出版机构的业务负责人都是具有高度公益心和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比如广智书局由著名社会活动家梁启超负责业务活动，作新社由著名学者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负责，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负责。他们的高度公益心与社会影响力保证了出版机构在选题上与社会需求的契合性和译员选择上的质量保证。
不同时期，西学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侧重是不同的。明末清初时期，翻译出版较多的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纯粹知识性书籍；洋务运动时期翻译的书籍侧重于科学技术；辛亥革命前夕，翻译出版最多的是政治、社会、哲学等思想性书籍和各类启蒙思想的教材和百科全书。
辛亥革命前的翻译出版定位与当时社会需求相吻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推行宪政的诉求愈发强烈，学术界与政界对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律的知识需求日益高涨，诸多翻译出版机构正是在应合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决定选题的。
以广智书局为例，20世纪初期，他们译介的著作有：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岛村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天野为之与石原健三合著的《英国宪法论》、小野梓的《国宪泛论》、中江笃介的《理学钩玄》、乙竹岩造的《新世界伦理学》、中岛力造的《中等教育伦理学》、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小林丑三郎的《欧洲财政史》、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和松井广吉的《意大利独立史》等。
另一家著名翻译出版机构作新社译介的可供图书有：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上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美国独立战史》。文明书局翻译出版书目为：浮田和民的《西史通释》、富冈康郎的《宪法研究书》、天野为之的《万国通史》、佐藤信安的《彼得大帝》和福山义春的《华盛顿》等。教育世界出版社的出版书目为：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元良勇次郎的《伦理学》、《心理学》，藤井健次郎的《近世博物教科书》，松井任三、斋田功太郎合著的《中等植物教科书》，五岛清太郎的《普通动物学》，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和大幸勇吉的《近世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书籍有不少被当时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译书汇编社的翻译书目主要集中于政法方面，重要的著作有：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治奇甚三的《万国公法要领》，岸畸昌与中村孝合著的《国法学》以及注水宽人的《法律学纲领》等。
这些书目充分显示了各家翻译出版机构对社会需求的了解和满足。
在译介西学的大潮中，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颇为可观。当时，对于日本著名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几部著述都作了翻译，王学来翻译的《哲学原理》，游学社翻译的《哲学微言》均于1903年出版印行。这两部哲学著作比较完整地将西方哲学理论体系介绍给中国读者。蔡元培译介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录》于1906年出版，被知识界称为是介绍西洋哲学最为完备可读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重要译作还有桑木严翼哲学论著的译介出版。桑木严翼是日本新康德主义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是学术界影响极大的学者，所著《尼采氏伦理说一斑》是介绍西方现代派哲学理论影响力最大的著作。著名学者王国维翻译了桑木严翼的名作《哲学概论》，1903年由上海教育世界出版社印行。另外，1903年，作新社翻译出版杨廷栋重译《路索民约论》，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名著《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
介绍科技知识与科普知识书籍也大量翻译出版。由庄景仲、孙表卿、周世棠1903年创立的新学会社，译介和出版诸多农学书籍，包括：《世界十二杰》、《泰西人物韵谱》、《人文地理学》、《博物学教科书》和《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等。
大量医学知识书籍由中国医学会(1909年成立于上海)翻译出版，比如：安藤重次郎的《内科学纲要》、桥本节斋的《近世内科全书》、桂秀马的《外科学一夕谈》、今渊恒寿的《妊娠生理学》和伊庭秀荣的《产科学初步》。
另外，会文学社翻译出版了对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普通百科全书》。《普通百科全书》共100种，1903年由著名翻译家范迪吉倾尽全力译成。范迪吉曾留学日本，他在日本成立了东华译社，邀请留日学生黄朝鉴、李思慎、顾福嘉、张振声等担任翻译。范迪吉编辑的这套图书比较系统介绍了自然百科知识，整套图书分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数学、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山林学等类编排，每册独立成篇，各自为目。首编为初级读物，共17种，包括《世界历史问答》、《世界地理问答》和《伦理学问答》等。第二编为普通学类，共21种，涉及教育学、生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包括《万国新历史》、《万国地理学新书》和《教育学新书》等。第三编为专门学类，共62种，包括《法律泛论》、《政治泛论》等。这套书出版后在当时不少学校采用，作为教学辅导书使用，受到教育界欢迎。
2.翻译人员的高度敬业心和专业性
辛亥革命前翻译出版机构的翻译人员基本上是一批既有旧学根底，又有新学基础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专业知识，保证译文的质量。比如，广智书局在梁启超的组织下，约请章太炎、麦曼苏、赵必振、梁启勋、麦仲华、麦鼎华、陈鹏等人翻译了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文明书局约请吴启孙、吴兴让等翻译诸多专业书籍。会文学社约请范迪吉主持编译《普通百科全书》。译书汇编社的主要成员有戢翼翚、王植善、陆世芬、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章宗祥等政法专业留学生。
在所有的翻译人员中，严复是近代中国翻译引进西方新学的代表，是20世纪翻译出版界的风云人物。早在19世纪末的1896年，正值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时候，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无畏的勇气，翻译介绍了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天演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世命题，他所宣传的思想如星星之火，照亮了当时思想界漆黑的夜空。此后，他专注于西书新学的译介，1899年翻译了《群己权界论》。到20世纪初，他先后致力于《群学肄言》等西方新学著作的翻译，成为译介西学贡献最大的学者。他翻译的《穆勒名学》1900年由金粟斋译书处出版。他倾力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作《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在翻译上的苦心孤诣，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穆勒的逻辑学、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理论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广泛传播。与严复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受到了他的译著的影响。参加并领导辛亥革命的许多革命者如黄兴、宋教仁等都受过严复思想影响。翻译人员的高度敬业心和专业性保证了西学传播的质量。
近代中国，受时代风潮的影响，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创立了以翻译出版西方新知识、新思想为己任的翻译出版机构。它们的翻译出版活动，既为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它们在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不应该被后人所忽略或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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