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州六一堂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綿州六一堂论文,歷史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綿州（治今四川綿陽市），是歐陽修的出生地。綿州吏民爲了緬懷這位文學大家、文化巨匠，在其父任綿州軍事推官時的推官廳東側營葺一室，榜之曰六一堂。綿州六一堂始建于北宋，20世紀80年代移建于綿陽市区以南的南湖公園，迄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歷代綿州志都有記載，深受綿州吏民重視。有關六一堂的起源，已有一些學者做過考述，鄭定理《六一堂考述》①、曾欣《綿州六一堂究竟建于何時》②及網络上熱心綿陽文化的人氏所撰《四川綿陽六一堂》③等都認爲，六一堂始建于政和二年（1112），筆者認爲還可以再討論。遺迹是凝固的歷史記憶，綿州吏民對六一堂的不斷維護與重建，寄托了人們見賢思齊、景賢尚友的深厚情懷。綿州六一堂是歐陽修遺迹之一，它的存廢興衰散發著歐陽修在綿州的文化影響，也見證了綿陽這座城市的盛衰歷史。本文擬就這一名賢遺迹的起源、歷史與文化意義進行細緻梳理與考述，以期使我們對它有一個更加具體、確切的認識。 一、六一堂的起源 有關六一堂始建于何人，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信息都出自北宋文人唐庚。唐庚《唐子西文録》載，“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餘賦詩”。④此說爲謝固所建。又《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六一堂》詩序云：“綿州司戶廨舍舊爲推官廳，歐陽文忠公生于此。近歲，陵井（治今四川仁壽縣）譚望勉翁爲參軍，葺一室于廳事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予聞（一作見⑤）而嘉之，爲賦此篇。”⑥此說爲譚望所建。兩种說法中，所說六一堂的地點都提到了推官廳，前者較籠統些，說是“推官之廨”，推官辦公的地方，即推官廳。後者較明確些，在推官廳之東偏。兩個說法中，唐庚爲六一堂所賦詩句都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一句。唐庚爲謝固賦六一堂詩一事，《唐子西文録》是這樣記載的，“余雅善東坡，以約詞紀事，冥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于東坡矣”。⑦唐庚爲譚望所賦《六一堂》爲五言古詩，十四韻，其中兩句即爲上句。因此，兩個說法所說的應是同一時期、同一個地點的六一堂無疑。宋人也發現了一堂而兩個營葺者的矛盾。周煇《清波雜誌》卷八載，“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綿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于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一爲譚望，子西自有兩說”。⑧這一記載把《六一堂》序文中的譚望說成了謝固，當是誤記。關于譚望其人，未見有可靠史傳，此據散見資料略作鈎稽梳理。據陸游《青陽夫人墓誌銘》，譚望，字勉翁，譚篆之父，陸游之友譚季壬之祖父，年壽不盈五十。蜀人。⑨這一籍貫與唐庚序文所說“陵井人”相合。營葺六一堂時，譚望時爲司戶參軍，和任録事參軍的唐庚⑩同爲綿州署官，年齡略少于唐庚。靖康初，曾任中書舍人或知制誥。（11）譚望以文章名一代，“文章已逼《三都賦》”（12），取友皆天下士。謝固其人不詳。關于以上兩種說法，劉永翔《清波雜誌校注》認爲謝固說出自《唐子西文録》，乃强行父于紹興八年追憶二十年前（宣和元年）唐庚所言，記憶或不免有誤，故應以譚望說爲更加可據。（13）筆者亦同意這一觀點。當然，兩說或許可以統一，即綿州司戶參軍譚望和推官謝固共同謀劃興建了六一堂，營葺一事或以譚望爲主。謝固致信唐庚，求其賦詩。唐庚冥搜竟夕，得十四韻，僅一句滿意。 關于六一堂興建的時間，《（民國）綿陽縣誌》及今人考證有不同的說法。《（民國）綿陽縣誌》卷一載，民國十八年（1929）縣長袁鈞稱“熙甯中，謝固爲推官時建堂”。（14）此說明顯錯誤。唐庚生于熙寧四年（1071）（15），即使遲至熙寧末年（1077），也不過才七周歲。對照謝固“求餘賦詩”，及《六一堂》詩內容“此志自弱冠，至今已華顛”等等，于情于理皆不能合。今人鄭定理《六一堂考述》（16）、曾欣《綿州“六一堂”究竟建于何時》（17）等認爲六一堂建于政和二年（1112），理由是《六一堂》詩句云“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歐陽修熙寧五年（1072）去世，則四十年之後爲政和二年（1112）。這一推算本身無誤，但筆者認爲還可以再討論，理由如下： （一）據宋饒州刊本《唐子西集》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眉山集》，《登越王樓》題下注曰：“已下綿州舊作。”以下之詩包括《芙蓉溪歌》、《富樂山》、《游天池院》、《游雪峰院，書所見，院在開元寺之西，越王樓之東，蓋小院也》、《十月十八日與舍弟登越王樓，便道趨開元寺，上天池，得句滿紙，顛倒雜亂，幾不可讀。明日詮次成二十二韻》、《六一堂》等等。以上詩題中所涉芙蓉溪、富樂山、天池院、開元寺等都是綿州景物與古迹，六一堂也應不例外。因此，若說唐庚《六一堂》詩作于綿州，大概没有問題。馬德富《唐庚年譜》以考辯周詳見長，也認爲《六一堂》等詩作于唐庚任職綿州期間，即崇寧二年（1103）至崇寧四年（1105）間。崇寧二年（1103）七月，唐庚離開閬中，赴官綿州，任綿州録事參軍，從八品。崇寧五年（1106）除鳳州教授。也就是說，唐庚在綿州約三年，其詩亦云“老來忽忽流年緊，三見涪江秋葉隕”。（18）期間，唐庚在政事之余常與僚友游覽古迹，詩酒宴集。（19）因此，我們說《六一堂》詩作于唐庚任職綿州期間，而不是政和二年（1112）或政和二年（1112）前後。據馬德富《唐庚年譜》，政和元年（1111）至政和五年（1115）期間，唐庚都在惠州貶所。（20） （二）從唐庚《六一堂》詩序中對譚望的稱呼分析，此詩也不大可能作于政和二年（1112）。筆者爲說明問題，不避重複，再引述一遍序文，“近歲，陵井譚望勉翁爲參軍，葺一室于廳事之東偏，號曰六一堂。余聞（一作見）而嘉之，爲賦此篇”。從“爲賦此篇”看，此詩應是應譚望之請而作。筆者查閱唐庚詩集，查得涉及譚望的詩共六首，即《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譚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于不能，此殊不可曉也，愧而作詩》、《率諸公飲開元寺，勉翁有詩，因次其韻》、《既以前韻贈勉翁，復懷廷玉，因次前韻》，《次勉翁送客韻》。如果我們對照一下這六首詩對譚望的稱呼不難發現，共有三種情形，《六一堂》稱“譚望勉翁”，其它幾首分別二次稱“譚勉翁”，三次稱“勉翁”。顯然，“譚望勉翁”既稱其姓、名又稱其字，最爲規範、最爲客氣，也最顯生分，當是初次交往的稱謂。而譚勉翁與勉翁則更爲隨意，也更顯親切，當時熟識之後的稱謂。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六一堂》詩當作于唐庚初至綿州，與譚望初次交往時，而不大可能是多年後的政和二年（1112）。綿州三年，唐庚與譚望、謝與權交往密切，三人自稱“三逸”，《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詩云，“只緣二子日相從，便覺一瓢窮可忍……泉名三逸本戲語，野史千年傳不泯”。（21）因此，唐庚與譚望本來十分熟稔親切，則不大可能在多年後的政和二年（1112）又生分地稱起“譚望勉翁”來。不僅是這個稱呼，整個序文的措辭都是十分客氣的。 據此，筆者認爲，《六一堂》詩不是作于政和二年（1112），而應作于崇寧二年（1103）唐庚初至綿州時。唐庚耳聞、目睹了譚望所葺的六一堂，心有所契，分外嘉許，于是賦了這篇《六一堂》詩。序云“近歲”，六一堂則應建于此前的一兩年中，最有可能是1101年。因爲，歐陽修與新舊黨争中舊黨蘇軾關係更爲密切，而建中靖國元年（1101），凡落職之紹聖要臣漸皆叙復，政治氛圍稍顯寬解，譚望是文章之士，想必素來仰慕歐陽修，遂在其出生之地修葺一室，號六一堂以示懷念。 當然，對于《六一堂》詩中的“羽化四十年”，也不能回避。唐庚詩既說“羽化四十年”，又說“綿州舊作”，對于其中的矛盾，筆者也感到不解與苦惱。 二、六一堂的歷史興廢 北宋之後，綿州六一堂一直都在輿地志類文獻的著録中，如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四載，“六一堂：在司戶廳，舊爲推官廳。昔歐陽文忠父鄭公觀，嘗爲推官，公實生茲地”。（22）此後，明代李賢《明一統志》卷六七、陸應陽《廣輿記》卷一六、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彭遵泗《蜀故》卷七都有著録，內容多是前後相因。這應是後志抄録或參考前志典故後的著録，而應不是對六一堂存廢面貌的實録。因爲在這漫長的400餘年間，未見有任何文人尋訪賦咏的文字記録可以佐證。這說明六一堂的建築實體在北宋之後至明末的400餘年間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這個古迹名稱卻没有被歷代修纂輿志者所忽略。 綿州六一堂重新得到重視，乃在清代。在清代，六一堂仍是州署的一部份。《（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一四載：“六一堂在今州署二堂之東”。（23）可以說，清代六一堂是隨著州署的維護與重建而被維護與重建的。據《（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一五載，綿州州署在明代“正統初，建于城東北隅。數經寇亂，委爲灰燼，僅遺頹舍數楹。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知州範維典（24）仍舊址捐修，奉頒禦書‘清慎勤’三字，揭之公堂。（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江水沖决，城垣、公廨、倉庫、監獄悉付波臣，知州李萃秀急卜原安縣道署之右建立茅屋數進，知州何瑞瀾相繼增修瓦房十餘楹。已而穿漏傾欹，不蔽風雨。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知州屠用謙（25）盡撤其宇而更新之”。（26）按《（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三五《職官志》，屠用謙雍正十一年（1733）始任綿州知州。又按其自記，“予下車即欲繕葺之，未遑。越二年，乃得興匠事，易茅而甓，復加增修。環官署凡四十有九楹，一洗蔽陋而更新之”（27），故重新州署確實在雍正十三年（1735）。六一堂即爲這次重新州署中的一楹，有其《重修六一堂懷古》詩爲證“未覺風流盡，重開六一堂”。（28）需要注意的是，在屠用謙初至綿州時，州署是有六一堂的，屠用謙《（乾隆）直隸綿州志》後序云“予下車之初，登六一堂，知縣雖敝陋，乃歐陽文忠公父子政事文章藪也”（29），《別綿八首》其五亦寫道“繭足初登六一堂，人民城郭幾滄桑”（30），六一堂有可能是前知州何瑞瀾增修州署時營葺的。 綿州州城北臨涪江，受涪江水患影響很大。關于這一點，清代三部綿州志都有詳細記載。據四川學政李楘《修復綿州舊志記》載，“乾隆三十二年（1767），涪水復溢，城垣傾圮”，乾隆三十五年（1770），奏准裁汰綿州州城西南的羅江縣，將綿州州衙署移置羅江縣縣署，原綿州舊治改爲金山驛。嘉慶五年（1800）正月，“教匪偷渡嘉陵江。二月，洊逼潼、綿”。知州劉印全聞報，傳集士民築城堵禦。匪亂平定後，嘉慶七年（1802），經州民申請，被奏准重建舊城，州署移駐舊治。“州治舊有文武廟，歲久頹廢……一一修葺”，“州署僅存舊屋十數間，不蔽風雨，今盡撤其舊而新之”。（31）劉印全帶領州民重建州署，同時重修了六一堂。綿州人何人鶴（32）《自羅江迎刺史劉公（按：劉印全）歸任綿州》可以爲證，詩云：“我公不异宋歐陽，衆庶歡修六一堂。山水忽開新氣象，龔黄原是舊循良。旌旗影拂捫參閣，絲管聲闐畫荻坊。曾活萬人無以報，九如先祝壽而康。”（33）從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劉印全不僅重修了六一堂，而且還修了畫荻坊。畫荻坊應是爲了紀念歐陽修母親“以荻畫字”，教歐陽修識書的事。這次重修六一堂，比原規模擴大，堂爲三間，“大堂後二堂五間，左右廂房各三間，東爲六一堂。前爲不尚虛禮之齋，又前爲花圃，一鑒方塘，植荷其中。度橋而南，有草亭、豆棚、瓜架，環列亭畔”（34），成爲了一個花園式庭院。 五十餘年後，咸豐五年（1855），知州毛震壽重建州署大堂，亦重修了六一堂。州署格局基本和嘉慶年間相似，只是新懸了“求生堂”的匾額，突出了對歐陽父子的緬懷，“大堂後二堂五間，榜以‘求生堂’三字，左右廂房各三間，東偏建六一堂，堂後一小院，爲刑幕住所”。（35）逮至同治年間，六一堂又被精心布置，中懸道光中知州楊玉堂（36）所撰楹聯“縱樂漁歌詩史句；求生獄讀醉翁文”（37），以及同治中知州文啓楹聯“一日內得半刻餘閒、讀律讀書、時還静坐；廿年前曾兩番隨侍、聞詩聞禮、猶憶趨庭”。（38）至民國二年，綿州裁撤，以綿州本州地建置綿陽縣，綿陽縣署又隨後幾經修繕。“民國十八年（1929），知縣袁鈞因見署東古六一堂久未修葺，古迹蕩然，復于治署之西花廳重加修飾，懸榜以復舊觀”（39）。袁鈞又懇托富順（今四川自貢市富順縣）宋育仁爲之銘，他又在銘文後作跋，跋云“民國初，堂圮，名額亦隨之去，吁可慨矣……今承乏斯土，忍令古迹銷沉已乎？”（40） 上世紀60年代末，六一堂毁于文革。六一堂原址在今綿陽市第一中學院內。（41）1989年，綿陽市政府撥款在南湖公園重建了六一堂這一紀念性建築。2014年6月21日，筆者在六一堂參加“歐陽修1007周年誕辰祭祀典禮”，所見堂爲仿古二重簷歇山式建築，六柱五開間，斗拱裝飾，飛簷翹角。堂中除置有一座歐陽修漢白玉雕像外，還配有許多名人書畫匾聯。（42） 三、六一堂的文化意義 歐陽修是文學大家、文化巨匠，在生前已影響卓著，“以文章道德爲一世學者宗師”。（43）古人有修建祠堂以祭祀名公先賢的文化傳統，通常是在他們的故里和曾仕宦的州縣修建祠堂，正如周必大所言“通天下郡邑，凡賢杰之鄉與其宦游之地，往往揭名公字，繪像以事”。（44）綿州既非歐陽修故里，又非其宦游之地，之所以出現紀念他的遺迹六一堂，是因爲這裡是他的出生地。歐陽修《七賢畫序》云：“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45）時間爲景德四年（1007）六月二十一日寅時。（46）此後，歐陽修在綿州度過了約二年半的幼兒時光（47），這是歐陽修與綿州最爲重要的聯繫，也是綿州吏民對這位文學大家倍感親切的原因。綿州人視歐陽修爲本州先賢，因此修建了六一堂，以他的別號命名，以此來紀念他。前引唐庚《六一堂》詩序就說得十分清楚。 六一堂的興建還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由上文所知，六一堂大約葺治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此時距歐陽修逝世已有三十餘年，這是新舊黨派激烈鬥争的三十餘年。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卒于常州。此後，以蔡京爲首的新黨執政，對元祐舊黨實施了比绍聖黨錮更爲嚴酷的崇寧黨禁。崇甯元年（1102）九月朝廷立黨人碑與端禮門。崇寧二年（1103）詔毁三蘇、黄庭堅、秦觀文集。九月，詔令各州縣立黨人碑，蔡京親書刻石。崇寧三年（1104），重定黨人碑三百零九名，刻石朝堂。歐陽修于熙寧五年（1072）逝世，是時新舊党争初萌，他顯然與司馬光、蘇軾等舊党中人關係更爲密切，他的子孫也受到了黨争的影響。在這樣複雜的政治氛圍中，譚望（或謝固）營葺六一堂以緬懷歐陽修，是需要勇氣的。我們不難想像，六一堂寄寓了肇創者對這位先賢格外的推重與尊崇。唐庚《六一堂》詩大約可以代表他們共同的景賢心理，詩云： 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雖不及摳衣，每願爲執鞭。 手彈《醉翁操》，目睹廬陵編。床頭《五代史》，屏間《七交》篇。 詩常諷《思穎》，曲每歌《歸田》。齋摹畫舫樣，酒法冰堂傳。 此志自弱冠，到今已華顛。嗟予又晚輩，讀書慕先賢。 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時對文章姿，稍息簿領肩。 賢者果不死，瞻之猶在前。似揮誅奸筆，猶努擊佛拳。 誰當嗣前觀，時爲易蠹椽。勿毁魯恭宅，中有夫子天。（《唐先生集》卷一九） 唐庚對歐陽修素來推重，其《上蔡司空書》中，就稱贊歐陽修文章辭合于經，旨入于道，行之則有補于世。唐庚對歐陽修文學、史學、經學成就都非常熟悉，仰慕之心，由來已久，“此志自弱冠，到今已華顛”。可惜，恨生不同時，不能與之接交，只好“讀書慕先賢”。又只能“即彼生處所”，感受其凜然正氣，體悟其流風餘韻，“似揮誅奸筆，猶努擊佛拳”。詩人周旋堂中，好似賢者猶生，瞻之在前。詩歌表達了唐庚對歐陽修的道德、政事與文章的强烈推崇與深摯緬懷，也道出了修建者景仰先賢的共同心聲，這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大氣候下是十分可貴的，也體現了綿州人對歐陽修的格外重視。 堂以人重，梓潼（綿州屬縣）知縣張香海《宿綿州署六一堂，與楊刺史龔茂才夜談》，即感慨云“地以歐陽重”。（48）綿州六一堂不是游觀名勝，不象滁州醉翁亭、揚州平山堂等歐陽修遺迹倚賴山川人物，吸引了大量名公騷客登臨賦咏，形成了顯著的社會影響。六一堂是綿州州署的一部份。清以前，綿州州志散佚，六一堂存廢狀况不明。清以來，州志保存完好，由此我們得以瞭解，六一堂在清代被不斷重修。綿州州署由于水患、匪患而來回遷址重建，可以說，每一次大規模重修州署，綿州守吏都不忘重修六一堂，而且六一堂規模越來越大，對其經營布置也越來越用心。六一堂在清代屢廢屢建，是因爲歐陽修“德業文章足資景仰”（49），綿州吏民對六一堂的熱情維護與不斷重建，寄托了人們對這位名公先賢的尊敬與緬懷。 六一堂重修後，往來仕宦官吏，也總要尋訪登堂，一抒思賢感慨，寄托景賢尚友之情。康熙三十五年（1656），王士禎奉使祭告西岳，途經綿陽就曾特意到舊治尋訪六一堂。（50）綿州人羅繞典《綿州懷歐陽文忠公》賦詩云：“淋漓大筆换頹風，海內咸宗六一翁。富範而還推物望，柳韓以後仰文雄。春秋遺意存唐史，山水多緣樂醉翁。他日《瀧岡阡表》立，烏私長系蜀江東。”（51）嘉慶中知州俞廷樟初知綿州，以“寓歐公六一堂，研丹握管”，與先賢“相尚友”感到自豪。民國改良主義思想家富順宋育仁應縣長袁鈞之請爲六一堂題銘，曰：“翁宦其鄉，構以名堂；懿此文德，爲國之光。翳何人？翳何人？世稱廬陵歐陽。”（52）1936年3月黄炎培路過綿陽曾即興創作《成都至劍門紀游十四絶句》，句云“六一堂留一宿緣，解裝朝夕念前賢”（53），都表達了對先賢的緬懷之情。千餘年來，歐陽修與六一堂已經成爲了綿州的一個文化符號，正象知州屠用謙，初至綿州，首先想到的就是六一堂，“縣雖陋，乃歐陽修文忠公父子政事文章藪也”。（54） 歐陽修作爲一個文學大家、文化巨匠，他的卓著成就和精神價值非常豐富，其中有一點綿州人特別重視，即歐陽修能繼承和發揚乃父遺志，不忽吏事。據歐陽修《瀧岡阡表》，其父歐陽觀在綿州爲軍事推官時，“爲吏至廉”，而且性情仁厚，斷案審慎，以“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爲原則，他曾留下遺言，若“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歐陽修謹記父志，承父家風，連典大郡，唯以民便，終成一代名臣、一世文宗，這也是後人登綿州六一堂而感觸深刻的內容。清人張問陶《六一堂懷宋歐陽推官》：“欲養推官老，求生夜獨深。神龍褒祭語，死獄窘仁心。兒立承忠孝，封崇艷古今。報遲爲善早，憑吊獨沾襟。”（55）綿州知州覺羅額爾德尼《六一堂》：“折獄推官慎一生，生前豈料孤幼成。可憐殁後無祠宇，堂上争題六一名”。（56）這也是清代以來，綿州知州視歐陽修爲循吏的典範，對六一堂特別重視的原因。 總之，六一堂是凝固的歷史記憶，綿州吏民對它的不斷維護與重建，寄托了人們見賢思齊、景賢尚友的深厚情懷。六一堂是綿州州署的一部份，它的存廢興衰也見證了綿陽這座城市的盛衰歷史。 ①綿陽市地方誌編撰委員會：《绵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 ②四川省綿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綿陽市文史資料選刊》第3輯（內部資料印刷），第211頁。 ③詳參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951032。 ④唐庚述、强行父輯：《唐子西文録》，《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44頁。 ⑤明代嘉靖三年任佃刻本作“見”，詳參唐玲《唐庚詩集校注》，博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1年。 ⑥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四部叢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 ⑦《唐子西文録》。 ⑧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2頁。從“謝固，一爲譚望”的語氣看，《唐子西文録》的謝固說在當時可能流行更廣。楊萬里《誠齋集》、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都只提到了《唐子西文録》的謝固說。楊萬里《擬題綿州推官廳六一堂》序云“《唐子而集》載謝固爲綿州推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載：“《唐子西語録》云：‘謝固爲綿州推官……’” ⑨陸游：《青陽夫人墓誌銘》，《渭南文集》卷三三，《四部叢刊》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 ⑩馬德富《唐庚年譜》對唐庚在綿州所任官職考辨甚詳，詳參第214～215頁。《宋代文化輯刊》第3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1）唐庚生于1071，卒于1120，享年五十歲。譚望年壽不盈五十，且建康初（約1126年）曾爲陳瓘撰寫制詞，《耆舊續聞》卷五載“靖康初，陳瑩中贈大諫，詞云：‘……’蓋譚勉翁詞也”。因此斷定譚望年齡少于唐庚。 （12）唐庚：《譚勉翁詩章，老夫所畏，而以能問于不能，殊不可曉也，愧而作詩》，《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二○。 （13）周煇編、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第372頁。 （14）蒲殿欽、袁鈞等纂修：《（民國）綿陽縣誌》卷一《疆域志·古迹》，《中國地方誌集成》本，成都：巴蜀書社等，1990年。 （15）詳參馬德富：《唐庚年譜》，第205頁。 （16）《绵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 （17）《綿陽市文史資料選刊》第3輯（內部資料印刷），第211頁。 （18）唐庚《受代有日呈谭勉翁、谢与权》，《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19）馬德富：《唐庚年譜》，第214～217頁。 （20）同上，第220～222頁。 （21）《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九。 （22）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四，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973頁。 （23）文啟纂輯、董貽清厘訂，綿陽市地方誌辦公室整理重刊：《（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一四《古迹》，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 （24）《（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三五《職官志》載，範維典，鑲白旗，蔭生，康熙十九年（1680）任。 （25）《（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三八《政績》載：“屠用謙，湖北孝感縣人，號畏庵，辛丑（1721）進士，由翰林庶常簡任，分鄉均糧，修塔作志，大有造于左綿。” （26）《（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一五《公署》。 （27）同上。 （28）李在文、范紹泗修，潘相等纂：《（嘉庆）直隶绵州志》卷一四《公署》，南京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29）屠用謙等纂修：《（乾隆）直隸綿州志》後序，乾隆三年（1738）刊本。 （30）《（同治）直隸綿州志》卷四九《藝文》。 （31）本段有關州署的變遷請詳參《（同治）直隸綿州志》卷四九《修復綿州舊治記》及卷一一《城池》。 （32）《（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三八《政績》載，何人鶴，字鳴九，州廪生，山東泰安知縣，乾隆年間人。寄迹湖海作汗漫游，遍覽天下諸名勝，著有《臺山詩集》五十卷。 （33）《（同治）直隸綿州志》卷四九《藝文》。 （34）《（嘉庆）直隶绵州志》卷一四《公署》又稱“今圮”。 （35）《（民國）綿陽縣誌》卷二《建置志·公署》。 （36）《（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三八《政績》載，楊玉堂，字縝亭，山東壽光縣舉人。道光二十五年由峨邊廳通判升綿州。學粹品端，周恤民隱。任綿九年，補修舊堤，親督工役，盛暑不避。著有《蠡勺詩集》。後解任，士民佩德不忘，建專祠于城東環秀樓左。廟貌莊肅，每届春秋，士民致祀，皆有如在之誠焉。 （37）《（同治）直隸綿州志》卷一五《公署》。 （38）同上。 （39）袁鈞，字朗如，仁壽人。前任安縣温江知事。民國十七年五月，軍長田委任綿陽縣知事。（《（民國）綿陽縣誌》。 （40）《（民國）綿陽縣誌》卷一《疆域志·古迹》 （41）http://www.mal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993。 （42）詳參劉文傳：《歐陽修是古代大賢和中國文聖——紀念歐陽修誕辰1003周年》；李德書：《綿州六一堂的來歷》，《綿陽晚報》2012年12月8日；鐘利戡、南治平：《“六一堂”系海峽情》，《統一論壇雜誌》1998年第3期。 （43）歐陽發：《先公事迹》，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附録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44）周必大：《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真迹》，《文忠集》卷一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5）歐陽修撰，洪本健校箋：《欧阳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41頁。 （46）胡柯：《歐陽修年譜》，歐陽修：《歐陽修全集》，第2595頁。按：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本年曆六月二十一日爲公曆八月六日。 （47）據尹會一、程夢星等纂修：《（雍正）揚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本》，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卷二六《名宦》載：“歐陽觀，廬陵人。由綿州軍事推官于大中祥符三年，移監泰州軍事判官。”也就是說，大中祥符三年（1010）初，未滿三周岁的欧阳修随父欧阳观赴任泰州（今属江苏）军事判官。欧阳修在绵州度过了约二年半的幼儿时光。 （48）《（民國）綿陽縣誌》卷九《藝文·詩》。 （49）袁鈞：《六一堂銘跋》，《（民國）綿陽縣誌》卷一《疆域志·古迹》。 （50）王士禎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带经堂诗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349頁。 （51）《（同治）直隸綿州志》卷四九《藝文》。 （52）《（民國）綿陽縣誌》卷二《建置志·公署》。 （53）黄炎培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記》，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年，第136頁。 （54）《（乾隆）直隸綿州志》後序。 （55）張問陶撰：《船山詩草》补遗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608頁。 （56）覺羅額爾德尼：《六一堂》，《（嘉慶）直錄绵州志》卷一三《古迹》。标签：六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