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之间——试论特里#183;伊格尔顿的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里论文,文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试论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4-0001-05
马克思主义批评仍然是当今批评理论中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坚持在经济基础和历史境遇中对文学和文化现象作出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立场，但具体的理论切入点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中有明显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极力强调艺术的否定性，以文化工业作为切入点大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詹姆逊在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以生产模式为主导概念分析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起点，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文化现象，它的突出代表就是特里·伊格尔顿。
形式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审美艺术理论努力由“他律”走向“自律”的思想坐标。在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批评重新思考了文学形式问题，使文学和艺术理论重新由“自律”走向“他律”。人们不难看到，雷蒙德·威廉姆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这些著作对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可以说，19世纪的文学理论强调“自律”是经由形式之路，而在20世纪末重新走向“他律”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同样经由形式之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是伊格尔顿较早、较系统地阐明他的文学批评观念的著作。在该书中，他重点提出了“形式”和“艺术生产”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卢卡契在文学形式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1] (P4)——正确地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影响，都认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优于并先于形式，正是这种对形式的“天然”的看法使“本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常常陷入‘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即从文学中搜索意识形态内容，并将这种内容直接联系到阶级斗争或经济”[1] (P28)。伊格尔顿接受了卢卡契这个观点，认为形式与意识形态是相互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并进而指出历史上的众多文学体裁的变化无不与意识形态的变动发展有关，“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1] (P28)。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形式的独特涵义是“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1] (P29)因而，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研究文学应从形式着手，因为形式是感知现实的方式，并且是社会交流所认可的合法途径，假若认为它是组织内容的方式的话，那么非要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来组织内容，而不是以别的形式来组织内容才被人们接受，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因素，所以，真正体现意识形态因素的是形式，“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1] (P28)。
这样，对形式的产生及其作用的分析就不可能再沿袭传统的“反映论”，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作为生产的艺术”这个论题必然取代反映论的位置，成为解决“形式是如何出现和产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必然选择。它的深层理由是：任何反映都是在一定形式下的反映，人们习惯于强调反映的形象性、逼真性和深刻性，其实是以默认了形式的合理性为前提的；恰恰因为形式作为思想知觉方式的具体化，它的合理性需要不断质疑，以识破由某种形式所构成的虚幻现实，冲破编织为有机联系的意识形态之网。反映论无疑不能达到这种功能，相反它通过强调反映的逼真和深刻，往往在无意识中强化了对认识当下现实所采取的方式的认同，把当前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强制执行流通的观念及其表达方式当作自然的、理所当然的现象，从而在根本上认同了潜在的意识形态因素。
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艺术，首先就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艺术形式是生产出来的，是一种有意识的生产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不同的艺术生产方式决定了艺术的形式；其次，艺术作为一种生产行为，它祛除了艺术创作过程及作家创作行为的神秘性，艺术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工作者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根据材料制造而成的新的产品，在一定的消费群体内流通，因此，社会生产和历史现实是分析艺术的坚实物质基础；再次，因为艺术是一种生产，它本身并不必然是和谐的，人们可以用艺术营造一个虚假的和谐现实(如资产阶级的艺术)，也存在着用艺术打破这种虚假的和谐现实的可能(如布莱希特的戏剧)。
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囿于学院之内的研究对象，它本身就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当伊格尔顿把它和作为意识形态因素承担者的形式和它的生产特性结合起来时，其实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一体化的趋势和现实，它照应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但它所蕴含的形式的生产密切联系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从反映论中解脱出来的理论起点，也是他日后提倡文化研究、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的理论前提。
出版于1983年的《文学理论》更为严密和系统地阐发了伊格尔顿关于文学意识形态的一系列观点。在本书中，他批判了自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以来的种种批评理论，并广泛汲取其中的理论资源，总体上体现着明显的反本质主义色彩。
文学是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核心的问题是通过认识语言的“陌生化”实现对“文学性”的把握；英美新批评认为，文学可以看作是“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2]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认为文学存在于对文本意义的阅读理解中；结构主义则认为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如语言的语法般起作用的文学深层结构，对文学的分析就要通过对各种意义和功能因素的切分，找出有关文学的深层语法；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学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外没有什么‘自然的’或‘客观的’独特地位。文学的存在归功于我们发明出来用以加工世界并创造世界的代码”，[3] 因此文学不过是一系列能指在不断的延异过程中的相互指涉活动；心理分析学则认为文学是对心理匮乏的幻象满足。20世纪的种种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身作出了多维度的解释，特别是对文学作为一种形式作出了深刻的论述。正是对文学作为一种形式的把握上，伊格尔顿把它和价值评判、权力关系联系起来，认为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有关文学的种种理论背后都深深连结着意识形态的纷争。
“文学”这个概念不是有史以来一直不变的，它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门知识学科。我们所熟悉并被广泛接受的有关文学的大致内涵就是经由欧洲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和19世纪浪漫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由此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指向情感性的、虚构的、创造性的、自身有着有机结构特性的艺术创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作者都是文学作品的所有者，文学的本质是自由。如果把这种看法放到历史的环境中考察，那么，" Literature" 一词的意义被狭窄化是一个明了的事实，这一事实也是欧美研究文学的人士的共同认识，包括韦勒克在内。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就这样说道：
“在英语和法语中，‘文学’一词原来是‘学问’(Learning)或‘博学’(Erudition)的意思。……直到十八世纪，研究的焦点才从主观的人转到客观的作品上。但即便在这一较晚的发展阶段，文学所包括的还是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们在实质上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在英、法、德诸语言中，‘文学’常常用来指那些非文学的作品)。在十八世纪，非功利性的作品常常被称为‘诗’(Poesy)或诗类。直到十九世纪，才将实用性作品与非实用性作品作了系统的区分。只有当这种区分获得了普遍性的时候，‘文学’才能获得其真正的含义。”[4]
在伊格尔顿看来，正是使文学获得其真正含义的实用性与非实用性的区分实现了一种有关文学的意识形态的转换。为了突现这种意识形态的转换，伊格尔顿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给文学找一个单一定义的话，伊格尔顿认为，这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有可能是矛盾的，因为实用与非实用的区分只能在今天文学已经不起实际功能的社会中得到验证，而不能在历史中得到验证。与其说某种话语形式是文学话语，有着它自身的价值，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或历史上的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某种特定的视野把它认作文学话语。伊格尔顿对此作了大胆的论述：
“对于为什么古希腊艺术甚至在产生的社会条件早已消失后还保持一种‘永恒的魅力’的问题，卡尔·马克思曾煞费心思；但是，既然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怎么知道它仍继续保持‘永恒的’魅力？让我们做这样一种想像：由于某些高水平的考古研究，我们又发现了大量关于古希腊悲剧对当时听众的真实意义，承认这些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并且根据这种深化了的认识开始重新阅读那些剧本。一种结果可能是我们不再欣赏它们。我们终于明白了以前我们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先入之见无意识地阅读它们”。[5] (P28-29)
因此，对于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区分的标准在历史上是无法统一的，而且为什么把一些文本读作文学，另一些读作非文学，这种区分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置疑。简而言之，什么是文学并没有确切的内涵，因为文学所指称的文本不是固定的，文学的视界是一个移动的视界。
视界之所以是移动的，是因为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在起作用。伊格尔顿认为，美学话语的兴起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疏远于整体社会生活的结果，艺术从传统社会的恩护者之保护中游离开来，一方面改变了艺术的社会功能，使之脱离了它原有的社会实践，成为一种在社会上流通和消费的商品；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艺术的生产形式，使之成为定位于主体性、情感性和创造性的话语系统。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艺术生产形式作为感知现实的一种方式，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情感话语，是历史发展到资产阶级占据历史舞台的阶段上所出现的一种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并没有脱离主流理性话语的深层控制，因此，文学话语在其虚构性、情感性的层面下掩饰着一套理性话语，如果我们认为这套理性话语的主导者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话，那么说到底文学也就掩饰着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主体性、整体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对文学的解释无不深受这些意识形态特性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文学以它特有的情感话语特性在维持着现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统一性中维持着日常的规范秩序，也在深层次上掩饰和维持着权力和政治的运行与流通。文学没有单一的对象，文学理论也没有单一的分析操作方法。
这样，作为文学和文学理论之基础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也就面临着被解构的境地。自由人文主义历来以它的“自由”和“人文”的口号抵抗着资本主义的物化、异化和商品化，以它的启蒙精神在哺育着“人”的意识和提倡“人”的价值，但是它无法避免这个明显的事实：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制度化；在高等教育机构接受自由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也无法摆脱这个事实：被一套精致的人文主义话语所规训化，因为自由人文主义并不局限你一定要思考什么，但它潜在地要求你一定要以某种话语形式来思考，换言之，当局并不在意你说什么，而在意你说得合乎规矩没有。因此，自由人文并没有超越出资本主义的话语空间，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部分”，[5] (P281)高等教育里的文学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组成部分[5] (P288)。
关于文学的研究既然不是关于所指(内容)的理论，只能是关于能指(形式)的理论，那么文学批评只能是一种修辞学，或者说文学理论就是一种达到某种效果的话语修辞，它不锁定固定的文本，也不限定固定的方法，正如古代的修辞学：“它考察的是语言为了达到某些效果所采取的构成方法。……它的视野完全是整个社会里分析推理实践的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在于理解作为权力和行为形式的这种实践”[5] (P295)，而现在把文学理论还原为一种广义的话语修辞学就是因为“语言、符号系统和各种表现实践，从电影和电视到小说和自然科学用语都产生效果，它们改变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而这些与保持或改革我们现存的权力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它们与作为一个人的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只表示这种联系——即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联系”[5] (P301)，这样，文学理论要介入现实就不在于要求有严格的理论和方法，“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有助于通过对社会做社会主义改革而产生‘更好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5] (P302)。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从文学作为形式的生产这个观点出发，在根本上质疑文学及其理论话语的单一性和整体性，并质疑由文学话语所衍生出来的、作为一种“元叙事”的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念，最终把文学理论还原为文化和政治的批评。这种文化和政治的批评因为采取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解构立场，因此体现着锐利的理论锋芒。
首先，从形式的生产来解释文学现象，就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纯审美和文学功利性的二元纷争，这种二元纷争的一方认为文学是自由的，文学的存在只为它自身，另一方则认为文学的最终价值要由体现为历史发展必然性话语的政党意愿来规定，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其实是两种巨大的元叙事话语的冲突。一方面，纯审美的文学论把某种文本定为文学文本，把这种文本供奉在“永恒”的“人的自由”这个领域内；另一方面，文学的功利主义则把某种文本定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本，以此为基础把一切书写活动都纳入一种体现为“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的党派审判目光中。但如果从形式的生产角度来分析文学活动的话，那么上述这两种元叙事都面临着被解构的情形。一方面，它深刻地揭示出所谓非功利的、自由的审美空间及其人文主义理想和这个社会现实及政治权力制度之间的同谋关系。审美话语与现实社会实践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情感话语，作为一种感知现实的形式，它深深积淀着种种意识形态因素，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人文学科，它无疑是被它本身所植根于其中的社会现实所左右，并且成为这个社会对肉体的人进行规训的工具。它所渴望的自由的“人”，按福柯的看法，“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和最恒常的问题，……人是其中的一个近期的构思，……只有一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而也许正趋于结束的突变，才让人这个形象显露出来。并且，这个显露并非一个古老的焦虑的释放，并不是向千年关切之明晰意识的过渡，并不是进入长期来停留在信念和哲学内的某物之客观性中：它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地表明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6] (P505-506)；另一方面，所谓“历史发展必然性”，作为一种真理在握式的宏大叙事视角，事实已表明：它远远不能通过一种简单的政治命令而使文学直接充当政治内容和要求的便利工具。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就是意识形态，但文学绝不简单等同于政治工具，说文学是无法脱离政治的是从文学的形式生产无法脱离人们的价值意识的观念、并且人们的价值意识和观念都是被制度所规训出来的这个角度来说的。
其次，从形式的生产这个角度来分析文学，最终打破了文学的学科界限，把理论分析的视野拓展到广阔的社会实践，形成文化研究的理论态势，这无疑是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同时，由于从政治分析和话语权力的角度阐释文学现象，具有极强烈的去神秘化色彩，深刻地揭示了交织在文学生产中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因素，因而也极其有力地加强了文学研究对现实的介入力量。
但是，伊格尔顿的文学形式生产理论同样给人们提出了许多仍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和结构主义以来的许多理论一样，反本质主义批评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更多地把原来所谓边缘的文本纳入了理论的考察范围，这样做是以悬置作品的独创性问题为前提的，伊格尔顿的形式生产理论同样没有解决文学作品的独创性问题，如果说在理论阐释的活动中为什么要选择某部作品而不选择别的作品，或者为什么要把某些作品列为经典而别的作品只能处在边缘，这其中肯定有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为什么某部作品比其他别的作品更具理论的阐释的深度，某部作品比其他作品经历的时间更为持久，有时并不是阐释者本人的决定使然，即使在当今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注意，包括理论阐释的注意经常是被各种暗示和媒体所引导的，但同样无法否认有些作品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产生多方位的、深刻的、甚至是断裂式的震动。这种形式的生产理论所形成的政治批评更多的是把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活动、或者说事件来批评，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批评，它更多的是考察一个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产生和消费及其政治效果，考察这个文本在其流通的语境中什么因素得到了显现，什么因素受到了遮掩，在显现和遮掩之间是什么机制产生了制约作用，力求在不同的语境中来分析一个文学事件，如果说这是一种批评的“语用学”的话，那么关于批评的“语义学”领域(对作品本身意义的研究)不应被这种批评的“语用学”所彻底占据。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伊格尔顿一人所有，种种“左”派反本质主义批评在这点上是大体一致的，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所要消解的“逻格斯中心”这个问题上。意义究竟有无确定性，“逻格斯中心”是不是极权主义的学理根据和思想根源，这些问题虽然很值得探讨，但现在与本文没有很大的关系，暂且从略。其次，伊格尔顿所采取的立场可以说是后形而上学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它突破了现代自由人文主义的“语言理性主义”话语体系，指出有关文学的理论话语不是关于超验的形而上学之稳定所指的理论，而是关于符号能指的理论；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贯穿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观点，这种历史理性主义观念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哲学上的“千年福祉王国”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则表现为对“绝对理性”的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鲜明地体现坚持理论对现实的介入以达到社会的变革这个信念上。当然，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也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的基本态度，更是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所持的有力武器。但反本质主义立场和这种历史理性主义的并存可能仍然会有内在的矛盾，它有可能会导致以反本质主义开始，以本质主义结束的结果，最为明显的就是他把文学和文学批评这个多维的话语现象还原为一个单维的政治批判平面。从政治和权力的单一向度来看待文学，极其容易在解构种种元话语和打破旧的幻象的同时又树立一种新的元话语——政治和权力。因为从伊格尔顿——甚至福柯的某些看法而言，人在当下的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现代人并没有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具有那么崇高的价值，我们只不过在语言的世界中可悲地认同了某个由话语建构成的虚空符号，并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身份，而这个虚空符号又无情地被种种政治、规训制度和权力话语暗中地分割和支配。福柯固守自己思想者的角色，除了无情地粉碎当下种种对“启蒙”的讹诈之外，并不热衷于给“人”另设一个光明的“前景”，他甚至认为“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6] (P506)，而伊格尔顿则认为人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应该如何证明这个“更好的人”的存在，这个“更好的人”到底能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人文主义的理论范畴，伊格尔顿明显没有作出说明，可能目前也无法作出说明，因为这是解构的立场和历史理性主义立场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在粉碎了各种关于文学和关于人的元话语之后，只把文学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单维视野中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应了“向上的路和朝下的路是同一条”[7] 这个古老的说法，因为，无法超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又成了一种巨大的元话语。无疑，这是他的理论(当然包括种种“左”派反本质主义理论)仍存在的困境。
但是，理论的困境绝不表明理论没有价值，历史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困境的存在只是表明：理论仍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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