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区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2-0001-10
一、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而在不同国别进行的斗争，旨在消灭外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消灭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近现代新疆各民族民众的斗争，除反抗阿古柏入侵之外，一般都是各族民众反抗本国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国内政治斗争。1944年11月三区革命运动第二阶段之所以产生了一个分裂政权，从理论上究其根源，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概念上发生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可以直接追溯到1919年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已划分为实施殖民统治的压迫民族、遭受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的观点出发，共产国际和苏俄将新疆军阀统治定性为殖民统治，他们出于世界革命的信条，开始将中国新疆看成是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疆是苏俄通往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最短的途径之一，而考虑到印度被压迫人民与英殖民者的斗争，印度完全可以被视为未来世界东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共产国际领导人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提出了远征阿富汗和印度，点燃“世界革命火焰”的设想。其大致的推论是：为消灭英国殖民主义，必须先帮助印度争取独立，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印度的革命工作，又须通过阿富汗和波斯进行。而进入到阿富汗，首先应在新疆积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率先提出了支持新疆的民族革命与“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建议。所幸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Г·B·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等少数政治局委员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最终否定了它[1]。不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论”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并没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种理论还会再度浮泛。
1931年新疆爆发反对金树仁统治的起义。面对新疆的新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以及一些苏联上层人士，特别是与新疆毗邻的苏联中亚共和国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当地的民族解放起义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部分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疆目前的民族运动是革命性的。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势力的插手，新疆起义者特别是南疆暴动者日益表现出反苏倾向。据苏方报告说，南疆起义民众队伍中有大量与苏境内居民有亲属和其它关系的移民及中亚反苏分子，其中喀什境内有6万名苏联吉尔吉斯移民；苏联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反苏势力头目已在喀什展开活动，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从中国喀什方面对苏领土进行偷袭；英国插手南疆起义，并有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的意向[2]；同时，苏联方面认为，解决与新疆穆斯林居民起义有关问题，对苏联来说意味着解决与这一地区接壤的自身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因此，在这种形势下，苏内部认识趋于一致：支持新疆地方政权，维持新疆的统一，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
1931年8月5日，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向新疆金树仁政权出售军用飞机和派遣飞行员，以后又决定进一步提供空投炸弹、大炮及汽油等战备物资，并决定不给新疆起义暴动者方面以任何帮助[3]。但是，摇摇欲坠的军阀金树仁政权很快崩溃，苏联转而支持其属下握有军权的实力派盛世才。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上台后，明确表示了亲苏立场。8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不采取支持新疆同中国分离的政策和口号。(2)支持盛世才为首的新疆政府。现时和现有条件下，支持旨在完全脱离新疆政府的运动不适宜，但可以在英国或日本特务活动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地区，对组织较为广泛的地方自治持友好的立场。(3)积极支持新疆政府粉碎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队伍。(4)利用归化军(由加入中国籍的白俄组成)支持新疆政府的稳定，并对新疆政府进行监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范和监督归化军。
这样，20世纪30年代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仍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付诸实践。但是，40年代的情况就不同了。1942年，盛世才开始投靠国民党，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并要求苏方撤回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苏联则中断了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撤回了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军队；与此同时，着手支持和组织反对盛世才统治的斗争。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新疆的局势。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并决定筹建革命组织和培养新疆的革命力量。在此之前，苏联已有计划地在新疆境外建立了一些以“民族复兴小组”命名的革命组织。苏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在与新疆相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数所学校，专门为“民族复兴小组”培养指挥人员和将来与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传鼓动员[4]。
在实施这些计划中，“民族复兴小组”被更名为“民族独立小组”或“民族解放小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剥削压迫的斗争定位为“推翻汉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定位是推翻汉族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其斗争的结局必然是民族的独立。在以后的斗争中，“民族独立小组”在传播未来起义运动行动纲领的同时，也在广泛宣传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思想。
新疆不是殖民地，共产国际和前苏联当局却将新疆各族民众反抗军阀剥削压迫的国内区域革命运动，错误地定位为民族解放运动；将新疆各族民众反对军阀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自身解放的国内政治斗争，误导为反对汉族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三区革命运动初期出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的重要“理论根源”。
二、寄生于三区革命运动的分裂政权
1944年8月，伊犁尼勒克县的“巩哈暴动”打响了三区革命的第一枪。在前苏联的全力支持下和境内外相互配合下，“巩哈暴动”取得了胜利。9月，伊斯哈克伯克率领在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境外培训的武装经苏境赶往伊宁。10月7日，“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以封建宗教上层人士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地下革命军事司令部”；11月初，在前“地下革命军事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以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负责领导起义。“伊宁解放组织”在县城各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其中既有“打倒压迫人民的政府”、“革命胜利万岁”[5]等革命宣传口号，也有“建立东突厥斯坦政府”等负面的鼓动内容。11月7日，按预定方案，游击队分别向县城内的军事要地及政府要害部门发起攻击。至12日，除城郊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仍被国民党军固守外，整个县城已被游击队攻占。
1944年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是一个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之上的分裂政权，不仅在名称上承袭了1933年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的成分，而且建立时间选定在与喀什分裂政权出笼同月同日的11月12日。艾力汗·吐烈出任“临时政府主席”，主要成员多为封建宗教上层人士，而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首的革命进步人士占的比重很小；而军事权力则由担任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的苏联军官B·L·阿列克山德洛夫掌握。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领事馆“协助”起草的政府宣言，全文9条，其中第一、二款声称：(1)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制度。(2)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九项宣言”中虽然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亲苏的进步内容，但是其主要方面是鼓吹“分裂”、“独立”，具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宣言的内容严重地违背了中国和新疆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违背了三区革命运动的初衷和本意，是制造分裂、破坏中国统一的历史倒退。稍后公布的临时政府“施政纲领”中，将“根除汉人各种虐政”列为首款。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利用把持的权力，多次在群众集会等公开场合发表分裂祖国统一、反汉排汉的演讲，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史实斥为“谬论”。
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游击队中极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实施反汉排汉，屠杀战俘、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污辱妇女等暴行。虽然1945年初临时政府开始总结这一教训，并惩处了少数坏分子，但随后由临时政府对汉族所实行的民族隔离式的强制迁徙及没收汉族土地的政策，仍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感情。
在“临时政府”的宣言中，还公开列入政府提倡和鼓励实行伊斯兰教的内容，决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伊斯兰教教规：以自上而下建立的各级宗教法庭来处理民事案件；由宗教部门管理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事项[6]。1945年上半年，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又企图在三区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主张各类公办学校必须讲授伊斯兰教；还主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公职人员只能从熟谙古兰经训示的人员中挑选”[7]。“临时政府”所实行的倡导和鼓励伊斯兰教及推行伊斯兰教法规的政策，促使宗教狂热不断升温，进一步加深了革命的潜在危机。一场轰轰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暴动被误导入歧途，革命性质严重蜕变。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新疆现代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分裂政权，从实质上讲，这个分裂政权是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延续。两者的共性集中于两点：
一是这两个分裂政权都是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暴动中产生的，反映出分裂分子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在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极端贫困落后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们宣扬的“双泛”思想有一定的社会温床，一旦时局有变，分裂分子便被推至前台，成为领军人物，并在篡夺了暴动领导权之后，将斗争引入歧途。
二是凡分裂活动背后，大多有境外势力插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分裂活动的规律之一，20世纪前半期新疆建立的这两个分裂政权也不例外。1933年11月建立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可以看成是20世纪初以来境外“双泛”渗透和传播的直接后果；而1944年11月建立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除在思想上继承了“双泛”的衣钵外，苏联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1933年时的态度截然相反，苏联对1944年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采取了直接掌握和全力支持的政策。
与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相比，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时间长，自1944年11月12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至1946年6月27日三区政府委员会324号决议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改组为新疆省伊犁专区参议会止，前后共存在了1年零8个月，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足3个月便夭折了。其次是分裂政权控制的面积大，包括新疆北部沿边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计35万平方公里，约占新疆面积的1/5，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所能把持的仅仅是南疆喀什噶尔回城一隅。第三是军事力量强大，建立了自己的正规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乌合之众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具有的分裂能量和对新疆政治社会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
三、前苏联的全面介入与三区革命运动的扩大
如果说巩哈暴动仅是苏联从各方面给以支持的新疆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那么伊宁起义中苏联最高层和苏军直接参与的成分更大。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领导不仅在组织起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物资、军事技术和指令方面也给予了起义者帮助。三区起义运动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是由苏联积极全面的援助决定的[8]。早在起义准备阶段，“苏联领导成立了一个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司司长叶格纳洛夫将军和他的副手——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局第四处处长兰格番格将军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该小组的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以及边境小城霍尔果斯。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土上也有领导着新疆南部的大规模的工作，在那里还有一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在开展活动”[9]。最初伊宁起义的中坚力量有3支，一支是奉命前来参加伊宁起义的巩哈游击队，另两支则是由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带领的精锐队伍和苏联军官颇里诺夫带领的骑兵营。伊宁起义胜利后，苏联于11月27日在伊宁设立了以符拉基米尔·格兹洛夫为首和以符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为首的两个顾问团(代号为一号和二号房子)[6]。叶格纳洛夫将军开始既领导苏境内的行动小组，也履行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要军事顾问的职责。境外行动小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进入了已被解放的行政区活动。新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方面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同时又受制于苏联。“十分清楚，如果未经与苏联外交官或苏联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代表协商，无论这个政府的成员，还是艾力汗·吐烈本人，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国家建设问题上，都不能采取任何稍许重要的步骤”[8]。
初期的胜利巩固之后，苏联作出了进一步在年事上参与和全面支持三区革命的决定。1945年6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一项特别决议：为了巩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向新疆派遣500名红军军官及2 000名军士和列兵。这项工作迅速完成，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向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作了书面报告[10]。与此同时，大批的武器包括大炮、弹药、运输汽车及军事通讯指挥设备和各类消耗物资源运入新疆。如同盛世才统治时期一样，从形式上看苏联对三区革命参与和支持的所有举措，都是响应艾力汗·吐烈不时发出的“……请苏联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各族人民”的请求。
在苏联全力支持和苏方军事顾问的大力帮助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政府南、北、中三线作战计划：北线负责解放塔城、阿山两个专区；中线以精河、乌苏为进攻目标，进而挺进新疆首府迪化；南线向南疆方向发展游击战，以牵制国民党驻南疆部队。其后，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遣的红军军官和士兵迅速补充到民族军中，牵制南疆、攻取北疆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45年6月中旬，北线的战斗率先打响；7月31日，攻占塔城；9月下旬，解放阿山全境；北线战役取得完全胜利。这样，“临时政府”直接控制了新疆北部与苏联毗连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
在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中都有苏联军队与起义者并肩作战。一些文件证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的胜利乃是由苏联部队保证的。”许多有关三区革命军事进展情况的报告已不是通过叶格纳洛夫将军，而是由担任顾问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指挥机关直接报告联共(布)中央。如一份通报1945年7月29日起义军占领新疆布尔津县的战报，签署人为行使苏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指挥权、并担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顾问的斯特潘诺维奇将军，战报经贝利亚转呈了斯大林[11]。
苏方的参与和全面支持不仅限于军事行动，“不仅仅局限于供给武器、装备和派遣几千名指导者，起义的几个行政区的居民得到了北方邻居给予的经常不断的相当大的物资支持”。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这些行政区管理当局的请求，这种支持表现为供应粮食、燃料和工业产品。此外，从起义一开始，起义者队伍以及后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部队都可以越境到苏联境内，包括到哈萨克斯坦各州。他们退入苏联领土，并不仅仅是因为遭受当时中国政府军优势兵力的打击，而是为了休整、医疗和兵力改编。由于参与和全面支持三区革命，与新疆接壤或邻近的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负担的各种开支费用极大，这些费用直接由苏联中央政府拨付。其中，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阿布都拉赫曼诺夫在一次致内务部长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出，鉴于1945年的支出状况，希望“能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1946年度预算中拨入用于在新疆采取措施的500万卢布”。这一提议得到了贝利亚的支持[12]。由此可见苏联在财政经济方面支援三区革命之一斑。
对新疆三区革命的全面介入和全力支持，使苏联完全掌控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取得了左右新疆局势的发言权。
四、雅尔塔会议所涉及的新疆问题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美方认为，对德作战胜利后，单靠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还需一年半左右才能击败日本，美军将会有百万人员的损失；如果苏联放弃《苏日中立条约》加入对日作战，将会提前击败日本，大大减少美方伤亡。苏联方面提出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会议形成的“雅尔塔协定”满足了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在美、苏的联合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苏联主张维持中国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作为交换，国民党政府的决议认为：外蒙古“独立”前提条件之一，应是苏联政府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对“新疆变乱”(指三区革命)不再作任何支援。如此，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
1945年7月9日，中方正式向苏联提出，苏联政府如能在帮助中国平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斯大林当即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须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中方关于制止从苏方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7]。此时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一个交换筹码，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观点，是在允许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两国“顺便解决了新疆问题，而且确认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从而斯大林停止支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存在”[13]。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随即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同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既然苏联曾全力支持三区革命获得成功，一旦形势需要，苏联就有把握和调整三区革命方向的能力，国民党政府深信这一点，甚至在条约签订后着手准备通过苏联的协助，于是年10月用政治方式“收复”伊犁。1945年9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称：奉苏联政府之命告知民国政府外交部，近有穆斯林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人民代表，向苏联驻伊宁领事申请，暗示希望苏联出面为中间人，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的冲突。中方外交部答复：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请苏联驻伊宁领事通知“事变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晋谒张治中部长，商洽和平解决之办法。同期，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新疆伊宁事件”的磋商中表示，此事件为暂时现象，不久可平息[6]。
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由全力支持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在维护民国政府对新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由此构成了三区革命运动内部酝酿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和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的“二次革命”运动的外部条件。
五、摒弃独立、清除寄生分裂政权的“二次革命”
在三区革命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崛起及其与分裂势力的坚决和不懈的斗争，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清除寄生的“分裂毒瘤”，进而使三区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关键因素。这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成为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和平与中国统一，还是实行反汉排汉，分裂中国。对于三区方面来讲，和平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统一、取消分裂的斗争过程。斗争的成与败，关系到三区革命的前途，关系到未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关系到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统一。这场斗争实际上成为了三区革命运动内部的一场“二次革命”。
形势的变化和苏联方面政策的改变都来得太突然，苏联的指令在“临时政府”内部引发了十分激烈的反响，也激化了原有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集团乘机煽动蛊惑，坚持要走分裂的道路，声称反对同汉人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在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领导层中的部分人士也附和艾力汗·吐烈等，要继续战斗到底。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达列里汉等领导成员在苏联的支持下奋起反对和摒弃独立，积极支持与民国政府谈判的方针。这一时期“临时政府”内部的斗争已不再是什么观点或派系的矛盾，而是在维护三区各族人民权益的前提下，纠正以往的方向性错误，维护中国的统一与以民族解放为名、坚持分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945年9月上旬，民族军进抵玛纳斯河，大有一举攻占首府迪化之势。艾力汗·吐烈等随即利用军事上的胜利着手在政治上实施巩固和扩大分裂政权的计划。9月初，“临时政府”召开了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决议，但提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必须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要求苏联充当“两国”之间和平谈判的中间人。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仿效外蒙古独立的模式，要求公开承认“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并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独立问题国际化。艾力汗·吐烈亲自拜会了苏联驻伊宁总领事，请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临时政府”的决议[8]。
与此同时，艾力汗·吐烈还从组织上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1945年10月22日，“临时政府”通过了114号决议，任命艾力汗·吐烈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军事委员会统揽军事领导大权，“今后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有关事宜，均应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同时授予他惟一的元帅军衔。不久，又颁布了《各级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会所发布的命令、通知、决议即为法律，民众和各机关必须服从和执行。随后，财政厅、国家银行也划归“临时政府”直辖，“临时政府”有权通过上述机构监督所属各机关的预算和财政支出，财权也被他揽入手中。此外，还大大地增加了维护军队、购置武器装备的预算拨款[6][8]。
是年11月，三区召开民族代表大会，艾力汗·吐烈集团又利用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和平谈判不理解，企图在会议上向苏联和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显示力量。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大会上不断进行分裂和反汉排汉的蛊惑煽动，并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6]，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分裂。艾力汗·吐烈一伙利用人民要求摆脱剥削压迫、获得解放的心情大肆煽动分裂，“临时”两字的取消，暴露了他决心破坏和平谈判，继续推行分裂主义路线的顽固立场。12月，艾力汗·吐烈等指挥在南疆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发动武装进攻，至1946年初，先后占领蒲犁、叶城和泽普，和平谈判再次受到威胁。
1946年4月上旬开始，和谈进入了最后关键阶段。经过苏联方面的多次协调，双方于5月22日就军事问题的附文(二)达成一致意见。5月25日，三区政府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授权三区代表签署该协议。6月6日，附文(二)正式签字，《和平条款》确立，和平谈判胜利完成。《和平条款》的全面签立，标志着“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自动解体，三区政权重新回归为中国新疆省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政权，艾力汗·吐烈也相应失去了合法地位。艾力汗·吐烈本人在《和平条款》签立后自动离开了政治活动，以示对和平谈判和《和平条款》签订的抗议。1946年6月17日，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将“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萨比尔霍加耶夫召回苏联”。6月27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召开最后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会上宣布：按照和平协议，政府放弃自己的全权，而共和国本身将不再存在[15]。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企图借助人民起义分裂新疆的倒行逆施破产了。政府委员会通过的324号决议规定：(1)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改组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参议会，成员为32人，由阿克木伯克·霍加任参议长，阿不都海依尔·吐烈任副参议长。(2)原厅、局机关改为伊犁专署局级机关。(3)塔城、阿山专署自6月28日起由新组织的省政府酌情合理调整。(4)三区政府机关报《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报》改为伊犁专署机关报[6]。
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斗争下，在三区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经过复杂而艰难的斗争，三区革命运动终于从艾力汗·吐烈集团的分裂和反汉排汉的方向性错误中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二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斗争的正确路线上。只是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三区革命才重新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洪流中，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进而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继续奋斗。然而，324号决议还是留下了一条“小尾巴”，即决议中仍坚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不用新疆省的统一称谓；称伊犁为“东突厥斯坦”伊犁专区。由此可以看出分裂势力的顽固性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由于革命酝酿和爆发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革命初期领导权掌握在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武装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一度形成了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上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因此，无论是三区革命自身历史的发展，还是我们今天对三区革命历史的研究，都有许多复杂而矛盾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在三区革命的研究中应明确几条原则：一是将这一时期新疆各族民众反抗剥削压迫的武装斗争，同少数封建上层的分裂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在充分肯定各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性的前提下，痛斥少数封建宗教上层制造分裂的反动行径。二是将三区革命运动与寄生其中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严格区分开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的建立不是三区革命运动的初衷，而是革命前期把持领导权的封建宗教上层强加于各族人民的私货，是寄生在三区革命运动上的“毒瘤”，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三是分裂违背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人民一旦觉悟，便会同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正是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通过坚决和不懈的“二次革命”斗争，最终使三区革命运动摆脱分裂主义的桎梏，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六、统一与分裂的两条路线斗争
清除艾力汗·吐烈，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只是三区“二次革命”的初步胜利。虽然成立了联合省政府，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但三区内部从民族解放运动理念出发、要求独立的倾向仍很严重，各地悬挂的仍然是绿色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旗，主要的宣传报纸和群众组织的名称也没有改变，政府部门中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所以，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持续地倡导反对分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倡导各民族的团结，改善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二次革命”后续的主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三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后，自觉地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为三区革命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要任务，构成了“二次革命”中统一与分裂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二次革命”中，有组织地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反对分裂、维护新疆各民族团结的斗争，是从三区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民主革命党”开始的。1947年1月3日，按中共中央的建议，三区的“人民革命党”与迪化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成立了统一的“民主革命党”，该党推选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主席，并第一次将反对“双泛”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该党的章程中规定，党的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为避免使群众特别是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者，而向他们进行党的教育，用党的理论政策武装他们”。2月17日，在新疆省维文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阿合买提江公开阐明了三区革命运动反对新疆独立的政策和立场。他指出：“我在国民大会上曾提出新疆要民族自治，但那并不是独立的意思，而且我们需要的民族自治，并非只限于一个民族……乃是要实行全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自治，以达到民主政治目的。凡以为民族自治只是为一个民族的单独自由者，这种人的思想是太错误了。要知道我们民族的敌人不是汉族，而是以往专制制度下的汉族腐败官吏。我们不要将这两者区别不清，以致错以为汉人是我们的敌人。《和平条款》签订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自己体面地宣布解散，如同其他专区一样，都仍旧归属于省政府领导了……如果今天有人宣扬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话，那就是反对《和平条款》。”“我们的人民今天并不是要成立什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我们的人民应该有所了解：如今我们并不是反对汉族和国家的统一，如果有人反对汉族和国家的统一，那就是反对《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对于《和平条款》以外的任何行动，我们坚决不予支持”[6]。
此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地阐述和宣传这些观点，宣传的范围由伊宁、迪化扩大到塔城、阿山等全疆各地。是年7月，阿合买提江在给塔城专区负责人的一封信中，针对当地民、汉关系一度紧张的局面，强调了纠正以往错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信中指出：“要改变我们在革命初期对汉族人民的片面认识……占人口多数的民族特别要注意听取少数民族的希望和要求，要对他们表示出朋友式的友好态度和爱护诚意。要改变我们过去的片面认识。我们的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不能怪罪于汉族人民，那是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罪过。我们的人民如果分清汉族人民和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区别，就会改变对汉族人民的看法。汉族人民决不希望同化我们，决不希望用警察制度来统治我们，决不希望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我们，有那种想法的人是我们多大程度的敌人，也是汉族人民多大程度的敌人。因此，我希望你们应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6]
1948年8月，三区与七区的进步人士联合成立了公开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新盟”)。阿合买提江担任了“新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盟”是一个联合新疆各民族、各阶级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具有政党的作用。在“新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该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告全省人民书》，其中列出“新盟”的总纲领是：各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回、汉、乌孜别克和其他民族团结起来，为永远消灭贫穷、落后和无权的奴隶地位，把新疆建成一个和平、友爱、正义、真理自由的社会而斗争[16]。这一总纲领已大致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相符合了。多民族、多阶级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和总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三区革命运动已超越了错位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反抗封建剥削压迫、追求人民解放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尽管此后三区革命运动中仍不时地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词，但其实际的含意已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解放”。此外，在“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之前冠以“新疆”这一统一通用的名称也是三区革命运动公开与“东突厥斯坦”分裂势力划清界线，进而与之进行不懈斗争的重要方式。正如阿合买提江后来在《国际形势与新盟》一文中所强调的：“虽然按言论自由的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称可以随意称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称之为新疆，这是新盟组建会议上已作的专门规定。这样，人民在新盟成立会议接受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这一名称。”[6]此前，阿山专署发布1947年第80号命令，要求所属各部门，各县的牌匾、公章、文号、名称一律取消“东突厥斯坦”字样。1949年初，阿合买提江在一次群众集会的演讲中，又对将自由、解放与独立划等号的错误公开进行了谴责。他说，“自由和平条款签订后，我们的革命目标和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我们的青少年甚至相当多的教师也一直不理解这个问题。总是把‘自由’、‘解放’的词句与‘独立’这个词联系起来，认为有独立的地方才有自由，没有独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这是不正确的，“应根除这种思想，把我省人民的斗争统一起来”[16]。
在当时的条件下，三区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分裂斗争是十分不易的。正如阿合买提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民族解放革命和独立旗帜在当地人民中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我们只有遵守和服从这一口号，才能动员最大多数的人民来和国民党作斗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后，我们才开始纠正这一做法，但工作不理想。因为强大的敌人仍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过分紧张内部的关系。如和内部封建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美英和国民党就会利用这个矛盾，分化新疆境内少数民族的团结。”
“造成上述问题的存在是与当时新疆的两个基本特点分不开的，即：(1)半个世纪以来，当地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想达到把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2)当地少数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有着把天下伊斯兰教徒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很容易把非伊斯兰教徒看成敌人，对压迫民族则更易产生仇恨。”
“二次革命”反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维护祖国统一斗争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公开反对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分裂分子的代表人物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领导职务。在20世纪初“双泛”传入新疆后形成的分裂势力中，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一伙是主张分裂新疆的代表人物，但在政治上先后投靠了国民党，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些人将他们视为新疆地方的民族领袖人物。为了对付三区革命，在和平谈判和后来成立的新疆联合省政府中，他们都被起用和委以职务。1947年5月，民国政府发布第2830号令，任命麦斯武德接替张治中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任省政府委员(后为新疆省副主席)兼建设厅长；艾沙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这一伙分裂势力代表人物的上台，有可能再次出现社会局势的动荡和分裂主义抬头。对此，三区方面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消息一经公布，三区方面当即表示强烈反对。阿合买提江向张治中提出撤销任命的要求，三区方面全体省政府委员拒绝参加5月28日麦斯武德的就职宣誓典礼。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上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公开进行“双泛”思想的宣传，鼓吹新疆独立。及至新疆和平起义前又积极筹划与甘青军阀马步芳联络，企图联手在西北组织一个以新疆为主的回教“独立国”。
《和平条款》签订后，国民党方面开始从政治和军事上强化对新疆的控制。一是乘停战之机，向新疆增兵，给三区带来军事压力；二是搬出投靠其羽翼下的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少数思想反动、带有强烈“双泛”意识的所谓民族知名人士，强加在新疆各族人民头上，企图在政治上对抗三区革命力量。
从苏联方面讲，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势力向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内战，引发了苏联对新疆政策的重新审视，继而逐步恢复加强对三区革命的支持，重新向三区派驻苏联顾问团，甚至公开宣称：要“支持他们光复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的祖国，帮助他们的人民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利，帮助他们取得自己所拥有的东西。”[6]
在三区内部，“二次革命”任务仍十分艰巨。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破坏和平与统一的分裂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分裂主张在部分群众中仍有一定市场。以阿山专员乌斯曼为首的部分三区军事力量投靠了国民党。然而，在“二次革命”的主导下，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已成为三区革命的主流，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各种分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七、“二次革命”的深远意义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政策又有所调整。1948年10月，苏驻迪化总领事公开声明：“我绝不同情现在的大突厥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任何国家的少数民族绝不能离开其祖国而获得光明的出路，此种脱离祖国的运动对少数民族只有害处，但国家对少数民族应采取合理的政策，使其与国家联为不可分离的一体。现在新疆内部的各项问题，实亟待解决，事不宜迟，否则将有第三者乘机进行挑拨，使问题的解决愈益困难。”[6]次年1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出访西柏坡，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中，米高扬表示：“我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对于新疆的领土更没有野心。我认为新疆已经是，而且应该纳入中国版图。”[17]8月上旬，苏联从伊宁撤回了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的顾问团[6]。此时，距新疆和平解放仅两月余。
三区革命运动自身的“二次革命”在新疆历史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次革命以思想路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主，其中可能没有战火硝烟，也不曾出现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却将一百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引向了光明。三区革命转折的标志是实现了两个结合：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两个结合的实现，标志着自20世纪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误导和束缚。此外，三区革命运动的转折是在革命内部民族领袖人物的带领下，通过新疆各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奋斗实现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一批民族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在中国同一国度内生活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祖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进而能超脱狭隘的民族和宗教偏见，顺应历史潮流，带领各族人民将这一理论付诸革命斗争的实践。
从全国范围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讲，“二次革命”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高举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旗，步入真正的革命正轨；“二次革命”也使当时的新疆各族民众第一次在本民族内部受到了正确的国家民族观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各族民众政治觉悟，由此进一步彰显了新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各民族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的革命意义。此后，在“二次革命”的不断推动下，三区革命政权和三区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二次革命”在使三区革命步入真正革命正轨的同时，也使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民族领袖人物在斗争的风雨中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由他们培养和造就出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使革命派的队伍不断壮大，力量不断聚集，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形式，建立起了团结新疆各族爱国进步人士的统一战线政党，这些都成为日后新疆解放的重要方面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6]
“二次革命”对当时中国西部地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理顺民族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20世纪初以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侵蚀，国民党扶持和起用以麦斯武德为首的分裂势力的张狂，三区革命运动中少数坚持“闹独立”的分裂倾向，境外苏联政策的变化对新疆局势的影响，这些都给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稳定和统一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从另一方面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真正消除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也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和清除分裂主义的条件。因此，解决民族问题和清除分裂主义只能由后继的新中国来完成，这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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