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观念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流长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很多研究过中国哲学的人回答：“和谐”。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回答：“动乱”。中国的传统哲学具有和谐的本性，而中国近代史却是充满动乱的现实。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究竟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引起很多中国哲人的思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海峡两岸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争论，其中的焦点是对1919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有的对五四运动称颂赞扬，认为五四运动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二面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有的则认为五四运动否定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始作俑者。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至今还活着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已寥寥无几。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呈现出很多与五四时期不相同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延续了一百多年的长期动乱已经结束，中国人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稳态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一方面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社会结构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因素的结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
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像五四时期那样缺乏自信心，在中国已经听不到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得到尊重，这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怕丢掉传统，怕忘记祖宗，而是因为它对中国的现实有着不可摆脱的影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因此，越是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人越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希望通过跟传统的对话，摸索出一条通往将来的稳妥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人亦已不像大多数五四时期的人那样对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缺乏了解。现在，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以百万计，他们对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大陆自“文化革命”结束以来，已经派往美国、日本和欧洲数万名留学生，他们努力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不像几十年以前那样持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轻视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把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视为人类的共同的财富。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过份追求物质利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的淡薄等问题。西方人正在寻求现代化以后的出路，很多西方人也希望通过跟东方文化传统的对话，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稳妥的道路。
二
中国的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和谐，这表现在中国的传统哲学的两个主要的流派——儒家和道家的学说中。儒家讲究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讲求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学说是从对人际的最基本的关系——家庭的各成员间的关系的深刻的观察中得出来的；道家的学说是从对自然的深刻的观察中得出来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它的确切的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孔子把这条原则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基本原则应用到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即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原则，如在家庭中，表现为父慈子孝、夫正妻贤、兄亲弟敬。儒家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都遵守各自的伦理原则，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和谐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国家。儒家认为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在中文中，国家这个词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国与家的关系。儒家认为，如果把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的伦理原则应用到国家中去，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国家。在儒家看来，国家中的“君”好比家庭中的“父”，“臣”好比家庭中的妇，“民”好比家庭中的“子”。因此君、臣、民所分别应该遵守的伦理原则是“仁”、“忠”、“顺”。君仁、臣忠、民顺这三条国家事务中的伦理原则正好跟父慈、妻贤、子孝这三条家庭事务中的伦理原则一一相对应。
孔子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社会：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和混乱的社会。第一种类型的社会的特征是整个天下是一个大家庭，即天下为公，它是最和谐因而最太平的社会。第二种类型的社会特征是天下分裂为许许多多的私家，私家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于是社会存在不太平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出来制定礼义，设立赏罚制度，当权者谨慎地执行它们，以维护社会秩序。第三种社会的特征是礼义和赏罚制度没有被正确执行，于是天下大乱。
孔子认为，理想的大同社会存在于过去。孔子所处的时代既不是大同社会，也不是小康社会，而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但是孔子有志于建立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这说明有可能再从私有制的混乱社会和小康社会演变为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有相吻合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从原始的公有制的社会演变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私有制社会，将来会再演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作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其中包括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
现在再来谈谈道家。“道”这个字中文原意是路，引申的意思是过程，即自然界的生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道家认为，道是不可能用语言文字加以精确定义和命名的，因为只有有型的、有规定性的东西才可以用语言精确地描述，而道是一个永远变化的过程，没有固定的形状、固定的规定性，超出了能用语言表达的范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人似乎很早就有了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提出的“语言的图画理论”。老子的“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说：“凡是可以说的，就清楚地说出来，凡是不可以说的，就对此保持沉默。”①古今的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有着类似的语言观和哲学观，确实耐人寻味。
当然，老了并没有对道保持沉默，他明知道“道”是不能用语言说清楚的，却还是用一种常人看来是自相矛盾的语言去说“道”。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有”和“无”是道的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天地万物在生成之初，总已经是有某种规定性的东西，因此说“天地万物生于有”。对道作现象学的描述，道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周行不殆的过程；对道作本体论的考察，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我本人觉得，老子的哲学思想最接近于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用海德格尔的“Sein”这个概念来翻译老子的“道”这个概念，用海德格尔的“Seiendes”这个概念来翻译老子的“有”这个概念，西方人可能更容易读懂老子的“道德经”。
如果说，孔子的哲学思想可以用“仁”一词来概括的话，那么老子的哲学思想可以用“无为”一词来概括。在老子看来，既然“道”决定一切，那么人只能“无为”。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做与道相违背的事情，适应道的运行，使自己的行为与道保持一致。反过来，如果不顺应道的运行，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或欲望行动，就会与道相悖，而这种冲突的结果只能导致自己的失败。所以有为反而导致失败，无为则能导致成功：无为才能无不为。
道家的政治哲学是，政府应该尽量少管事情，让老百姓自由自在地从事生产劳动，这样国家才会富裕起来；反过来，如果政府好大喜功，干扰了老百姓的正常的生产劳动，国家就会贫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意思是，治理国家如果多发布行政命令，多兴师动众，就会把国家搞乱。老子的这一政治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在中国古代皇帝的皇座上方，一般都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无为”二字。
综上所述，儒家的基本的哲学思想是以和谐的家庭为蓝本，建立和谐的国家；道家的基本的哲学思想是通过无为来达到人与道之间的和谐，从而保持天下太平。
三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发生交互作用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封锁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也不可能割断中国的文化传统，纯粹照外来的某种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因此重要的是，把中国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跟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中国的传统哲学具有和谐的特征，按照这种哲学思想所建立的社会也具有和谐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大部份时间是比较安定的。由于社会安定，保证了生产正常发展，导致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中国人常以唐宋盛世自豪，中国古代文明确实不亚于西方的文明。
然而，中国的古代社会确实发展得相当缓慢。在中国文明的有据可查的四千余年历史中，重要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只发生过一次。中国历史学家常说，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保持一种结构形态，秦以后两千余年又保持另一种结构形态。周秦之际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变革的时代。为什么自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中国社会没有发生重要的结构变化呢？这跟儒家哲学自汉朝被独尊、成为中国的正统哲学有着一定的关系。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谈到，欧洲人由于具有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善于通过理性创造新的观念，然后追求实现这些观念。中国人则是“经验的人类学的类型”。②中国儒家的思想方式的特点是重视经验，习惯于搞结构类比，不善于通过理性创造新的概念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如儒家通过对和谐家庭的经验观察，得出了仁、孝、慈等概念；儒家把家庭和国家相类比。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儒家对于在经验中不存在的东西一般不予承认或抱不可知论的态度。这种思想方式有助于维护传统，但无益于创新。如果欧洲的哲学和政治的思潮不流入中国的话，中国很可能还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大部份时间内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过去没有动荡的时候。中国古代大约每过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大动荡，虽只有五十年左右，但其结果严重：人口减少一半左右，土地荒芜，城市变为废墟，大量生产设备破坏，生产技术流失，可以把这种动荡的原因归结为人口、生态和政治的综合性危机。中国在每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中人口一般增长一倍以上，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开垦荒地，使植被遭到破坏，沙漠地区扩大，自然灾害容易发生。另一方面，地少人多和土地兼并的情况同时产生和发展，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大量农民沦为佃农和无业流民，当饥荒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造反。中国的官僚机构则往往跟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化现象成正比发展。这种人口、生态和政治的综合性危机导致改朝换代，皇帝的姓名虽然变了，但是中国社会的结构依然如一。新的皇朝又重新走上从萧条到繁荣、再到危机的过程。
这种人口、生态、政治的综合性危机在今天的中国只能说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能说被根本消除，今天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虽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中国人对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的道家具有热爱自然的特点，但在现代已经找不到古代那种纯自然的自然。我们需要通过努力重新创造出一种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国人应宁可在电视机、电冰箱、汽车等消费品生产方面发展得慢一些，也应把更多的资金和人力用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去。
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亦有其根本不足的方面。在家庭中，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亲出于血缘关系，一般都热爱子女；父亲由于经验丰富一般更具有领导家庭的能力。但是人民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很难指望皇帝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爱人民。中国在古代没有发展出一套人民自己参与政治、人民选举政府、监督政府的政治哲学。孟子虽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但是后人没能设计出一套制度来实现这一思想。因此学习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仍是当前中国的政治哲学之当务所急。儒家的政治哲学重视集体精神，重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互相合作，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忽视了个人的积极性，这又是不足的一方面。亚洲一些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南朝鲜、香港等，在近几十年中经济蓬勃发展，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持了儒家的互相合作的集体精神，另一方面又发扬了西方的个人积极性。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改革，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指望，儒家的集体合作的精神再加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积极性，中国经济将会很快发展。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是以社会重新恢复稳定为标志的。中国社会重新恢复稳定的原因是：自清朝末年起中国所发生的一次人口、生态、政治的综合性的危机已被渡过，中国人逐步具有能力来防止这种危机重新发生。中国人对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国情业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不再盲目地把国外的政治思潮拿到中国来实践。中国人恢复了自信心，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得到尊重，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可望被重新提倡。中国人现在不再为自己提出超越现实的过份理想主义的目标，我们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一种既保持和谐又具有活力的“小康”社会。
注释：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前言。
② 胡塞尔(Edmund Husserl)：《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Felix Meiner Verlag，第16页。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和谐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家庭论文; 孔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