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玄学名声不佳，“清谈误国”是其身后1000多年封建学术评价的主调。新文化运动以来，玄学的研究才随整个传统国学，纳入了科学分析的轨道。因笔者学识与文章篇幅的局限，对当代玄学研究的回顾，难以面面俱倒，只能分析各个时期的基本动向，难免挂一漏万（注：其一，本文范围仅限于思想史学科领域，不包含文学史研究领域；其二，本文不涉及玄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展，这需分专题进行个案处理。台湾大学林丽真教授等诸多同仁的课题组已立项研究，正在进行中。）。至于对未来的“瞻望”，则只是表达自己的希望而已。
一
魏晋玄学的当代研究，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3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
严格地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是从汤用彤先生开始的。他在1938～1947年期间陆续写成了9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除《言意之辨》外，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1957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用力最多。他认为，汉魏之际的形名学与《易》学天道观的演变，是玄学形成的两大思想来源；“言意之辨”是玄学的新方法；王弼玄学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宇宙构成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思想特质是以“儒道为一”；道生的“顿悟”说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佛教影响，以及魏晋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关于玄学的特质是以本体论“体用”方法融合儒道的观点，对二十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汤用彤先生侧重于哲学理念分析的话，那么，以陈寅恪、唐长孺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家于解放前后发表的论文，则为魏晋玄学史研究展现了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丰满了它的历史血肉。例如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等论文集中，对魏末“四本论”蕴含的特殊政治意义，玄学名士的人格特征，竹林七贤称谓的由来，两晋之际玄学与佛教的关系等，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尤其是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成一家之言，产生了深远影响。又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在清议与清谈关系、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上，都不乏真知灼见。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理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
（二）50年代初期～70年代后期。
建国初期的50、60年代，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魏晋玄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效果，代表作是先后出版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以及数十篇专题论文。这些论著以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玄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属性，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庄园经济、门阀士族，尤其是阶级斗争与玄学关系，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玄学的哲学观点，对其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人性论、社会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角度。此外，还发掘了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思想家，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对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从总体倾向看，这个时期对魏晋玄学的评价不高，认为它崇尚空谈，在哲学上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可知论，反映了门阀士族阶级僵化没落、醉生梦死的虚无心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这一领域，揭示前人没有看到的面相。但是随着左倾思潮的不断升级、思想走向僵化的背景下，阶级分析观点被绝对化，逐渐形成了以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和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三大块”的研究模式，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进行削足适履的机械套割，窒息了思想史研究的生机，终于在文革中陷入绝境。魏晋玄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难逃厄运，十年动乱期间，竟无一篇论文问世。
（三）80年代初期～90年代后期。
经历了从极左思潮文化禁锢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的中国学者，从坎坷的自身经验中懂得了魏晋士人的痛苦与欢乐，思想之光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个曾一度难以理解的“黑暗时代”，开始重视并有能力整理这份久被冷落的文化遗产。同情的理解，使学者们能够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汉魏之际的学术变革，因此充分肯定魏晋玄学在当时的思想解放意义，成为学术主流。
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尤其是在“文化热”浪潮的持续推动下，玄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举办过两次魏晋玄学研讨会：1985年12月的北京香山“玄学讨论会”和1994年5月的无锡太湖“谈玄会”，会后分别以笔谈形式发表（《文史哲》1985年第3期，《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同时，在大量以“道家文化”名义下召开的学术会议上，魏晋玄学都是引人注目的论题。这一时期参与玄学研究的学者和发表的论著数量，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的。出版了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几十部专著和几百篇论文，形成了以魏晋玄学为主攻方向实力雄厚的两代学人群体：以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为主体的中老年学者和以文革后入学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
从研究方法上看，摈弃了左倾路线时期僵化的研究模式，对传统的国学考据法予以了更多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出向汤用彤、陈寅恪先生治学精神回归的倾向。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学者们研究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理论，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考据学的结合，构成了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主导思想。随改革开放涌入的各种西方社会科学新方法，如“老三论”“新三论”等，都没有在这个领域产生多大实际影响。
从研究方向看，新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明显的专题化倾向。大陆出版的玄学通史性著作，只有许抗生等合著的《魏晋玄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和孔繁的《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等少数几种。当然，中国哲学通史类作品中关于魏晋时期的章节，也必然对玄学作整体性论述，并有相当分量，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堪称代表作。但是，学者们对玄学史上各个断代、流派、人物或文化现象予以更多的关注，使许多专题研究出现了重大进展：有的是丰富发展了前人成说，有的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地。
其一，关于各个玄学流派。正始玄学方面：有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全面系统的文献整理，王葆玹《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78）翔实周密的历史考证，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深刻的哲理分析与生命体悟。竹林玄学方面：有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哲学角度的系统学理解剖，张节末《嵇康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西方音乐理论对嵇康别开生面的分析。西晋玄学方面，尽管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堪称新时期的代表作，而卢国龙挥洒自如的《郭象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亦处处可见睿智的光点。东晋玄学方面，马良怀《张湛评传》（广西出版社，1997年）不仅填补了专题著作的空白，而且提出了关于传主“二元论”哲学的学术创见。
其二，关于玄学与魏晋思想文化的关系。在玄学与儒、释、道关系方面，许抗生的《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是最早关注这一课题的专著；卢国龙的《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对玄学向重玄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线索，进行了具有开创价值的研究；洪修平的《玄学与禅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多有真知灼见。在玄学与文学方面，孔繁的《魏晋玄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从哲学家角度探讨了这一课题，别具只眼；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台）文津出版社，1991年〕通过对曹植、阮籍和陶渊明的分析，相当深入地展现了魏晋政治背景对玄学影响的历史细节，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专著。在魏晋风度及士人心态方面，马良怀的《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与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都活灵活现地再现了魏晋风度，且分析入微，各成一家之言。
除上述专著外，这个时期论文的学术含量同样令人属目。可以说，论文所取得的实际进展绝不亚于专著。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仅取其中两例。其一，丁冠之的论文《阮籍》（齐鲁书社，1982年），从政治背景变化对作者思想影响的角度，认为阮籍《乐论》、《通易论》、《通老论》和《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分别创作于青龙、正始和魏末三个不同的文化时代，反映了作者从推崇名教、调和名教与自然、到激烈反对名教的思想变化过程，解决了阮籍著述中自相矛盾的学术难点，广为同行学者采用。其二，余敦康的《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中国哲学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悖论切入，对庄子本意，能拔新理于嵇、阮与向、郭之外，对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内在矛盾提出了独到见解。
台湾学者关于魏晋玄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例如著作方面有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台）学生书局，1985年〕、林丽真《王弼老、易、论语三注研究》〔（台）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江建俊《汉末人伦鉴识之总理则——刘劭〈人物志〉研究》〔（台）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唐翼明《魏晋清谈》〔（台）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台）辅仁大学出版社，1994年〕，曾春海《稽康》〔（台）辅仁大学出版社，1994年〕，林聪舜《向郭哲学之研究》等〔（台）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论文方面有戴琏璋对玄学主要流派的研究系列和刘显叔关于汉魏之际士族政治文化的研究系列等，这些论著都有相当的学术分量。其中徐高阮《山涛论》〔（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册〕一文，通过西晋前期的党争，展现了竹林名士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及文化性格，发前人所未发，可视为玄学政治史方面最有分量的论文。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学术界经过不懈努力，在许多个案和难点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甚至堪称突破性进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属于汤用彤体系的丰富或发展。
二
瞻望魏晋玄学研究的未来走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是，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岂能坐等未来的新思想而停滞不前。下面，不揣浅陋，拟就本学科跨世纪变革的出路略述管见。
魏晋玄学的当代研究状况的公认缺憾，是学术成果集中在早期玄学——正始之音及竹林七贤，而东晋南朝则很少有人问津，至今没有学术力作问世，以致玄学的下限模糊不清。这种现象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学术界研究方法的局限所致，总括起来，有以下两点：第一，以往的所谓玄学史，其实是玄学学说史，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思潮史。从理论层面上看，魏晋玄学的哲学创建到郭象已经基本终结，东晋张湛、韩康伯的著述已无重大进展，学术地位与正始之音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向秀相比，稍逊风骚。学者们将研究力量集中于早期玄学家的著作，故东晋不受重视。然而玄学思潮真正变成文化风尚，却恰恰是在东晋南朝时期。第二，对玄学往往孤立研究，缺乏与其它学术思潮的分析比较。东晋南朝时期宗教兴起，呈现出玄学与佛、道、儒思潮互相影响的局面，从总体上把握这些思想，需要相当多的学科知识背景，难度较大。
东晋南朝玄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早期玄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因为关于早期玄学家研究的丰富论著使这个矛盾隐蔽化。从治学方法的高度上认识并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近期玄学研究发生重大突破的关键。从现有的经验出发，将玄学家理论学说与魏晋思潮作一体化研究的途径，不外乎开掘史料，多学科分析和融会贯通。在此，我愿以历史感性、历史理性和历史悟性三个互相渗透、互相连结的方面表达之。
（一）历史感性。由于传统的学科条块分割，玄学研究被局限在狭窄的哲学史中。学者们选择资料，往往到玄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寻找，而文学艺术史和宗教史的大量史料，则被置于视野之外。生动活泼的诗赋小说传奇、浩繁的《大藏经》、《道藏》和几十年考古发现的大量文物中，蕴含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将玄学思潮置于大历史的广阔空间，打破哲学与政治、宗教等学科的人为障碍，全面梳理这个时期全部的文献资料，借鉴文物考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取其中与玄学有关的内容，将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感受到更微妙的社会心态变化。
以往魏晋玄学研究过于偏重有形的理论学说，忽略了无形的社会心态层面，而后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过程来说，两者缺一不可。理论学说与行为中表现的真实思想，往往并不一致，尽管后者有时是无意识的，但它更真实。这一点在魏晋玄学身上尤为典型。如《颜氏家训·勉学》一连点了何晏、王弼、山涛、夏侯玄、荀粲、王衍、嵇康、郭象、阮籍、谢鲲十个大玄学家的名字，讥笑他们口头上以老庄为师，而行为大相径庭，如“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地；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颜氏家学·勉学》）显然，如果仅仅以其著作为思想信史，可谓南辕北辙了。因此，不仅要研究少数哲人的学说，更要关注那个时代的一切精神现象。
（二）历史理性。运用多种专门思想史方法，将玄学与儒、释、道的关系，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关系，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以凸现玄学的特质，析出新理路。其中，玄学与儒、释、道的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能是未来玄学研究的主要突破口。尽管东晋南朝时期比较突出，但是问题的解决，仍要从早期玄学的源头开始梳理。
以汤用彤先生30、40年代魏晋玄学研究的系列论文为代表，海内外学术界在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为：魏晋玄学的思想来源是儒家伦理与老庄道家自然哲学的融合，未受到佛教与道教的影响。近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资料问世引起了相关学科迅速发展，使魏晋思想史上的薄弱环节在本世纪末显现出来，其中儒释道与玄学的关系，成为一个十分突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第一、儒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渊源于汉魏孔氏家学的王肃经学，作为魏晋儒学的代表，仍是这一时期的官方哲学，而王肃《易》学又明显是王弼《易》的思想资源之一。第二，道家思想史研究在黄老之学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有的学者已经初步提出，对早期玄学来说，黄老之学是比老庄哲学更直接的思想来源。第三，玄学的形成是否受到过佛教影响，汤用彤先生持无，吕澂先生持有，学术界基本上同意汤氏说。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亦有学者打破多年沉寂，撰文考证佛教般若学曾间接地影响了玄学本体论的形成。这些迹象表明，学术界关于儒释道与玄学形成关系的传统学说正面临着严重挑战，换句话说，这个学术领域正孕育着突破。
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正始、竹林、元康和东晋四个阶段中，从儒释道思想资源中提取哪些理论要素，又以何种方法将这些要素融为一体，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例如儒、玄关系方面，汉魏之际以古文经为主体的经学变革运动中，先后形成了以王肃新经学和王弼玄学经学为代表的两大系统。研究这两种经学的学术渊源和思想异同，以及它们各自在魏晋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是学术难点。又如，道、玄关系方面，魏晋玄学存在着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本体论政治哲学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元气论生命哲学两大流派，研究这两个流派从汉代黄老之学中吸收了何种思想因素，是学术难点。再如，佛、玄学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历史感，故其理论思维方式是追溯事物的始初状态，表现为哲学上的“宇宙生成论”；印度文化的历史感十分淡薄，故其理论思维方式是关注现实事物之间的彼此关系，表现为佛教哲学的“本体论”。中国学术的这一宇宙生成论传统，从何晏玄学开始发生逆转，到郭象那里则彻底摒弃。早在东汉后期，小品般若《道行径》已译出，三国、西晋时多次重译；西晋元康时期，大品《放光般若》被译出，并与小品一起广泛流传，译经者是胡人，其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人，故般若经否定宇宙本根的缘起性空观念，已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来了。运用考据学方法，梳理佛教与早期玄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回答佛教般若学对玄学本体论形成是否有重要影响，是学术难点。解决这些学术难题，有助于提高整个魏晋玄学的研究水平。
（三）历史悟性。通过塑造鲜活的历史意象，将理论学说与时代精神的演进融为一体。魏晋玄学研究这一专门史，只有达到再现魏晋历史文化生命的境界，才能进入中华民族的意义世界。
分门别类的科学理性分析方法使思想史研究日益系统化、条理化，为相应的社会科学提供某些直接的历史借鉴。但是，在这种鸽子笼式的机械切割中，思想史的生命整体被无情地肢解了，被“分析”的解剖刀去掉了血肉，裸露着由专门概念组成的骨骼。科学分析方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没有分析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至今所面临的仍是封建史学的混沌。问题在于，通过何种途径再现古人的文化生命。是否将分解的各个思想层面、各部分重新综合起来，就能恢复历史精神呢？显然不行。这种机械的综合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也许可以得到相对全面的整体结果，而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则无效。思想史面临的是历史的心灵，它很难通过分析综合而获得再生。试想，一部罗列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或由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组成的玄学史，能再现魏晋名士热情洋溢的生命之流吗？将活人大卸八块之后，再把割裂的躯体重新缝合起来，无论缝合得多么严密，它仍然是个完整的死人，没有真实的生命。
通过历史审美过程再现古人的生命之流，从形式上看，似乎回归了认识的感性阶段，其实不然，相对于科学分析的理性认知过程来说，属于更高的层次。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蕴含了意义的生命。“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性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8页）再现历史真实的途径，在于创造出真实鲜活的“历史意象”。所谓“历史意象”并非简单等同与塑造历史具象，而是指那种已蕴含了学科理念的历史具象。
众所周知，“意象”是中华民族具有特色的思维方式。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曾经以著名的“言意之辨”，精辟地指出了语言、意象、意义三者的递生关系。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即表达者的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构成意象，才能通过情感化的时间在接受者心中产生意义。这种意象思维支撑着中国古代自然与人文两大领域：一方面通过象数，完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宇宙结构论的思维框架；另一方面则通过历史意象，完成了价值体系的构建。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已被引入了现代逻辑思维，然而在民族心灵深层的文化价值领域，这一传统仍活泼泼地起着作用。那些以概念与逻辑论证构成的历史著作能在读者心中产生“历史的意义”吗？不言而喻。这大概也是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在魏晋文化史研究中至今仍鹤立鸡群的奥秘。
对一个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历史感性、理性和悟性是不可分割的——无法想象在史料考据中没有专门史背景的理性思考、“大胆设想”的直觉体悟和意象运用，陈寅恪关于魏晋玄学的所有历史考据都是明证；而后者更离不开前者，从徐高阮《山涛论》一文似乎充满直觉的丰富意象中，每个同行都会感到作者史料考辨和理性分析方面的深度与力度。从逻辑层次上看，三者是认识递升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典型成果形态分别为，史料和史实考证、专门史研究论文和再现历史的著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学术价值天然地存在着三个等级，相反，而是有着各自独立的价值标准。优秀的考证文字与学科专题论文，其学术价值是巨大的，在各个学科领域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但是，只有通过历史意象，历史研究才能从学者的书架上走出来，进入中华民族的意义世界，因为它本是这样从生活走进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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