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隐匿污名的心理效应及其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污名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3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11(2013)04-0592-07
早在1963年，Goffman首先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使人丢脸的、败坏声誉的特质，它可以使被污名者从一个完整的、正常的人变成一个有污点的、被社会贴上标签的、降低身份的人[1]。经过多年发展，污名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拓展。基于Goffman关于污名的定义，Crocker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可隐匿污名的概念。他们认为可隐匿污名身份是一种可以隐藏，使其不被外人发现，但会带来社会贬损效应的污名身份[2]。与可见污名不同的是，在可隐匿污名揭示之前他人并不知道个体所持有的污名特征。因此为了避免遭到歧视和排斥，获得他人的认可并维护自尊，具有可隐匿污名特征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选择隐匿自身的污名身份，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与其他人交往接触。
在以往研究中，可见污名特征通常包括肥胖[3]、少数民族身份[4]、女性身份[5]等；而可隐匿污名特征则包括精神病[6，7]、同性恋取向[8，9]、艾滋病[10，11]、贫穷[12]以及儿童期遭遇的性侵犯和性虐待[13-15]等等。
由于具有一个独特的揭露前(隐匿)过程，可隐匿污名比可见污名更加复杂，它使被污名者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大量研究表明，隐匿污名身份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麻烦，如在人际交往中，隐匿者可能会因害怕暴露身份而调用更多的心理资源持续监控交往的进程，并承受更多的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8]。因此，基于与可见污名的差异，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可隐匿污名从污名研究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特的模型和理论体系，并为减少(或消除)这类群体的污名效应寻求有效的干预方法[16]。
1 隐匿污名的心理效应
1.1 短时效应
由于不同于可见污名给个体所带来的直接、确定的影响或效应，持有可隐匿污名的个体在独特的隐匿阶段(揭露前)可能会多承受一段时间的心理损耗，从而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
首先，对情绪的影响。很多研究表明隐匿污名会使个体产生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distress)。比如一项关于某种性传染病对美国人心理影响的研究发现，患者的短时情绪反应往往是对确诊信息感到惊讶和困惑，并且会因害怕在今后的生活中遭到伴侣拒绝而感到悲伤、痛苦或失望[17]；又如在Quinn等人的研究中，由于受到四种因素的影响作用(具体包括预期污名、污名身份中心性、身份显著性以及污名属性)，可隐匿污名个体比他人报告出更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18]。此外，在情绪方面可隐匿污名个体还可能会产生敌意、羞愧[16]、压力感[19]以及绝望等不良情绪。研究者对同性恋及双性恋的研究指出，不论是因为少数群体的压力或是一般认知过程中危险因子的作用，这类群体都比其他人报告了更多不良结果，包括更多与污名相关的压力，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异常等[9，19，20]。
其次，对认知的影响。对于持有可隐匿污名身份的个体来说，隐藏身份是普遍的策略。但秘密的思想占据模型(the preoccupation model of secrecy)使人们意识到，当人们越刻意表现得像其他人一样，试图压抑相关想法的时候，个体就越会受到污名身份的影响。因为刻意压抑的前提是使它们进入意识层面，所以人们越是努力隐匿，它的可获得性就越强，反弹的就越高。刻意压抑秘密会对个体的生活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种压抑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通过各种方式给个体带来心理负担，从而损害被污名群体的身心健康[21]。该模型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如Wheat等人的研究发现，有精神病史的个体在重要的场合，比如在工作面试时会因隐匿自己的疾病史而受到思想贯注与闯入的影响，从而报告出更多的心理压力[7]；此外，由于个体生活在社会情境中，在受到间接污名或是有可能被发现的威胁影响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认知-情感-行为反应，在认知层面会比常人表现出更多的思想贯注、警觉或怀疑[16]。
再次，对自我概念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自尊(self-esteem)和自我表达(self-representation)两个方面的影响。很多研究表明污名可以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产生消极的自我观念。比如Allport[22]在关于美国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对自我观念影响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社会情境和反射性评价的作用，经历种族歧视的黑人往往拥有更消极的自我观念。然而，在Crocke
等人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认为污名对个体自尊的影响会因自我归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当个体将消极经历归因于自身时，他们的自尊水平才会有所下降；相反如果当个体将不公平经历归于歧视或偏见时，个体的自尊则得到了保护。尽管前人的研究对象是笼统的污名而非可隐匿污名，但随着研究对象越来越细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可隐匿污名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影响。Pachankis的隐匿污名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型指出，个体隐匿自身的污名情况会带来一系列认知和情感方面的不良变化，这些都能导致消极的自我观念，降低自尊水平。他们对同性恋的研究也指出由于隐瞒过程的压抑，个体需要通过揭露自己的身份来提高自尊水平[16]。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了不同的结果，在一项关于青少年隐匿不良学业成绩对自我概念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学业成绩偏低的学生在隐匿自身成绩的情境下往往比对照组报告出了更高的短时自尊水平，同时也压抑了更多的消极自我表征[23]。
第四，对社交行为的影响。隐匿自身的污名往往会使个体在社交中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和抑制行为。研究发现，学业成绩差的青少年在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时更容易受到情境线索的影响[24]；在社会阶层相关污名方面，低社会阶层的人在觉察到自己交往对象是高阶层的人之后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抑制行为，不过这种情况会在同处于异国他乡(即共享少数民族身份)时得到改善[12]。不仅如此，隐匿污名特征甚至还会影响到同伴的行为表现。Everly等人[8]在同性恋身份模糊性对同伴行为表现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当同性恋个体隐匿自己的身份使之模糊不清时，共事的同伴则可能会因猜测而引起更多的心理消耗，并最终表现出明显的抑制行为。
1.2 长期效应
首先，对健康的影响。隐匿污名会使个体产生一定的心理和生理问题，比如抑郁、焦虑、严重的精神问题以及高血压等心身疾病[19]。研究表明，尽管同性恋者在自陈报告中隐匿或压抑了自己与污名相关的紧张和焦虑，但研究者通过仪器测量发现，由于内心焦虑的作用，他们的血压水平要高于正常人[25]；与持有可见污名身份的个体相比，隐匿污名的个体会知觉到更多的疾病症状[18]，对疼痛的忍耐力更低(即更容易报告出敏锐的、长期的疼痛感)[26]。
其次，对幸福感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隐匿污名可以降低自身的幸福感[27-29]。研究者认为，获得幸福感必须要能体验到积极的情绪，同时保持较低水平的消极体验以及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30]。而隐匿自身的污名的个体在隐匿污名身份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认知负荷、负性情感以及行为退缩等消极体验，无法满足获得幸福体验的三个必要条件。
最后，可隐匿污名还可以使个体产生不良的心理社会结果。Melville等人的研究发现，患有性传播疾病的个体会对未来产生更多的担忧，比如对于未来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犹豫、退缩或者恐惧以及害怕自身病情对新生儿会有不良影响等[17]，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艾滋病、精神疾病等具有传播性疾病的人群。
2 隐匿污名的机制
2.1 策略知觉管理理论
Olney和Brockelman提出的策略知觉管理理论(strategic perception management theory)主要强调个体背负可隐匿污名时产生的心理体验。研究者认为持有可隐匿污名身份的个体会在与他人交往中(尤其对象是他所感知的非污名群体)建立一系列策略以主动控制这个交往过程的发展方向，防止被他人察觉他们的污名身份。因此，持有可隐匿污名身份的个体在交往中会表现出一个积极活跃的角色，更加关注与自己污名身份相关的信息和线索，引导交往活动朝向与暴露污名身份相反的方向进行，从而使自己的身份不被他人察觉[31]。该理论不仅强调了持有可隐匿污名身份的个体为了保持他们身份隐匿性所使用的行为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阐释了可隐匿污名个体在社交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不只是被动地防止被人发现。
2.2 污名的隐匿-痛苦模型
Scambler根据对癫痫患者的研究提出了污名的隐匿-痛苦模型(hidden-distress model of stigma)，该模型将污名分为实际污名(enacted stigma)与感知污名(felt stigma)。Scambler认为实际污名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为自身的污名身份而遭到的歧视、敌意的体验；而感知污名是个体内部的污名体验，是由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知觉而在内心形成的对自己的污名化态度，它是个体行为活动的基础，个体可能会为了防止产生实际污名而采取各种保护性行为，比如假装像常人一样活动，如果伪装成功，则将降低个体感受实际污名的可能性，但研究者认为这种刻意的假装会打乱个体原来的生活，并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32]。
该理论被应用于众多研究，比如Jacoby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发达国家，有50%以上的癫痫患者报告有感知污名体验[33]。而对艾滋病的研究也发现，对艾滋病的概念在污名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4]。此外，Steward等人在艾滋病污名的研究中，根据Scambler的隐匿-痛苦模型进一步拓展出了关于艾滋病污名的理论框架。该研究将污名分为人际间污名与个体内污名两种，人际间污名包括实际污名(enacted stigma)与间接污名(vicarious stigma)，个体内污名包括感知污名(felt stigma)与自我污名(self stigma)。研究者认为这四种污名会共同作用于个体，最终导致个体对自身艾滋病的隐瞒行为，并使个体产生压力与心理负担[11]。研究发现，心理疾病患者的自我污名是影响自尊、自我效能、抑郁和社交退缩的重要因素[35]。
2.3 认知-情感-行为模型
认知-情感-行为模型(cognitive-affective-behavioral model)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认知、情感、行为表达部分，二是个体内部的评价过程与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过程，这两大部分五小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不断影响着个体与环境的互动。
该模型强调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情境因素既可以引起个体的内在反应，包括认知表达与情感表达，也可以被后续的行为表达与自我评价所影响。情境因素具体包括个体所持的污名在社会中的显著性；可能被他人发现的威胁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等。对情境因素的感知可能会使个体在认知表达上更加警觉，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集中注意于与污名有关的线索；也可能使个体产生焦虑、抑郁、内疚、堕落等消极情感，从而进一步影响个体对自己后续的印象管理过程(如可能使个体产生回避或选择性的揭露行为)[16]。该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16]。
图1 隐匿污名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型
3 揭露污名的机制、影响因素及效应
3.1 与揭露决策相关的理论
3.1.1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CPM)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侧重对揭露和隐匿两者关系的阐述，Petronio将揭露和隐匿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内容，她认为在揭露和隐匿之间存在着一个边界，人们通过对边界制定规则来实现隐私信息的管理[36]。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第一，个体通过揭露私有信息实现边界管理。CPM理论强调，自我揭露不只是为了建立亲密关系，其动机可以是多重的，比如缓解内心压力，获得控制感或享受自我表达等。第二，个体在自己的隐私边界内掌控着自己的隐私信息。信息开放程度越高，控制力越低。重要的是Petronio认为隐私边界可以随着个体的生命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们可以不断加强隐私边界来保护自己，也可以不断弱化边界以获取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第三，个体通过建立隐私规则管理和控制自己的信息。当原有的规则不再起作用时，则调整规则以适应变化，直至最后建立新的规则。个体通过向他人揭露自己的隐私将他人纳入自己的隐私边界内，他们共同拥有和管理这些隐私，并协商该用哪些规则管理这些信息。有时规则会被共同遵守；但有时也会因各种原因产生边界动荡，比如共有者中有人背信弃义使规则失效。CPM理论自提出以来应用很广泛。Petronio将该理论用来指导家庭隐私的管理，使家庭内部更好的沟通。同时该理论也为如何处理像离婚、艾滋病、抱养等隐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37，38]。
3.1.2 揭露过程模型(disclosure process model，DPM)Chaudoir等提出的揭露过程模型解答了何时揭露污名身份会对个体有利以及为什么揭露的问题。DPM在探究揭露过程时主要包含5个方面，分别是前期目标、揭露事件本身、调节过程、结果和反馈环路[28]。Chaudoir和Fisher认为，影响可隐匿污名身份持有者做出揭露决定的因素主要是前期目标的性质：个体的前期目标可以是趋向型的(即个体做出揭露决定是为了寻求他人的理解，追求增强人际关系或者为了对他人起到教育作用)，也可以是拒绝型的(即个体做出揭露决定只是为了避免遭到社会拒绝和冲突)[28]。这两种目标导致个体不同的揭露行为，并因此形成个体所经历的独特的揭露事件。很多研究表明趋向性目标驱动的行为往往比回避型目标驱动的行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模型中的揭露事件包括事件的特性和朋友的反应倾向。揭露事件的特性包括揭露的内容、深度、广度、揭露持续的时间、情绪成分等。所揭露事件在受到社会支持、社会信息的变化以及心理压力的释放等因素的进一步中介作用后才会最终对个体产生一定的结果和影响。个体的揭露行为能释放之前由于压抑和隐匿自身的污名而产生的心理压力。Chaudior等人认为，具有拒绝型目标的个体尤其会通过心理压力释放这种中介作用获得身心健康的良好结果。个体还可以通过揭露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进而促进身心健康状况；相反个体也可能由于揭露而体验到社会拒绝和歧视，从而损害身心健康。而社会信息变化是指在个体向某人揭露自己的污名身份后，他们之间所持有的对双方的知觉信息因此改变，这些信息的改变进而影响他们以后交往中对行为风险的知觉和估计，导致个体以及揭露对象不同的行为反应，最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以及亲密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揭露所产生的结果具体包括个体内的改变，如身心健康状况、与污名相关的行为等；人际间的改变比如人际交往的亲密性、信任度、喜欢程度等；以及对社会环境产生的长期影响。这些结果会进一步反馈于个体的目标系统中，从而形成螺旋状循环。该模型的具体内容如图2所示。
图2 揭露过程模型
3.2 影响揭露的因素
3.2.1 社会情境知觉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个体都会对所处的环境进行知觉。对所处社会情境的知觉方式是影响持可隐匿污名身份个体做出揭露决策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所处情境氛围支持性的知觉是影响揭露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研究表明，知觉到他人的支持可以明显促进个体的揭露行为[14，39]。如在关于遭遇性侵的儿童的研究中，支持性养育者的儿童的揭露率(63%)比养育者为非支持性的(17%)高出了3.5倍[14]。其次，对自身持有的污名身份的集体表征的知觉也可以影响个体的揭露行为。具体来说，对集体表征的知觉是可隐匿污名个体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持的污名特征的一种感知和理解[40]，个体可以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之处感知到他人在涉及自己污名身份时的态度和观点，并因此影响到个体后续与揭露相关的认知评价、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反应过程。第三，对社会歧视的知觉(工作中的组织规定、政策、媒体信息及态度等)是影响揭露行为的另一因素。对社会歧视的知觉与集体表征的知觉类似，不同之处是社会歧视是更加宏观的，它存在于组织层面，主要包括有意歧视和无意歧视两种[6]。有意歧视是指规则、法律以及新闻媒体等对相关污名群体的限制与偏见性态度；而无意歧视是指社会组织或机构表面上对污名个体并没有有意的偏见或歧视，但通过社会的某些“看似正常”的规则或契约确实引起了相关个体的机会剥夺等不良后果[41]。在社会情境中能否知觉到这些歧视的存在也会影响到可隐匿污名个体下一步行为的选择，即是保护性的继续隐匿污名或是释放压力性的揭露污名身份。
3.2.2 情感反应 可隐匿污名个体在揭露污名前受认知、行为与社会情境等的影响可能产生焦虑、沮丧、敌意、堕落、内疚、羞耻、恐惧等情感反应。而这些情感又能反向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与后继的行为过程。Bosson等人[25]认为持有可隐匿污名的个体既可能因情境与认知评价的影响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也可能因为不断的努力压抑内心的污名想法导致心理负荷过大而产生焦虑、沮丧，而焦虑可以改变个体的认知评价从而影响个体的无意识的行为。这些负性情感可能使个体内心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个体为了缓解压力、提高自我效能感或幸福感而选择揭露自身污名特征的行为。
3.2.3 需要/动机 在揭露污名特征之前，个体的需要和动机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揭露行为选择。研究显示，持有可隐匿污名的个体有揭露污名特征的需要。比如Cain[42]在男同性恋的研究中认为，揭露行为至少可以满足增强自尊、增进亲密关系、解决人际问题、避免出现更糟的结果、减少偏见[43]等需要中的一个。同时，持有可隐匿污名的个体也有选择保密的需要，比如保护重要他人免受情感或生理上的伤害[14]，使他人免于痛苦，或因特定情境不适合自我揭露[44]以及保护自己免受他人歧视，留住工作或机会等。当需要产生后，动机也就随之形成，根据Chaudoir和Quinn[45]的研究，揭露的动机可以分为自我系统的动机和生态系统的动机两种。自我系统的动机强调个体的行为只是为了获得自己期望的结果，避开对自己有伤害的结果；而生态系统的动机则强调个体在行动前同时考虑揭露行为会如何影响自己和他人(揭露对象)。相比较之下，他们发现具有生态系统动机的个体在第一次揭露后往往会获得积极的揭露体验，这种经历会降低个体对揭露的恐惧，提高心理幸福感[45]，进而使个体在后续做出更加公开性的揭露行为。
3.2.4 对污名的敏感性 污名敏感性与需要/动机协同作用于个体，对揭露行为倾向起调节作用。因此，对污名的敏感性也是影响个体揭露行为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污名的敏感性是指在同一类污名群体里，个体之间表现出的与刻板印象威胁相关的长期性的自我意识层面的差异[46]。研究表明，个体对污名的敏感性会影响后续的心理效应以及行为决策过程。例如Brown等人的研究显示，污名敏感性高的妇女在数学测验上的成绩显著低于污名敏感性低的妇女[5]；对于情感性精神疾病患者，污名的敏感性越高，在行为应对上采取逃避和隐藏的比率越高[47]，但Kroska和Harkness同时也指出，以上研究发现的规律并不适用于适应性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3.3 揭露污名的效应
3.3.1 短时效应 揭露污名对个体有着重要的意义，会产生一系列短时效应，主要包括个人身心状态的改变、与他人关系的改变和社会情境的改变等。首先，在个人身心状态方面，揭露污名对个体的心理、生理和行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心理方面可以表现为自尊的提升或降低、压力的变化、负性情绪的波动以及幸福感的获得等；在行为上可以表现为危险行为或积极行为可能性的变化[43]；而在生理上可以改变个体的健康水平等[28]。其次，揭露污名可以影响个体的人际关系。这些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性方面，表现为亲密感的增强、获得信任、人际问题的解决、获得安慰和同情等[28]；二是体现在非支持方面，表现为不被他人相信、被他人拒绝、疏离感的增强以及遭遇背叛等[13,43]。最后，揭露污名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效应。一方面，个体可能通过揭露使社会意识到特殊群体的存在，从而通过教育或接触等方式减少文化耻辱感或者降低社会污名，提升污名群体及成员的社会地位；当然，另一方面个体也可能通过自我暴露而遭受更多社会歧视和孤立[15,43]。
3.3.2 长时效应 除了短时效应，揭露污名还会对个体产生的一定的长期影响。这些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后续揭露行为的影响。揭露污名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次揭露的预备。一旦持有可隐匿污名身份的个体发生初次揭露事件后，不论他所获得的揭露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都将作为第一次揭露经历深深影响着他未来的揭露历程和后续的揭露选择[28,48]。揭露污名会使个体的行为产生明显的变化，并将持续终生[13，15]。例如被性侵儿童在初次揭露后不得不在儿童保护组织、警察局或者咨询室继续经历重复揭露的情况，或者他们的交际圈从此因为揭露行为而被分割成知情者(圈内)和不知情者(圈外)两种情况。即便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也不得不继续选择向哪些人揭露将其纳入圈内或者将哪些人排除在圈外。研究还发现，当个体发现圈内也有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时(互相揭露)，他们会很快成为挚友，建立一种独特而紧密的关系[13，15]。另外，“重复”揭露的行为还会随着个体的生命进程而发展前进，面对环境的不断变化，个体需要不断平衡圈内圈外的关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揭露前—揭露/隐瞒—揭露后阶段。同时由于个体始终处于社会大环境下，社会信息的变化和对社会支持性的知觉也会共同作用于个体，不断影响他们圈子边界的大小以及边界的清晰度。其次，在幸福感和健康方面，第一次揭露经历的性质还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表明第一次揭露经历积极的个体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较高水平的健康状况[45]。Chaudior等人建立的揭露过程模型(DPM)也将其看作一个重要的因变量，他们分析整合了不同的揭露理论并由此发展出了一些支持性的策略模型，以帮助可隐匿污名个体获得更多幸福感和健康状况的提升[28]。
4 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对于可隐匿污名来说，现在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分散，很多研究都只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上，比如心理疾病、同性恋、艾滋病这几个领域，并发展出了一些较为针对性的理论和策略，但对于可隐匿污名这个较抽象和概括的研究对象来说，目前整合性、总结性的理论和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学者将与可隐匿污名相关的各个层面、零散的研究结果和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和整理，概括出更加普遍性的适用性更广的理论和模型。
其次，目前关于可隐匿污名揭露过程的研究虽成果颇多，但对于一些特定的污名对象，比如艾滋病、精神疾病等，由于这些疾病可能会随着污名特征或病程的发展而转为可见污名[49]，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注意可隐匿污名向可见污名的转化过程，对具有可转化污名的群体进行追踪研究，建立动态的转化理论体系，从而发展更具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策略，使理论研究能更加灵活的指导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污名的各种问题。
再次，由于污名是由认知层面的刻板印象、情感层面的偏见和行为层面的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在方法学上，基于ERP源定位和fMRI的研究，研究者已经揭示出刻板印象的可能的认知通道[50]。而可隐匿污名领域的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社会调查和行为实验等社会心理学常用的方法上，并不能满足揭示可隐匿污名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的需求。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结合更多前沿的方法技术，从医学、基因、脑科学等角度更加深入的分别揭示隐匿污名和揭露污名时的认知通道，生理机制以及所产生的生理效应。
最后，目前关于可隐匿污名的研究大多还只是横断研究，纵向研究较少。然而，Shelton，Alegre和Son[51]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注重研究社会污名的影响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如何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未来研究应采取纵向设计，重点关注隐匿污名、揭露污名以及揭露污名后等各阶段个体的心理特征及其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模式，为人们理解和干预可隐匿污名效应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标签：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心理健康论文; 心理学效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