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渐进转型及其国际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制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加强，人民币汇率制度将向更具弹性的方向转型或演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该如何转型，是采取自愿转型方式还是被动的危机驱动型转型方式？如果采取自愿转型模式，那么我国还将面对由此而来的一个逻辑的权衡或选择，即是采取激进转型还是采取渐进转型策略？下面结合汇率制度转型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开放经济运行现实进行分析。
一、汇率制度退出与转型的内涵与路径选择
一般来说，汇率制度转型可以分为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和危机驱动型转型[1][2]。前者指在转型前6个月到转型后6个月内，市场汇率贬值幅度不超过25％；后者指在转型前6个月至转型后6个月内，市场汇率贬值幅度超过25％（Duttagupta等，2004）。
汇率制度退出也可以分为平稳退出和被动退出（disorderly exit,Agénor,2004; Duttagupta等，2005）[3][4]。有时候这两种退出类型也被称为自愿平稳的退出和危机驱动型退出，对平稳退出和被动退出的界定与对平稳和危机驱动型汇率制度转型的界定是完全一致的（Agénor，2004）。
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是两个动态的有机联系的概念。退出是指一国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安排（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而转型则通常指向比原有制度安排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安排转变（Hakura，2004）。因此，“转型”是“退出”的目的，而“退出”则是“转型”的前提，先“退”才能“转”，“转”是“退”的逻辑延伸，而“转”本身就蕴涵“退”和“转”两个层面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文献对这两个概念并不加以区分，在此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按其进度来划分，汇率制度转型可分为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Agénor,2004；Duttagupta 等，2005）。前者指一国需要多个步骤才能最终完成向浮动汇率制度安排的转变。例如，一种可能的渐进转型模式是，从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退出，然后转型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安排，然后再向水平带内钉住的汇率制度安排转型，并不断放宽水平带幅度，以后还可以继续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型，最后再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型。而激进转型涉及的中间步骤相对来说要少（如果有这些中间步骤的话，Duttagupta 等，2005），最为激进的转型莫过于直接从固定汇率制度一步到位地转型为浮动汇率制度。
因此，实行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的国家实际上就面临着两种基本的汇率制度转型路径，即自愿转型与危机驱动型转型。而一旦选择了自愿转型，一国通常还会面临具体转型策略的选择或权衡，即，究竟是采取激进转型还是渐进转型策略？一般来说，危机驱动型转型模式下，一国通常会被动地实行一步到位的浮动汇率制度（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泰国等经济体就是如此），因此，这种模式下，一国并不会面临激进与渐进转型策略的权衡。
二、汇率制度退出与转型的国际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体日趋增多（Hausmann等，2000；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2005；穆萨等，2003）[5][6][7]，但是这些经济体大部分是由于市场压力而被迫一步到位地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安排的。而在采取自愿平稳的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的国家或经济体中，这一过程通常是渐进式的（Duttagupta等，2004）。
Duttagupta等（2004；2005）指出，在全部139个实行汇率制度退出的经济体中，危机驱动型的汇率制度退出有84个经济体，约占全部样本的60％。在实行平稳转型的55个经济体中，大约只有39％的经济体采取了一步到位式的、从硬钉住或固定汇率制度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激进转型，而其余约60％的经济体都采取了渐进转型模式。
上述分析表明，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有着不同的模式或转型路径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退出路径是否存在优劣之分呢？显然，如果两种汇率制度退出或转型模式在经济学意义上并不存在优劣之分的话，那么，一国无论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退出或转型模式都是合意的。然而，经验却表明，不同的汇率制度退出或转型所需的基本条件和所产生的宏观经济绩效与社会福利影响有较大差异。
首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制度转型的经验研究表明，自愿转型的经济体在汇率制度转型之前通常宏观经济状况比较良好，具有相对平稳的GDP增长率、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充足的外汇储备和比较强的金融监管能力等；而危机驱动型的经济体在汇率制度转型之前往往存在宏观经济情况恶化、GDP增长放缓、国际收支巨额赤字、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以及金融监管能力比较差等状况。因此，一国在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实行汇率制度的自愿平稳转型，而在宏观经济状况恶化的前提下，则常常会被动地进行汇率制度转型。
其次，在实行汇率制度转型之后，不同类型的汇率制度转型对一国宏观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Hakura（2004）对1991～2003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转型作了详细的经验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
第一，实行自愿汇率制度转型的国家，在转型前后的宏观经济表现和受控组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表现（实际产出增长、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和经常账户以及名义和实际汇率水平等）没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大多数的自愿转型都是有序或平稳进行的（Duttagupta 等，2004，2005）。这些经济体的产出增长、通货膨胀和主要的财政收支基本上是不受汇率制度转型影响的。自愿转型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是倾向于不断下降的。这大约发生在转型前并持续到汇率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并且，自愿转型的国家在转型前后能够维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均衡和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相比之下，危机驱动型经济体在汇率制度转型前后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是不稳定的。这说明，在宏观经济良好的前提下选择自愿转型比危机驱动型转型更具优越性。因此，转型时机的选择对一国汇率制度转型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一般来说，自愿转型的经济体在汇率制度转型前后基本上不存在汇率水平的高估或低估现象。而危机驱动型国家则存在较明显的汇率水平的高估或低估现象。在转型之前，其汇率水平是高估的，转型之后迅速逆转为低估，然后又慢慢转变为高估。显然，自愿转型的经济体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在转型之后都没有立即变化。这种汇率的基本稳定无疑是一国所希望的。
第四，汇率制度实行自愿转型的经济体，其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在汇率制度转型之后略有上升，但很快就恢复到自愿转型之前的水平。
因此，相对于危机驱动型汇率制度转型国家来说，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宏观经济扭曲要少得多。并且，相对于危机驱动型汇率制度转型国家来说，自愿转型的经济体在汇率制度转型之后，通常有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比较低的汇率波动等方面的优势。换言之，相对于被动转型来说，自愿转型所导致的一国的社会福利损失要小得多。因此，如果以社会福利（如产出的增长、产出波动、通货膨胀率以及通货膨胀的波动性等）作为判断不同汇率制度转型模式优劣的基本标准，那么，实行汇率制度自愿平稳转型对一国来说是更为合意的或更优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退出，如何转型？
在不同的汇率制度转型模式之间，一国常常要面临权衡和选择，我国也不例外。那么，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国究竟应该并且能够选择哪一种转型策略呢？这显然取决于我国既有的经济现实和制度架构。
（一）自愿转型与危机驱动型转型
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危机驱动型转型来说，自愿转型路径能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福利损失。这对我国目前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和转型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的一个主要内容。没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和转型，根本谈不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因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不仅要求相关配套措施的辅助，更多的是制度安排本身要向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型，最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然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和进一步的完善应该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或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整体的社会福利而创造条件。因为，汇率制度退出是手段，而汇率制度转型才是目的，而转型则又是构成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和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应该选择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
然而，要积极实行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一国是否具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能否科学地把握好转型时机，对实现汇率制度的平稳转型尤为重要。而对转型时机的判断，主要看外部基本均衡情况和对冲的调节机制是否足以稳定汇率。前者涉及对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后者则涉及一国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否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足够的深度。
从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所取得的基本成效来看，由于近年来我国总体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稳定，产出增长在高位平稳运行，而价格总水平也基本稳定，这就为新的汇率形成机制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基本条件。目前看来新的汇率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比较成功的自愿平稳退出。实施新的汇率改革两年以来，我国GDP仍然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增长态势（2006～2007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1.1％和11.4％）。这是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的进一步推进的。
同时，我国政府名义上宣称的汇率制度弹性也在不断增加。2005年7月2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规定：“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的幅度内浮动。”同时，“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卖价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2％，现钞买卖价不得超过现汇买卖中间价上下1％”。2005年9月23日，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的浮动幅度扩大到3％，对银行对客户美元挂牌汇价实行价差幅度管理，美元现汇卖出价和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交易中间价的1％，现钞卖出价和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4％，并且，取消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现汇和现钞挂牌买卖价差幅度限制[8]。
但是，一国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和具体实施上很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可能导致一国名义上实行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但是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则可能表现为更缺乏弹性。而从人民币兑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来看，2005年8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港币和日元的汇率月波动幅度总体来说是不断增加的。但兑欧元汇率的波动性或弹性却无显著变化（图一）。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月波动幅度也是不断增加的（图二），这说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正在朝更具弹性的方向发展，新的汇率制度改革已初见成效①。
图一 人民币兑各主要货币汇率的月波动性及其趋势（2005.8～2007.1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注：1.月波动性指月度内每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中间价的日增长率的标准差；
2.图中的趋势线是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参数λ＝14400；
3.篮子货币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构成。各自的权重分别为0.7582、0.2418和0.0361，权重数据来自黄薇（2005）[9]，且假设在样本期内是不变的。
另外，新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国际储备增长势头仍在持续，2005年7月，外汇储备达到7327亿美元，截至2006年9月增加到9879亿美元。2006年10月首次突破万亿，2006年底达到10663.44亿美元。同时，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双顺差”的势头有增无减：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达到2499亿美元，同比增长55.49％。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说明，新的汇率制度改革还不到位，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转型和完善还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我国具体的政策实践来看，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都是我国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和进一步完善所应采取的基本策略。
（二）激进转型与渐进转型
从我国实践来看，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基本上完成了自愿的或平稳的制度转型，在未来仍应坚持平稳转型战略。然而，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究竟是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还是采取渐进平稳转型方式呢？一国在激进转型还是渐进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型之间常常面临着一定的权衡和抉择（Duttagupta 等，2004，2005），而无论采取哪一种转型方案都取决于一国的基本目标和相应的经济结构及制度条件等（表1，见下页）。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采取渐进模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平稳转型还是危机驱动型转型，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一国在制度和操作层面上的管理有效与否。国际经验表明，要成功地实现向浮动汇率制度或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的转型，一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Duttagupta等，2004，2005）：一个有深度和流动性的外汇市场（Hakura，2004）；一套限制或调控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政策措施；一个恰当的货币政策名义锚，以代替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汇率锚（Hakura，2004）②；监测和管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外汇风险暴露的有效机制。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新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频繁出台了许多相关配套措施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是，“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尚不充分，突出表现在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市场主体较为单一”。[11] 因此，上述基本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具备，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也很难具备，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发展完善。
图二 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月波动性及其趋势（2005.8～2007.1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第二，历史地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基本上也是采取渐进改革路径的（见表2）。对我国来说，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如一个有深度和流动性的外汇市场、恰当的货币政策名义锚以及强而有效的金融监管等）并不具备③，而且激进转型可能导致的汇率动荡和宏观经济的恶化以及预期的不稳定，也是我国转型经济所承受不了的，它会导致社会福利的大量损失。
第三，建立和发展一个可替代性的名义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许多国家都是渐进地削弱汇率作为名义锚的作用的（Agénor，2004）。这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一方面，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建立并有所发展了，但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名义锚渐进设立和汇率制度的渐进转型也取决于国内相应的制度建设和宏观经济条件。如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中央银行的基本目标或最终目标保持为价格稳定；提高中央银行操作上的独立性；提高中央银行在执行和评价货币政策方面的透明度；设计比较可信的预测通货膨胀的技术方法；增加中央银行声誉以及外汇市场建设和完善等。这些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此，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国不能一下子放弃汇率名义锚的作用，也不能激进地或一步到位地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具弹性的制度安排转型。必要的中间步骤，如中间汇率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在我国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条件下，如果采取激进的汇率制度转型策略，很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度升值。在我国目前FDI资金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策略会导致我国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的急剧收缩，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15]。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内，FDI资金主导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很难改变。因此，激进转型的策略很可能会导致我国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第五，平稳的渐进转型策略也是和我国整体的经济转型战略相吻合的，采取渐进、平稳的汇率制度转型能够得到整体经济转型的支持。
因此，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把握时机，适时增加汇率制度弹性，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自愿平稳的渐进转型战略。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渐进平稳转型策略
现实的国情和制度架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完善应采取自愿转型策略，并以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这一进程。由于相应的制度环境的缺失以及为建立和完善这一基本环境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从开始就应设计一个可靠且可信的时间表，这对渐进转型的成功起着决定性作用（Agénor，2004），相关的制度制定应该由决策层进行通盘的考虑。目前看来，我国管理层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进一步完善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已经确定，但是具体的时间表和进程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及时与公众沟通、交流，以增加渐进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就目前来说，我国首先应该完成两个阶段的任务，然后再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具有弹性的制度转型。
首先，随着人民币两年多来的升值，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的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之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将向更具弹性的制度安排转型。在第一阶段的改革进程中，一方面，尽管我国决策层频繁地出台了许多人民币汇率制度配套改革措施，加快了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的建设。但是，这还不够，仍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人民币仍然要维持渐进升值的步伐，即使是兑美元的浮动区间也必须缓慢放开，以确保汇率的基本稳定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的平稳推进。如果在这个阶段试图加速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那么在当前升值压力下，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较大。但在当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以FDI。资金为主导的条件下，升值一方面会直接导致我国产出增长的萎缩；另一方面，升值也会导致我国一般价格水平的下跌，从而使我国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并且，目前面临的升值压力很可能导致渐进的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并不可行（见表2）。因此，加速转型的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剧烈，可能导致较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最终会加大渐进转型策略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和重点应该是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做到“两手抓”：一手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另一手抓人民币兑参考的一篮子货币汇率。在目前国内外各方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时候，将人民币兑欧元、日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3％的“个别”浮动区间，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兑一篮子货币的3％（或更大）的浮动区间。由于一篮子货币是各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将各货币的3％浮动区间整合为兑一篮子货币的3％浮动区间，其实是扩大了兑各主要货币的实际上的浮动区间。例如。欧元或日元的大幅升值将使人民币兑欧元或日元汇率超过3％的浮动区间，但由于其他货币和美元可能不升反跌，因此，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仍可能维持在3％的浮动区间内。因此，这个措施使我国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下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较好地实现了汇率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权衡。
其次，在完成了人民币“单一的钉住美元——参考一篮子货币——整合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区间”转变的基本任务之后（前两步是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我国应该综合考虑基本的经济现实和制度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具体而言，在整合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区间之后，渐进地放宽这个浮动区间，逐渐淡化美元在篮子货币中的作用，强化欧元和日元的作用。从不断扩大浮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过程向最终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型，可能还有很多步要走[16]。譬如，在不断扩大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区间之后，逐渐向汇率目标区转型，然后再逐渐增加目标区波幅等步骤。
最后，在汇率制度增加弹性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尤其重要的是，应该避免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防止投机资金利用单边升值的趋势谋取利益。另外，也应该着手提前考虑更具弹性的制度安排或未来的浮动汇率制度安排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名义锚选择和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新设计或重构问题。
注释：
① 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因此考察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恰当方法应是计算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弹性。但一方面，我国没有公布篮子货币构成，另一方面，相关数据的采集也很困难。因此，只计算了人民币兑美元等4个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并利用已有的研究结论[9]，构造了一个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所构成的货币篮子，近似模拟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波动。
② 货币政策名义锚是指对本国货币价值的一种约束，在某种形式上，它是一国成功的货币政策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来说，名义锚可以视为对相机抉择政策的一种约束，它有助于缓解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从而在长期中，一国更容易实现其价格稳定目标。货币政策名义主要包括汇率名义锚、货币总量名义锚、通货膨胀钉标制、基金支持的或其他货币方案以及Just Do It方案[10]。
③ Hakura（2004）的研究也指出，在1991～2003年，并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是直接从钉住汇率制度一步转型为浮动汇率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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