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我国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提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谁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正如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样，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注定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外国人是帮不了多少忙的。若只是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不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伦理、心理等方方面面的体验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是不可能解决的。
如果经济学家依然抱着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不放，可以相信他们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新的突破和创新的。而中国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找到一条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
1、经济学教育依然遵循了传统教育的目标和方式方法。教育形式单一化依然严重存在。
人的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都愿意听顺耳的话，愿意接受那些比较驯服的人，即所谓的“孺子可教”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人也愿意听一些反面的话，但这主要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可以认为，老师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定的发展前途，愿意接受老师学说的学生的。学生已经成为老师教育的一个产品，而且是一个复制品；这个复制品和老师的相似点越多，老师教育的投入产出率越高。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那些接受同一个老师教育的学生，基本上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并在老师的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或自己进行一些创新，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学生毕业后，其中有部分是会留校任教的。他们作为自己老师学说的传播者、解释者，把这些理论教给新的求学者。只要社会环境没有重大变化，这种现象一直保持不变，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一现象带来“近亲繁殖”的一个副产品，即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相差不大，“换汤不换药”。
由于一般公民的经济学知识相当有限，他们不仅相信而且日益依靠经济学家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然而，高层次的经济学家毕竟有限；经济学家数量的不足必将抬高经济学家的价格。而经济学家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维持自己高价格的状况，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制定一些成文法律和法规，或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严格控制成为经济学家的途径，如学历的高低，研究成果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这些措施的贯彻实施，将继续保持经济学家稀缺的状况，维持或进一步抬高经济学家的价格。而经济学家高价格的状况，又将吸引更多的地位较低的经济学工作者继续接收工作后教育。因学校的教育规模的扩大受到许多限制，而一般的经济学工作者的数量又很庞大，他们之间竞争激烈，这样，就只能用提高录取要求解决这一矛盾，从而造成许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年复一年地做无用功，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个老话题是经济学家都是从书本到书本，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似乎并没有了解多少，故由他们提出的许多理论没有多少实际操作性。而一些实际工作者尽管了解实际情况，但他们的呼声并不为人重视。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劳动价值论研讨会”上，国内从事资本论和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出席了会议。本人水平不高，没有看出这研讨会有何特殊之处；会上并没有提出多少解决劳动价值论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新观点。看西方的经济学争论，如“两个剑桥之争”等，倒是提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2、一些有创造力和反抗精神的人很容易被筛选掉。有人认为，他们可以做出暂时的妥协，把自己的反抗精神藏起来，不妨接受现存的社会游戏规则，接受目前学校教授的学说，使自己被社会承认，等到自己“翅膀硬了”，然后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因为：(1)自己已经在老师的学说的指导下，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旦放弃自己已拥有的领域，重新开始另一个新的领域，这意味着原来的时间、金钱等的投入都失去了产出，而要从事新的领域，首先得放弃原来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策略措施，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等代价，一切从头开始学。何况这些新投入在今后是否有产出，投入产出率有多大，同现有水平相比较差距有多大，都是未知数。(2)一旦研究人员表面上接受某理论后，他的内心实际上也接受了该理论。无论该研究人员多么坚持自己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他会越来越习惯于老师的学说，进而掌握老师的全部理论，而且能运用发挥得更好。(3)该学者之所以被社会接受，是因为社会承认的是他的现有的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成果，因而这种理论成果得满足社会偏好。如果不被社会承认接受，只能表明该理论是无用的(至少在目前)，该学者作了无用功。
3、对于普通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直接决定该人员是否有可能得到一个稳定的货币收入，是否能得到提升，是否能得到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普通的研究人员中存在的短期化行为是比较严重的，尽管这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同时文章的发表也受报社等新闻单位的限制。由于不同报社由不同的部门管理，报社的偏好和报社编辑人员的偏好大不相同，报社拥有自己的读者，报社还得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因而，一些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的文章、编辑部也只能忍痛割爱。
另一个现象是，许多文章要么蜻蜓点水，不痛不痒，要么就是哗众取宠。有相当部分经济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创新。刚入门的经济工作者基本上都有这种感觉，一开始觉得中国的经济学界挺新鲜、名气很大的人挺多，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学界新鲜的血液不多，老是那么几种说法，而且仅有的几种也没有点到点子上，多是说一些大家众所周知的表面现象。原因很简单，他们拥有一定的信息来源(官方的东西多一点)，拥有一些外国的新资料，并对此进行一些所谓的分析。还有的就是反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往中国头上一套，再塞进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形成了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美其名曰“创新”，实际上是“复印机”。
4、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并非由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员取得的。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因为突然接触到他人的某些经济学理论或著作，极大地吸引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原因似乎在于自然科学研究框框较少，并鼓励人们突破传统思想观念进行创新，个人的偏好习惯等主观因素反而有害于研究工作。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容易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得出的结论也比较客观。而搞社会科学的，则有许多禁区。这就压制了人们的创新。
5、自亚当·斯密建立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至今，西方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涵盖了西方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经济运行策略。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也日益运用到经济研究中。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也有相当的深度。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西方经济研究出现了许多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是“站在巨大的肩上”，对他人的理论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并结合西方的经济发展现状，突破旧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社会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指导思想，但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更多的是不加思考的全盘接收，对其研究仅停留在注释上，而不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予以创新。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象，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出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善良愿望，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解决办法，但这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逻辑结构。正如汤因比在他的巨作《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的进步在于创新和模仿，而创新正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弱点，而模仿又往往成了“四不象”。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立足于国内研究经济问题，那样的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是不可能提出一套总结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系统理论的。正如波普尔在他的《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我们之所以相信天鹅是白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见到的天鹅全是白的，而在别的地方存在的黑天鹅，我们并没有机会见到。换句话说，别人的规律仅仅是别人的规律而已，过去的规律也仅仅适用于过去的社会经济条件；别人的规律能不能为我所用，要看具体的时候、地点和条件。可能有人会提出，如果别人的规律不加以具体运用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些规律是否能在我国运用、运用效果如何。实际上我们在这儿只想提出，运用别人的东西首先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具体的国情(不仅是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运用中)，才能真正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毛主席说过，中国向西方学习，但“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
我们不能陶醉于眼前的成功(有的实际上并不成功)，应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如何搞，世界银行如何如何说，并将其视为同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只能是一种不顾中国利益的泛国际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的国际主义。
对于经济学工作者来说，研究中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态度。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或为了养家糊口而研究。当然人首先要生存。但为了生存的研究是不可能正确认识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因素的。
西方经济学研究中能有重大突破，重要原因就是运用心理分析从人性的角度展开。战后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时谈到，别看中国人现在热情这么高，要不了多久，中国人固有的本性就会居于主导地位。当我们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当时的人性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人性并没有多少区别，更远的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和古史上描写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这个事实，但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实际上，中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中不乏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分析与控制的有效手段，为什么不去找一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