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小说家论文,时期论文,群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志怪，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受关注的题材。《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陆德明音义云：“齐谐，户皆反，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志怪，志，记也；怪，异也。”《列子·汤问篇》也有类似的说法：“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并且将他与大禹与伯益联系起来。大家知道，“古今语怪之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论下》）的《山海经》，向来就被视为大禹和伯益的作品：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刘秀：《上〈山海经〉表》）
《左传》宣公三年，还记载了王孙满对楚子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这段话中，“物”字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曰“远方图物”，杜预注云：“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第二次曰“铸鼎象物”，杜预注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第三次曰“百物而为之备”，杜预注云：“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
从“世岂知有此物哉”，到“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深刻地揭示了“怪”的观念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怪，首先是物；不过，对于人来说，它们是异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物。因为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免会产生神秘感恐惧感。螭魅罔两，都是山川之间的精怪，远古时代的人们，经常要到川泽山林中去捕渔打猎，难免要碰到种种奇怪的“百物”，王充在《论衡·懦增》中指责“金鼎之器，安能辟奸”，说：“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乍看起来是很“唯物”的，其实恰是误解了铸鼎象物的本意。杨慎撰《山海经后序》，则以为禹铸九鼎是“《山海经》之所由始”，他说：“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于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观成国，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脱輶轩之使，重译之贡，续有呈焉，固以为恒而不怪矣，此圣王明民牖俗之意也。”说得倒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远方图物也好，铸鼎象物也好，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即让人们事先能够认知种种奇怪的“恶物”“神奸”而“逆备”之：趋利避害，恰是人的生存本性所驱使，目的是为了妥善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史记·留侯世家》云：“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贞《索隐》：“物，谓精怪及药物也。”说明在司马迁的理解中，物的概念，是先于鬼神而存在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
但是，“志怪”由《庄子》、《列子》的寓言，变成真正小说实体的专名，却有赖于东晋时期以“志怪”为小说专集名书的小说作家群的出现；他们在短时期中推出了一大批志怪小说集，几乎将整个社会裹挟而去，由此而造就的极大声势和掀起的空前热潮，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志怪”这一文学现象的煊赫的存在。遗憾的是，这批作家虽然人数极夥，但他们的作品集却几乎统统亡佚不传了，后人只能从史书和目录书的著录中，得知它们的存在，并从后世的若干类书里，窥见其中的部分佚文。如《曹毗志怪》，晋曹毗撰，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一条；《殖氏志怪记》，晋殖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古小说钩沉》辑得两条；《孔氏志怪》，晋孔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经籍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钩沉》辑得十条；《祖台之志怪》，晋祖台之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经籍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钩沉》辑得十五条，等等。还有《太平御览》所引，有《志怪》、《志怪集》、《许氏志怪》和《杂鬼神志》；《玉烛宝典》所引，有《志怪》、《杂鬼怪志》；《太平广记》所引，有《志怪》、《志怪录》；《北堂书钞》所引，有《志怪集》、《杂鬼神志怪》（一本无《杂鬼神”三字），等等，均不见有书目著录，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共辑得二十条，无以归类，只好总其名曰《杂鬼神志怪》（参见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二
在这批志怪小说中，究竟是谁第一个采用“志怪”来作为书名的呢？由于材料的匮乏，要弄清其间的先后次第，将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只能从现有的材料出发，作一点大致的推测。
首先，从种种迹象看，曹毗很可能是一个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曹毗，字辅佐，谯国（今安徽毫县）人，是这批志怪作家当中唯一被写进（晋书·文苑传》的人物。曹毗的高祖是魏大司马曹休，父曹识当过右军将军。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后因丁父忧去职，服阙后，迁句章令，徵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杜兰香别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收有此传的片断。他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据《艺文类聚》卷七九引《杜兰香别传》：
杜兰香自称南阳人，以建兴四年春，数诣张传。传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传先改名硕。硕呼女前视，可年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有婢子二人，大者萓支，小者松支。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作诗曰：“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飘输送我来。岂复耻尘秽。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言：“本为君作妾，情无旷远。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兰香降时，硕问：“祷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无益。”香以药为消摩。
按，建兴为晋愍帝年号，建兴四年为公元316年。 又《晋书》卷二三《乐志下》云：“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扬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文后载曹毗所造宗庙歌十一首，起高祖宣帝，迄哀帝，可知其于太元四年（379）破苻坚时尚在世。 王国宝曾在文帝前称王珣为“当今名流”（《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曹毗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声望，尤当上之。《晋书·文苑传》史臣赞曰：“曹毗沉研秘籍，踠足下寮，绮靡降神之歌，朗畅对儒之策。”“秘籍”一语，据张衡《西京赋》“匪唯观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说明曹毗所沉研的秘籍，当亦与小说有关，可见他于神怪之说确有特殊的爱好。荐举他为佐著作郎的蔡谟，也是一位神怪故事的主角，刘义庆《幽明录》就有几条关于他的怪异故事。其一曰：
蔡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很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又一曰：
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上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反。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胀满，不得吐痢。某时死，主人殡殓。”谟悲涕相对。又云：“我病名霍乱，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药，故今死耳。”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断，取脚而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与时日，皆与梦符。后有患干霍乱者，谟试用，辄差。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曹毗以“志怪”命名其书，是很自然的。他的地位和声望，使得他的做法，得到了文坛的广泛响应，以至于形成了一股仿作的热潮，是完全可能的。
可惜的是，曹毗的《志怪》、《隋志》、《唐志》都无著录，至少在宋代已经亡佚。《志怪》的佚文，只有鲁迅从《初学记》、《太平御览》、《草堂诗笺》辑得的一条，其文如下：
汉武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人忆朔言，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馀。”乃知朔言有旨。
此条佚文，今本《搜神记》卷十三亦收录，虽然汪绍楹在考订时指出：“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其文句又与他书引曹毗《志怪》、《幽明录》全同，疑非本书。”但《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亦见之，可见非曹毗的手笔。这样一来，曹毗《志怪》的原貌，就完全无法窥见了。从现有的材料出发，我们至多可以推测说，曹毗可能是较早采用了“志怪”为自己的小说集的书名的人，并可能对一大批“志怪”小说集的涌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曹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祖台之。祖台之，字元辰，范阳蓟（今北京城西南）人，一说范阳遒（今河北涞水县北）人，是祖冲之的祖父。他在东晋孝武帝太元时（376—396）为尚书左丞。 太元末（395），中书令王国宝索骄贵，曾在骠骑参军王徽的宴会上“使酒”， 怒祖台之，攘袂大呼，至以盘酸乐器掷之，而祖台之竟不敢言。此事为褚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怯弱，亦非监司体，并坐免官（《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 安帝时（397—418），官至侍中、光禄大夫，著有文集十六卷。
祖台之著《志怪》二卷，《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经籍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志怪》书中，记有隆安（397—401）中事。他和曹毗是同一时代人，他们都是现今已知的最早以《志怪》命名自己小说集的人。
同曹毗《志怪》散佚殆尽相比，祖台之的《志怪》还算是幸运的，散见于各类书的佚文，《古小说钩沉》辑得十五条，颇有研究的价值。其中关于物怪的九条，关于鬼神的四条，关于人的二条。这个比例，大体上反映了此书以物怪为主的格局。
在物怪方面，较新奇的是《陈悝》：
隆安中，陈悝于江边作鱼箟，潮去，于箟中得一女人，长六尺，有容色，无衣服；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人有就辱之。悝夜梦云：“我是江黄，昨失道落君箟，小人遂见加凌，今当白尊神杀之。”悝不敢移。潮来，自逐水去。奸者寻病。
水中之神江黄，在小说中是以一个弱女子的形态出现的。她江行失道，误落陈悝设下的鱼箟之中，失去了生存所必需的水，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成了一个陷入了困境的小动物。尤其可怜的是，她没有遮体的衣服，以至于遭到小人的凌辱。但对于误落陈悝设下的鱼箟，江黄并不表示怪罪，因为那是为了人的生计的正常的生产活动，唯独对于凌辱它的小人，却要进行惩罚，集中表达了弱小动物也需要得到人的尊重的深刻主旨。
写物怪而引申出政治上的深意的，有《东方朔》：
汉武帝与近臣宴会于未央殿，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陈。”乃见屋梁上有一翁，长八九寸，拄杖偻步，缘柱而下，默而不言；因仰首视殿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东方朔曰：“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潜深河。今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于帝。曰仰视宫殿，殿名未央，诉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不愿再造也。”上为之息寝宫之役。
居少时，帝亲幸河都，闻水底有弦歌之声，又有善芥。须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缨佩垂藻，甚为鲜丽，凌波而出，衣不沾濡。帝问曰：“闻水底奏乐声，为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胜嘉欢，故私相庆乐耳。”
此条《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引《幽明录》亦有，而文句较详。唯东方朔所云“其名为藻，水木之精也”（《太平御览》所引，“藻”下有“兼”字，《古小说钩沉》以“藻兼”为其名，似不妥），脱一“居”字，当以祖氏之《志怪》为原本。兼水木之精的藻居，身长只有八九寸，但却能“春巢幽林，冬潜深河”，是一个本来生活得十分适意的精怪。人间帝王的频兴宫室，无端地侵扰了它所代表的大自然生灵的安宁，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发展下去，便演变为一个关系到人类自身命运和前途的严重问题。小说不采用慷慨陈言的方式，而借用“仰视殿屋，俯指帝脚”这种哑迹般的手势动作，来寄寓劝谏的意思，正可谓主文而谲谏。而其后又写武帝听到水底相庆的音乐声，更是充满诗意，不啻是一篇用神怪的艺术形式进呈给在上者的委婉而含蓄的疏奏。
《千里牛》不是神怪的故事，但却别有深意存焉。兖州去京师五百里，苟晞欲以珍异食品贻都邑亲贵，虑经宿之间，不复鲜美，有人以千里牛进之，旦发而日中即到京师，取答书还，至一更始便达。这种速度惊人的千里牛，堪称牛中的优良品种。对于此种优良品种，正确的做法是加以驯育，并繁衍培育更多的后代；但苟晞其人却不取此，“以其骏快，筋骨必将有异，遂杀而观之，亦无灵异，惟双肋如小竹大，自头挟脊著肉裹，故外不觉也”。一种极好的良种牛，就在愚蠢和好奇心的驱使下，被无端地杀害了！作者对于人类所做的诸如此类的蠢事，无疑是寄予了极大的愤慨和惋惜之情的。
曹著与庐山夫人的故事，则是祖台之《志怪》中神鬼故事中的极出色者。今本《搜神记》卷四《建康小吏》条亦有关于曹著的简单记载：“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裤衫。”汪绍楹校注本谓：“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则是否为《搜神记》原本，亦有可疑。而祖台之《志怪》则较为详细周密：
建康小吏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为设酒馔。馀乌啄罂，其中镂刻奇饰异形，非人所名；下七子盒盘，盘中亦无欲间常肴敉。夫人命女婉出与著相见。婉见著欣悦，命婢琼林令取琴出，婉抚琴歌曰：“登庐山兮郁嵯峨，晞阳风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旸云柯。弹鸣琴兮乐莫过，云龙会兮乐太和。”歌毕，婉便辞去。
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叙别，并赠织成裈衫也。
曹著不过是建康小吏，他被庐山夫人看中，又得到女婉的爱幕，本是极为幸运的事，但作为一个小吏，曹著在这种非分的、出于望外的幸运面前，却表现出一种惶惑不安、不敢自是的心态，屡屡自己求退；作为神女的女婉，面对男方的怯弱，却不能过分强求，只能以万分悲凉的心情，赋诗赠别。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写得非常优美，充分显示了祖台之的文学才能。
四
孔氏《志怪》是另一个可以考出作者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有《志怪》，注云：“四卷，孔氏撰。”《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改题《孔氏志怪》，《艺文类聚》则作《孔氏志怪记》。《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晋明帝”一则，注云：“出孔约《志怪》。”由此可知孔氏名约。《世说·排调》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干宝感父婢复生而作《搜神记》之事云：
干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著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就视犹暖，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年后方卒。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此条为《晋书》所采，入《干宝传》，其文曰：“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子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与孔约《志怪》大致相同，唯嫁而生子一事，则为《晋书》所加。可知孔约之书作于《搜神记》之后，也是受干宝之影响而较早使用“志怪”为书名的人之一。
《孔氏志怪》，《古小说钩沉》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广记》等辑得十条，其中《卢充》见于他书，《落头民》一条，《酉阳杂俎》原注引《于氏志怪》，则为鲁迅所误收。属于孔约自撰的，大致不脱搏物的范畴，如《楚文王》：
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鹰毕聚焉。有人献一鹰，曰：“非王鹰之俦。”俄尔云际有一物凝翔，飘遥鲜白，而不辨其形。鹰于是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一大鸟堕地而死。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众莫能知。有博物君子口：“此大雕雏也，始飞焉，故为鹰所制。”乃厚赏献者。
较有趣味的是《谢宗》：
会稽吏谢宗赴假吴中，独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来入船，问宗：“有佳丝否？欲市之。”宗因与戏，女渐相容，留在船宿欢宴。既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自尔船人恒夕但闻言笑，兼芬馥气。至一年，往来同宿；密伺之，不见有人，方知是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得二物，并小如拳。以火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自说：“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既为龟，送之于江。
“丝”和“思”同音，典出《诗经·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句。“欲市佳丝”，这一在求爱过程中伺探对方态度的具有高度文明色彩的隐语，竟然出自雌龟之口，是令人赞叹的。人与龟的沟通与结合，生了两子，已是很大的怪事，但谢宗仍悲思不已，可见感情之深。“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的话，很可能出于讥刺，不排除有拐着弯儿骂人的用意。如能查到其时有名道愍、道兴的人物，就可以弄清原委了。
《华佗》写后汉末有一人腹内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可数合。这是尸体解剖的较早记录。而某人敢于主动提出死后剖尸的要求，这种精神也是委服不起的。
五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这样说的用意，是为了突出“传奇”的地位。他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其实，昔之志怪小说，并非“传鬼神而明因果而外无他意”，相反，志怪小说，连同它背后隐藏着的神怪观念的产生，都不是用“宗教迷信”一类的简单判断所能解释的，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论的原因的。神怪观念的基本来源是“有”，即客观世界（大自然）的“外物”：但这种观念一旦发生，就逐渐向“天人合一、万般有灵”的方向升华，又由“有”转化为“无”——非人生非现实的彼岸世界。正是从这一角度，志怪小说以自己独有灵气，显示了它是一种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文学，并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要点有三：一，认为人与外物应该相互沟通；二，认为人与外物之间可以相互变化；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个人内心的状态，应该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调适。在相当程度上，志怪小说扮演了自然界代言人的角色。它道出了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东方式的思想，描绘出人与自然不可割舍的崇高境界，贯串于其中的倡导保护环境、爱护野生动植物的观念，是极其可贵的。从根本上讲，它们实际上来源于人类对于天地万物、亦即整个自然环境的关注，这正是它的独特价值所在。
同时，“志怪”与“传奇”两个概念的构辞法是完全相通的：“志”的是“怪”，“传”的是“奇”，二者都是从题材上着眼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裴鉶《传奇》“其书所记皆神仙怪谲事”，梁绍壬《两般秋雨斋随笔》谓“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都是从题材的角度对此书作出的评论。唐人创作的小说，固然有着“篇幅曼长，记作委曲”的种种优点和长处，但仍“尚不离于搜奇记逸”（鲁讯语），而先前志怪小说，也绝不是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与唐人小说相比，充其量无非是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关系，我们是不应该将二者对立起来的。
* 收稿日期：199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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