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波[1]2016年在《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不能参与价值剩余分配是马克思所处时代资本主义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最致命的内伤,它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分析的批判性思维蕴含着明显的理论假定,这就是资本不能仅局限于资本家的物质金融资产,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也应被视为资本,即人力资本。事实上,理性而诚实的思想家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是通过显性意义上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二是通过隐性意义上的依靠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与价值实现论证构建和谐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过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主要注重围绕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显性化主线而展开研究,而忽视隐性化主线下更具价值的理论探讨。研究者们要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蕴含的人力资本思想视而不见,要么深陷非理性的理论纠争,停留于要不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引入“人力资本”概念,而非客观地置身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生成的具体历史背景,简单地看待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以致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蕴含的隐性化的“人力资本”理论假设缺乏应有研究。马克思隐匿“人力资本”概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这样的理论处理并不削弱其理论建构的科学性,相反,由于更加突出了理论的阶级性而使其具有了明显的革命指导意义；二是由于当时现实的时代背景——人力资本式微、理论渊源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拒绝人力资本概念以及直接引入“人力资本”概念会引起文本范式与研究目的冲突,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提出明确的人力资本概念。尽管如此,一当我们借助文献研究方法与历史还原方法详细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本,便会发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到《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的确蕴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马克思立于唯物主义高地之上,坚定地扬弃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劳动的纯人类学意义,批判古典经济学家把劳动生产力看成与劳动力质量无关的经济学范畴,认为劳动力资本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区别于过往社会的异质所在。并创造性地提出：复杂劳动与劳动力的质量密切关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既是雇佣工人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适应资本机构成提高的结果,亦是适应劳动生产力趋于高企的结果,也是资本家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权力的结果；教育与培训是劳动能力——人力资本——形成和提高的途径；人之所以是能动的人,并有物质性的力量,完全根源于人的实践劳动——干中学；增加使个人得以充分发展的由自时间,可以发展人的潜能与人的精神能力,等等,这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概念空缺或不出现并非他真正拒弃人力资本思想。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显着特征,即科学性、阶级性与人本性。他把普通劳动者也视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他看来,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主体地位的确立体现了历史的唯物论,确保人力资本所有者尤其是最广大普通劳动者充分就业,并让其参与价值剩余分配,是制度安排最基本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失业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存,改革并没有把普通劳动者视为人力资本,致使改革一波叁折,负面效应正在彰显,这表明,人力资本失灵成为了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能为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充分利用与价值实现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此,我们必须借鉴马克思人力资本思想的批判性思维,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着力坐实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为实现国家现代建构而致力夯实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利用与价值实现的制度、经济条件。
吕立志[2]2007年在《马克思资本理论当代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典和精华,对其进行当代性的认识和研究,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的正确判断,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实践。资本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范畴,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内不断产生互动的内聚力和扩张力。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当代性问题的研究已超越了单纯的价值判断的方式,较多地着眼于当代的变化,依托现实的经济载体、社会载体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资本现实给予我们的是更加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历史过程存在着、发展着和变化着的资本形态。因此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当代性研究是一个包含着从内容到形式、理论到实际、方法到对象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其中不仅有资本与一定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特殊性,更有资本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的普遍规定性;不仅有资本所反映的一般的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且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增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本文以资本形态嬗变为视域,展开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当代性思考和研究,以期证明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通过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再认识和思考,本文在阐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资本理论分析的层次性和矛盾性、对资本形态的初步论述等内容的基础上,首先,对资本形态嬗变从物质基础、演变过程和人格化需求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说明了资本从单一的物质资本形态向虚拟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形态并存发展的当代现实;其次,对资本形态嬗变的动因从资本本性、自然法则、社会和谐理念、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阐明了资本形态嬗变的根本动因、客观动因、主观动因和社会动因;接着,具体分析了资本形态嬗变形成的社会化、国际化和人性化发展的叁大趋势,说明了当今时代还是资本居于中心地位的时代,资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等因素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劳资关系,同时也是资本形态嬗变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最后,实证分析了资本形态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用,提出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资本形态多样性的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从而彰显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指导地位。
高晓宇[3]2002年在《人力资本及其当代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人力资本理论就已在西方国家发展和兴起，而我国学术界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文章和资料都非常有限，为论文的写作增加了不少难度。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观点和见解，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因此，对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21世纪，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重视和发展人力资本也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论分析，剖析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底蕴和哲学本质，以获得对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力资本本质、特征和作用的更深层次的把握和理解，以期更为有效的指导实践。全文共分叁章，前两章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第叁章探讨了当代中国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第一章首先追溯了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人力资本理论的萌芽。从17世纪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人的“技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剑桥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持有一种“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承认教育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却并不接受并反对人力资本概念，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早的思想萌芽。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得以系统的形成的标志。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偶然的，人力资本理论得以系统形成有其时代背景和外部因素。一方面，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就，导致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另一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实践也告诉人们，必须摒弃单纯重视物力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的传统观念和作法。还通过考察舒尔茨、罗默。卢卡斯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舒尔茨等人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局限性。舒尔茨等人从经济增长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从而使人力资本的研究更深入、更细致，极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不足之处在于，人力资本的测度方面，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理论方面研究不足。并挖掘、论述了马克思理论中有关人力资本的思想观点。 第二章探讨了人力资本的本质、特征和作用。首先，通过对人力资本主要的代表性观点的剖析，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定义和人力资本的本质。人力资本是指特定行为主怖为增加未来效用或实现价值增殖，通过有意识地投资活动而获得的，具有异质性和边际收益递增性的、依附于人身上的知识、技术、信息、健康、道德、信誉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力资本的本质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资本化。人力资本首先是一种能力，马克忠将这种劳动能力称为劳动力，而劳动力并非一开始就是人力资本，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并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力资本的增殖能力进行了考察。其次，对人力资本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投资特征、组织特征和价值特征。最后，论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迎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阐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B余 并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的考察，指出人力资本和人的发展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发展 11 关键在干提高人力资水）贝量。 第叁章论述了当代小国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第一， 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存在的问题。I．人口数量膨胀的压力。2．教育 投入严重不足。3．传统经济体制的制约c4．人力资本制约西部地区 的发展。第二，增加人力资本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是一个 人口数量众多、人口质虽不高、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的发 展中国家，加快人力资兆u‘发，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对干加快中国 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c第二，提出了中国人力资本发展对策。1． 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育结4勾。2．防止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3．控制 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垦。4．发展人才巾场促进劳功力的台理流动。 人力资本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广泛的课题c笔者力图从本专 业角度，在这一研究须域作一有益探索。不乏也有一些新的见解， 例如通过对人力资本内涵的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水的本质就是人的 劳动能力的资本化。囚水平所限，本文定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前 辈和学友批评指正c Ill
傅强[4]2016年在《人力资源开发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的时间里大都处于世界的绝对领先地位,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其历史之悠久,经验之丰富,成效之显着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实现其价值的过程,无疑是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动力。对于中国政府的职能而言,其身兼传承中华传统和顺应世界潮流两大使命,如何分析、论证和应对两者之间的交集和冲突问题;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打造适应长期稳定发展的人力资源禀赋形态,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人力资本体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来化解难题、凝聚共识。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发展演进过程,梳理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根源和基础,从中找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轨迹,力求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然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层面加以验证,以期对当前的人力资源公共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整体经济社会、区域经济和特定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及通过这种活动推进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帮助。本文选题立足经济学学科前沿性问题,立足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现象和突出问题,以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成效推动经济发展为重点,提供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文中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重点性,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及研究工具,有效提高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论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第一,定性和定量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剖析其运行机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新形势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人力资本运行状况及其再生产过程。第二,从经济发展预测分析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根据上述分析结果,针对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人力资本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的问题和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建议。
任龙[5]2016年在《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人类自从步入工业文明以来,伴随着技术巨大的进步、经济急剧增长、物质财富空前聚集,大自然却遭受到了空前的掠夺和破坏。掠夺式开发,急功近利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短缺等问题。全球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自然灾害频繁、淡水资源枯竭以及沙漠化的加剧,表明自然生态系统已经逐渐失去平衡,环境逐步恶化。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频发、资源和能源短缺等因素制约着经济的增长。论文从生态资本的资本属性入手,探求生态资本的增值途径、计量方法和代际均衡,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以生态资本为基础,构建多维资本内生耦合模型,转变各资本孤立运行或部分结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片面研究。实施多维资本内生耦合研究,促使生态公益、服务性价值存量有序积累、流量稳定增殖,经济可持续增长,使多维资本的整体价值大于各类资本独立运行之和。通过研究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多维资本“自动耦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量质”规定性,对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意义。论文的观点是转变将经济要素割裂开来研究的传统方法,以生态资本为基础,构建多维资本要素协同作用的经济可持续模式。同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金融资本和生态资本结合构建理论模型和代际均衡模型,使模型应用具有可行、可能与可识别、可复制性,从而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基础。正是因为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依赖于生态环境,且经济可持续发展依靠资本化的生态资本,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使生态环境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相适应。对于布局不合理的工业项目,要逐步进行调整,加强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和科学管理,逐步治理污染源;对排放的“叁废”物质,要做到综合利用,化害为利。
苏映宇[6]2016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尊重劳动,保障劳动者权益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重要探索。女性农民工作为劳动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镇化建设的生力军,其劳动权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近年来,尽管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但无论是研究题域还是问题的把握都存在盲点。主要的不足：一是较多借助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及女权主义等理论分析框架,缺少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分析视角,弱化了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现实解释力；二是较多关注一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甚少从城镇化视角考察女性农民工的特殊劳动境况,难以真实反映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的状况。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在梳理经典作家关于劳动和劳动权益论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探索与实践。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承、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在女性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作为卓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把女性农民带入了劳动力市场,也改变了传统女性农民的劳动形态。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不仅表现在劳动关系下的个体或集体领域,还表现在特殊劳动保护,土地权益等领域。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强化劳动保护的性别意识。一方面,要重视和尊重女性农民工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劳动主体地位,以尊重劳动、保障劳动权为要旨,促进性别和谐的劳动关系构建；另一方面,要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特质出发,持续探索女性农民工特殊劳动权益保护的有效路径,完善劳动权益保障的性别策略。
钟秋明[7]2015年在《我国当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大众化、市场化就业制度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就业前景与人生命运,有效引导就业观对于促进就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就业观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从概念、内涵、结构、属性、功能、类型等方面建构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的基本理论,并实证调查毕业生就业观的现状、特征、影响因子以及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从而凝练毕业生就业观的形成机理,并提出引导策略。高校毕业生就业观是毕业生对求职就业的根本看法和总体态度,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是个体接触、参与求职就业相关实践经验的观念化。它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内部包含就业条件观、就业价值观、就业目标观、就业伦理观等,外部又与就业行为、就业结果密切相关,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的研究与引导对象。就业观具有发展性、实践性、差异性、社会性等属性；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就业准备的预测功能、求职行为的定向功能、就业得失的评判功能；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参照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对湖南省普通高校2013届毕业生进行的抽样面访问卷调查,有效个案1030个,对2014届毕业生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有效问卷36428份。统计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普遍认为自己就业能力、外貌条件、就业心理素质较好,求职形势并不严峻,就业目的倾向于生存-社会型,希望从事能发挥才能、个人发展机会多、稳定、劳动报酬高的工作,高校推荐就业、城市就业、国有单位就业是大部分毕业生的理想选择,八成毕业生赞同诚信求职,不赞同诋毁求职竞争对手,就业自主性普遍较强。通过采用专业软件和建立回归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假设“高校毕业生就业观显着影响其就业质量,并具有预测作用”得到证实。在就业观影响因子分析中,为避免从外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探究的繁复与冗杂,论文以毕业生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为分析的理论视角和测量维度,研究假设“高校毕业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存量同其就业观显着相关,并具有预测作用”得到证实。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形成机理是就业观形成诸要素诸矛盾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律,可以将其概括为环境作用论、教育中介论、主体生成论。环境是就业观形成的外部条件,是主体就业观形成的现实基础和支撑条件,以家庭影响、朋辈示范、主流价值引领、媒体渲染为代表的社会期望是外在的方向指引,并以潜移默化或突变的方式贯穿始终。环境作用论是从客观对象的视角来观察主体就业观的形成规律,反映外部因素通过主体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观产生影响与作用。学校教育是联系社会主流就业观与毕业生就业观的中介,前者主导后者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这一中介而得以实现。教育中介论侧重阐述学校教育如何通过系统灌输等渠道和手段落实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毕业生就业观的主导与调控,把社会主流就业观转化为毕业生个体就业观。主体生成论着重描述毕业生就业观在主体自身如何从禀赋奠基到需求驱动、自愿选择,再实践生成、渐变成型。叁个机理是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回答毕业生就业观是如何形成的。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社会存在的环境、教育对作为社会意识的毕业生就业观具有决定作用,一定的环境、教育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就业观,一定的就业观只能在相应的环境、教育作用下才能产生。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环境、教育又只是就业观形成的外部原因、第二位的原因,决定性地影响毕业生就业观形成的是其先天禀赋和后天就业实践等内在的条件。要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科学就业观,宏观层面上应明确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毕业生求职就业应坚持热爱并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促进人类的幸福、采取诚信的方式等,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愿景与社会期待、就业作为手段与作为目的、职业选择与生涯发展等相结合；中观层面上,应构建合力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长效机制,坚持价值与文化引领,加强组织文化教育,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微观层面上,应切实提高就业指导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就业指导教育的活动载体,引导毕业生提高专业认可度、就业能力素质、就业自主性,理性看待就业形势和确立就业目标,辩证看待并有效开发使用社会资本,培育发展型就业价值观,实现及时就业和可持续发展。
张瑞玺[8]2016年在《利率监管的法治逻辑》文中提出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传统研究范式基于利率之借贷资金价格属性单一认知的逻辑起点,只能推衍出全盘否定政府干预的利率自由化的正当性,从而使利率监管遭遇了根源于利率本体属性片面认识上的逻辑疑难。该逻辑疑难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将利率扭曲全部归咎于利率管制的根本动因。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使市场机制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补正对利率本体属性单一认知的逻辑缺陷,实现利率监管在利率本体属性上的逻辑自洽,不仅是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认识利率监管的理论基石,而且是以法治的逻辑及时回应利率市场化图景中是否仍然需要对利率进行监管以及如何进行监管的时代命题。借助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论文提出了利率的社会性概念:通过发挥金融杠杆功能,利率具有引导借贷资本配置方向,从而参与到宏观和微观经济生活之中影响整体社会生态的外在倾向和内在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利率的二重性概念:嵌入利率本体之中的价格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合。通过阐释利率二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利率社会性规定了利率价格属性发挥作用的限度,利率的价格属性也预设了利率社会性发挥作用的边界,以及这种辩证关系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权力——权利”及“权利——权利”之法治关系的逻辑接洽,揭示出法律对借贷利率进行限制反映了利率社会性的内在要求,而市场主体在关涉借贷利率上的意思自治要求反映了利率价格属性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利率二重性矛盾运动的内在机理,既决定了利率视域内“权力——权利”及“权利——权利”博弈关系趋向一般均衡的规律性,又回应了利率水平应当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保持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常识,同时证成了利率监管在法哲学上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补正了基于利率价格属性单一认知而使利率监管遭遇逻辑疑难的逻辑缺陷,为人们正确认识利率监管打开了新的理论视窗。同时,论文探讨了利率所涵摄的公平、效率、自由及安全价值维度,指出利率二重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利率所涵摄的四种价值维度的辩证关系,内在地统一于维护“权力——权利”“权利——权利”均衡博弈及保障社会合作体系稳健运行的法律规则要求之上。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尽可能系统地论述了利率监管的基本理念。为了增强利率监管的操作性,避免传统管制模式的弊端,论文在吸收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和阐释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概念,指出利率在法律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解至少应当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在横向关系上能够契合利息始终来源于利润的经济常识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从而满足利率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其二,在纵向关系上能够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借贷资金供求状况、风险溢价等参数保持相对均衡,从而满足利率价格属性的内在要求。同时,立足于智能资本的高度稀缺性及其对提升社会合作体系整体效能的巨大作用,提出一般均衡利率区间还应当设置主要适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例外情形,以“为天才之火添加一捆利率之薪”。此外,还指出法律应当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遏制其通过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差攫取超额合作剩余的负外部性金融创新行为。围绕为金融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提供利率激励的思路,在提出和阐释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通过行政法、民法及刑法手段对利率进行监管的法治进路,尤其着重讨论了通过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权能定位实现利率监管透明化操作的具体路径,以及各种利率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能配置与协调。除导论外,论文主体共四章。导论部分。通过对“法治逻辑”一词内涵的阐释,在明晰论文研究对象为利率监管的基础上,对利率监管及其关涉概念提前界定:(1)“利率自由”与“利率管理”在语义学上是一组位序并列、意涵对立的概念。“利率自由”意指借贷契约当事人享有完全基于意思自治而约定利率标准的合法权利,“利率管理”主要指中央银行对利率水平的设定、调整和限制权力和对利率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等行政规制,以及司法机关对市场主体利率违规行为的司法规制。(2)“利率管制”与“利率监管”是一组位序并列、意涵相对的概念,二者同属“利率管理”的下位概念。“利率管制”是以直接干预利率水平为主导方式的利率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调控和司法机关对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制。“利率监管”是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的利率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对市场利率的间接调控及司法机关对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制。(3)“利率市场化”涵括了利率管理范式从以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向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的变迁过程,但并不是政府对市场利率完全放任不管的“利率自由化”。在利率监管模式下,政府调节利率的实现方式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更加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为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释放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保留了对畸高利率借贷行为的直接规制。第一章,“利率监管:一个期求逻辑自洽的时代命题”。主要是通过考察利率监管及其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源流与嬗变,阐释利率监管和利率市场化的共生关系及其历史逻辑,指出纯粹基于利率之价格属性的利率自由化观点和历史经验法则、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及利息始终来源于利润的经济学常识之间的深层矛盾,揭示出论文的核心问题——基于利率价格属性的单一认知,仅能从理论上实现利率自由的逻辑自洽,因而难以避免地会使利率监管遭遇利率本体属性上的逻辑疑难。并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率管制法规的规范分析,及其实施效果的实践检视,指出该逻辑疑难也是导致理论界对中国当前利率扭曲问题产生归因误区的根本动因,以及引发人们对高利借贷行为应当归罪与否争论难决的深层动因。第二章,“利率监管逻辑起点补正:基于对利率属性的分析”。首先引入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通过将市场要素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一般人力资本和智能资本四种形态,相应地将参与社会合作体系的市场主体划分为自然资本权利主体、货币资本权利主体、一般人力资本权利主体和智能资本权利主体,假定上述四类市场主体完全回归到“无知之幕”笼罩之下的“原初状态”,为缔结加入社会合作体系并公平分配合作剩余的社会契约而展开谈判。由于在合作剩余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本权利主体借助利率工具分割合作剩余份额的多少,不仅与其他各型资本权利主体利害攸关,而且与实现合作剩余所必须依靠的社会合作体系能否组织起来并稳健运行密切相关,从而为发现及设定一般均衡利率区间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进而为探索建立能够有效防范利率畸高或畸低而导致社会合作体系效率损失的利率监管法治进路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同时为采用建构主义分析方法深入考察利率的本体属性提供了研究路径。随之阐释利率畸高或畸低,必然会对各种形态资本权利主体的应得合作剩余份额产生显见或潜在地影响,即影响不同形态资本主体之权利实现的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从而使社会合作体系蒙受不必要的风险。最后提出和论述了利率社会性概念与利率二重性概念,证成了利率监管在法哲学上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补正了基于利率价格属性单一认知所产生的逻辑缺陷,为正确认识利率监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对利率所涵摄的公平、效率、自由、安全价值维度及其与利率二重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第叁章:“利率监管的基本理念:关注整体合作效能的思维机制”。借助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以利率二重性辩证关系及利率的价值涵摄为基础,提出并尽可能系统地论述了利率监管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实质正义理念、社会本位理念、多维均衡理念、差别对待理念及风险防控理念,试图从理念层面建构一套统筹兼顾的“思维机制”,以回应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应当以何种主导思想对利率实施监管,同时避免构成不当干预。第四章:“利率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化建构”。本章内容主要是利率二重性理论观点和利率监管基本理念在法律制度建构中的具体化。首先提出和讨论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概念和设置原则。接着提出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作为利率监管核心工具,围绕激励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讨论了利率监管的法律制度建构设想:其一,在行政法维度,依法授予中央银行对基础利率的设定和调节权以及对市场化利率水平的监测权,强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对利率违规行为的检查权与处罚权,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利率监管职能,同时建立“一行叁会”与国家统计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及地方金融机构的利率监测信息共享及沟通机制。在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基础利率设定与调节权的前提下,通过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投票规则、信息披露机制等,实现利率监管的透明化操作。其二,在民法维度,以将本金之外的各种手续费均纳入利率计算范围为前提,明确年化利率超出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上限的借贷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借款人对放贷人违法收取的利息享有追偿权。其叁,在刑法维度,及时更新将刑法谦抑性片面地理解为从立法上限缩“犯罪圈”的陈旧观点,从社会实践需要和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出发,及时设置高利借贷罪,明确超过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上限利率2倍的借贷行为均构成犯罪。同时设置除外条款,将科技创新领域及特殊情形下的超短期高利借贷行为作为例外情形。并通过探讨英国长期限制高利借贷行为的历史作用,指出对高利借贷行为的严格规制,从长期看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符合经济规律要求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政府公共服务内容。最后,对利率监管法规与相关经济法规的统筹协调进行了尽可能深入地讨论。
仇荀[9]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文中认为摆脱贫困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之路,其成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密切相关,同时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通过研究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总结概括了当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并尝试阐述了当前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及未来中国贫困治理所应采取的可操作性对策。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形成与演进。该章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的文献为依据,通过文献的历史梳理全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苏联时期、中国革命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即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试图通过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等理论工具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进行阐释。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建立起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真正得以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现状和治理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第叁章是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逻辑内涵。在第二章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章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邓小平、习近平的贫困思想进行逻辑阐释,归纳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四大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不仅包括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带来的物质贫困,也包括精神文化财富稀缺造成的精神贫困。贫困的产生往往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安排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又因不同社会而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引起。要解决贫困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进行体制改革,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第四章是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分析。该章分别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英国、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例,分析了上述国家贫困状况对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印证和检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恶化的历史表明,英国在资本和土地相对稀缺的年代,劳动人口却大大增加,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劳动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这是造成工业革命时期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大规模相对失业人口存在导致社会贫困状况恶化理论的正确性。二战以后,美国等国家分配状况不公的趋势持续加重,工人分得的相对财富在增加,但工人的贫困化趋势却丝毫没有减少,以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制度改革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贫困的论断的科学性。第五章对当代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对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中国贫困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包括财税体制与分配机制、政府行政制度、扶贫模式创新在内的政府层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贫困治理作用受限、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存在两面性、社会观念落后等等影响贫困治理的社会层面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不易克服、农村贫困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体现出不同特点的贫困群体自身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淘汰效应等其他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有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因,有制度跟进不及时的原因,也有能力知识欠缺和资本剥夺层面等多方面原因。第六章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对策思考。本文认为未来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措施在于以下五点。第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深化财政体制和再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初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第二,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助推生产力持续发展,在增加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投资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城市整体就业人员素质。第叁,以人民为中心标构建贫困治理路径,其中要让“强政府”与“大市场”有机结合;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协同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四,以多样性政策供给丰富贫困治理手段,引入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模式,建立开发式扶贫系统。第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调整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的治理结构、重构扶贫的实施策略、定位扶贫的目标指向、推动扶贫体系的动态发展。
马力[10]2016年在《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方式由以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需求拉动向供给驱动转变。供给驱动的核心是效率的提升,而效率提升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决定劳动者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视角,围绕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叁者的辩证关系,在对MRW模型进行推导及验证“叁结构”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和门限值回归的方法,检验“叁结构”之间的实际交互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各自有独立的演进规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因大学的起源不同,其结构演进受不同因素主导。但随着各国对于经济增长重视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突出。第二,从中国现阶段的情况看,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制度性改革密切相关,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内部层次结构不断提高,管理出现地方化趋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速度较快,叁次产业已经显现出“叁二一”良性结构。而叁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其结构性矛盾较大,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明显。第叁,从理论角度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是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要素。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本质上都是产业的结构,分别是产业的投入和产出结构,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通过劳动者就业而进入产业。因此,“叁结构”中产业结构是最终归宿,就业结构和高等教育结构则从投入的角度影响产业结构,同时也受产业结构变动的制约。“叁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传导关系。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入要素数量增加驱动,产业结构受需求影响带动就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当经济增长进入高级阶段时,工业化进入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受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中物质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加之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人力资本成为最主要的驱动要素。此时应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活力,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促进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发现,高等教育结构对于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下降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负向的。与现有的第叁产业发展规模和程度要求相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还应至少提高12%,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应尽快由大众教育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过渡。另外,通过对“叁结构”Moore值计算发现,2001年-2013年间高等教育结构相对僵化。同时“叁结构”Moore值的灰色关联度测算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仍处于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并且受到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滞后期较长。中国高等教育的活力较低,不利于未来经济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形成。第五,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历史回顾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要求,发达国家不断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改善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为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未来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高等教育应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基础上,加强创业教育,实行高层次筛选和低层次公平的机制,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协调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配置,同时政府也应为高等教育建立更灵活的结构调整机制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于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和推动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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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资本理论当代性研究[D]. 吕立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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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D]. 苏映宇.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我国当代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研究[D]. 钟秋明. 湖南大学. 2015
[8]. 利率监管的法治逻辑[D]. 张瑞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
[9].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研究[D]. 仇荀. 吉林大学. 2016
[10]. 高等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关联性研究[D]. 马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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