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其研究历程发展至今，已近90年，经历了起步、繁盛、低迷、再发展的阶段，在其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知名学者、专家，学术成果可观，并形成了其独有的研究特点。
一、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四个时期及其研究成果
1.20世纪初至1930年起步阶段的研究及其成果
明治以后，近代日本与中国的清朝政府建立了关系，而当时正值我国回族穆斯林反抗清政府压迫，回民起义不断发生之时。虽然当时日本的各家报纸对1895年、1896年的回民起义相继作了报道，但日本学术界此时尚未出现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文章。按日本学者的说法，1911年远藤佐佐喜及1912年桑原骘藏的论文应该是最早的研究中国伊斯兰的论文，即1911年远藤佐佐喜在《东洋学报》的创刊号第1卷第3号上的《有关支那的回回教》和桑原骘藏1912年在《文艺》（3—7）上的《创建清真寺碑》一文。此后，桑原开始倾注于伊斯兰与中国交通史的研究，并在这方面留下了重要的论述性考察文章。1915—1918年，桑原在《史学杂志》上连载了《有关宋末的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1926年，桑原在《庆贺内藤博士六十诞辰中国学论丛》中发表了《有关隋唐时期的西域人》。桑原有关蒲寿庚的文章，在日本学术界非常有名并占据了重要地位。
桑原之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从东西交通史到宗教史的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1918年《东洋学报》上刊登了石田干之助的《有关中国出版的回教文献》，这是最早被介绍到日本的“回教文献”目录。石田在文中列举了文献的目录、著者名、册数（或页数）、大小、出版年代等，所列文献95种，这些“回教文献”为汉语水平非常好的日本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利用自己精通汉语的优势，对中国的伊斯兰进行研究的桑田六郎便是这个时期很突出的日本学者之一。其文《有关回回》，1919年登载于《史学杂志》（30—12）上。1925年桑田在《纪念白鸟博士六十寿辰东洋史论》中，发表了《明末清初的回儒》。文中介绍了明末清初辈出的回儒（伊斯兰教学者）的略传及其著作。1926年桑田又在《东洋学报》（16—1）上发表了《礼拜巡礼》。1933 年桑田在《纪念市林博士古稀东洋史论丛》中发表了《有关刘智的采经书目》一文。文中就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第一人刘智在著《天方典礼》、《天方性理》时，对他所参照的、引用文献的原书名，进行了比较、论定和研究。最终判断出了刘智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事。同时清楚地了解到了许多与苏非主义相关的东西。
在远藤佐佐喜和桑原之前，虽有一些介绍中国伊斯兰方面的文章，但谈不上是研究论文。1906年的《外文时报》第61号上发表了户水宽人的《北京张家口的穆斯林》，只是一篇讲演文，但却是一篇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最早的报告文。同年，伊东忠太在《历史地理》（8—12 ）上发表了《清真寺——支那的回教寺院》。这是一篇介绍中国清真寺独特建筑风格的文章。上述两篇文章，虽然早于远藤和桑原的文章，但因是非研究性论文，所以，日本学者认为远藤和桑原的文章，才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方面的开端之文，尤其是远藤佐佐喜的《有关支那的回回教》，被日本的学者称之为“占据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史第一席”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内，还有一些研究群体，如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改信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也对中国的伊斯兰进行着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日本穆斯林界的权威三田了一，据说是1920年前后改信了伊斯兰教，他曾于1920年三次在山口高等学校的《东亚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都是以《中国的回回教》为题。文章介绍了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日本穆斯林佐佐间次郎1922年的《中国回教问题》，1923年的《中国穆斯林的过去、现在与学社的前进运动》，1924年的《中国穆斯林的研究》都是日本在中国伊斯兰研究史上的初期著作。田中建平1924年皈依了伊斯兰教，1924年夏季，实现了去圣地麦加朝觐的愿望，1925年他的《伊斯兰圣地朝觐白云游记》在济南出版，全书共330页，此书属于游记， 书的上篇“向西向西”叙述了与中国伊斯兰相关的非常有趣的事。1922年，田中将玫逊的有关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英译本译为日文。1941年，即田中去世之后，其日译本发行。
日本穆斯林川村狂堂，居住在北京，从事中国伊斯兰研究，1927年设立了“回教研究会”，并创办了月刊杂志《回教》。杂志于1927 年5月15日发行。这是一份最早的日语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专门杂志，所载文章，大部分是川村本人所写，内容多属介绍、启蒙性文章，共计18册，此刊因川村去“中国中南”，于1929年5月休刊。
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研究群体，即来自日本政府的“研究”，日本为其侵略中国的“大陆经营”计划而作准备，在相应的机构中，也开始了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
1914年，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山东半岛，占领青岛，于1915年逼迫中国北京政府与之签订了“二十一条”，企图独占山东权益，继续驻留军队。当时在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沿着大运河居住着许多回族，这些回族穆斯林在当地经济界具有相当势力，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的青岛守备军的“关注”。在此情势下，1922年，大村之一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一书出版，此书包括2页附图和13章内容， 这是用日文撰写的最早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书，且偏重现状分析，书中史实方面的错误较多，但其中第八章“中国回教代表性地方及其势力”有附图，即“甘肃新疆官回两军比较概见图”，对了解1920年中国西北政治军事势力状况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1924年，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主办，由大宰松三郎执笔的《支那穆斯林研究》一书完成，书分五章，概括叙述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
从以上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状况来看，其研究群体可大致分为三个：一个是纯学问研究，一个是在中国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的研究，一个是日本政府为配合侵华目的所进行的调查、研究。
2.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兴盛时期（1930—1945）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1931年的“9·18事变”的爆发， 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在东北、华北地区自然就与当地的穆斯林产生了关系，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和情况，就成为日本官方的当务之急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渐渐地认识到了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设置了以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伊斯兰研究机构，同时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走上组织化的道路， 迎来了新的时期。 尤其是1937年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具体表现在：
（1）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情况。1937年5月，由内务省的远藤柳作，外务省的笠间杲雄、内藤智秀、海军的匝瑳胤次以及佐佐间次郎共同协办的“伊斯兰文化协会”成立。1937年10月协会的杂志《伊斯兰》或《回教文化》创刊，此刊物于1939年1月停刊。所刊文章， 多数都是与西亚相关的论文，与中国有关的有村上正二的2 篇历史研究论文和佐佐间次郎的3篇现状调查报告。
1937年“回教圈考究所”（后更名为“回教圈研究所”）设立。此研究所是1933年成立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的一个附设研究机构，所长是大久保幸次，所员有小林元、松田寿男、野原四郎、竹内好等。1938年7月研究所月刊《回教圈》创刊，1944年10月停刊，共办了66期， 在这个刊物上，有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文章很多，有近30篇论文及许多现状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与中国有关。
1938年5月，外务省调查部的季刊《回教事情》创刊，1941年12 月停刊，共计14册，所载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很多，数量多于《回教圈》，但文章几乎都未署名，且缺少细致的分析和出处。
1940年，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在帝国学士院设置。1942年受委员会派遣，石田英一郎、野村正良、须田昭义对蒙疆的回民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因战火而遗失，其调查情况可从1943年刊行的《昭和十六七年度东亚民族调查事业》中得知。
1943年1月，国立民族研究所设立，它直属文部省管辖， 所长是京都大学教授高田保马，研究所除总务部外，还有5个研究部。 民族研究所重视对当地的调查研究。1944年研究所的岩村忍、佐口透、小野忍对中国的蒙疆地方回民进行了调查。
（2）这个时期的研究者及其成果。 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得到日本研究者的青睐，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1936年，岛崎昌在《京城帝国大学史学会志》第9辑上的《回教名称考》、1937年村上正二在《伊斯兰》1号上的《有关回教传入中国》，1937年爱宕松男在《蒙古学》1 辑上的《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考察》，1936年发表在《善邻协会调查月报》上小林高四郎的《元代回族穆斯林的高利贷》等，都是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文章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同一时期，在文献学领域内日本的研究者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其代表人物是田坂兴道。田坂兴道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不仅在于研究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而且也研究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中的作用，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伊斯兰社会史。其主要代表著作是《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有关中国“回儒”的研究，以田中逸平的日译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于1941年刊行为开端，有关的论文便陆续出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的日译本是田中从玫逊的英译本译过来的，1941年由大日本回教协会刊发。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角野达堂，其成果有：1940年《中国佛教史学》4卷1号上的《回儒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1941年《回教圈》上的《清真大学考》，1942年《摩可衍》上的《中国回教思想的性格》。另外，田坂兴道1944年在《回教圈》8卷4号上发表了《回教与中国思想》等，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回教更多地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
在日本国没有研究伊斯兰学的传统，尤其是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源，所以翻译中国及欧美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了，除了前面讲过的《回教圈》、《回教事情》等杂志每期都有译文刊出之外，有关翻译的单行本有：田中逸平译的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安德鲁（Andrew）著，志贺勉译的《中国西北的回族穆斯林》，1941年由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出版发行，原书名为《中国西北的新月》，191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对宁夏、甘肃、青海的新教回民进行了访问；R·B依克维尔（Ekvall）著，莲井一雄译的《甘肃西藏边疆地带的民族》，1943年由帝国书院在东京发行，原书1939年在芝加哥出版。同书还有由川西正己译的另一个译本，书名为《甘肃、西藏边界汉、回、藏文化的关系》，1943年由东亚研究所作为资料印刷出版，此书的作者于1927—1935年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和西藏的交界处，从事教会教育。作者调查、研究了循化、夏河、狄道、洮州、岷州地区的汉人、藏人及回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是一本深受日本学术界注目的书籍。
1921年德国的伊斯兰学者马丁·哈特曼（Martin.Martman）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伊斯兰史》，土方定义将其中的一章译为日文，即《中国的回教》，1941年7月在兴亚资料第20号上印刷出版。除此之外， 刊登于《穆斯林世界》上的布鲁姆·霍尔（Broom hall）、欧·鲍斯曼、C·L·皮肯斯（Pickens）、S·M·祖曼（Zwemer）、H·D ·海伍德（Hayward）、G·R·哈里斯（Harris）的文章也被相继译为日文。
对中国文献及文章翻译的成果主要有：对半月刊杂志“《禹贡》1936、1937年的回教特辑号”的翻译。即5卷11期的57辑“回教与回族专号”和7卷4期和67辑“回教专号”上所刊文章，大多被译成日文。《禹贡》7卷4期的顾颉刚、白寿彝的论文，翻译之后发表在满铁大图书馆《书香》1939年10月第118号上。另外金吉堂著的《中国回教史研究》，1935年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出版，1940年由外务省调查部翻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回教史》。傅统先著的《中国回教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1942年由新兴东亚研究所的井东宪翻译成日文，书名同样是《中国回教史》。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回回民族问题》，也被当时上海的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翻译为日文。
除上述业绩之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批实地调查的成果出现，在这方面取得业绩最大的要数东亚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主要的调查报告有：1940年10月印刷出版几志直方的《中国西北羊毛贸易和回教穆斯林的作用》；1941年5 月出版小林宗三郎的《有关北京回民的小借贷》；1941年5月《满洲国的回教调查资料》。 国立民族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1944年出版了《第一期蒙疆回民调查项目》一书；1945年9 月岩村忍在《民族研究所纲要》第三辑上发表了《蒙疆回民的社会构造》。除此以外，许多调查成果，战后都被以研究所个人的名义发表。
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调查成果，相继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1941年小川久男的《包头的皮毛店、皮庄》在《满铁调查月报》21卷7、8、11、12期上连载；1943年清水敏的《回教穆斯林衣食住实际情况调查报告——包头》在《蒙古》10卷6号上发表；1941年三田了一、 竹内义典的《中国北部的回教事情》以线装书的形式出版，这是一部调查报告书，全书有467页，是以1939年2月至1940年6 月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成的，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中国回教穆斯林的文化”、“各地回教穆斯林的事情”，至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料；1942年津吉孝雄的《华北回教穆斯林的生活》发表在《大乘》21卷4—10号上， 津吉孝雄在北京居住过3年，这篇报告文是作者亲身经历；1944 年日本的中国法制学家仁井田升的《北京回教穆斯林商人与其同行的融合》发表于《回教圈》8卷6号上；1943年易浅广二的《有关南京回教穆斯林的备忘录》发表在《回教圈》7卷2号上，此文1943年又以《南京的回教》为题见诸于《回教圈》7卷3号上。1938年松田寿男的《踏访燕都的清真寺》在《回教圈》1卷1、2、6号上连载；1942年竹内好的《中国北部、蒙疆的回教》发表在《回教圈》6卷8号上；1940年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小林元将自己在东北、蒙疆、华北清真寺的见闻整理成书，在东京出版，书名为《回回》。小村不二男1941年油印出版了自己在厚和（现呼市）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回教断片》。
在研究清真寺建筑方面，林田治郎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满洲回教建筑史的研究》（《满洲建筑杂志》10卷7号，1930年）、 《蒙疆回教寺》（《建筑杂志》656号，1939年）、 《花头曲线的文化》（《学海》1卷1号，1944年）等。
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有一些旨在配合“时局”所需而论及到中国伊斯兰的文章，这些文章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调查报告。
综上所述，1930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国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吸收以及利用东洋史学方法根据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对日本侵占的地方进行的社会调查这三个方面。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中国的伊斯兰的研究，所以使政府的研究行为与学者的研究行为融为一体，尤其是在中国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其研究被作为侵华工具所利用，使得这个时期的研究，打上特殊的烙印。
3.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三个时期（1945—1980）
随着二战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随之转入了另一个时期。无论从研究者本人还是研究成果方面来讲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战争中设置的调查机构相继解散或被接收，研究者也失去了先前的条件，尤其是对田野调查者来说，没有了赴北亚、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调查机会，因而这部分人中有许多人在战后改变其研究方向。如岩村忍转入了蒙古社会经济史，小野忍转向了中国文学，佐口透则转向了新疆社会史等，还有许多研究者都离开了中国伊斯兰的研究领域。而继续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大多都是依赖文献进行研究的学者。与此同时，中国伊斯兰研究这一领域也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虽然这些新的研究者人数的增长不快，但毕竟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研究的群体还是在继续扩大。
战后，较早地发表有关中国伊斯兰方面的研究成果的，首推岩村忍。岩村忍原是民族研究所回民调查组成员之一，由于当时对满蒙、西北边境地带进行过调查研究，在对蒙疆回民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之后，于1949—1950年在东京出版了《中国回教社会的构造》一书，此书分为上、下两部，出版后，在日本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小野忍对蒙疆回民调查中所得到的有关哲赫忍耶的资料，进行了文献史性质的研究，其成果《中国回教教团》1948年发表在《东亚论丛》第6辑上。佐口透在这一时期内，取得了许多成果：1949 年的《中国穆斯林宗教秩序》发表在《民族学研究》13卷4号上； 《中国伊斯兰教典》1950年发表在《东洋学报》32卷4号上； 《中国伊斯兰教的近代主义》、《中国伊斯兰教教派》1968、1970年相继发表在《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史学篇》上。岩村忍的《甘肃回民的两种类型》1944年见诸于《民族研究所纪要》上。
战后，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发生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研究、分析明清时期的社会史、回民起义及苏非主义。如佐口透的《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一个侧面——从清朝实录来看》（1955年《内陆亚洲研究》）；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家寺广映雄的《有关云南穆斯林起义的性质》（1957年《大阪学艺大学纪要》5号）；今永清二的《中国回民起义的一种形态》（1958年《别府大学纪要》8辑），1965 年他还出版了《中国回教史序说》一书；神户辉夫的《有关清朝后期的云南回民运动》（1970年《东洋史研究》29卷2、3号），以及他的《回民起义——1840—60年代的云南》（1978年《中国近代史讲座》）；片冈一忠的《有关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甘肃回民起义》（1979年《大阪教育大学纪要》27卷2、3号），及他的《从刑事案资料来看清朝的回民政策》（1976年《史学研究》136号）； 佐口透的《中国伊斯兰的神秘主义》（1959年《东方学》第9辑）； 本田实信的《有关〈回回馆译语〉》（1963年《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号）。有关回民起义的研究，中田吉信是这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者，他连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论文。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后文有叙。
4.近十年来日本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1980年至今）
近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明时期的历史研究，清朝的回民起义研究、苏非主义、门宦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伊斯兰教政策和回民社会现状的研究这几个方面。
这个阶段有关元明时期的研究成果有：佐口透的《蒙古帝国与西洋》，1980年由平凡社出版；杉山正明的《元朝治下的穆斯林》（《专题讨论—伊斯兰与蒙古》中近东文化中心研究会报告第10期）；松田孝一的《中国蒙古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的扩大》（1959年《在世界中不断扩大的伊斯兰》）；寺田隆信的《明代泉州回族杂考》（1994年《东洋史研究》42—2）；中田吉信的《有关泉州清净寺的创建问题》（1989 年《东洋学报》70—1／2）。
有关清朝回民起义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中田吉信，尤其是对西北回民起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的《西北回民起义考》、《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界的改革运动》、《西北回民军阀抬头的过程》分别见诸于1988年、1993年、1994年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上。在苏非主义、门宦方面主要有：黑岩高的《17—18世纪甘肃的苏菲主义教团和回民社会》（1994年《伊斯兰世界》）等。中国共产党伊斯兰教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田吉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政策——以伊斯兰教界的对应为中心》（1985年）；松本真澄的《中国伊斯兰近代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的考察》（1995年《新泻大学》第35号）以及她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一书，此书1999年2 月由多贺出版社出版。
有关中国回民现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西泽治彦的《南京的清真寺及回族的概况调查报告》（1993年《有关语言文化接触》），《中原回族穆斯林》（1995年《亚洲生活读本、中国》；唐立的《女性不礼拜的村落——西双版纳的穆斯林》（1994年《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佐滕次高的《说阿拉伯语的阿訇们——巡访中国穆斯林地区》（1992年），高桥健太郎的《回族的居住分布与清真寺的机能》（1998年《地理学研究》第26号）；泽井充生的《白帽、色兰、八宝茶——生活在中国宁夏、甘肃的回族的社会与生活》（1997年）。
总之，近十年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随之越来越多，相对战后的一段时间来说，对中国穆斯林现实生活的调查文章逐渐增多，文献性研究也在继续进行，只是研究方向有所不同。
二、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特点
1.从以上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的四个阶段来看，中日两国的关系同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的研究密切相关
从起步阶段至再发展阶段，两国关系史的烙印，时代的影子显明可见。20世纪初至1930年的第一阶段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占领还未进入全面性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群体，即纯学术性研究群体，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日本穆斯林研究群体和因“时局”需要而对中国伊斯兰进行研究的带有侵略目的的政府行为的研究群体。第二阶段的兴盛期，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日本政府为解决侵华战争中遇到的回族穆斯林问题，加大了这方面研究的资金投入，从而为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使其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第三阶段（1945—1980），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本的战败，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低迷时期。第四阶段，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进入了再发展阶段，日本的年轻学者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新鲜血液不断输入。
2.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是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发展到少数研究者从纯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
从户水宽人至桑田，其中无论是伊东忠太还是桑原，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开端是与这些学者的中国旅行密切相关的，即与其中国旅行——清真寺巡访——收集碑文、文献资料不无关系，由于这些先驱者的“关心”、“感兴趣”，使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使这一研究领域得以客观、科学的发展。1924—1925年，桑田为了写成《明末清初的回儒》，两度游历了中国，询访了各地清真寺，他希望通过此次旅行，接触异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他乡的风俗习惯，搜集有关的资料，以补充在研究中国回回时资料不足的状况。《礼拜寺巡礼》也是这两次游历中国的成果之一。
3.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起步阶段的研究者，都是东洋史学的学者
这些学者是从东西交通史的领域起步，取得了一些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22年初版、1935年再版的桑原的《蒲寿庚考》。研究中国回民史的东洋史学者桑田六郎，发表了许多文章，如他的《有关回回》（1919年《史学杂志》）、 《明末清初的回儒》（1925年《东洋史论丛》）等。他的这些业绩以后便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回民史的最早成果，而他本人也成为研究中国回民史的先驱者。除此之外，从东西关系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伊斯兰的东洋学者还有藤田丰八、前信次，矢野仁一等。正是这些东洋史学家，开始并推动了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的研究。
4.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其研究内容的实质，是以中国回族穆斯林为中心的
原因在于日本学者对存在于汉族社会中却具有自己自身独特性的回族感兴趣，对日本学者来说，研究中国伊斯兰，更多地是研究中国回族这个民族，而不注重于宗教的研究。
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方法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的方法是在现实研究方面的田野调查法，这种研究方法，最早是受欧美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在历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对资料、文献的搜集、运用及考证。
三、日本对中国伊斯兰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1.田坂兴道及其宏著《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
田坂兴道1912年生于山口县的农民之家，1957年因病去世，享年45岁，可谓英年早逝。日本学者认为田坂兴道是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第一人。
田坂兴道从事中国伊斯兰研究，开始于1940年，并不断发表研究成果，战后他从东西交通史、伊斯兰史的角度，就有关中国伊斯兰文化、制度史、回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是他的遗稿，1964年由东洋文库整理出版。此书分为上下二卷，是田坂兴道的集大成之作，无论是在资料上还是学术上都非常有价值。
《中国回教的传入及其弘通》一书，是充分利用古今中外文献，力图系统性、综合性地叙述中国回教史的一部分而写成的。上卷为“传入”篇，包括序论及三章；下卷包括第四章至第六章。由内容可知，田坂兴道是以元、明时期中国伊斯兰的形成、教学经典及教义著作为其研究重点的。
2.今永清二及其《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
今永清二1932年生于日本大分县，现任日本广岛女子大学校长。其著作《中国回教史序说—其社会史的研究》1965年在东京出版，自出版之日起，在日本学术界便引起关注，可以说这是继田坂兴道之后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又一力作。
书分8章，从内容上可以看出， 今永清二的研究运用了传统的东洋史学研究方法，分析了清朝的官方记录及其高级官员的文集等基本资料。
3.中田吉信及其成果
日本学者认为中田吉信是继田坂兴道之后的日本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人，他持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优秀之作，其研究成果主要倾向于中国的回民起义，尤其是西北回民起义。
他的早期代表成果有：《清代回教穆斯林的一个侧面——马承荫和马新贻》（1953年《东洋学报》）、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1953年《近代中国研究》），特别是1986年以后，连续发表了总计几十篇、数百页的有关回民史研究的论说，这些文章大部分刊载于1986 —1994年的《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上。这些论述，包括书评，仔细地分析了现代中国的许多资料，是对中国学术界公认论点的实证性研究。中田吉信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东洋史学的方法，详查了汉文资料，以期研究、探明清朝及民国时期的回民即少数集团的种族形成过程及其与汉族社会共存、对立的中国回民的诸多特性。“由于中田吉信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使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回民社会的研究，由内向外地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