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183;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明清论文,总量论文,麦迪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后期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关于历史上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地位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断有重要成果问世，在国际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①相较而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展现，由于篇幅所限，读者很难从中窥探作者进行推导的具体步骤。日前，笔者阅读了刘逖先生的大著《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刘著”)，这应该是国内学者中专门论述中国历史上GDP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意义非同小可。这是一部系统研究1600年至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著作，在认真拜读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出一些疑惑，特向刘逖先生求教。
由于资料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古代的GDP进行估算，必然会遇到困难。比如明清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国土面积的调整、政治军事变动及自然灾害，都会对GDP统计产生影响，应该说，刘著对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思考，并试图通过人均GDP等方式，尽可能地将这些因素的影响降至最小。刘著力图回应的问题，如对麦迪森估计数值的批判，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分析，也有相当的学术水准。通览大著，还可以发现，作者在进行学术梳理和相关分析过程中，所参照的已有研究成果，大都是这一行业中的权威著作，如人口史方面选择何炳棣、曹树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农业生产方面引用方行、郭松义等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②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也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书中第117页，因为对清代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导致作者在分析清代财政收支所占GDP比重时，出现了一个重大疏忽。清代财政分为常例收支和临时收支，作者对常例收支的分析自然不错，但一旦计上临时收入中的捐纳、报效和临时开支中的战时军需、蠲免，结论就会大不相同。清代的捐纳，因其开捐和用途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军需事例、河工事例、赈灾事例、营田事例四种，其中以军需、河工为最多。报效则是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对商人采取的一种勒索办法。根据陈锋的统计，仅乾隆至嘉庆时期的盐商报效银，即多达65001491两。③而据汤象龙的研究，嘉庆朝在二十年中仅捐监的收入就达4000余万两，平均每年不下200余万两。支出方面，仍据陈锋的统计，白莲教起义期间，嘉庆元年至三年共拨四川军需银1950万两，拨陕西军需银1250万两，拨甘肃军需银200万两，拨河南军需银200万两，拨湖北军需2000万两，所拨各地军需总额当在6000万两左右。④蠲免分为灾蠲、恩蠲与普蠲。康熙、乾隆时期的恩蠲、普蠲数额巨大，次数频繁，人所共知，即便到了嘉道时期，国力有限，也屡有举行。嘉庆二十四年的嘉庆帝六十大寿普蠲天下钱粮，共计蠲免各省积欠钱粮21296800余两，米谷4045200余石。⑤虽然这一数据主要是免掉收不上来的税款，但在财政统计时仍需加以包括。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作者在附表7.1“清代前期财政收支与占GDP的比重”(第117页)结论就会完全走样，由此推导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极小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前面提到，不论是疆域的变化，还是灾害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到GDP与人均GDP，而刘著采取的办法是通过人均GDP来消解变化，接近真实。话虽如此，但明朝人口统计与清代人口统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疆域的变化和人口统计方式的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刘著就呈现出人均GDP通过GDP除人口总量得出、而人口数量的变化又导致GDP的改变，恐难以自圆其说。
作者认为，不论是麦迪森还是贝洛赫，都“显然高估了我国的经济实力”(第149页)。但为求得数据，作者假定这两人对世界经济总量(扣除中国后)的估计是正确的，得出了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的结论。作者又觉得这一估计不太靠谱，所以称“如果我们假定麦迪森、贝洛赫对印度等欧美以外国家GDP的估算同样存在高估，并且高估幅度与对我国的估计一致，那么我们估计的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可以上调3—5个百分点”(第150页)。作为读者，必然会有疑惑：为什么麦迪森和贝洛赫对印度等欧美以外国家GDP的估算不可以高估更多、或者低估很多？如此一来，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又该是多少？
刘著最大的问题还并不在此，而是所有与GDP相关的估测数据。李伯重仅对1820年代的江南进行GDP研究，已经发现很难做到深入，从而将范围逐步由江南变成松江府，再由松江府缩小到华亭、娄县两个地区。尽管他已经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对于一些关键的数据，也不得不依据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来进行推导。⑥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传统独特的大国，进行历史上的GDP研究，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显然，刘著对于这些困难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刘著指出，文本记载与历史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历史研究离不开真实生活，然而对于古代真实GDP情况的估算，我们只能依据当时的记载(如果幸运的话，也许可以依靠若干考古材料)”(第17页)。但纵观全书，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利用当时史料记载的地方，他所依据的，完全是第二手的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全书出现频繁的字眼就是“我估计”、“我认为”。
通览刘著，可以发现作者对待数据方面，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态度，有时还显得太过随意。
以人口数量的推算为例，作者先是认为曹树基的明清人口史借鉴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基本复原了若干关键年份中国人口数据”，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高度”，“其统计结论是迄今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接着作者又指出，刘克智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问题”，出现了每十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0%的“缺乏可信度”问题，连麦迪森都要对他的数据进行修正。书中第41页，居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刘克智所估的1600年数据1.6亿，1630年的人口1.38亿，下降幅度达13.75%；而按曹树基对1393年至1630年年均0.41%的增长率来看，1600年人口应该为1.7亿；因为这两种数据都不能令作者满意，结果就出现了刘著根据刘克智的下降率来校正曹树基的1600年数据，得出2.23亿的数字；再拿曹树基的1.7亿与此2.23亿相加后平均，变成了2亿。⑦其实作者也明白，经过这样一番倒手之后，此间的0.488%人口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了曹树基本人所推算的0.41%人口增长率。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这一段时期是明代相对繁荣的时期，较少受到战争和天灾人祸的影响，这样的人口增长率水平应是可信的。”问题又来了：1610年和1620年，明朝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和天灾人祸，人口增长率怎么就变成了-0.12%？还有一点，既然曹树基的人口研究最为精深，那曹树基为什么在1600年这个关键的世纪年份人口数据上，将人口少算3000万？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作者为了生硬地配合1630年曹树基的人口数据，又觉得曹树基1600年的数据过低，从而进行强行组合。
对全国耕地面积的估算也有类似问题。作者先是列举吴承明认为粮食作物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0%，吴慧认为是85%，郭松义认为明代的数据高于90%，清代则约为90%，“我们采取吴承明和郭松义的估计，认为明清时期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耕地面积之比为9:1”(第48页)。问题在于：如果吴慧的85%估计和郭松义对明代高于90%的估计不正确，那不正确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在这几种数据中，90%最有道理？如果作者不能给出详细的理由，这样的估测也就变成了吴承明先生对麦迪森的批评：guesstimated(瞎猜)。⑧
关于明清时期的亩产量一问题，有诸多学者做过辛勤耕耘。姑且不论是否因为吴慧先生只考虑了北方产量的一年两熟，而郭松义先生考虑了一年两熟、一年一熟和两年三熟的情况，郭松义的数据就应该“更可靠”；但作者在肯定郭松义的数据同时，难道又仅仅因为“清代北方种植稻谷的面积有较大增加，且其产量低于南方”，为了将“清代稻谷亩产调整为与明代一致的水平”，就可以生硬地把郭松义的427斤下调为410斤(第51页)？在传统农业社会，亩产量的数十斤差异对GDP的影响，想必作者再清楚不过。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于轻率了呢？
还有一个问题，刘著已经假定经济作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0%，粮食作物占90%；作者又承认，经济作物的净产值与粮食作物净产值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最终将其确定为“经济作物单位面积净产值为种粮净产值(南北平均)的2倍”(第61页)。作为读者，我们又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明清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具有一定的“经济理性”，为什么他们不去用同样的单位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以获得2倍的收益，而非要费力不讨好地种植粮食作物呢？
作者在估计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的数值时提出：“刘瑞中估计，18世纪畜牧业、水产业和林业等收入大约为农业收入的12%，管汉晖等估计明朝时期这一比例为8%，张仲礼估计19世纪80年代为10 %，珀金斯估计民国初期这一比例为11%左右，屠光绍认为20世纪3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19.59%。综合这些分析，我们假定畜牧、林业、渔业的净产值为农业的10%，并以此估计畜牧、林业和渔业对GDP的贡献”(第64页)。姑且不论所参考的估值有无合理性，即便承认它们是可靠的，作者也需要逐一辨别，因为从8%到19.59%，既有数量上的变化，也有不同时代的所指。作者既然号称要通过精准研究来推翻麦迪森的结论，就必须给出精确答案。
如果只是为了估测而估测，研究中国明清时期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估算农业总产值，再按作者所希望的农业总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比重，做一汇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印证心中已有的答案了。
定量研究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吴承明先生曾表示：“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⑨可能由于学术背景的原因，作者对于数据具有高度的认可，但往往忽视了数据背后的历史真实性与合理性。
刘著在第42页估计1600年人口为2亿，1840年的人口为4.16亿，后者为前者的2倍；但在第74页估计盐业净产值时，认为“1600年我国盐业的净产值约在380万两，1840年达到8870万两”，后者是前者的23倍多。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消费量怎么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剧烈波动？这样的推算显然违反了常识。
作者认为明代小麦、大麦、小米、高粱以及其他杂粮亩产为136斤，清代为160斤，“考虑到数据平滑的需要，我们假定1630年以前亩产量为136斤，1740年(乾隆五年)后为160斤，其间数据按自然增长率推算”(第51页)。其实，从明朝灭亡前夕到清朝乾隆五年，小麦、大麦等杂粮的产量怎么可能按自然增长率成长？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第68页估算丝产量时，作者先是按李伯重明末与清代江南丝织工人数的估计为依据，再按1840年吴承明的估计为终点来重建此间的系列数据。为了“数据平滑的需要”而主观臆测出来的数据，怎么可能变成真的历史写照？再根据诸如此类的数据所汇总出来的数据，怎么可能变成前近代中国GDP的真实反映？
作者按生产法和支出法估计棉丝业的产值，发现“在绝大部分年份，棉丝业净产值占按生产法计算的占地经济作物净产值的比重均不到20%，这说明我们按生产法估计的数据可能存在严重高估”(第61页)。为此，作者按支出法对占地经济作物净产值进行调整，将棉丝业净产值强行提高到经济作物的30%，然后“取生产法和支出法计算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占地经济作物的GDP数值”(第62页)。这样的推算很难让人信服。
关于幕僚和师爷的收入情况。中国历史上幕僚和师爷的数量庞大且极为隐蔽，人数及其差异化的收入是绝难搞清楚的。作者为取GDP估计的完备性，先是假定明末有幕僚10000人(根据何在？)，乾隆年间幕僚的人均收入为160两(根据又何在？)，然后再根据张仲礼估计19世纪80年代幕僚总人数为16200人，人均年收入为559两⑩，推算各个时期的幕僚收入(第104页)。这其实就是先确立了两个虚假的标杆，即乾隆年间的数据(作者也没有明确指出是乾隆朝哪个具体年份)和1880年代的数据，再据此做一平滑。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幕僚的人均收入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乾隆时期的幕僚收入不会高于1880年代？
“过去我国GDP统计中不包括住房服务，2005年对2004年GDP修订后，住房服务开始计入GDP统计范围。”(第109页附注)这说明，作者也清楚，直到5年前，中国的GDP统计与国外都存在着差异。中国古代百姓对房屋的消费心态、行为方式和国外迥异，作者为求公式上的整齐划一和中西比较的方便，就特意算出一个明清时期的住房消费水平。在公式上合理了，却消解掉了背后的历史性差异。
作者估计人均消费量，认为管汉晖根据方行、徐浩的数据估计严重偏高，故采取黄敬斌的结论(第121页)。但黄敬斌估计18世纪中期的江南农民家庭消费约在52.6两，19世纪中期增加到了65.1两，显然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居民的创收能力。黄敬斌曾对1930年代吴兴等三地农民收入做过分析，结论是户年均可支配收入吴兴为149.74元，无锡240.89元和嘉兴165.07元，远低于他估计出的1930年代江南居民户均消费254.6元的标准。黄敬斌承认：“从这些地方农户的年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其数字都显著低于前文对于1930年代江南农户年消费总额的估计，这对于前文的估计来说是一项挑战。”(11)我想，不管“技术原因”如何，江南的所有农户每年承担着38元至110元的亏欠，入不敷出，却依然豪放地饮酒吃茶、花天酒地地过着“奢侈性”的消费生活，这是有悖于常识的。作者以黄敬斌的研究成果作为估测基础，结论自然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关于粮食部门的GDP数值，刘著认为：“从不同时段看，样本前期(1600-1630年)和样本后期(1761-1840年)误差很小，说明这段时期社会余粮不多；样本中间期(1631-1760年)误差较大且为负值，说明这段时间社会余粮十分充裕。此外，1651年至1720年的误差率显得过大，超过了-30%，这可能与人口耕地增长速度不对称有关”(第56页)。据作者提供的表格看，他认为粮食部门的GDP，1620年为2.987亿两，1630年为4.7亿两，1640年为4.26亿两，1650年为5.89亿两，1660年(顺治十七年)为7.19亿两，1670年为5.23亿两，1680年为3.7亿两，1700年(康熙四十九年)为4.77亿两，其间的跳跃和反差难道不是有些出人意料吗？1630年的产量怎么可能是1620年的近一倍，顺治十七年的产量又怎么可能是已经承平日久的康熙四十九年的近一倍？凡是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1630年和1660年两个时段，恰恰是战争频仍、灾害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的时期；而相较之下的1620年和康熙四十九年，情况则要好得多。再者，通过生产法与支出法的对照，我们也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清军入关前后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数十年间里，社会余粮会“十分充裕”，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乾隆后期及嘉道这一社会安定时期？作者不去从根本上检讨估测数据的合理性问题，却要强行解释，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刘著第86页对麦迪森的研究给予了严厉地批评：“如果说麦迪森对农业部门产业的估计尚存在一定合理性的话，其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的估计则几乎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麦迪森或许是按照20世纪初(至多是19世纪末)中国分行业GDP比重数据进行推测的。”其实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理解：农业部门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行业，如果对农业部门做出了合理的推断，最终的结论也就会大致靠谱。反观本书，作者难道不是也在大量按照晚清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进行反推吗？表面上的精确客观，背后的实质一样。
作者曾批判麦迪森等人对中国历史上GDP的高估：“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而184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那一年，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奢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第6页)但根据作者的分析，中国的人均GDP，1620-1670年之间的数据，仍然要高于1760年以后的时段。也就是说，通过作者的研究，作为经历着明末农民战争、天灾人祸和清军入关后大混战的中国社会，此间人均GDP居然还要高于乾隆盛世时期(由1670年的人均380美元降为1760年的318美元，见第180页)。这是不是又有些让人心生疑虑呢？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我们并不缺少数据，而是缺少可靠的精准数据。GDP的统计和推算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数估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如何做出具有公信力的成果，还是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可以相信，至少在目前看来，不论是麦迪森所描绘的美妙情景，还是刘逖所给出的黯淡形象，都远非历史真实的写照。中国历史上的GDP问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李伯重对1820年上海华亭——娄县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看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李稻葵和管汉晖对明代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明代GDP试探》，《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在国外学者中，以[美]珀金斯(D.H.Perkins)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伍晓鹰等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影响最大。
②当然，也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比如财政史的研究成果，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1851-1894》(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更有说服力。
③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④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6—275页。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线索：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2册，嘉庆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可知，湖北自嘉庆元年军兴以后，动用军需各款截至三年六月以前，作为正案报销，其自三年七月起至十年十月防兵全撤之日止，作为续案报销，核计七年的续案报销，“动支帑项不下千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4册，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第606—607页。
⑥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李著仅比刘著晚出1个月。
⑦不知为何作者不取1.97亿？因为按事后的推算，其间300万的差距对于GDP总量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⑧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⑨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248页。
⑩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张先生将总人数和人均年收入精确到个位数时，是很有可能违背离历史真实的。
(11)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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