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1世纪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国主义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美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什政府正处于对伊战争准备的最后阶段。美国的政策不是武器核查或解除武装或遏制。它的政策是“政权更迭”——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美国的目的是像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六年半的统治一样，征服这个国家并建立一个军事总督，然后将政权交给一个傀儡政府。
美国夺取石油储藏的强烈要求
正在来临的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美国强烈地想要控制世界第二大石油储藏地(占世界总供给的11%)。
在2001年4月，在针对世贸中心的恐怖攻击5个月之前，一篇题为《战略性能源政策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的报告警告说，美国能源部门正处于“严峻的境况”中。
该报告主持者是詹姆斯·贝克——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和小布什2000年大选夺得权力的关键操作者。该报告指出，在过去美国“和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之间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些国家调整供给和价格至一种“既不挫伤世界经济增长也不引起通胀”的 水平。也就是说，这些供给国遵从美国的需要。
报告继续说：“但是最近，情况变化了。这些海湾盟国发现它们国内和外交政策越来越和美国的想法相矛盾，特别是当阿以紧张关系升级的时候更是如此。一种反美主义潮流可能影响该地区领导人在能源领域和美国合作的能力。结果出现的供不应求的市场将增加美国和全球的脆弱性，并给美国对手提供过份的影响油价的能力。伊拉克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市场波动’产生国，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困难。”
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伊拉克的“政权更迭”。这样石油供给将增加，而又没有加强对美持敌意的政权的经济力量。
2001年5月发表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指出，2000年美国一半的石油消费不得不来自进口，在202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2/3。麦克尔·卡莱尔(Michael Klare)在《国家》杂志2002年10月7日号上的文章《为战争车轮加油》指出，伊拉克有两点吸引力。第一，只有伊拉克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作为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第二，大多数沙特油田已被探明并开发，而伊拉克拥有“世界仍存的最大的未探明而前景广阔的石油储藏，超过阿拉斯加、非洲和里海的未探明油田”。
然而，现在很多这些前景广阔的油田被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所分得，而且涉及的数目不小。萨达姆所与外国签订的石油合同总值可能高达1.1万亿美元(见《观察家》2002年10月6日号)。1995年美国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司令说：“美国介入的目的，像国家安全战略所信守的一样，是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利益——不被打断地、安全地取得海湾的石油。”
美国谋求全球支配地位的强烈要求
石油不是美对伊战争的惟一动机，它只是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崩溃后谋求全球支配地位的更大时间表的一部分。
1992年五角大楼一文件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阻止在前苏联地区或任何别的地区重新出现一个新的对手，这个对手将类似于苏联对秩序造成威胁。”这个文件最初泄漏出来时引起了愤怒。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初几年，它一定程度上被推到后台去了。但是文件背后的力量——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现在是副国防部长)和迪克·切尼(那时是国防部长，现在是副总统)并没有后退。他们在美国执政的政治圈子里组织起来，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1997年他们走到一起制订了《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以在“军事力量”和“道德明晰”基础上使世界支持“美国全球领导权”。
2000年9月，他们提出了如下观点：“后冷战时期过去10年后……几乎所有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冷战是一个两极世界；21世纪的世界——至少现在——决定性地是单极的，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目的以前是遏制苏联；今天它的任务是保持一个有助于美国利益和理念的安全的国际环境。”(《重建美国国防》第2页)
该文件指出，随着苏联的崩溃，所谓的“美国安全环形防线”的第一线大大地扩展了。巴尔干地区成为北约的实际领地，而美国部队和英法部队一起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已成为永久事实。它于是指出如下重要的一点：“尽管这些军事力量的直接任务是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强行建立禁飞区，事实上它们表明美国和它的盟国长期停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文件继续说：“事实上，美国几十年来都力求在海湾地区安全中发挥一个更持久性的作用。当和伊拉克的未解决的冲突提供了直接的理由时，在海湾需要一支美国军队的存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萨达姆政权问题。”
“9·11”恐怖袭击的到来就像天赐给布什政府的机会。于是美军全球挺进的日程可以在“反恐”的旗帜下进行。只在一年之中，我们看到阿富汗被征服，并被强加上一个傀儡政权，同时美军在中亚地区前苏联共和国里得以布置。下一步是对伊战争并将该国改造成美国的保护国。
恐怖袭击后有一个经常性的口头禅：“‘9·11’以后什么都改变了。”当然改变很多，但是重要的是要领会到，“9·11”之后出现的情况是一种继续，是此前已经建立的事物的深化发展。当两架飞机那天早晨撞入世贸大楼时，在布什办公桌上已经有入侵阿富汗的计划。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立即开始谈起推播阿富汗政权的必要性。
一年以后，在巴厘岛爆炸后同样的进程开始了。关于这一罪行的作案者没有任何头绪，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却在呼吁和印尼军方进行更紧密地合作。这一点在它们的日程上本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但是由于特定的政治困难，特别是考虑到印尼军方此前在屠杀暴行中所扮演的众所周知的谋杀角色，因此未及推行。但是在巴厘岛屠杀事件后，澳大利亚开始和印尼政府谈论恢复与臭名昭著的印尼安全部队的合作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中，华盛顿担心梅加瓦蒂在对付印尼民众运动上可能太软弱。巴厘岛事件又一次在“反恐”旗帜下给予了将印尼军方推到前台的机会。
布什政府的计划在9月17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了陈述。对于任一美国认为是美国利益的威胁或未来可能成为威胁的国家，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取武力，——该文件将这种权力确定为中心政策。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对全球霸权即世界统治权作过这样彻底的宣称。该文件还表示，“作为常识和自卫，美国将对那些正出现的威胁，在它们成形之前，采取行动”，在这一新的世界中，“通往安全的惟一道路是采取行动”。
在新《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后5天左右，《金融时报》就这一新战略的意义采访了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采访者问如果中国增加军力，将会如何。赖斯说，如果中国努力鼓励企业家、贸易和商业，“他们将在美国找到一个好伙伴”，言外之意是：如果中国不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国全球统治这一问题并不是作为对“9·11”的反应而出现的，10年前在美国外交政策圈中就已开始讨论它了。2000年11月11日，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和另一位相对“温和”的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帝国》(Imperial America)的文章。
哈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能和美国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相抗衡。但是对于后冷战世界，仍然缺少相应的后遏制外交政策。”他说帝国外交政策不能和所谓的“帝国主义”的东西以及实际建立殖民地相混淆，——这不再可能。他表明他支持的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帝国。他说：“美国的角色类似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高压和使用武力将通常成为最后的手段；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一个半世纪前关于英国所写的话——英国政策遵循这样的原则：以可能时的非正式手段和必要时的正式手段扩大控制力，——可以适用于新世纪之初美国的角色。”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制将为确保美国利益而工作，而军事则作为自由市场这只手套中装有锁甲的拳头在必要时为确保纪律而发生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这带给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追求全球统治权的意义是什么?在21世纪之初降临的一种新时代的帝国主义的后果将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20世纪的历史。
19世纪上半叶，正在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大英帝国的霸权之下进行的。但是在19世纪的后1/4部分的年代中，巨大的变化发生了。1870年之后统一德国的形成为巨大的经济扩张拉开了序幕，准备了条件。在西方，美国在内战之后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转变。
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所谓的和平竞争——为市场、利润、原材料、投资出路而争斗——必然导致军事冲突。竞争的逻辑不是继续竞争，而是形成垄断。由于每一资本主义大国寻求提升它们的地位，它们就彼此冲突起来。
相反的观点认为，主要经济大国相互联系的情形是：它们互相出口，互相投资，互相依赖对方的市场、资源等等，因此它们之间的战争将因为具有太大的破坏性，以致不会发生。1914年7-8月第一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战争产生的巨大破坏性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进步时期。托洛茨基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它培育的经济过程已使世界分成民族国家实体完全不再适宜这种形式。正如几世纪前资本主义的兴起宣告像补丁被子一样由王国、公国和封邑组成的封建主义的崩溃一样，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完全不合时宜了。
但是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它自己所促成的民族国家问题。经济的增长——生产过程超越边界和大陆——导致全世界的生产商有必要有意识地合作，来运行全球经济体。然而，建立在争夺市场、资源和利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能担当这一责任。任一资本主义大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击退对手，以使自己从一个大国变为世界强权。这导致它们中的所有国家——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日本、它们的卫星国和同盟国，最后还有在西方正崛起的巨大强国——美国，都陷入了互相的公开冲突之中。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解决帝国主义复杂情况的惟一出路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球经济。战争是帝国主义在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力求解决它不能解决的冲突的办法。无产阶级必须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来反对这一办法。
列宁认为，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即使一段新时期的和平建立了，它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现象。资本主义大国注定陷入无休止的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19世纪资本主义对市场利润的竞争发生在无数的相对小的企业之间，现在被垄断公司的形成所代替了。列宁说“以小业主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让人向往的理想的实现，而是一种必然。否则人类就要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那样严重的野蛮主义，——这一战争正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
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以这样的历史视角为基础，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领导了俄国革命。这场革命的最初目的不是仅仅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而是为世界革命打响第一枪。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提出了另一蓝图。1919年他带着14点计划来到凡尔赛谈判会场，这一计划建立在开放外交、贸易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基础上，企图规范国际秩序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冲突。
“十四点”计划的中心是力求抑制苏联这一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存在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构成的威胁。
1919年凡尔赛条约远没有为和谐的发展提供条件，反而为新的灾难创造了条件，——1929—1932年的大萧条、法西斯在德国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该条约签署后仅20年。
“反攻”对“遏制”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更强大的地位。然而，苏联的存在对它的全球野心构成一个持续的障碍。
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关于应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出现了冲突。一派主张“反攻”——不计任何代价推翻苏联和中国的毛政权。另一派主张“遏制”。在以后时期这两派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政府几乎要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力主在朝鲜和“满洲”边界使用30-50颗原子弹。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军方部分人准备和苏联进行全面的核战争。在越南战争中，军队中又有人主张使用核武器。
从1945年到1973年这一时期在历史中称作战后繁荣时期。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扩张。但是战后的平衡注定要破裂。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不平衡期，直至今日仍未从中摆脱出来。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美国外交政策从“遏制”转向“反攻”。卡特政府开始在苏联位于中亚的加盟共和国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本·拉登和其他反共伊斯兰原教旨团体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它们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并紧密地按照美国的目标而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巨大的军力增长来打破与苏联之间的平衡。在美国国内，它实施了一个平行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目标是扫除20世纪30年代新政之初和战后扩张期工人阶级所赢得的改良成果。
1991年苏联官僚最终解散苏联的决定为美国统治阶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势。它现在能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条件下追求它的外交政策。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在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在1973—1974年，欧佩克国家策动的油价大涨使美国受到打击。1975年在统治圈中发生了关于有可能需要军事干涉的讨论。197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该王朝是此前约25年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一次推翻民族主义政权的政变建立的)被推翻，美国又遭到一次打击。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削弱伊朗，美国不断地在背后支持萨达姆反对伊朗的战争。美国给伊拉克政权提供伊朗部队移动的卫星照片，并帮助它制造和使用化学和生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战争以伊拉克受挫而结束。它极其需要石油收入来恢复经济和维持军队。但是它的收入基础被科威特的做法破坏了：科威特通过提高供给和实际地从伊拉克油田抽走石油将油价压低了。伊拉克准备给科威特一个教训。在禀承美国意旨的情况下，——美国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佩表示美国对阿拉伯内部冲突不介入，伊拉克发起了入侵。萨达姆很快发现，他可能因为美国政策转变而遭受打击。
美国曾通过伊拉克对伊朗施加压力。现在全球形势在变化，美国发现自己更强大了。萨达姆鉴于他在对伊朗战争的8年中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因此以为入侵科威特还会得到美国支持。但它成为美国1990—1991年组织战争的借口。
然而在1991年初，美国还不能确定它是否能越过联合国决定的框架来实施对伊拉克的全面入侵。而且，它相信，萨达姆政权将随着军事失败而崩溃。那时，美国认为超出联合国授权太冒险。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1999年对南斯拉夫战争在联合国框架外、在北约主持下进行。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由美国单边进行。现在它不顾它的一些北约盟国的公开反对，计划入侵伊拉克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我们已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不断增强——从遏制到反攻到现在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是和约30年前即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变化和战后经济繁荣的破灭紧密相关的。
社会不平等的增长
这些社会变化的后果可以概括为：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不平等的增长。
上星期天在《纽约时报》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到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发生的“地壳漂移”。他说，“不理解过去30年中发生的不平等的巨大增加的幅度、原因和结果，特别是不理解收入和财富惊人地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正发生什么。致富的过程与过去20年的金融寄生现象的大幅扩展以及对金融经济资源的掠夺紧密相关。人们很容易被公司丑闻的情节如贷款、经理认购股权等弄糊涂，但是事情很简单。所有这些复杂安排都是老练的公司战略对直接掠夺和犯罪活动的伪装。
这种黑社会因素的出现不应被看成是个别情况，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运行中发生的正在深化的危机的表现。
而且，如果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那么掠夺伊拉克石油是美外交目标的中心有什么奇怪呢?或者，像威廉·塞德曼——美国商业电视频道CNBC的评论员和美国四位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最近所说那样，对伊战争“很可能是我能所想象到的最最利好的事情”。
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必须指向那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经济、社会秩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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