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经济转型论文,中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世界进入了大转型时代，其中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且其影响仍在持续。这些国家的转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诸方面，其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中实属罕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就曾指出，中东欧的转型是全面的转型，涉及到经济、政治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和社会的分层化（Kornai，2006）。在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可行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本文首先对中东欧的经济转型进行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进行探讨。
一、中东欧经济转型的回顾
在东欧剧变后，建立何种经济体制被提上了中东欧国家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989年6月，在波兰议会选举后不久，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来到华沙，团结工会活动家库伦要求萨克斯一夜之间拿出一个经济改革方案，变革的急切性可见一斑。因为经济体制转型必须首先解决经济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头脑中有一个初步的蓝图即经济转型后经济体制具有何种特点，以使经济转型有目标地向这一终结状态推进，这就涉及到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的选择问题。最终，中东欧国家纷纷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一些国家在其经济改革纲领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于建立在发达国家经过考验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针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捷克经济转型的设计师克劳斯加以拒绝，他在1990年1月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是走向第三世界最快的道路”（Klaus，1999）。萨克斯直接参与了许多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他在1990年年初就指出，东欧国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而争吵不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经济改革的主要争论应是转变的方式，而不是转变的目标（Sachs，1990）。在他看来，对东欧而言，可供选择的西欧模式是相同的。确实，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有其共通的东西。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产权的私有化、决策的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此外，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套法律制度，以界定和实施产权，同时还需要一个能够有效监督市场活动、规定可接受的市场行为标准、阻止不正当竞争与促进竞争、提供公共品的政府。
事实上，在东欧剧变之前的经济改革中就曾出现过“目的论”与“发生论”之争，亦即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争论。现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克劳斯早在剧变之前就撰文分析了经济体制转型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小步改革的方式，其优点在于可以避免付出较大的社会代价，缺点在于渐进的改革只会延续现存的结构危机。另外一种是休克疗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主张实行激进的改革，并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很快过渡到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Klaus，1990）。剧变之前一些东欧国家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战略基本上是渐进式的。唯一的例外是1987年波兰政府试图实行激进的价格改革，但由于该计划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被全民公决所否决。东欧剧变以来休克疗法在该地区大获青睐，除匈牙利、罗马尼亚外，大部分中东欧国家都先后选择了休克疗法。
按照萨克斯的看法，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要素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简称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Lipton&Sachs，1990）。同时，经济转型也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应运而生的市场经济需要指导经济交易乃至经济运行的新的机构、新的规范和新的法律，这涉及到国家作用的重新界定。因此，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因此，东欧经济转型包括四个要素：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
1.稳定化是东欧国家过渡经济面临的首要议程，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他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人们很难设想在恶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货币严重过量以及对外经济存在严重不均衡的条件下，不对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进行治理便能成功地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稳定化的主要内容如下：政府不再奉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是实行限制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紧缩政策是经济转型初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其内容包括本国货币进行贬值，调整汇率，以纠正本国货币定值过高的偏差；政府大幅度削减补贴，不再通过预算赤字向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大幅度提高利率，改变长期存在的名义正利率、实际负利率的状况，以使利率反映资本的稀缺水平；在过渡初期限制工资的过快增长，控制通货膨胀。
2.自由化包括价格的自由化与外贸的自由化，旨在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价格自由化是与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改革相联系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价格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如下：放开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使价格由市场根据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放开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即工资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放开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根据资本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外贸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如下：取消中央计划经济中长期实行的外贸垄断，使企业、个人可以自由从事进出口贸易；实现本国货币的国内可兑换性；为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可兑换货币做准备；减少乃至取消进口配额，取消出口许可证制度；确立合理的关税水平。
3.私有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与私人部门的发展是该领域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私有化的主要内容如下：以内部私有化、外部私有化、无偿分配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界定和分配国有产权包括农业用地、工业资产、住房以及商用房地产等；对未出售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强化企业的公司治理，把国有企业置于真正的硬预算约束之下；国有企业的非垄断化；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
4.制度化的目的在于为新的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制度化首先涉及到法律改革。法律改革的范围较广，它包括宪法对私人产权的确认，有关财产、契约等法律的制定，以及公司法、私有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银行法、合资法、破产法等法律的制定。制度化也包括适合于市场经济的信息体系的建立，这涉及到统计、会计、审计等制度的更新。制度化还包括国家作用的重新界定。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将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因此需要新的政策手段。国家需要改革税制，建立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国家也需要进行预算改革，建立预算和支出控制的机制。国家还需要间接的货币管理制度，建立两级银行体系，确保中央银行的真正独立性。制度化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如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网，以减少经济转型给人们带来的阵痛。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区分了代价低廉的制度改革和代价高昂的制度改革，认为中东欧的改革属于后者，属于难以实施、牺牲较多、抵制较强的改革。东欧经济转型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经济转型后出现了转型性衰退、失业的剧增、贫困的扩大以及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等现象，这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到2000年后尤其是欧盟扩大后转型的代价下降，收益扩大，中东欧国家进入了享受改革成果的时期。
在经济转型之初，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波澜起伏。1995年市场经济在中东欧国家初步得到确立，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就试图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进行初步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末围绕“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更是促进了对转型十年经验教训的反思。然而，对“华盛顿共识”的过于简化的理解以及失之偏颇地将“华盛顿共识”视为中东欧转型政策的主流从事实上夸大了“华盛顿共识”对中东欧的影响，使“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休克疗法或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威廉姆森曾经强调“华盛顿共识”是为拉美改革提出的政策框架，“如果要为其他地区的政策改革提供一份具有可比性的计划，那么该计划将与‘华盛顿共识’有重叠之处，但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一定要为转型国家提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计划，我将把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写入”（Williamson，2005）。
今天，在转型20年的讨论中，“华盛顿共识”仍占有一席之地，赫尔舍尔教授将激进和渐进两种转型战略概括为“华盛顿共识”与制度演进方式（参见表1）（H
lscher，2009）。围绕经济转型的两分法的讨论如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激进与渐进等在转型之初确实具有现实意义，在转型20年后这些问题的讨论虽然已无现实意义，但仍具有永恒的学术意义，有助于增进对转型进程的了解。
纵观中东欧的经济转型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东欧经济转型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相当不利。中东欧是在市场经济制度遭到摧毁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转型的，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改革面临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制度被“冻结”，拉美国家经济改革面临的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制度。其次，经济转型是全面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欧的转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要比正常情况下的经济改革大得多。再次，经济转型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的。中东欧国家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奠定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最后，中东欧国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全球化和一体化也在塑造中东欧的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
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10月以来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一些学者称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整个进程是失败的。但是从中东欧转型20多年的实践看，这一看法并不符合现实。尽管中东欧国家之间在经济转型进展上存在很大差异，中欧国家显然要领先于巴尔干国家，但是无论从经济体制看还是从转型后的经济实绩看，中东欧国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一）经济体制的变化
中东欧经济转型最大的成就是彻底摆脱了运行不良的无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1990年之前，东欧国家有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却没有一流的经济。一些国家拒绝改革，保持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国家由于改革目标的模糊和政治的约束举步维艰，产生了“非计划非市场的体制”，并最终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危机。转型之初，新上台的执政力量担心经济转型会逆转，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不可逆转。在转型20年后，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得到了巩固。
1.私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在转型之前，除波兰保留了私营农业外，其他东欧国家的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加快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同时新生的私营部门在自由的经济环境下迅速成长。到1996年私有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75%，其他国家私营部门也占到了半壁江山。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速度相比，中东欧国家私有化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到200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0%，波兰、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5%，其他国家私营部门的比重也在60%～70%之间（表2）。
2.经济决策的分散化。经济决策的集中化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之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东欧国家解散中央计划当局，加快国有企业改造步伐，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决策日益分散化。在中东欧，主要的经济决策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自主做出的。1990年之后，中东欧各国开始进行经济转型，长期压抑的经济活动自由得到恢复。中东欧国家取消了非国有经济进入市场的行政壁垒，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可自由进入市场，个人或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因而得以扩大。与之相联系，中东欧国家还采取了如下举措：承诺要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形成有助于企业经营的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产权；企业可获得外汇，并可自由从事外贸；减少繁文缛节，为新企业的建立创造便利条件。经济活动自由的恢复促进了遭到长期压抑的企业家精神的复苏，中小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到1992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共有中小企业120万家，波兰有120万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20万家。到2003年，欧盟新成员国中小企业的数量为596万家，大型企业仅有1万家。
3.资源配置实现了市场化。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由价格调节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自组织经济，价格则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具有信息、激励和分配的功能。在剧变前，价格并非不存在。但价格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些东欧国家就曾进行过价格改革，但是改革并未产生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1990年之后，中东欧国家纷纷实行价格自由化，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在其他配套措施的配合下，价格自由化取得了成效，价格的功能很快得到了恢复。中东欧的经验表明，价格自由化有助于恢复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经济运行提供适当的价格信号。
4.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得以建立。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法律改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司法独立，其法律体系与欧盟国家完全一致，具备了现代的法律制度（科尔奈，2005）。中东欧国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统计、会计和审计制度，建立了现代的税制、银行体系和股票交易所，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趋于完备。
（二）转型后的经济实绩
1.经济增长
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经历了科尔奈所称的“转型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的时间为2～6年，到2000年，中东欧国家才实现了经济的普遍增长。因此，转型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纪录除波兰外都比转型前10年差。2000年之后，应当说中东欧国家走上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由表3可见，2000-2007年六个中东欧国家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转型前十年的水平。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由表4可见，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看，到2007年中东欧国家已经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如果198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到2007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7，斯洛伐克为151，斯洛文尼亚为146，捷克为135，匈牙利为132。
2.生活水平
进行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面临选择何种汇率的问题。官方汇率计算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国家间价格差异，但是不能反映实际的购买力。以官方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生活水平。因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可处理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别，有助于反映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化。表5和表6反映了以汇率计算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的差异。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实际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991年和2000年的水平。2008年，捷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80%，斯洛文尼亚为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92%，匈牙利为62%，波兰为55%（表6）。
东西欧差距由来已久，1500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水平的60%，此后东欧与西欧的差距不断扩大。1600年、1700年、1820年、1870年和1913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西欧的58%、55%、52%、44%和44%。1950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欧的46%，1973年再次下降到43%，1998年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西欧水平的30%。2008年新欧洲（中东欧新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欧水平的近60%。假如东欧在第一个千年其人均收入并不比西欧高，那么，2008年新欧洲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物质福利水平（Piatkowski，2009）。
3.劳动生产率
转型后中东欧国家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尤其是欧盟新成员国劳动力的使用更有效率，其增长为内涵式的增长。转型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1990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为100，那么，1999年捷克的劳动生产率为159.5，匈牙利为172.4，波兰为195.7。从表7可见，即使是在转型性衰退时期，中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所提高。
4.赶超进程
1989年东欧剧变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欧洲。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可行的经济体制，缩短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实现经济的赶超。在转型后第一个10年间，由于经济衰退，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间的差距事实上扩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估计，转型后东欧国家生产平均下降了28%，到1998年东欧国家的生产平均已恢复到转型前一年水平的90%。中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而巴尔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从1990年到1999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与欧盟的差距没有扩大。从1997年到2007年，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15国的差距在缩小（表8）。波兰1989年为欧盟15国水平的38%，2007年达到了欧盟15国水平的49%。斯洛文尼亚1989年为欧盟水平的74%，2007年为欧盟15国水平的82%。转型之初，在维谢格拉德集团4国中，匈牙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捷克，而到了2010年斯洛伐克和波兰均已超过匈牙利。匈牙利成为了赶超进程的最大输家。
5.福利改进
福利的改进并不仅仅体现在收入的提高上，如在转型20年后，波兰人的平均收入比1989年高几乎80%。短缺经济的消失是转型取得的重大成就。中东欧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超级市场和大型超市的发展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而且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中东欧国家已进入了成熟的消费社会。2006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转型中的生活”调查结果表明，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18～34岁的人群中超过50%的人认为经济形势要好于1989年，而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35%的人对此表示认同。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生活满意的年轻人占65%，而东南欧年轻人对生活满意的只有40%多（EBRD，2007）。伊斯特林对中东欧欧盟新成员国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除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外，其他国家平均的幸福满足感都有所提高（Easterlin，2008）。
中东欧的经济转型也改变了中东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欧国家告别了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积极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欧国家在经互会解散后，积极扩大与西欧的经济联系。目前，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与欧盟国家进行的。中东欧国家在欧洲一体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2004年5月，8个中东欧国家正式成为了欧盟成员国。2007年1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中东欧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捷克（1995年12月）、匈牙利（1996年5月）、波兰（1996年11月）和斯洛伐克（2000年12月）、斯洛文尼亚（2010年6月）和爱沙尼亚（2010年12月）先后加入了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年1月，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斯洛伐克2009年1月已加入欧元区。2004年以来，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相继从世界银行的受援国行列“毕业”，成为捐助国。自2008年起，应捷克的请求，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结束了对捷克的借贷活动。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资料库将斯洛文尼亚列入发达国家行列，2009年4月，斯洛伐克和捷克也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欧洲新兴市场的中东欧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提升。
三、中东欧国家面临的挑战
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自认为转型已经结束，在外部约束减弱的条件下出现了“改革疲乏症”。虽然欧盟最近几年出现了“扩大疲乏症”，不再热心于欧盟的进一步扩大，但其他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仍在进行艰苦的努力。在2008年前的10年里，中东欧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东欧决策者充满了乐观情绪，似乎经济的繁荣会持续下去。然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东欧经济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阵阵寒意，强劲的经济开始走弱，本币大幅度贬值，股市大跌，房市走低，融资成本大幅度提高，生气勃勃的中欧小虎俨然成为了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在转型20年后，中东欧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媒体充斥着“危机”、“崩溃”、“欧洲的次贷”和“金融危机第二波”等负面辞藻。2009年中东欧经济陷入衰退，这是中东欧国家在摆脱转型性衰退后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中东欧国家除波兰和阿尔巴尼亚外都陷入了衰退。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救助。2010年中东欧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不幸的是欧洲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在2011年愈演愈烈，不仅对中东欧国家经济产生冲击，而且直接影响到中东欧国家政局。由于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中东欧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增加。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紧缩政策迫使民众勒紧裤带，减少支出。斯洛文尼亚经济警讯频发，有从欧盟的模范生滑向差等生的危险。斯洛文尼亚总统图尔克批评腐败和任人唯亲、悲观主义、政治上的破坏以及缺乏变革的意愿。中左政府希望减少政府债务的社会改革被全民公决否决，改革遭遇挫折。匈牙利欧尔班政府自2010年4月上台后利用其获得议会2/3议席的优势，大肆修改法律，削弱独立机构如宪法法院、法院、中央银行以及媒体的独立性，这使匈牙利成为了法律上不确定、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范例。政治操作不当和经济政策失当导致了投资者对匈牙利经济信心的丧失，政府债务增加、福利大幅度贬值以及融资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匈牙利面临陷入新一轮危机的危险。2011年11月穆迪下调匈牙利经济评级，匈牙利不得不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求救。欧盟委员会就匈牙利违反欧盟法律发起了针对匈牙利政府的诉讼，这进一步增加了匈牙利获得国际救助的难度。2011年10月，由于执政联盟的内斗，斯洛伐克被推向了国际关注的焦点。由于执政伙伴自由与团结党反对欧元区救助计划，欧元区救助计划一度未获批准。在在野党社会民主—方向党的支持下，救助计划10月13日获得批准，但是付出了提前举行大选的代价。此外，面对危机，中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加剧，政治共识不复存在。如捷克公民民主党领导人托波拉内克指出，由于经济危机，捷克社会的沮丧和幻灭感增加。许多捷克人的共识是必须再次进行变革，但问题是对于如何改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捷克宪法法院院长巴维尔·里赫茨基认为，捷克共和国正在走向贝鲁斯科尼式的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中东欧国家面临着不利的情况，从内部看国内围绕改革的政治共识正在消失，从外部看欧元区债务危机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当然，危机也为中东欧国家反思20年来转型与发展的经验教训，筹划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总体上，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上面临如下一些挑战：
1.重新界定政府作用。经济转型后国家对经济的全能干预已不复存在，但是国家并没有完全退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数量减少了，但对干预质量的要求提高了。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增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危机时期，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将增加。出于反危机的需要，政府会出台临时性的干预措施，当经济走出危机后需要对干预政策进行调整，临时性措施的永久化将对经济有不利影响。虽然中东欧国家为应对危机出台了反危机措施，但中东欧国家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行政壁垒，投资于基础设施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作为经济转型领先者的波兰政府面临着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政府从非竞争领域退出等挑战。
2.加强法治。建立法治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经济权利及公民自由。中东欧国家在建立法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欧国家的进展要快于东南欧国家。但是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是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仍存在很大差距。除匈牙利外，中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对法律体系的信任度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中东欧国家在人力资源和资金上的制约影响到司法体系的效率，法院积案过多成为严重的问题，司法体系的效率有待提高。因此，中东欧国家需要从人力资源和资金上支持法院，解决法律积案过多的问题。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上尚不能让欧盟满意，其他东南欧国家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仍相当严重。
3.国有企业的改造。虽然中东欧国家在产权制度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私有经济已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国有企业改造的任务尚未完成。波兰重工业、矿业、造船、能源、石化和保险部门仍面临私有化的任务。斯洛文尼亚银行、保险、电讯、铝业和钢铁部门的私有化仍面临阻力。罗马尼亚政府持有多数股的26家国有企业还处在私有化的不同阶段。匈牙利国有企业已为数不多，政府不排除未来出售的可能性，但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
4.金融改革的深化。对于目前中东欧危机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中东欧的危机类似于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根本的问题是在固定汇率的诱惑下短期银行信贷的过度流动，这导致了私人外债的剧增（Aslund，2009）。但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也遭到了严重冲击。中东欧的问题并不在于金融业的过度开放，而在于金融业开放后外币贷款的非理性扩展，忽视了汇率变动的风险。中东欧国家需要在金融业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中东欧国家需要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要引进创新性的金融产品，使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多元化。
5.社会领域的改革。中东欧的经济转型具有社会后果。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到200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7～0.37之间，而转型之前在0.19～0.24之间。2007年在社会转型后有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保加利亚为14%，捷克为10%，匈牙利为16%，波兰为19%，罗马尼亚为19%，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均为12%。因此，中东欧国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关注经济转型对人的影响。在未竟社会领域改革中，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养老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不利的人口趋势，中东欧国家现有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成为了问题。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需要进行养老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东欧欧盟新成员国医疗支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斯洛伐克医疗支出有所下降，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保持着七年前的水平。医生和护士收入低微不仅导致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影响到医疗质量的提高。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医疗改革。医疗改革可能包括增加私营医疗机构的作用，与国有医疗机构公平竞争；改革拨款体制，确定国家医疗保险覆盖的医疗服务范围，引进自愿的私人医疗保险；重新确定医疗服务的价格；使患者付费合法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刻不容缓。中东欧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教师社会地位的下降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教育的产出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中东欧国家需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以提高教育的质量。此外，中东欧国家需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终身教育，将劳动力政策的重点从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转向支持就业和就业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
目前的危机事实上对“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迫使中东欧国家深化改革。达博罗夫斯基强调“必须回到在经济繁荣时期被忘却的结构和制度改革”（Dabrowski，2009）。匈牙利经济学家拉什罗·乔鲍在转型20年提出的下列问题更是值得进行深入思索：如何实现体制变革？如何衡量转型的成功？如何使转型持续？如何使转型欧洲化？如何在转型中利用全球化？转型是否已结束？（Csaba，2009）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表明目前的基于外资银行作为中介引进储蓄所刺激的快速的金融深化的发展模式已丧失信用。中东欧国家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减少对金融深化的依赖，重视生产率的增长、采纳欧元、向移民开放边界和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等因素（Piatkowski，2009）。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耶拉希奇强调，中东欧国家需要新的增长模式，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称的“早熟的福利国家”。许多国家扩大支出，特别是社会领域的支出，大大超出了其支付能力（Jelasic，2009）。中东欧国家需要对过去20多年的转型进行反思，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改革，以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赶超西欧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捷克总统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欧盟成员国论文; 华盛顿共识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