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是论文,一个重要论文,北大论文,思路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曾明确地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这是他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他进行各项革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归宿。
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学校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求学，于学问则兴味索然。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曾痛切指出：“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1〕他勉励学生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他多次向学生恳切地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2〕“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3〕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 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4 〕蔡元培把这种转变学生观念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重要思路。
1
蔡元培深知，要革除封建科举时代的习气，培育学生一心向学的观念，关键在于学校要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所以，他把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同转变学生的观念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以此入手开始他对北大的革新工作。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之学府也”〔5〕。“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和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这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两个方面。为此，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要求，是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 ”〔6〕这就是他所要求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而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他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蔡元培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反对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主义，善于用人学术之专长。同时这个主张又同他整顿北大、改变其腐败局面的计划相联系。他曾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7〕因此， 在引进人才方面，他把政治倾向和学术做了区分，采取不求全责备和用人唯才的方针，同时又主要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破旧催新，改变北大顽固守旧的风气。他除了大量引进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新派人物外，还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到校不久，拟在北大开设法国文学、哲学、美术等讲座，并曾为此写信委托巴黎华法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和他在校内积极引进和支持新派教员的做法相一致的。
另一方面，还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他说：“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8〕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 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9〕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 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教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10〕。当时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讲义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者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蔡元培还主张学生要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发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当时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这确是反映了当时北大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这对于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蔡元培还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下面择其要者分述之。
一是改革招生制度，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攻读。过去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后来也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是缙绅豪富子弟。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京师大学堂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招生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所招的学生不乏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择优录取，使许多优秀青年能进入北大。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大学生的组成，而且由于招收学生质量的提高，对于改变学校的风气，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也有重要作用。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曾深情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他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二是重视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注重提高教学质量。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他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还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扎实而宽厚的基础。为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他还提出沟通大学文、理两科的主张。他认为文、理两科的截然划分，和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的事实不相符合，因此主张习文者须兼习理科的基础知识，习理者则要兼修文科的基础知识。在学校的编制上实行学系制，废止文、理、法等科别，使文、理学生能够兼涉他科的课程；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单位制（学分制）、选科制，使学生于选修课中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这样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能研究他们所向往的学科。在蔡元培的上述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原则思路的指导下，加上这一时期北大集中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各学系的课程设置远较过去充实，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有显著提高，这就大大引起学生求学的兴趣。
三是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蔡元培认为大学教育要重在启发学生有研究的兴趣，求得新知，“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11〕。1918年校内曾发行《理科大学月刊》，由理科学长夏元瑮负责，理本、预科全体教师组成审查部，以理本、预科每班学生中举学问最优者为本班编辑员，刊登自然科学方面论文。1918年秋，蔡元培鉴于“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12〕。1919 年1月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作为“本校教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是全校性学术刊物，内容以刊登学术论文，“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同时也刊登一些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和译文。当时决定除暑期停刊两月外，月出一期，一期十万字。开始由各研究所轮流编辑，后专门成立月刊编辑部。校内新旧两派教员曾对月刊形式问题发生争论，新派教员主张月刊文章一律横排并加标点，一些旧派教员则坚持仍用竖排直行式。蔡元培为此在日刊刊登《启事》，基本采纳了新派教员的主张，但文学性质的不宜横排者仍采用竖排法。1923年后，学校又创办国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季刊，原计划的自然科学和文艺季刊则因经费困难未能实现。学报的创办，对破除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提高研究兴趣，“求有所发明”贡献于社会，都起很好的作用。
四是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条件。蔡元培深知图书馆在大学中地位和作用，他到校后即表示要尽力“筹集款项，多购新书”，要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原来学校预算没有确定 购书的款项，这时每年核定专款并规定不得移作他用。购书程序采取 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办法，再经审查确有必要后广为采购。在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积极充实，这时学校图书馆的规模有较大的发展。这时理科的教学实验设备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如他所说：“为研究学问计，最重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设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表标本，并修理实验室、陈列室，现在第二院已有与前不同之状。”〔13〕
五是创办研究所。蔡元培从大学应研究高深学问，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研究与提高的工作，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14〕。后来他还特别提出：“为北大发展计，与其求诸量，无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无宁提高。”〔15〕应着力办好研究所。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相当于系）先后成立了研究所。当时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取得研究所主任认可后可入所研究；外校同等学历者经校长认可后得入所研究。凡符合规定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定研究科目，志愿入所在教师指导下从事研究。范文澜、冯友兰、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员或通信研究员。虽然这时的研究生制度还远未完善，但在国内具有首创意义，它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了高深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的改革，为学生一心向学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也使北大对优秀青年具有了巨大的吸引力。这正如时人所称：“蔡先生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其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16〕
2
蔡元培还十分注意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引导到学术方面来，以改变过去学生中冶游懒散和追逐仕途利禄的不良风气。他深知倡导学术研究对纠正社会颓风的重要作用，1918年2月， 蔡元培曾与校内外一些学者发起成立学术讲演会，他认为当时社会“民俗日偷，士风日敝”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认为举办各种讲演会，有助于挽救士风，振兴学术，引起求学问道之心。所以，他发起的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邀请高校教授和学者担任讲演员，分期讲演，以期唤起国人学子研究学术之兴趣，矫正“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的弊病。在他的倡导下，这时北大的各种学术活动频仍，讲演的内容有专题学术报告，也有普及性的介绍，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史学、考古、新闻、教育、文学艺术和国际问题，以及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各个方面。校内外学者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钱玄同、陈启修、马寅初、陶知行（行知）、周作人、李四光、李书华、何杰等都参加过这类学术讲演活动。蔡元培还多方延请外国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杜里舒、法国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等。1922年蔡元培曾邀约爱因斯坦（其时正在日本讲学访问）来校讲学，因来往信件被邮路延宕而没有实现。当时各种学术讲演的记录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以资广为传播。这些丰富多采的讲演活动，形成了开阔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的第二课堂，并成为流传至今的一个传统。
蔡元培深知，要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因而他积极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开展课余学术活动。顾颉刚（余毅）在《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能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从此，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不但有正当而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时人曾对此评论道：“盖自蔡校长任事以来，集会一风，一时大盛，少年学子，既富于自动之本能，而校长职员，又复多方提倡，以故事业勃兴，不可遏抑。”〔17〕
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这种学会是以本系学生为当然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和旁听生为特别会员，经费由学校津贴。蔡元培对学会的建立极为关心并给予很大支持，化学会、史学会和经济学会等成立时，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说。学会的活动多为分组研究，邀请学者讲演，主办定期刊物等。也有的学会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组织的，如有志于研究数学、物理的同学组织了数理学会，每月集会一次交流研究心得，并出版《数理杂志》，刊登研究成果。又如化学系同学组织的化学讲演会，“以练习化学讲演之法，而收观摩之益为旨趣”。并时常邀请中外学者介绍化学的最新理论和成就。这些学会在开展研究及助进本系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地质学会（开始称研究会）是北大理科中最早建立的一个学会，它在成立“公启”中说：“我们的志愿，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求地质上的真理。就我们的学力所及提倡地质学，引起社会上对地质的注意”，同时还要集合群力开展地质调查，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它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如征集标本，办了矿石室、图书室；举办学术讲演，组织讨论会；举办地质展览会；制订课程改革计划书，协助建设实验室；出版北大地质丛书，约请王烈、李四光、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等教授编著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专论；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成为我国地质学方面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个学会当时在校内相当活跃，也是很有成绩的。文科如经济学会发行的半月刊，在当时学生主办刊物中有较大影响，它以“集思广益，博采兼取”，“求学术之发展”为宗旨，辟有论著、研究、时评、译丛、纪略、讲演、调查等栏目。曾出过《劳动纪念号》、《马克思纪念号》，李大钊在经济学会讲演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就刊登在纪念号上。学会及其刊物还提倡开展社会调查，蔡元培对此极表赞同，他在经济学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至调查一层，随时随地均有供我们调查之资料。即如东斋对面之饭馆，亦有足供我人调查者。凡调查经济情况，须先从小处着手，再推及大事业之组织管理，可免头忙脚乱之弊，调查所得之资料既多，然后参以学理，刊印杂志，我决其必有价值。”〔18〕该会曾拟定过各地生活物价调查计划，请教职员和同学假期代为调查，准备出一期《平民生活号》。
此外，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新文学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教育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等。北大学术研究会则是师生共同发起组织的，曾多次主办讲演会，讲演分会内（专对会员）和公开（面向校内外）两种，并组织会员成立英国文学研究组、德文研究组、国际政治研究组、新闻研究组和国会制度研究组等，进行专门研究，取得不少成绩。
这一时期北大有的学术性社团，在校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 如1919年1月由马叙伦、陈大齐、杨昌济、胡适和学生陈钟凡等人发起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其宗旨为“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研究方法为讲演、编辑和调查等项。该会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曾参加过这个研究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其中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又如，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蔡元培在北大，也是在我国提倡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一个创举。他对发起这个研究会极为重视，1918年7月他草拟了团体章程，确定以“灌输新闻知识， 培养新闻人材”为宗旨，随后他又连续在北大日刊上刊登《校长布告》，发起招收会员，得到北大学生的积极响应，短期内即有数十人报名入会。在10月间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被举为会长，文科教授徐宝璜任主任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该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两小时。它出版的《新闻周刊》，是当时国内唯一传播新闻知识的刊物。毛泽东曾参加这个研究会并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该会前后存在了约两年时间，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社团。再如，由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19位北大学生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秘密从事研究，到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刊登启事，招收会员，对外公开。蔡元培对这个研究会同样给予了支持，他同意日刊刊登其对外公开招收会员的启事，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事后又拨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作图书室。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它对于研究、传播马克思学说，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动，以及促进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曾指出：“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这就是蔡元培积极提倡的大学生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要革除科举时代的观念，要“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19〕。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五四前夕，校内的和以北大师生为主的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已相继出现。当时在校内和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社团组织。这些著名社团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但应指出的是，它们的建立及其在五四时期的重要作用，都是和蔡元培的热情支持分不开的。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北京大学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胡适在他的几次讲演中，曾盛赞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得到和一些学生相互讨论之益。当时在教员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中，也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曾以“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来作为孔子的“仁”的定义。青年教员梁漱溟不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仁”只是人们直觉的、情感的本能表现，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也”。他批评蔡的定义空洞笼统，“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它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20〕。又如，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对《红楼梦》详加考证，称其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蔡著归于“附会的红学”一类，指责其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蔡则写了《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作为《索隐》第六版自序，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学术观点上，蔡和梁、胡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21〕这种民主作风培育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成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经蔡元培大力提倡，北大学生中学术研究，蔚然成风；一些同学结合自己的兴趣，从事著述，发表见解。如1918年9月， 北大经济系学生李亦轩所著《中国币制统一论》一书，“甚为教授所激赏，且怂恿印行之”。蔡元培应其所请为之作序，称赞“李君此书，有实述以详陈我国币制之现状，有危言以穷其流弊。有刍议以进改良之策。根据学理，胪陈统计，纲举目张，不特足以备当局之参考，即普通人亦不可不一读也”。又如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北大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完成了专著《清代通史》。李大钊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一山在该书初版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以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22〕1923年萧的《清代通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当时史坛的一件盛事，引起轰动。梁启超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应当说，蔡元培这时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培育了北京大学严谨勤奋、致力学术的学风。
3
蔡元培在引导学生研究学问的同时，还注重学问家之人格的养成，倡导道德文章并重。道德与文章（指文化修养与学术造诣）并重，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为传统的美德，也是对知识分子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蔡元培认为，“研究学理，不可不屏除纷心的嗜好”〔23〕。他对过去许多学生在校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深恶痛绝，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24〕在他看来，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将来在工作上称职、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而且还应负有培养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常以砥砺德行的话勉励学生，指出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必有卓越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者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25〕。这就是大学生负有励人以矫颓俗之责，而律人必先律己的道理。因此，他在扶植社团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同时，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蔡元培1916年底由欧洲归国后，目睹各地“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盛”。他感到：“尤可骇者，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26〕因此，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决心集合同志，矫弊易俗，增进道德修养。1918年1月， 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他草拟的《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发起进德会组织。规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为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戒；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则更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会章规定入会以前的行为，本会均不过问；成立以后，“当公定罚章，并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进德会在校内影响较大，教职员大部分加入，学生入会的也不少。如邓中夏、高尚德、傅斯年、许德珩、张崧年、区声白、张国焘、康白情、王有德、廖书仓、常惠等都加入过。进德会是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的，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败的不满，对北大师生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过较好的影响作用。
蔡元培十分重视美育的作用，把它和德、智、体诸育并列而称之为“四育”，认为这是培育“健全的人格”所不可偏废的。应当说，把美育作为德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蔡元培德育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他把美育又称作美感教育，即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他对美育做过这样的解释：“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认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即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们的感情，使之有高尚纯洁的情操。这如他所说，不因“见小利，急近功”而“失节堕行”，不因几次挫折而颓废以致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同时，他认为美育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一种原动力。蔡元培主张科学与美术并重，认为两者同为新教育之要纲，这就是说，智育和美育应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推进的。他曾以“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27〕来说明科学和美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具备了上述高尚的思想情操，即健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够有探求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正如他所说的，“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28〕。他还认为美育可以革除人们的习俗，给人以正当有益的娱乐，以提起治学的兴会。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这使有些人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有些人甚至产生厌世的思想，他们“不但对于自己毫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29〕。总之，他热切希望国家富强，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因而他要通过美育培养学生具有创业的志向、冒险的精神和始终如一的事业心。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是在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针对封建迷信观念和外国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活动而提出的一项进步主张。他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宗教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产物，“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他认为：“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他特别指出一些宗教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专制”，即以“宗教为之累”的明显例证。他反复强调美育的重要功能就是陶养人的高尚情感，如果美育和人的情感都依附于宗教，就会受到它的毒害。他说：“美育之附俪宗教者，常受宗教所累，失之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感情”，“产生偏狭性，误人深矣”。他指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30〕蔡元培除了为反对宗教愚昧和发扬科学而提倡美育外，还特别针对当时复古派要组织孔教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以任何宗教形式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些都反映了他要求思想解放、发展个性的民主精神。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他明确主张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和教士不得参与教育，这是他反对宗教干涉教育的三项重要原则。这时他在北大开设了《美学》课程，发起成立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社团组织，校内没有基督教团契一类的任何宗教活动，悠扬于校园的是优雅的音乐、悦目的绘画书法，引导学生对崇高与纯洁，对真、善、美的欣赏与追求。
蔡元培注重培育学生“健全之人格”，是要通过体育、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和谐发展，使生理、体能与心理、精神两方面相协调。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31〕他特别强调“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32〕他反对把青年学生弄成“书痴”相，反对社会上一些人把所谓“文质彬彬”、“弱不胜衣”看作是“君子风度”的陈腐观念，积极在北大学生中提倡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学生组织了各种体育团体，体育锻炼的风气逐渐形成。他勉励同学们应努力学业，充实自己，注重体育，健全体魄，以准备为国家效力。他希望同学们要自行振作，不要将自己国家的安危寄托于别国的维护。要国人努力以求自主自强，而后国家方有前途。他在校内倡导组织学生军作为永久性军事体育组织，进行军事知识教育，以“唤醒青年尚武”，提倡以“忍劳耐苦，不畏严寒酷热，为本军必具之精神”。他热情支持举办各种运动会，亲自撰写《运动会的需要》专论文章，论述运动会的作用在于“鼓励运动的兴会”，“增加校外同学的社交”，“养成公德”。他特别强调要通过运动会使人们理解：“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宁正直而败，毋诡作而胜。败则反求诸己，不怨尤，不嫉妒。”要善于“用运动会的规则，养成自重急公的习惯”。经过蔡元培的提倡，体育成为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之人格”的一项重要内容。
蔡元培不仅注重创造高尚人格养成的环境，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同时也注意对学生的纪律要求。当时学校章程规定：“各科得选品行敦笃学问优长之学生为优待生。”受免缴一年学费的优待。“班长或舍长在一学年内能恪守校规堪为同学之表率者，学年终酌给以奖品。”而“学生品行不修学业荒废者，大学校长及各科学长得谴责之，或命其停学或退学。”如：“对于职员无礼者”、“屡次请假者”、“与同学交恶者”、“辱骂夫役人等不顾行检者”，都要受学长谴责命其悛改。而上述之一情节较重或经谴责而不改者，以及“在校内或斋宿滋生事端破坏秩序者”、“一学期内旷课至十小时以上者”，则要受记过处分。对“所习各科功课有敷衍塞责屡戒不悛者”，任课教员认为必要时可命其对所授功课暂时停学。而对有“不法行为校长认为与本校秩序或名誉有重大关系者”、“学年内记过三次者”、“每学期由开学起二十日以上未曾到校亦未请假或假满至一月以上而不续假者”等，则令其退学。虽然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认真实行，但蔡元培对那些严重违反校规，特别是损害学校名誉的学生，是坚持原则的。
经过蔡元培的热心倡导，一变北大以往腐败沉闷的局面，使多数学生能够专心向学，努力上进，确实是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空气，开创了一种良好的风气。
总之，蔡元培把改变学生的观念作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基于对教育功能和教育工作者神圣职责的深刻理解，是他整顿革新北大目的的正确体现。这个命题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思索和借鉴。
注释：
〔1〕〔2〕〔3〕〔5〕〔6〕〔8〕〔10〕〔12〕〔19〕〔23〕〔24〕〔25〕〔26〕〔27〕〔30〕〔31〕〔32〕《蔡元培文集》（教育下），第361、559、476、484、559、559、362、483、560、560、 365、362、428、578、379-381、560、392页，台湾锦绣出版社。
〔4〕〔11〕〔13〕〔14〕《蔡元培文集》（教育下），第55、 99、280、65页，台湾锦绣出版社。
〔7〕《复吴敬恒函》。
〔9〕《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东方杂志》第32 卷第1号。
〔15〕《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4月12日。
〔16〕公时：《国立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内容》，《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
〔17〕静观：《国立北京大学之内容》。
〔18〕《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8日。
〔20〕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四章。
〔21〕段宝林先生在《蔡元培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曾提到：“蔡先生对胡适的嘲讥却并不介意，后来仍以长者之风关心胡适的红学研究，甚至在百忙中帮助他借阅稀有书刊，使胡适感激涕零。”可为资证。
〔22〕直到四十年之后，萧一山在台湾将此书修订再版时，叙例中仍保留这一提法。
〔28〕〔29〕《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日刊》1921 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