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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61(2002)01-0073-04
五四时期，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西方近代文化方兴未艾，更加广泛和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绵绵不绝，并焕发 出新的活力；以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社会公正为根本指向的社会主义文化异军突起，如 潮如涌。三种文化形态同时并存，互相激荡，中国文化格局从而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
当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的同时，西方近代文明也迫使 这个文明古国按着西方的面貌来改造自己。首先是引进近代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继而 是社会制度的弃旧图新；到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已深入到文化的 核心层面。代表西方近代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的“科学与民主”不仅在学理层面上受到 推崇，被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视为“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黑暗 ”[1]的灵丹妙药，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权威，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在 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引导下，追求经济独立、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崇尚科学 、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在许多近代化的都市尉为风气。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 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竞争意识、功利主义、个 人主义、享乐主义也开始侵蚀中国社会，由此带来道德失范、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的后果 。
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文化不仅在工具理性上，而且在价值理性上得到知识分子和社会 精英的普遍认同，它不再作为形而下的器，附庸于传统文化，而是要取代传统文化赢得 正统和合法的地位。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尽管经历了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但传统文化并未完全被现 代化的潮流所淹没，它在劫难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 经济，聚族而居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在仍处于 前现代社会的广大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还停留在中世纪，儒家忠孝仁义的 道德观依然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和宗法社会所形成的知天乐命 、中庸调和、安土重迁、尊从权威、散漫迟缓，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性格 。即使在少数现代化的都市，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们 的观念和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遗存下来，它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复苏的趋势 。
首先是墨学成为显学。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之一。秦汉以后，墨学逐渐衰落， 成为绝学。晚清以后，墨学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五四时期，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 人都有不少关于墨学的著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将孔、老、墨“三圣”并称 ，墨子与孔子平起平坐。墨学的地位显著提高。
其次是孔学回潮。1913年，康有为、严复、陈焕章等人发起孔教运动，孔教会遍布全 国许多省份甚至海外。《不忍》《孔社》等一批宣传孔教的杂志不遗余力地鼓吹孔子学 说。孔教会多次发起请愿活动，请定孔教为国教。直到1917年，孔教会的活动才逐渐销 声匿迹。
再次是新儒学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失望，一些人转而 求助于传统文化。1920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比较了东西文化的差 异，重新阐释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声称人类未来文化就是“ 中国文化的复兴”。从那以后，新儒学成为中国文化思潮中一个重要的学派。
传统文化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复旧，而是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身价值的 努力。墨学主张平等、平均，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这些思想有助于 克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尔虞我诈等社会弊端。孔学的回潮，不完全是为 了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康有为的另一用意是把孔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来弥补辛 亥革命后留下来的社会信仰空阙。梁漱溟则希望用儒家学说来解决西方文化所没有解决 的人生哲学问题，使“社会从物的一致而为心的和同”[2](435)，在满足物质需要后实 现心的安宁。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价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已从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其基本结构已经解体，再也无法 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发生作用，但传统文化仍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新的社会制度的 运行和操作，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方式。
社会主义文化的勃兴是五四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风 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社会公正与平 等为指向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受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互助主义、泛劳 动主义、新村主义成为五四后新思潮的主流。劳动、互助、平等成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新的价值取向。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青年学生组织 工读互助团，进行新村主义实验，提倡平民教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远未落实到现实层面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昙花 一现，即使是科学社会主义也还处在宣传和发起阶段，但它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有着光明的前景。
二、互攻互取的基本态势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归属于三个 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同时汇聚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必然发生尖锐的碰撞、矛盾和 冲突。
中西文化冲突由来已久，但直到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才终于演变为两大文化体系的 全面对抗。在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方面，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农业和手工 业的破产，使农村更加贫困，而落后的农耕经济又阻碍着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政治方面，维护民主政体的斗争与复辟帝制的阴谋，谋求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努 力与军阀专制统治进行着殊死较量；在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方面，是否定孔教为国教之 争、孔子与宪法之争、反儒与尊孔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此起彼伏；在社会生活和行为 方式方面，个人独立与服从家长，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与褒扬节烈、提倡贤妻良母，婚 姻自主与父母包办，改革与沿袭旧的丧葬礼俗之间冲突不断；在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方 面，追求人格平等、个性解放，民主参政意识与家长意志、服从权威、等级观念之间， 竞争意识、功利主义与随遇而安、重义轻利之间紧张对立。中西文化冲突波及文化的各 个层面，这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新特点。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中，一方面是“西方化对东方化的节节斩伐”[2](145)继器物 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道德受到社会变革的 巨大冲击和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激烈批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日见式微和衰败，传统文化 的根基开始动摇，传统文化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仍然顽强地抵 制着西方文化，成为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建立民主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阻力。不仅 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怀疑和批判。他们在肯 定西方文化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长短 ，主张用传统文化来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病。西方文化受到传统文化新的挑战，中西文化 冲突出现了互有攻守的局面，这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又一特点。
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也出现了相容共处、融合会通的趋势。中国人在保留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乐意接受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许多方面同时并存，融洽相处。在政治制度方 面，孙中山吸取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设想，把 近代政党政治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在学术思想方面 ，梁漱溟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阐释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提出新儒学的思想。胡适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全面而深入地诠释《墨辩》的逻辑学意义， 奠定了墨子在世界逻辑学史上的地位。顾诘刚运用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旧有的学术， 写出了七卷本的《古史辩》。在社会道德和价值理念方面，文化保守主义者承继近代以 来探讨会通中西的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杜亚泉主张“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 人经济的目的；以力行的精神，实现吾人理性的道德”[3](4)。吴宓提出取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孔孟人本主义“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 ”[4](569)，在探讨中西文化结合方面提出新的见解。
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是五四时期文化冲突的重要内 容。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它与以资本主义兴起为背景的西方近代文明必 然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其一是价值目标的对立。社会主义文化着眼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强调 社会的公正平等，反对剥削压迫。西方近代文明追求物质生产的发展，奉行自由竞争、 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社会贫富不均，阶级分化。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冲击下，曾经在中 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进化论受到冷落。西方的价值观受到怀疑和批判。 其二是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冲突。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 ，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 阶级的悲惨命运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批判代替了 为追求国富民强而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看来 ，植根于宗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文化，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5 ](593)，是社会进步的障碍，随着封建社会的“崩颓粉碎”，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逃不过 崩颓粉碎的命运。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文 化在学理层面对资本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尽管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获得思想舆 论界的广泛认同，但它在现实层面上却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顽强抵制。社会主义 文化还刚刚萌芽，缺乏足够的实力与西方近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抗衡。
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契合互补之处。社会主义文化试图 在吸取西方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其弊病。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合理 内核，又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公正与平等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平等平均思想无疑有契合之处。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除了社会历史原 因之外，来自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社会主义思潮的 传播，又启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三、互立互补的价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社会主义文化，本来是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出现的三种 文化形态，它们同时汇聚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由中国的特殊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决定的，三种文化形态是中国实现文化转型的三大文化资源。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应着 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社会转型和国家现代化的挑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新 文化建设中体现着不同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它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维系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凝聚和激励中国人民的重要力量。传统文化又 是新文化建设的基石，在文化变迁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社会剧变时期，传统 文化在约束人们行为、整合人心、稳定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文化的许 多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着积极意义，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新文化 建设必然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接纳与融合。
近代工业文明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以资本主义兴起为背景的西方文化，是人 类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越，它作为特定的文化形态，无疑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榜样和借 鉴。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结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走出了农耕文明的漫长停 滞，走上了追求民主与富强的道路。只有吸纳先进文明，中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 ，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汇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中。
社会主义文化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比较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社会主义那种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基 础之上，强调集中与纪律的劳工专政，更适合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有着汪洋大 海般小农经济的国家；比较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社会公正与平等的社会主义价 值观，更具有动员广大民众变革社会的热情和力量。社会主义是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 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也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现代化模式。
三大文化资源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各有其特定的价值，但它们又因自身不可克服的缺 陷，需要彼此融合沟通，补偏救弊。
传统文化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亦是沉重的时代包袱。儒家三纲五常的人伦道德，华夏 中心、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重道轻器的思想传统等 等，是中国难以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主要原因，成为中国走 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强大阻力。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中华文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时俱进，以先进文化为参照来重塑自己。
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借鉴，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复制 ，西方文化要移植到中国，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中国的历史文化 为活水源头。另一方面，西方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在带来现代化繁荣的同时，又因其 恶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破坏和人际关系的异化，社会主义文化是对近代文 明弊病的批判和修正，西方文明必须用社会主义文化来扬弃自己，以社会主义文化为发 展方向。
社会主义是先进的，但它是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社会 主义文化不可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它要想在中国扎根，必须以吸纳西方近代 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前提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必须中国化 ，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沟通契合，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这种互立互补的关系，是五四时期多元 并存的文化格局形成的内在因素，并由此奠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文化的现代 转型，是这三大文化资源的不断融合和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08-01/修回日期：200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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