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感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国际事件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领导人疲于应对，比如天安舰事件及延坪岛交火使朝韩关系陷入紧张，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利比亚战火纷飞，日本爆发地震并引发核泄漏。从媒体关于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愤怒、痛苦、悲哀与恐慌等强烈的情绪(emotions)。事实上，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任何领导人都不能忽视强烈情绪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仍然缺乏真正的研究工具来分析情绪问题。至于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将人类视为“编程计算机式”的“理性主义理论”，还是主要关注规范与话语的“建构主义理论”，都习惯性地忽略了人类的情绪因素。
尽管越来越多的英美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情绪研究，但就应该关注哪些情绪，采取何种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远未达成共识。近期“情绪”研究已经取得了某些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有研究试图揭示“愤怒”与“羞耻”在巴以冲突中发挥的作用，①也有学者分析了“9·11”事件引发的“道德愤慨”、“同情”与“心灵创伤”(trauma)，②还有学者研究了“荣誉”与“民族自豪感”在一战中发挥的作用，③以及考察“情绪”在诸如核扩散④与种族冲突⑤等复杂国际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此外，学者们对情绪信念(emotional beliefs)与道德辩论的“情绪”维度也进行了重要的理论研究。⑥
尽管上述研究成果确实鼓舞人心，但在国际关系中，对“情绪”的研究尚未发展成为一项完整的研究议程。学者们倾向于从不同层次的分析视角来研究及界定“情绪”，并检验经验上“情绪”究竟在何时何地发挥何种作用。一些学者关注集体层面的情绪反应，诸如“复仇”，而其他学者认为情绪是个体决策的基础。“情绪”是否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会扰乱人类的正常行为？抑或情绪是理性的必要成分，就如其他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目前仍未能取得一致的答案。可以这样认为，“情绪”类似于“盲人摸象”故事中众所周知的“大象”：摸的都是同一只“大象”，而你脑海中“象”的形态取决于你摸到了它的什么部位，你摸到的象的部位不同，你对它的认知就截然不同。
对于多维度和多路径的情绪，我们坚信能够对其进行深入的解读，要知道，人类不仅在思考世界，而且在感受世界。情绪与感受是人类的特有体验，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计算机的根本原因，例如，也许计算机能够下棋，但它们永远无法感受到胜利的喜悦与被对手欺骗的愤怒。人类感性地感受这个世界——不仅通过激情，也可以通过更微妙的“心境”(moods)、欲望、喜爱与厌恶。神经系统科学的研究，尽管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它通过多种案例证明了情绪确实在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中发挥作用。⑦甚至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如“偏好”、“信念”、“风险容忍”等，也都具有重要的情绪成分。⑧例如，个体如何知道他或她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神经系统科学与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证明，这取决于情感(affect)因素。
通过表明如下要点，情绪科学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因为许多情感反应难以在意识层面捕捉到，所以我们需要发展非常规和间接的新方法，进而在经验层面对情绪进行研究。神经学一般认为，情绪是植根于个体身体内部的主观体验，但同样的，情绪也是一种主体间社会现象，近期的研究成果实质上指向了情绪的社会维度。从情感社会学的著作中，我们发现情绪通过主体间实践的方式进行社会传播，如政治演说、外事交流、大众传媒以及公共抗议。这些研究成果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推广到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中，且有望推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在下文中，我们将定义“情感”并深入探究它的各种形式：作为社会氛围(climates)的情绪，作为“背景”现象的情绪及更为“急性”(acute)、并由情境所激发的情绪反应。基于情感分析的不同层次(从领导人个体到民族国家、组织团体、宗教团体与其他集合体的实体)、形式与情感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提出了情感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六项研究议题。首先，我们将关注不同情感对政治结果的直接影响；其次，我们试图建构一种类型化的研究框架，来分析不同情感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将简要探讨在情感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者能否以及应该如何展开研究。
一、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类型
“情感”是难以言喻的、人类感觉领域的体验。无论是否达到自觉意识，情感状态与情感反应都是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感觉体验。情感反应有生理反应成分，但由于情感一般与大脑系统的心智过程紧密相连，因此，它与人体一般的生理反应(如荷尔蒙的调整、基本条件反射、性驱动力等)又大不相同。情感除了包括身体过程之外，还包含判断、决策与其他认知能力等心理过程。⑨
情绪研究为不同的情感体验提供了多种分类方式。许多学者认为情绪研究是情感体验中最重要的形式，于是试图制定一份“基本”或“初级”情绪的清单：如恐惧、快乐、信任、悲伤、厌恶与愤怒等。众所周知，这些情绪通常引导我们背离常规的、甚至理性的行为。上述情绪与特定的感受密切相关，行为体脱离了情感，就只剩下判断与全然中性的思考。在“情绪”背后，“情感”蕴含着能量与感受，但在分析中难以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因此，本文中，我们认为“情绪”是社会公认并形成固定模式的系列情感反应形式，包括“愤怒”、“骄傲”、“恐惧”等。“情感”是“情绪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情绪是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众多情感现象之一。
作为人的能动性的要素之一，“情感”除了包括能够左右行为体理性的强烈情绪或者激情外，还具有多种形式。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进一步假定，情感是我们理解何为“常规决策”的核心要素，他甚至明确地做出判断：“对于理性(rationality)来说，情绪与感觉(feeling)是不可缺少的。”⑩这一判断初听起来是违背常识的，因为许多学者坚持认为，情绪与理性相对立，情绪必然干扰理性。但一个简单的案例就能证明达马西奥的正确性，他以一位名叫埃利奥特的病人作为临床案例，这位病人的大脑受到创伤，情感反应的能力遭到削弱，尽管该病人能很好地进行推理——列出不同的选项，评估不同选项的结果，分析不同选项的影响，但最终仍然无法做出选择。正如达马西奥所说，“埃利奥特无法在不同选项上赋予不同的价值，使得他的决策情境全然失效。”(11)缺乏情感，埃利奥特无法做出任何选择或者展开行动。
情感在人类行为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学者试图揭示不同种类的情感。例如，尼科·弗里达区分了“阶段性情绪”(phasic emotion)与“长期性情绪”(tonic emotion)，前者产生于一起明显的事件之后，且持续一段时间；后者的产生与特定事件没有明显关联，而是来自于个体长期的性情(dispositions)。此外，他还区分了“情绪”与“心境”，他认为“心境”是更为持久的“表情模式”。(12)除了弗里达外，达马西奥也区分了多种情绪，即“背景”情感(如“狂热与抑郁”)与“基本”情绪(如“愤怒与恐惧”)。(13)上述学者均强调作为“背景”的情绪因素与“常见的状态情绪”是紧密相关的，亦即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而后者一旦经常出现，也能成为前者。(参见图-1)
图-1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类型(14)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情感简单分为“基调情感”现象与“状态情感”现象。“基调情感现象”(Background affective phenomena)是长期的情感性情，(15)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我们通常很难意识到它的影响力；反之，“状态情感现象”(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是暂时集中的、对所处情境的一种应急反应，包括恐惧、愤怒、焦虑与恐慌等，我们往往更易觉察到它的作用。“状态情感”与当前所处情境紧密相连，尽管某些特殊的情境能持续较长的时间，但就其本质而言，情境是变化的，因此，“状态情感”稍纵即逝；对于行为体而言，状态情感反应更加生动鲜活，人们也更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感觉体验到它们。
1.基调情感现象
基调情感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四种类型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信念”(convictions)、“忠诚”(allegiance)、“情感定向”(affective orientations)与“情感氛围”(affective climate)。“信念”是指个人或团体坚定地相信“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或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16)这种“信念”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例如，乔纳森·默瑟认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的许多官员坚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种根植于情感确定性的信念(belief)。此外，如“相信我们的领导人是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酷刑是错误的”等等，这都是“信念”在起作用。
“信念”也可以将政治行为体与社会规范联系起来，例如“军国主义”、“非暴力主义”或者“人道主义”那样的规范。举例来说，仅仅把进攻崇拜作为一种认知上的信念，(17)就忽略了进攻崇拜者引导具有浓厚情感色彩的荣誉规范的能力。规范不是客观的标准，而是主观的是非观念。“信念”本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因素，这并不是因为它的经验正确性，而是经验和情感现象一起赋予“信念”合理性的方式；也许行为体难以表述那些“信念”，并为之辩护，但他们或许可以感觉到它们是正确的。本文使用“信念”这一概念，主要说明人类信念的形成过程不仅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客观信息，也依赖于他们自身所体验到的“情感信息”。“信念”以感受的形式发挥作用，某些事情感觉上“可信”抑或“不可信”、“正确”或者“错误”。上述信念的感受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便于我们更加合理地分析个体如何处理信息以及进行理性论证。
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例。基于同样的数据，某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和平崛起，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中国是一个威胁。(18)客观而言，未来的事实我们难以判断，基于一个国家现阶段的行为，我们难以预测它未来几十年可能的发展趋势，因为我们无法预知那时将是哪位领导人当政，或者那时具有怎样的国际环境。然而，某些外国学者坚信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这就是面对不确定的信息，却得出了确定的结论，正如默瑟所说，情感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感受层次上，情感使个体与所属的群体建立联系。“忠诚”是指一种情操和情感习惯的集合，即对于一个或多个群体的归属感与效忠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忠诚与直接的认知承诺或者义务不同，后者仅仅基于物质利益或者利益互惠的考虑。民族主义学者常常提及与民族身份相联系的强烈情感。(19)“爱国”这个词就表示一种强烈的情感态度——“爱”，然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理论却往往忽略了情感因素。(20)仔细分析上述情感维度，使我们能够理解除了物质收益、尊重回报(esteem rewards)与共同利益之外，情感也是建构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在国家、宗教团体、种族群体，还是在社会运动中，“忠诚”都是维持群体凝聚力的一种心理—社会承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能够动员行为体为了群体利益做出伟大的牺牲。
确实，如果没有根植于情感的“忠诚”概念，就很难理解行为体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为何会奋起抗争且不惜牺牲自我以捍卫祖国，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许多国家的历史中(不仅仅是中国)。例如，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政治动员与培养“忠诚”对于游击战获胜的作用，他认为，“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21)而在蒋介石的队伍中，可以说“忠诚”尚未充分培养起来，因此，尽管蒋介石拥有人数与武器优势，却仍然以失败告终。
“情感定向”是指行为体习惯性地将情感价值附加在其他行为体、理念、符号与事件之上。“情感定向”与“忠诚”不同，它不是通过忠诚把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的情感纽带，而是个人或群体对特定事件、行为体或者物体的情感效价(valence)，后者的情感对象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也可以是主观抽象的。心理学从“效价”角度研究情感，就可以把情感理解为从积极效价情感到消极效价情感这样的光谱(spectrum)。(22)虽然这样的“情感定向”有时引导道德判断，但与其说“情感定向”是一种规范性态度，不如说它就是一种“喜欢与厌恶”的情感表达。(23)
个人与群体对领导人个体、其他群体、特定的事件或者社会符号，往往持有这种“情感评估定向”。“情感定向”可能是正面的，即情感对象被视为“喜爱的、怀念的或者是骄傲的”；“情感定向”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情感对象激发了“反感、厌恶、愤怒以及其他令人讨厌的反应”。例如，考夫曼认为，(旗帜或者神圣的领土等)高度圣洁的象征物，能够成为带来正面或负面“情感定向”的对象。(24)在“情感定向”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它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政治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政治目标来利用“情感定向”；当“情感定向”尚未明晰(初始状态)时，“情感定向”就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人与群体的社会行为。(25)
如果不考虑“情感定向”，就很难解释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质。不是历史自身，而是历史留下来的“情感定向”，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基调与发展轨道。从演员赵薇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中国人面对日本国旗时，“情感定向”确实在发挥作用。当然，这从中国对日本官方的情感反应中也清晰可见，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就引起了中国极大的愤慨。上述案例都是负面或者消极的“情感定向”。而“软实力”的提出意味着一种积极意义的“情感定向”，中国政府不再满足于通过大熊猫来增进跨国友谊，而是积极“推广汉语”、“普及中国文化”，试图为中国塑造一个正面积极的光辉形象。
情感现象能够塑造社会环境。“国家繁荣”、“不安的市场”或“弥漫的恐惧”，这些话语往往与重要的国际事件相关，如“全球金融危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美国的“9·11”事件等。“情感氛围”是指一种充满了没有明显刺激来源的情感状态的社会气氛。(26)“情感氛围”构成了部分“心理—社会”的背景，这是行为体的选择和行为所处的背景。“情感氛围”既包括大众化和持久的“社会恐惧、不安与悲观主义”，也包括“社会希望、热诚与乐观主义”，它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而是社会互动不断重复的产物，(27)是社会网络中多重事件交互作用带来的连锁影响。正如大卫·理查德·莱海尼所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多重事件)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社会存在普遍低迷的情感氛围。(28)
此外，克劳福德近期指出，通过机制化的过程与重复的实践，“恐惧情绪”可以演变为一种“自我延续(self-sustaining)的氛围”(“情感氛围”)。(29)反之，“情感氛围”尽管终归会变化，但通过种种社会实践，如从社会传播技术、政治演说到社会动员、大众行为，也能够形成持久的情感模式。回顾中国历史，我们能够找出不同时期的不同“情感氛围”，比如被列强凌辱时期是“愤怒与耻辱”，发展与稳定时期是“乐观与热诚”。这些“情感氛围”使得不同形式的动员和行动成为可能，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2.状态情感现象
相对“基调情感”现象而言，“状态情感”现象显得更加强烈、鲜活生动、时效性更短，且常常毫无征兆地出现，因此，它通常可能导致行为体的动机、风险接受、知觉与认知聚焦等方面发生突然转变。很显然，相较于“基调情感”现象，“状态情感”现象更易察觉，行为体更易发现自身的行为与“状态情感”现象间的关联，因此，它更易引起我们的关注。“状态情感”现象分为如下三种形式：“心境”、“指向情绪反应”(directed emotional responses)与“泛化情绪反应”(indiscriminate emotional responses)，虽然上述三类不能完全囊括所有“状态情感”现象，但我们相信，它们显然是与国际关系相关性最强的“状态情感”现象。
“心境”是塑造行为体如何倾向于观察、解读并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暂时性情感状态。“心境”缺乏特定的预设目标，通常并非针对特定的事物，而是影响行为体整体的性情、观念以及状态。(30)“心境”主要包括“过分乐观”、“忧心忡忡”、“宿命论般的悲观”或是“无法遏抑的绝望”，它左右人们如何感知自身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陷入沮丧(心境)的人就变得更加易于接受风险，(31)更易于回想起负面的记忆，(32)并且不太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流。(33)由于我们难以辨识及量化“心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它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34)
“指向情绪反应”是指特定的事件或者情况引发特定的情绪反应，这是行为体针对特定目标或者“特定情感意义的情境”的一种主观评价，是社会公认的、目标导向的情感反应。(35)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都曾涉及“指向情绪反应”，如与“安全困境”相联系的“恐惧”，“外交实践”构建“信任”，“人道主义政治”则与“怜悯、同情”相关联。这些情感反应不仅包括心理变化，(36)也包括与社会公认的、对系列行为模式的刻板印象式的倾向。(37)不同于具有偶然性、变化莫测的“心境”，“指向情绪反应”需要特定的诱发条件，是对特定情境、行为者或社会实体的目标性反应。例如“愤怒”，通常是行为体“估计”到自身、所有物、价值被其他行为体冒犯，这导致了行为体身体与表达上的反应，如“怒目而视、肌肉紧绷，且存在进攻性的倾向”。(38)反之，“恐惧”是行为体“估计”到自身或其珍视的事物面临危险的反应，这将导致行为体规避或躲避可能的威胁。(39)这种“估计”不需要自我明确的意识，(40)但由此引发的情感反应通常能被我们感知，因此，“指向情绪反应”使我们集中关注特定的目标与客体。(41)
此外，“指向情绪反应”的动因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兴趣，它能够导致偏好的突然反转。例如，勒文海姆与赫尔曼研究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决策过程中的“复仇动机”；(42)罗伯特·哈卡维也对“复仇动机”研究充满兴趣，他着眼于战败产生的羞辱与耻辱，并将其视为影响复仇的重要因素；(43)詹姆斯·布莱特认为，“恐惧感”(不确定性的恐惧)的不断加深，促使美苏的决策者开始寻求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方案。(44)
在中国外交中同样可以看到“指向情绪反应”，例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同样，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后，中国国内社会也产生了“指向情绪反应”(愤怒)。
当行为体被突如其来的恐慌、难以预计的焦虑或无法抑制的愤怒所挟持时，他们的行为就会缺乏目标指向，这就是“泛化情绪反应”。相对于“心境”来说，它表现得更为强烈，更具有情境特征，但相较于“指向情绪反应”，它的动机并不明确，更加难以预计。在此种状态下，行为体被情感所“俘获”，变得失去行为能力或者肆意使用暴力。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暴怒”引发大规模的种族屠杀，(45)或者冷战时期的“恐慌”颠覆了稳定的社会秩序。(46)这些情绪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工具性的”，并不直接指向诱发它们产生的情境或者客体，(47)因此，它们的产生更加难以预测。可以说，“泛化情绪反应”从根本上挑战了自我克制的理性行为体模式。
以上列举的就是情感的不同种类与形式，尽管上述分析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感类型，但确实为我们分析“情感如何影响政治行为”作出了重要尝试。“基调情感性情”塑造了我们的信仰、需求与喜好，“状态情感反应”影响了我们当下的行为，并在某些情势下改写了我们最初的目标、规划与行为习惯。无论这些情感的形式如何变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感觉体验，塑造着政治行为体的思考方式与互动方式。
二、国际关系中情感政治的研究议程
1.分析层次
在国际政治中，情感能够塑造特殊人物的决策与行为，这些特殊人物大多是国家领导人与决策者。当然，情感现象也能在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发挥作用，例如叛军组织、社会运动、公共群体等，因此，情感发生作用的领域包括个体、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乃至国际行为体。下文我们将回顾并反思国际关系中如何进行各种情感研究。
传统上，情感分析通常关注个体层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些具体的体验、情绪与情感似乎都是个体层面的现象。这种分析框架以“个体主义”为中心，使用多种心理学与神经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分析对象包括特定个体的情感和由可识别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的情感。相应地，国际关系研究也集中于个体的情感反应及情感状态，毫无疑问，他们的选择与行为通常能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个体包括社会运动的领袖、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叛军的首领，还有最重要的个体——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决策者代表的是国家，他在国家机构中处于领导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他的决断与行为决定着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事务。
当然，用个体分析方法研究情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此前也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要研究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就必须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个体主义本体论)。(48)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研究情感基于以下的理论逻辑：决策由决策者制定，决策者是个体，既然是个体就会受到各种情感的影响(状态情感与基调情感)，这些情感能影响决策者的认知、信念、风险承受力和决断力，并直接影响政策选择的目标。
然而，从个体层面分析情感具有局限性，在国际政治中，“个体情感”难以涵盖所有的情感种类与形式(如“集体情感”)。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集体行动与大众交流随处可见，个体间或者社会实体间的情感倾向与情感反应相互作用，面对这些集体情感，显然不宜采取个体主义的分析模式。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提供了构建这种情感体验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如大规模教育、兵役、仪式、庆典、政治参与以及多媒体传播，这有助于塑造对国家的积极“信念”、“忠诚”以及“情感定向”。(49)除了对国家的认同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集体情感，如对某种宗教或者民族的认同，共同的价值体系，各种形式的大众历史经验，这些都能成为“集体情感”的动力基础。可见，除了最主要的民族国家外，还存在其他众多的集体情感形式。
相较于个体层面研究而言，“集体情感”或“大众情感”的理论阐释显得更为困难，集体由大量的个体组成，其中每位单一个体都有独特的情感。因此，在国际关系中，研究大众情感遇到了两大障碍：其一，能否将情感的动力归因于集体？其二，能否将集体情感与国际政治结果联系起来？关于第一个障碍，许多学者建议将共同价值观、经验或身份作为集体情感动力的基础。(50)根据这一逻辑，共同的属性或经历能够产生共同的情感体验。例如，冒犯特定的宗教身份，在具有相同宗教身份的群体中能引发大量相似的情绪反应，比如愤怒。美国牧师焚烧《古兰经》后，我们可以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看到强烈的情绪反应，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都表现出强烈的愤慨。通过强调“个体中的集体”，我们可以假定，在同一社会群体、文化群体与政治群体中，存在类似的情感反应、定向以及其他动力。
尽管不同个体的情感体验难以完全一致，但我们仍能发现一些明显的模式。一方面，重要的个体以自身的情感影响政治过程；另一方面，“大众情感动力”也在发挥作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大众情感”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简单累积。(51)换言之，某些情感反应可能以集体身份呈现出来，在公共领域内被认可与鼓励，而其他情感反应则属于私人领域。观察这种过程，就需要仔细注意情感现象的公共表达与其在政治话语中的解释之间的相互联系。
此外，既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政治背景与公私差别，均能塑造情感现象的社会表达和获得政治意义的形式。举例来说，让我们看看日本人对于二战的反应，一方面，日本整个社会层面公开强调受害人的感觉；另一方面，那些对自身行为感到自责的退伍老兵，却被当作孤立的个体对待。
2.情感的影响
情绪与情感不是社会结果的附带现象，它们能有效地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如前文所示，“指向情绪反应”直接影响领导人如何处理外交政策，除了直接影响外，在国际政治中，情感也发挥着众多间接的影响。“情感氛围”、“情感定向”、“信念”与“忠诚”，这些“基调情感”能为人们的行为创造可能的环境与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如在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上述情感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关于起义的背景“信念”，以及对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愤怒”，就很难明白义和团运动何以爆发。此外，“愤怒”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学生们冲上街头，既是对凡尔赛谈判以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状态情感反应”，也是对于国家深层的“忠诚”、“热爱”和当时社会“情感氛围”的体现。
上述案例意味着，我们不能只考虑情感对政治结果的影响，还必须考察不同情感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文中，我们将提出“情感影响国际政治”的六项议题。这些议题有助于解释领导人以何种机制来操纵公众的情感反应与性情，以及领导人自身的情感倾向为何发生改变。在此我们提出的分析还只是一种尝试，因而我们通过援引古往今来的各种案例加以说明，它们都是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感兴趣的例子。
第一，“状态情绪反应”能够影响长期的“情感性情与信念”。“状态情绪反应”长期反复出现，就能具体化为针对特定行为者或目标的情感定向。正如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所说，短期的情绪能够转化为长期的情绪。(52)中国公众对于日本或美国的感情，可以说是由重要的、激发强烈情绪的事件塑造的——无论是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或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上述每一起事件都使中国的“状态情绪反应”不断累积，从而转化为持久的情感形式，亦即“基调情感”。
第二，反过来说，“基调情感”现象也能使行为体倾向于做出特定的“状态情绪反应”。简言之，当人们对某物或者某事感受体验强烈时，这些事物就成为能激发强烈情绪反应的来源。正如柯林斯所说，“急性或短期的情绪反应”与长期的“基调情感”反应紧密相连，后者是前者的影响因素。(53)例如，愤怒(状态情绪)的程度与行为体之前赋予某项行动或者某一象征物的“基调情感”是成正比的。(54)因此，尽管“状态情感”与“基调情感”有所区别，却也相互联系。
揭示上述不同情感现象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国际关系中复杂的情感政治。例如，在“9·11”袭击之后，美国人的情绪反应就不是自然本能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背景心境和性情”影响的产物，即“基调情感”引发了“状态情绪反应”。正如珍妮·埃德金斯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来说，“9·11”事件是重大的创伤，因为它破坏了美国人给予他们政府的信任。(55)与之相似，如果我们不了解“情感氛围”，就难以理解西班牙人对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案的情感反应。正如许多专家所言，对于政府介入美国的反恐战争，西班牙选民已经普遍感到挫败与猜疑，此后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案激发了与此相关的愤怒情绪，这也是“基调情感”引发“状态情绪反应”的案例。(56)公众对于违反国际规范的反应同样能够依此得到解释，从美国入侵伊拉克引发“愤怒”(状态情绪反应)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关于合法行为的“情感定向”与“信念”(基调情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也关注到“状态情绪反应”与“基调情感”之间的联系。当外国政府通过声明或者行动支持台湾或者西藏独立时，中国就会有“状态情绪反应”，如果不了解中国对于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背景信念”，我们就很难理解中国政府与网民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状态情绪反应”。对于涉及利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与交易折衷的方式来处理，而关于饱含情感因素的国家主权问题，决不允许任何妥协。国家领土完整凝聚着“基调情感”，因此，它的政治敏感性极强，超越了理性主义者的理论逻辑。
第三，过往的“情感定向”影响行为体对现在与未来的看法。情感效价，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包含着行为体对过去的看法。(57)个体不需要亲身经历历史事件，就能获取情感“效价”。只要成为各种关于胜利、痛苦、羞耻的国家或集体叙事的一部分，历史事件就能获得关于这些事件的情感评价(affective valuation)。过往事件的情感定向能够影响当代国际社会，这体现在如下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历史事件的“情感价值”能影响行为体如何认知当前与未来的类似事件。例如，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担忧不仅是由于当前日本国防开支的攀升，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日本过往侵略历史的“情感评价”。其次，对于历史事件的“情感价值”能够影响行为体未来的行为取向。例如，历史战败事件能够被内化为一种耻辱(情感评价)，为未来的复仇奠定基础(行为取向)。(58)
第四，情感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偏好的可塑性。理性主义者认为偏好是固化不变的，建构主义者认为，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与社会化，偏好是能够逐步变化的。(59)它们的共同局限在于都没有考虑到偏好的突然转变。“状态情感反应”有助于解释行为体在应对外部事件时为何突然转变政策。如果没有考虑到美国决策者与公众对于“9·11”事件的巨大震惊，我们就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在2001年，在美国政府眼中，中国突然从“潜在竞争者”转变为“反恐伙伴”。
第五，情感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建构主义的“身份观”。“忠诚”的情感维度是个体对于自身特定身份的认同程度和持久性的决定因素。与建构主义的“身份观”不同，情感的“身份观”具有身体(物质)基础，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这意味着，与我们此前预计的相比，身份的选择与变化面临更多的限制。随着行为体对群体的忠诚感进一步深化，行为体放弃原有身份或者选择另一种身份，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也就是说，无论行为体多么强烈地渴望得到新身份，情感倾向与情感承诺可能最终阻碍新身份的获得。身份能够被习得，但这种习得不是像学习演讲那样的简单认知。身份具有重要的情感成分，与认知观念相比，身份更加持久且难以改变。基于上述理由，台湾地区的年轻人逐步将自身视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这种逐步的身份转变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第六，“大众情感动力”通过影响领导人的外交行为发挥中介作用。“大众情感动力”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了追求外交政策目标，决策者必须操纵社会结构。我们一般认为，政策制定者根据政治目标，对公众情感进行引导与操纵，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常规假定。(60)但当前社会中的既有情感结构难以在一夕之间改变，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大众情感”也能够约束、影响或者复杂化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大众情感”既是领导阶层试图操纵的目标，又是能够限制领导阶层决策的影响因素。例如，当前中国网民的强烈情绪有可能对外交决策者施加压力。
3.方法论的思考
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主题通常集中于前文所述的“指向情绪反应”，这有一系列理由，因为这些情绪通常有可识别的原因，有连贯的过程主线，并且特定的情绪引发特定的行为结果。在所有的情感现象中，通过列举“原因”与“结果”，它们最容易得出线性因果模式。方法论上，那些体验过这些情绪的人是最熟悉这些情绪的。因而研究这些情绪，可以通过和他们进行谈话、调查等各种自我报告的形式获得资料。但正如之前所探讨的那样，情绪、情感是变化、模糊、难以计量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有怎样的情感。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也不能深入到人的头脑中去观察他们对于事件与决策的真实反应。
通过实验结果，尽管可以推导出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依此做出研究假设，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然而，通过上述复杂的检验，得出的结论仍然难以让人完全信服，心理学研究通常质疑“外部有效性”的问题，换言之，实验室的环境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形势？(61)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因此，研究情感不能照搬熟悉的方法论工具，而要从其他的研究中寻找突破。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从行为体各种零散的行为痕迹中分析情感的作用。(62)尽管并非直接观测，但不难发现情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首先，个体自我报告他们的情感体验，如通过日记、回忆录、调查报告与采访记录；(63)其次，情感的表达形式有肢体语言、声音语调、群众行动，甚至审美表达，这类情感的表达形式常见于新闻报道、外交派遣及其他媒介；最后，情感现象也能够从语言或者文字形式——演讲记录，以及自由交流、群体抉择与具体行为中被解读出来。(64)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需要做出相应的解释，为了使情感研究具有客观性，研究者需要有具体的编码标准或者依靠其他领域的权威解读，例如历史学家的解释。
当然，任何数据资料都不是绝对可靠的，情绪表达可能是行为体伪造的，其行为表现可以有多种解读，事后自我报告的情感和情绪也可能是错误的，行为体根本没有意识到某些情感反应，等等。(65)我们认为，依据既定的“情感体验”、“情感事件”与“情感环境”，通过建立这三种形式的经验依据之间的联系，可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得出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一解释路径仍不完善，但对这些经验依据进行综合处理，无疑增加了解释的可信度。
情感解释同样需要与其他竞争性理论进行对比评价。(66)情感有多种表现形式，没有一种理论可以适用于研究所有情感。例如，“状态情感反应”导致行为体偏好选择或者风险容忍度的突然变化，这挑战了理性主义的前提假定。理性主义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行为体的偏好选择长期保持不变，另一方面，某些“基调情感”，长期承载的情感，例如幸存者“长期追求复仇”，就符合理性主义“偏好长期不变”的假定，当然这一点又与新现实主义国家追逐“安全”的研究假设相矛盾。因此，互相竞争的理论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加以区别考察。
在国际关系中，情感既可以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产生间接影响，如间接塑造决策。政治领袖可能选择特定的政策以避免诱发某类“情感反应”，如大规模的强烈愤慨。尽管政策的成功意味着排除了可见的情感现象，但毋庸置疑，政策选择与情感因素密切相关。从经验报告中发现这样一些行为者，他们对国内民众的情感现象感到担忧，并说要采取规避策略，这进一步证实了情感现象可能塑造外交政策，尽管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研究情感并不简单轻松，但也绝非难以企及的任务。与贸易额、投票数相比，情感不易测量，但我们相信，方法论上的难题不应该造成理论上的漠不关心或者茫然无知。情感，无论是行为体真实的情感，还是潜在的情感，确实留下了可供研究的线索，只要国际关系学者们足够努力，就能揭开情感的神秘面纱。
三、结论
国际关系学者们对于情感研究的兴趣在不断增长。我们认为“聚集所有可用的学识以进行国际政治中的情感研究”的时刻已经到来。通过寻求跨学科的理论资源，以及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利用，学者们能够对“情感影响国际政治”的一系列主题展开深入研究，这些主题包括“外交谈判、人道主义援助、国家安全、集体暴力、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等。关于这些主题的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但作为学者，我们习惯性地将情感因素搁置一旁，而使用抽象的研究模式分析国际政治行为。
当然，情感研究还有重大的障碍需要跨越，也有明显的难题亟待解决。首先，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不可能被简化为线性的因果关系，使用众所周知的技术手段去进行检验。并且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概念定义情感，使用不同的编码图式(coding schemes)研究情感，就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其次，研究情感还面临种种难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例如，我们认为，领导者不可能完全控制公众情绪。然而，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情况，领导人在评估现存的忠诚程度后，使用一些能够加强忠诚度的动员策略呢？我们还认为，一些短期的“情绪反应”能够转化为长期的“基调情感”，但在什么情况下短期的“情绪反应”能够转化为长期的“基调情感”？而又在什么条件下短期的“情绪反应”不发生这样的转化且很快失去影响力？尽管有这些挥之不去的疑问与困惑存在，但我们相信，正是基于上述难题的存在，情感研究的议程才有动力不断深入发展。
情感研究有助于我们精确描述和解读现实。研究“情感”有助于我们解读现有分析框架回避的“社会过程”问题。中美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建构主义”报以极大的研究热情，“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不仅是寻求因果关系，而主要任务是“身份、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研究”。“理性主义”研究致力于寻找因果解释，却脱离了具体的、鲜活的、现实的感觉领域，而这才是政策制定的真实领域。因此，研究“情感过程”为我们理解一些国际政治问题另辟蹊径，例如，考察国际政治行为塑造的渠道，以及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目标的实现机制。
当我们跨入一个日新月异的亚洲，理解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中国的实力在增强、地位在提升，朝鲜的领导层发生重要变化，日本的经济地位跌宕起伏，美国在亚洲的作用时弱时强。对于某些行为体而言，这些变化预示着希望与骄傲，而对其他行为体来说，则暗含着忧虑与恐惧。无论如何，面对这些变化，情绪与情感反应必然会作用于政治行为体的政策知觉和应对之中。正如我们通篇讨论的，情感是人类经验的核心部分。作为国际关系学人，我们的兴趣点在于深入解读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与“结果”，且认真考虑我们已知的真实之物，毕竟是人就会有情感。
本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译校。感谢景晓强、景晓娟在译校过程中提供的心理学知识帮助。
注释：
①Oded L
wenheim and Gadi Heimann,"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Security Studies,Vol.17,No.4,October 2008,pp.685—724.
②P.Liberman,"An Eye for an Eye:Public Support for War against Evildo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3,2006,pp.687—722; Todd Hall,"Sympathetic States:Responses to 9/11",Working Paper,2010; J.Edkins,"Forget Trauma?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2,2002,pp.243—256.
③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Andrew A.G.Ross and Todd Hall,"Grasping the Elephant:Emotions,the Great War,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New Orleans,2010.
④Jacques E.Hymans,The Psychology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⑤R.D.Petersen,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Fear,Hatred,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⑥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2000,pp.116—156; 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77—106; 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1,2010,pp.1—31.
⑦R.McDermott,"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No.1,2002.
⑧Antonio R.Damasio,Descartes' Error:Emotion,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New York:Putnam,1994; R.McDermott,"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2,No.4,2004,pp.691—706.
⑨这里需要阐明“情感”这一概念，“情感”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多种“情绪”现象，而不是特指某种情绪的前认知(pre-cognitive)维度。关于前认知的用法，参见R.B.Zajonc，“On the Primacy of Affect”，American Psychologist，Vol.39，No.2，1984，pp.117—123。此外，“情感”不仅包括身体过程，还包括心理过程。例如，“情感”可以包括身体反应、主观感觉、认知信念等，它们共同作用于情感状态与情感反应。我们的看法与Prinz所谓的情绪“大全”(encompassing)理论是一致的，参见J.J.Prinz，Gut Reactions：A Perceptual Theory of Emo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⑩Antonio R.Damasio,Descartes' Error:Emotion,Reason,and the Human Brain,p.xiii.
(11)Ibid.,p.51.
(12)Nico H.Frijda，The Emo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1—42.尼科·弗里达，荷兰心理学家。他区分了情绪的12条规律，亦即情势影响定律、关注定律、真实定律、变化定律、惯性定律、比较定律、不对称定律、持续定律、闭合定律、关注后果定律、最大受益与最小苦恼定律、探索定律。——译注
(13)Antonio R.Damasio,Looking for Spinoza,New York:Harcourt,2003,pp.43—45.See also:Nico H.Frijda,"Varieties of Affect",in Paul Ekman and Richard J.Davidson,eds.,The Nature of Emo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4)一方面，从强度上来说，情感可以分为“基调情感”与“状态情感”，后者更加强烈、短暂、生动，且常常毫无征兆地出现。“基调情感”主要包括四类：“信念”、“忠诚”、“情感定向”与“情感氛围”；“状态情感”主要包括三类：“心境”，“指向情绪反应”与“泛化情绪反应”。另一方面，从研究定位上而言，情感可以分为“个体情感”与“大众情感”，两者相互影响，都对行为体发挥作用。——译注
(15)“基调情感”也可以说对行为体的“正常感觉”或“正常习惯”发挥作用，这方面可参见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2010。
(16)我们对于“信念”的定义相当于默瑟定义的“情绪信念”，他认为“情绪信念”是人类知识的必然组成部分，人类无法完全脱离“情绪信念”，做出绝对客观的判断。参见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p.25。
(17)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1914 and 1918",in Steven E.Miller,et al.,eds.,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Stephen Van Evera,"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in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8)A.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A.L.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7—45; R.Bernstein and R.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Alfred A.Knopf,1997.
(19)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New York:Verso,1991; Ernst Renan,"What Is a Nation?" in 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0.
(20)Andrew A.G.Ross,"Coming in from the Col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2,2006,pp.197—222.近期的例外,参见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6,61—63。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
(22)Andrew Ortony,et al.,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3)Nussbaum将这种评价看作不可还原的规范。Martha C.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4)Stuart J.Kaufman,Modern Hatred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p.29—47.
(25)R.B.Zajonc,"Feeling and Thinking: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American Psychologist,Vol.35,No.2,1980,pp.151—175.
(26)“情感氛围”与“心境”不同，我们认为“心境”是指较为暂时的情感状态。
(27)Randall Collin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28)David Richard Leheny,Think Global,Fear Local,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29)Neta C.Crawford,"Human Nature and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2,2009,pp.278—282.
(30)Frijda,"Varieties of Affect"; Richard J.Davidson,"On Emotion,Mood and Related Affective Constructs",in Paul Eckman and Richard J.Davidson,eds.,The Nature of Emotion; David Watson and Lee Anna Clark,"Emotions,Moods,Traits,and Temperaments",in Paul Eckman and Richard J.Davidson,eds.,The Nature of Emotion.
(31)Doron Kliger and Ori Levy,"Mood-Induced Variation in Risk Preferenc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Vol.52,No.4,2003,pp.573—584; Alice M.Isen,"Som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Feelings and Emotions",in Antony S.R.Manstead,et al.,eds.,Feelings and Emo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2)Davidson,"On Emotion,Mood and Related Affective Constructs"; P.A.Lewis,et al.,"Brain Mechanisms for Mood Congruent Memory Facilitation",NeuroImage,Vol.25,No.4,2005.
(33)Guido H.E.Gendolla,"On the Impact of Mood on Behavior",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Vol.4,No.4,2000,pp.378—408.
(34)只有极少数研究成果涉及“心境”对于行为体的影响，参见Rose McDermott，Presidential Leadership，Illness，and Decision Maki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35)Nico Frijda,"The Laws of Emotion",American Psychologies,Vol.43,No.5,1988,pp.349—358; Richard S.Lazarus,Emotion and Adapt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7—169.
(36)Robert W.Levenson,"Human Emotion:A Functional View",in Paul Eckman and Richard J.Davidson,eds.,The Nature of Emotion; Joseph E.LeDoux,The Emotional Brai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 Jaak Panksepp,"Basic Affects and the Instinctual Emotional Systems of the Brain",in Antony S.R.Manstead,et al.,eds.,Feelings and Emotions.
(37)Jon Elster,Strong Feelings,Cambridge,MA:MIT Press,1999,pp.38—40; Frijda,“The Laws of Emotion”，pp.353—355.我们往往将“定向情感反应”界定为一种自我的判断或者一种过度学习的“认知习惯”，而忽略了其中强烈的情感成分。参见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William M.Reddy，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38)Lazarus,Emotion and Adaptation,pp.217—233; Andrew Ortony,et al.,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p.148.
(39)Lazarus,Emotion and Adaptation,p.236.
(40)LeDoux,The Emotional Brain; Arne 
hman and Stefan Weins,"The Concept of an Evolved Fear Nodule and Cognitive Theories of Anxiety",in Antony S.R.Manstead,et al.,eds.,Feelings and Emotions.
(41)LeDoux,The Emotional Brain.
(42)Lwenheim and Heimann,"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3)Robert E.Harkavy,"Defeat,National Humiliation,and the Revenge Motif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7,No.3,2000,pp.345—368.
(44)James G.Blight,The Shattered Crystal Ball,Savage,MD:Rowan and Littlefield,1990.
(45)Petersen,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Fear,Hatred,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pp.75—84.
(46)Keven Ruby,"Fearing Fear Itself:Why and How States Manage the Public Response to Threats",University of Chicago,2010.
(47)Petersen,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Fear,Hatred,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pp.75—76.
(48)Brian Ripley,"Psychology,Foreign Polic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litical Psychology,Vol.14,No.3,1993,pp.403—416; Janice Gross Stein,"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in Walter Carlsnaes,et al.,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Sage Publications,2002,pp.293—298.
(49)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 Ronald Grigor Suny and Michael D.Kennedy,"Introduction",in Ronald Grigor Suny and Michael D.Kennedy,eds.,Intellectual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Nation,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50)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ter Hays Gries,China's New Nationalis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Lwenheim and Heimann,"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1)Ronald Bleiker and Emma Hutchin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Supplement S1,2008,pp.128—131.
(52)R.Collin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p.81.他认为这是通过象征物的作用，象征物能够使行为体的“状态情绪反应”长期持续、反复。
(53)“基调情感”为行为体提供了持续的能量源泉，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突然爆发为“状态情绪反应”。R.Collins,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p.125.
(54)Ibid.,p.126.
(55)J.Edkins,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
(56)Enric Ordeix i Rigo,"Aznar's Political Failure or Punishment for Supporting the Iraq War? Hypotheses about the Causes of the 2004 Spanish Election Result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9,No.4,2005,pp.610—615.
(57)Daniel L.Schacter,Searching for Memory,New York:Basic Books,1996.
(58)R.E.Harkavy,"Defeat,National Humiliation,and the Revenge Motif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45—368.
(59)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60)Karen Ballentine and Jack Snyder,"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2,1996,p.15.
(61)Chaim D.Kaufmann,"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8,No.4,1994,p.560.
(62)Gary King,et al.,Designing Social Inqui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1.
(63)Neta 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131.
(64)在此，我们将审美表达包括进来，参见Bleiker and Hutchinson，“Fear No More：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pp.131—133。
(65)关于再现定性现象的困难，参见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5，pp.94—105。关于自我报告对于无意识情感体验的不足之处，可参见LeDoux，The Emotional Brain，pp.52—53，64。
(66)Alexander Wendt,"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5,1998,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