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世界历史论文,眼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6-0084-05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①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四大理论基石，深刻蕴涵着邓小平运用世界历史眼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的理解和回答。
总体而言，“世界历史”眼光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视角：第一，世界历史的眼光意味着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自身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只有在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自身道路的历史选择，也才能自觉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潮头，进一步明确自身如何发展的问题。第二，世界历史的眼光意味着对自身国情的分析必须和对世情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这种整体性的视野要求对自身国情的认识既不能离开本国的具体实际，也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的背景，必须基于世情和国情的统一。只有把自身放置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才能进一步清醒地认识自我的发展水平和明确自身的现实任务。第三，世界历史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制度只从生产力的单一角度加以分析。换言之，世界历史的眼光意味着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两个因素的共同引入。只有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比较中，在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中，才能进一步明确如何坚持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问题。
一、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与社会主义本质论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行进了30年之后，邓小平为什么会提出要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考察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1980年，邓小平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②邓小平在与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③提出这一问题，不仅基于对自身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反思，也基于对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相比较后的现实考量。并且，比较分析强化了对历史的反思。可以说，正是基于两者的统一，触发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重新思考。
邓小平提出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正确理解，集中反映出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应有和实有之间矛盾尖锐性的高度关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野展开分析的。因此，世界历史的眼光，不仅要有生产关系的维度，也要有生产力的维度。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结合起来认识，而不能只是简单地从生产关系出发。强化生产力之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的突出特色。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在许多场合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其着眼点并不是质疑或挑战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科学性，其实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所有回答都表明了与马克思的一致性。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中，所使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④一词只是“更加深刻和鲜明地揭示了所述问题的核心”⑤，而不是为了从理论上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学理上的说明。正是基于此，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所主要回答的，与其说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倒不如说更为主要的是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理论意义相比较，实践意义自然地放在了优先的位置。
由此，一个直接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是邓小平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中国的现实任务所提出的明确要求。列宁认为，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⑥邓小平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与人类发展的全球性趋势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⑦“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⑧由此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可能的。第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⑨发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必然地构成了“第一要务”。第三，发展有利于和平。“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⑩显然，只有加快发展，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也是邓小平运用世界历史眼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和未来深刻思考后的理论产物。苏东剧变的发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20世纪以来空前的低潮。关心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的人们陷入了沉思，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思考世界社会主义如何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首要问题。巴西政治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夫特认为：“在全世界目睹了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者只有发现一个全新的理由才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幸存于世。”(11)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一次概括性的说明，可以认为这是一次拯救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邓小平从价值的视角而不是从制度的视角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全新的回答。应该看到，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失误的自觉校正，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社会主义敢于吸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的文明成果的自我超越的宽广胸怀。可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并非偶然，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二、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与上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相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运用世界历史眼光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显然，如果不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是很难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身的国情的，正是基于世情和国情的统一，邓小平作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在考虑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时指出，必须看到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当时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80%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2)概括而言，虽然经过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邓小平强调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认定，其参照物一方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水平，从与之比较中看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成熟状态的客观要求，从社会主义应然的水平和实然的状态看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关于未来社会，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人类社会最后达到的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3)。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是将马克思的价值理想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产物。显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初级阶段的认定，参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的基本状况，它并不否认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这种“低调”性的认定反而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艰巨而繁重的历史任务保持着清醒的估计和任重道远的判断。
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他向人们不断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告诫全党同志：“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4)在邓小平看来，以往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失误主要体现在，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形态的蓝本，从而误将有待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定肯定性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视为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在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片面拔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努力，事实上“欲速则不达”，既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难以很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难以体现出来，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正如胡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1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和确定。”(16)
初级阶段加快发展，制定发展战略，源于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自觉把握。这一点一方面体现在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上。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17)另一方面体现在“台阶论”的思想中。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他说：“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8)“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9)
邓小平还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趋势进行考察。邓小平一直反复强调，在他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说法。1992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再次指出：“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关联，并没有割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进而与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
三、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市场由于和资本的缘分使得它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21)正是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的驱使下，资产阶级才到处扩张，到处铲除交往的障碍，建立起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结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2)，民族的历史由此变成了世界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未来社会并不存在市场活动的空间。他们认为，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由于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物的生产条件在全社会范围内就可以实现直接结合，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经济主体，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都将在同一经济主体内部完成。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只要有商品经济，就会存在市场的自发调节，新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其实质决非是产品经济替代了商品经济，只是计划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替代了市场调节，这种抑制和替代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其弊端也不断呈现出来。
显然，邓小平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不仅基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他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得出的科学结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3)1982年10月14日，他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24)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希望在计划调节为主的基础上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革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作用的不断强化，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回顾20世纪新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市场的扩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性条件。只有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展开中国与世界的丰富联系，从而提高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蕴涵着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对此，江泽民同志1994年12月在天津考察工作时有过精辟论述：“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26)主要表现在：一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虽然不具备特殊的社会制度属性，但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并反过来制约和影响其所联系的社会基本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着本质区别。如果仅仅强调宏观调控，还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因为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一般地排斥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不仅包含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一般功能，而且还因其中所依托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所蕴涵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而具有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根本不同的特性。
四、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
对外开放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构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必然选择。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科学总结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邓小平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7)邓小平的世界历史眼光，是中国走向世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自觉。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8)“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9)“自主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后发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可以借鉴现成经验，少走弯路，加速发展进程。超越不仅蕴涵着社会制度的超越，也蕴涵着生产力的超越。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孤立发展，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就无法避免，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打破这种重复性，实现跳跃性的发展。世界历史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重复性。
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对外开放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外部条件。显然，邓小平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对外开放，是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国际条件了。”(30)二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对于这一点需要着重说明。20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世界交往和竞争中充分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来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是获取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1)“自主发展”需要“全面开放”，“全面开放”更需要“自主发展”，这是因为，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我们开放发展的成果容易被西方无情剥夺。被剥夺程度与非自主程度呈正相关，而与自主程度呈反相关。因此，开放行动必须是自主选择行为。(32)邓小平的思想既源于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源于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深刻洞察，更蕴涵着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把握。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当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时，中国实际上面临通过参与全球现代化进程获得西方肯定性文明成果的现实任务，因此，社会主义就更易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侵蚀。“中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操纵的全球经济体制中去，从而经受更为复杂的挑战和考验，这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33)必须承认，正确认识和处理独立自主与参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主张“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34)。他说：“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35)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揭示了中国开放的发展趋向：“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36)对于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37)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38)。对外开放，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历史的过程。显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并存，开放的中国将以自己的探索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意义，预示着人类的发展趋向，必将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世界的现实面貌与未来前景。
注释：
①参见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页。
②③(12)(14)(23)(3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第313页，第163—164页，第312页，第236页，第232页。
④⑦⑧⑨⑩(17)(18)(19)(24)(25)(27)(28)(29)(31)(34)(35)(36)(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138、172页，第105页，第281页，第282页，第104页，第251页，第368页，第369页，第16—17页，第373页，第117页，第64-65页，第373页，第3页，第256页，第103页，第103页，第225页。
⑤靳辉明、严凤立《论社会主义本质》，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1期。
⑥《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24页。
(11)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页。
(15)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16)陈筠泉、方军《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2)参见任平《关于建国60年改革、发展和稳定方式变革的哲学反思》，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3)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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