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俄罗斯论文,共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03)04-0046-06
20世纪90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俄罗斯按照他们的意志——“华盛顿共识”走过了十年经济转轨路程。十年内，美国迎来发展迅猛的“新经济”时代，牢固地占据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同时期，俄罗斯经济危机重重，国民经济下降达55%，国际地位迅速下降，从80年代的世界第二强国沦落到世纪末的三流国家。这样巨大的反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仔细研究的。
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及其实质
亚当·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2、30年代遭受·大危机”的重创后，以凯思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要求给予资本主义企业自由的竞争机会、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可靠的政治经济社会保障。在西方右翼政客和大垄断财团的全力支持下，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美国的里根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名，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1983年到1989年，美国出现持续经济增长，垄断资产阶级实力不断增强。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美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显露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原来缓和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等问题直接威胁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时，他们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增强自身实力、开拓全球市场、获取更大收益。于是，美国国内开始摈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保护、增强大垄断集团的市场竞争力，为本国企业开拓更大的国际国内市场空间。这时，市场对于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就是根本利益所在，所以，美国一直致力于向自己的“后院”——拉美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打开其国内市场。尽管美国国内在80年代末已逐步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它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力度却加强了，并且客观上还需要扩大推销对象的范围，也就是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诞生的。
20世纪80年代，作为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已深陷严重的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提出的解决拉美债务问题方案中，继贝克计划、布雷迪计划之后，“华盛顿共识”浮出水面。它最先是由美国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为支持布雷迪计划所阐明的系统观点；随后，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还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最后，这一系列政策主张发展成为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的、旨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转轨国家改革的“共识”，我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1]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有如下10点：(1)财经纪律方面：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赤字，即实行紧缩性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2)公共开支应主要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串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砍削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以刺激企业积极性；(4)金融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竞争性以促进非传统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消除非关税壁垒，并实行低关税率；(7)全面开放让外国进入直接投资，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9)必须取消政府对企业管制和竞争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不受侵犯。[2]
不难看出，“华盛顿共识”是以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严格财政货币纪律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私有化，“实施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发展；通过对内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实施国”国内市场被打开，并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通过稳定化以及实行严格财政货币政策，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同时政府的干预能力不断下降；于是，“实施国”经济发展日益受制于全球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依赖性增强。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如IMF、WB、WTO等国际经济组织是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也大多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实施国”本身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和控制的目标，共同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由此可见，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拉入自己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也并不讳言，“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只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来推行其全球体系”而谋划的。“作为世界的强者，美国意欲筹划的是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3]1998年1月，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邀请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荣誉性的年度讲演，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同意和接受“华盛顿共识”，往往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任何发生危机的国家的必要条件。“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安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他还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共识，“而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
二、“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推行的主要原因
1992年1月，俄罗斯以全面放开价格为起点，开始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激进转轨方案——“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禀承“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精神，从其格外强调转轨速度这一点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华盛顿共识”——这个本来是发达国家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债务危机而抛出的全面自由主义化纲领为何又得以在俄罗斯推行，的确存在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在俄推行“华盛顿共识”以实现其对俄战略目标。早在苏联时期，颠覆和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演变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首要战略目标。几十年来，西方先后通过实行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政策”、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时期的“和平战略”、尼克松时期的“和平新战略”、里根时期的“遏制加缓和政策”以及布什时期的“超级遏制战略”，促使苏联发生演变和解体。[4]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很快导致苏联政治经济领域出现重重危机，西方相应调整以前对苏联经济封锁的政策，转而以许诺提供贷款、进行投资、加强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给予最惠国待遇等手段，诱压苏联按自己的政治要求实现“和平演变”。最后，在错误改革路线指引下，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实施“和平演变”以及国内敌对势力乱中夺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苏联解体后，控制和遏制俄罗斯成为西方对俄新的战略目标。美国认为，首先必须防止俄罗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老路，其次必须弱化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以减小它对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潜在威胁；再次，可以利用俄罗斯这个新开发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为西方国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因此，必须通过某种方法一方面在俄罗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使改革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由于推进经济自由化就将导致政治自由的增加，政治自由反过来又会推进经济自由，如此循环俄罗斯必将受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垄断资产阶级世界体系，因此，推进经济自由化成为美国实现对俄新战略的重中之重。经过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检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是实现一系列战略意图的最佳选择，因此，从俄罗斯经济转轨伊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积极致力于“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的推行，成为俄罗斯实行激进转轨的重要外部条件。
其次，俄政府的战略选择是“华盛顿共识”得以在俄罗斯推行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以后，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民主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了“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迅速抛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服务于资产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俄政府需要迅速推翻公有制，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转换；需要彻底瓦解计划经济体系，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形成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需要打开封闭的国内市场，使国民经济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需要迅速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以获得实现顺利转轨所需的政治经济支持与援助。此时，和西方国家援助紧紧挂钩的“华盛顿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俄罗斯国内当权者的政治意图，成为俄政府完成既定战略目标和任务的最佳方案。经过周密组织和部署，俄罗斯激进转轨得以推进，“华盛顿共识”也通过俄政府在国内逐步导入、贯彻和实施。因此，俄政府的战略选择是俄罗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决定性因素。
再次，美国把IMF和WB作为主要工具保证了“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的推行。IMF和WB都是以特别提款权(SDR)的配额为基础组织起来的，IMF旨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向成员国提供支持政府预算与经常项目平衡的短期贷款，协助其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收支逆差等问题；WB则旨在向成员国提供侧重于劳动力再培训和再就业、社会保障改革、改善医疗、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长期贷款，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它们对开放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转轨国家时常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他们对两大国际经济组织的依赖性更强。但是，IMF和WB的组成方式不是依据自愿、而是以一个国家对这些组织的财务贡献大小来决定，[5]美国的经济实力最雄厚，它在IMF和WB中拥有的发言权就多。因此，美国可以通过IMF和WB介入俄罗斯经济转轨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获得IMF和WB的贷款，重要的不仅是要借多少钱，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目的去借贷。至于究竟是何种条件、何种目的就完全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来制定。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斯蒂格里茨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后坦言，“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但是，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谈判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几乎不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广泛的一致意见或者向议会或国内社会咨询。”[6]因此，发达国家主要利用两个国际经济组织通过贷款谈判，提出谈判条件将其意志与经济转轨联系起来的；同时以资金的连续分次解付确保其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迫于各种压力，俄罗斯选择执行IMF等国际经济组织提出的“协议”或政策“建议”，走向“自觉主动”地推行“华盛顿共识”。
总之，在IMF、WB和美国财政部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IMF通过许诺提供贷款“援助”诱使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出于炸毁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俄政府选择了推行“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转轨过程中，IMF分阶段提供贷款的方式确保了俄罗斯经济转轨朝着“华盛顿共识”规定的方向不断前进。
三、在俄罗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借助一系列有力工具的基础上，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
1.推荐的改革药方——“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更有甚之的“翻版”。从“休克疗法”的主要制定者来看，他们仍然是三大主体——美国、IMF和WB。早在1991年7月，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制定了“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哈佛计划”，该“计划”由西方权威机构制定、改革步骤与IMF等国际机构的援助挂钩、方案报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审议，它的出笼不能不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意志的体现。在IMF参与俄罗斯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它们刻意选用对铲除共产主义充满热情或者谙熟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计划。斯蒂格里茨揭露，当时IMF、WB中，他和阿罗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形成一派改革思路，主张渐进推进俄罗斯市场经济转轨；一些普遍对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细节极不了解，而且相信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些知识，信仰市场经济教条拥有最伟大力量，认为制度、历史或者收入分配根本就无关紧要的经济学家形成另一派思路，即推行“休克疗法”。结果，后面这个学派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中取得了胜利。斯蒂格里茨认为，“更加确切地说， 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保了没有公开的争论并轻率地按第二条道路走下去了。”[7]
从“休克疗法”的内容上看，它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是更有甚之的“翻版”。“休克疗法”主张俄罗斯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频频激化的背景下以“一步跨越深渊”的方式向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具体政策措施包括：(1)“私有化”，迅速全面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2)“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自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3)“稳定化”，通过运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对比“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几乎同出一辙。所谓更有甚之，就是指“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夹杂了“冷战所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沉醉”的适用于俄罗斯的具体方案，比起“华盛顿共识”来，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休克疗法”更加强调转轨的速度，“只有在‘转轨’所提供的‘机会之门’打开之时采取闪电战的方法才能在人们有机会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过去的利益之前实现变革。”[8]
2.宣传思想理论和制造媒体舆论。西方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规范经济理论给俄罗斯人民勾勒了一个美好前景，在俄罗斯转轨危机频频爆发的时候，他们又借助强大媒体攻势不断肯定“休克疗法”，使人们在满怀希望的同时一步步走向陷阱。
西方宣扬的“休克”转轨逻辑是这样的：渐进转轨只能使俄罗斯走向“受官僚调节的市场经济”，陷入“长痛”，如果下猛药（当然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长痛不如短痛”。他们宣扬：只要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只要全面放开价格，政府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规律就会自然发挥作用，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只要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通过开放，就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获得国际交换收益；还可以通过开放从外部导入市场机制，促进本国市场经济转轨；政府放弃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转为进行制度建设和提供社会保障等将有利于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关于转轨速度，西方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
正当俄罗斯经济警报迭起之时，垄断财团控制的新闻媒体、出版社又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报道俄罗斯新闻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西方和俄罗斯大通讯社，而这些大通讯社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控制的。倘若俄罗斯经济出现恶化，新闻媒介会压低调子报道；倘若俄罗斯经济的病症略有减轻，新闻媒介一定会大肆宣扬。1997年初，俄罗斯政府通过大量举借高利贷外债，发放了部分长期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俄罗斯和西方新闻媒介都广泛宣扬“形势大好”，IMF在1997年年会上也曾宣称，“俄罗斯经济前景令人感到乐观”，但是，1997年底俄罗斯就开始爆发了金融动荡并引发1998年财政金融危机。某些参与俄罗斯改革的西方经济学家，为了给自己推荐的错误改革药方辩护，随意制造俄罗斯即将摆脱经济困境的舆论。斯蒂格里茨批评他们说，“他们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接受。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竟然没有数据支持”，“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刚刚宣布取得了改革的胜利”。[9]当西方学者难以解释俄罗斯陷入如此长期的经济衰退时，布鲁金斯学院出版了1991年11月到1994年1月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的阿斯兰德的《俄罗斯是如何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该书认为，俄罗斯转轨的目标就是建立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你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的确已经在俄罗斯建立起来了”（Viktor Chernomyrdin，1994年3月4日），从这一点看，俄罗斯的转轨就是成功的。[10]
3.物色国内政治人选。物色“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贯彻实施者是西方推行“华盛顿共识”的重要一环。叶利钦就是美国精心挑选的政治人选。1989年9月，叶利钦第一次访美就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能在哪一天、哪个时辰在苏联实现。请记住：共产主义思想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是空中楼阁，是一张幸福的空头支票。我们根本不应该试图在这里（苏联）实现共产主义。”[11]1991年6月18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第二次访美，他向美国朝野阐述了俄罗斯和苏联沿着美国人的足迹向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前进；扔掉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坚决致力于“民主”，不许走回头路；支持波罗的海国家获得自由；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等政策和主张，[12]受到美国热烈欢迎。正是叶利钦选择了激进经济转轨方向使美国最终放弃戈尔巴乔夫而选择叶利钦，因为叶利钦将是落实“休克疗法”的合格人选。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美国、IMF等积极的支持配合控制了叶利钦实施转轨方案。在总统推行“休克疗法”过程中，面临来自议会的强大压力，正是IMF的“援助”不断帮助了叶利钦。1992年4月，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召开前夕，叶利钦正面对来自议会对休克疗法的激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仓促宣布援俄240亿美元，以示对叶利钦的支持。即使1993年发生了炮打白宫流血事件，西方还是采取了纵容姑息和政治支持的态度。
除了叶利钦，西方还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干预俄罗斯选用主要政治人物。盖达尔和丘拜斯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忠实崇拜者，从1985年起，盖达尔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同约翰·萨克斯等人建立了联系，并深受其学术观点的影响。丘拜斯早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主声学习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学院民主派青年经济学家的非正式领导人。1991年11月，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联邦副总理、丘拜斯任私有化部部长等都得到了西方的热情支持。1992年底，来自议会的压力，叶利钦不得不解除盖达尔副总理职务；1996年1月，丘拜斯也因私有化政策失败而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撤消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职务，尽管美国和IMF都曾强烈反对，并利用拖延援助、政治施压等方式积极阻挠，无奈“休克”带来的激烈社会政治经济动荡使美国和叶利钦最终选择了舍卒保帅。1998年5月俄罗斯金融危机频频告急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故意拖延向普里马科夫政府提供贷款，不断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实际上是不愿帮助普里马科夫政府。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放弃了所谓的“休克疗法”，但是普京表示，俄罗斯将继承叶利钦的改革思路，选择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方向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改革道路和模式，从其肯定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管理公共产品的政府、循序渐进开放化等政策主张来看，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抛弃“华盛顿共识”，他的执政基本上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西方世界对普京的当选表示了欢迎和支持。
4，推荐经济顾问。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美国和IMF推荐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担任了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1991年11月到1994年1月，在俄政府财政部成立了由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安德尔斯·阿斯兰德(Anders Aslund)共同领导的宏观经济和财政研究部门，该部门由瑞典政府和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雇用了大量在莫斯科的西方和俄罗斯研究人员，包括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克里斯托福·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等。他们跟踪情况发展、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形成政策建议。工作过程中，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劳伦斯·萨墨斯(Lawrence Summers)和彼得·欧本希姆(Peter Oppenheime)也积极参与了某些重大政策的分析与讨论。[13]
乔治·索罗斯素有“金融大鳄”之称，1992年夏，他创建的“量子基金”突然袭击英镑，引发英镑危机，使其基金一共盈利20亿美元。1997年索罗斯投机泰国货币泰铢，诱发一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全球股市、汇市大动荡并导致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量子基金”却大捞一把，这只“金融大鳄”从此被很多国家金融界列入需要警惕的“黑名单”。但是，他积极参与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转轨却得到美国、IMF的默许和支持。索罗斯主张“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第一，促进各个国家内部开放社会的发展；第二，健全国际法和全球开放社会所必须的机构。”[14]他认为，共产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是实现开放社会的阻碍力量，因而，必须铲除苏联的共产主义。从建立社会开放基金，到为俄罗斯推荐安排经济学家、顾问人员，协助制定改革方案，奔走于俄政府和美国、IMF之间沟通信息，积极参加俄罗斯私有化和金融市场操作等，索罗斯一直积极参与俄罗斯整个转轨过程。美国和IMF也充分利用索罗斯间接介入俄罗斯转轨，的确是用心良苦、居心叵测。
5.利用IMF和WB的贷款控制俄罗斯的转轨方向和进程。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以后，政府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大为降低，不得不严重依赖国际组织的贷款和援助。由于IMF主要采用通过谈判确定贷款数额、然后在严格审查谈判条件执行情况基础上分阶段提供贷款的方式，所以，俄罗斯基本上是沿着美国控制的IMF和WB规定的方向和轨迹推进经济转轨。1992年俄爆发全面经济危机，年底盖达尔被迫下台，切尔诺梅尔金上台后为缓解危机调整了改革，触怒了西方国家，原定于1992年底前提供的60亿美元贷款被推迟。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俄政府按照“七国财长会议”的要求抽紧银根，俄经济危机缓解的势头因此被葬送。[15]随着激进转轨的不断推进，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矛盾逐步积累，互相纠葛，陷入恶性循环，此时，俄罗斯经济已然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成为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面对俄罗斯复杂的国内局势，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表示，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是各种复杂问题的总和，美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靠俄罗斯人自己去解决。1998年9月，克林顿总统访俄时以“不能违背今日全球经济行为规则”为理由否定由IMF向俄提供大量援助的计划。无疑，美国准备对俄罗斯撒手不管，扔掉这个沉重的包袱。直至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普里马科夫中途取消赴美与IMF总裁康德苏商讨贷款事宜后，IMF的态度才出现了对俄有利的变化。在莫斯科，康德苏同普里马科夫达成IMF向俄提供45亿美元贷款的协议。[16]其实，美国恢复俄罗斯急需的贷款援助的目的在于希望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给予合作。在美看来，恢复对俄贷款，以换取俄在科索沃问题上多做南联盟的“工作”，符合美在巴尔干的利益。同时，美国也希望俄罗斯经济至少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最终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总之，自1992年以来，美国和西方七国财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支援俄改革的名义下先后多次许诺提供总数为700多亿美元的援助款。但兑现的少，空头支票多。1992年美国宣布了一项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但仅兑现了150亿美元。1993年“七国集团”许诺提供430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只兑现50亿美元。[17]而截止1997年底，俄罗斯外流资金达到3000多亿美元。可见，西方国家一直在利用“援助”这个美丽的谎言诱导俄罗斯走向西方早已设计好的“圈套”，而俄罗斯只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独自承受转轨带来的悲惨后果。
6.直接参与转轨过程。美国除了利用IMF和WB控制转轨进程以外，还直接参与俄罗斯转轨过程。比如，1991年6月叶利钦访美期间，与美联储负责人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协议，美联储将派一个特别小组到俄罗斯联邦，帮他们制定改革金融信贷及银行体制的计划。[18]美国还通过国际开发署(US AID)直接介入俄罗斯转轨。1992年到1997年，US AID提供6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授权哈佛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HIID)帮助前苏联各国推进政治和经济改革，推动自由市场经济；除此之外，该研究所还被允许对US AID在俄的投资项目提供建议，并且可以参与投资。该项研究的负贵人是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雷·谢里佛(Andrei Shleifer)和乔纳森·海(Jonathan Hay)。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仅有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还有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当然也少不了他们亲手挑选的特工人员的合作。1994年，US AID力荐俄罗斯推行“以贷款换股票”计划，并授权两家机构实际执行这一任务。HIID就是其中之一。近日，《洞察》周刊报道哈佛大学被指控在俄罗斯转型期间趁火打劫，非法获利。谢里佛、海和哈佛大学一道被美国联邦政府告上了法庭。哈佛的发言人乔·瑞恩解释，哈佛在俄罗斯的投资不同于一般的收购公司和购买股票，是特殊的投资。因而，司法部没有对哈佛在俄罗斯投资这一重要问题上提出指控。[19]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概括“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的导入、贯彻、实施的主要逻辑过程：以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出于炸毁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美国、IMF、WB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炮制了“美国人也并不讳言其破坏性的改革药方”，[20]并通过谈判支持新政府和获取贷款的条件、推荐专门经济专家提供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用大众媒体宣传、制造舆论等方式向俄罗斯灌输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思想，逐步在俄罗斯导入激进改革方案；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欣然全盘接受和执行“美国药方”；美国控制的IMF、WB以提供附加了各种条件的贷款为诱饵，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直接干预俄罗斯推进激进改革的过程，使俄罗斯的改革始终没有偏离“华盛顿共识”规定的发展方向。
四、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后果及其留给我们的若干思考
俄罗斯接受“华盛顿共识”以来，并没有像西方许诺宣扬的那样出现迅速的繁荣，而是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大规模私有化和国家取消对企业的经济管理职能使国家基本经济联系被震碎，生产联系中断；迅速放开市场价格使市场价格信号系统因恶性通货膨胀陷于瘫痪，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企业难以运转；紧缩的财政政策使企业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极大降低企业生产积极性；紧缩的金融政策增加企业贷款难度，企业间拖欠严重；对外贸易开放化使外国商品迅速占领俄罗斯国内市场，俄罗斯本来十分弱小的民族轻工业遭受沉重打击。总之，随着一系列激进转轨政策的实施，俄罗斯生产领域的矛盾不断加深。俄罗斯的生产危机直接减少政府税收，使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时显得力不从心。1995年开始，政府财政切断向银行透支，转靠发行短期国债和获取外国贷款弥补巨额赤字，并发新债还旧债，债务成本逐年趋升，国家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债务经济。1992年卢布实现经常项下可自由兑换以后，很快实现了卢布的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过速开放的金融市场，为本国外汇收入大量外流创造契机，导致国内投资减少、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同时，投机性游资大量涌入俄罗斯短期金融市场逐利，成为俄罗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加上俄罗斯难以在短期内建立起高效率的金融管理体系，这使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四伏。随着经济领域矛盾的激化，1990年至1996年，俄罗斯国民经济持续下滑，1996年与199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减少41.5%，工业生产下降52.5%，农业总产值下降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75%，消费物价指数上涨5582倍，职工平均工资减少52%，人均实际货币收入减少32%，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超出50%，总之，1992-96年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竟然超出5年卫国战争的损失。[21]1997年，俄罗斯出现了1992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产值分别增长0.4%和1.9%；但是，进入1998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停止增长并重新下降，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政府更迭、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诱发性因素的作用，矛盾终于在金融领域激化，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
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像萨克斯这类“休克疗法”的发明人和推销员也不得不承认俄改革的失败。1998年9月中旬，欧洲国家首脑召开的援俄会议深刻检讨了西方国家几年来的对俄政策，认为由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了严重的错误；不适合俄罗斯国情的“休克疗法”使它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交织的深刻的危机之中，对此，美国应负主要责任。然而，这样的责任追究怎么可能挽回俄罗斯10年来遭受的重大损失呢？！这一切不能不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倡导和主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然会借助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力图运用各种手段将经济弱小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纳入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球体系。20世纪8、90年代，在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的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寻求自身发展、迎接国际挑战以及防止被边缘化纷纷转向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融入经济全球化。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必然会抓住机遇输出其全球化思想，干预转轨国家改革进程，将其引入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道路上来。历史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向俄罗斯灌输新自由主义思想，诱导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最后导致其陷入经济衰退，最终竭力使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对于我们实施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认真吸取俄罗斯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而带来的惨痛教训，深刻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时刻警惕西方国家运用各种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阻碍本国经济发展的图谋。
其次，成功的经济转轨关键还在于转轨国家本身坚持正确的转轨方向，确立正确的转轨目标以及制定、实施正确的转轨政策。苏联演变以后，俄罗斯从转轨的一开始就确立了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目标和方向，在错误转轨方向的指引下，俄罗斯必然全盘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开出的烈性药方，从此走上经济衰退和成为西方附庸的不归之路。正是俄罗斯错误的选择给西方介入转轨进程提供了机遇；正是俄罗斯放弃了维护本国利益的权力为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图设计转轨国家发展路径、将之纳入他们的全球利益体系提供了可能。在充满复杂矛盾和激烈斗争的国际社会，放弃维护国家利益必然意味着失去国家利益，社会主义转轨国家必须从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制定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国家利益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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