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研究中的一些辩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辩证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黄希庭
主持人语：人类对人格的探究可追溯至数千年之前，例如《易经》、《论语》等都有涉及，但现代人格心理学则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如果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发表《潜意识》(1915)一文算起，现代人格心理学只有95年的历史，而如果从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1897-1967)出版他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1937)一书算起，时间更短，只有73年的历史。自西方人格心理学诞生以来，该领域理论取向多，研究方法也很多，充分表明人格研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如何看待人格心理学的现状并开展研究呢？本期刊登的《人格研究中的一些辩证关系》一文从方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作者的观点，期望能引起读者、特别是从事人格研究的学者们的讨论；另外，本期还刊登了《道家人格结构的构建》一文，讨论了道家人格结构的理论模型；《我国西藏自治区大学生自立人格的结构》一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自立人格结构具有一定的跨文化和区域的稳定性；《基于价值观的个人与组织匹配研究述评》一文从价值观的视角评述了个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的研究现状，对人格研究有参考价值。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001-07
人格是一个现实的人。一个现实的人在生活舞台上表演出的各种行为特点，是外人看得见的外在人格；同时这个人蕴藏于内，没有表现出来的人格特点，虽然人们难以知觉到，但却是可以被推断出的是其内在人格；后者是人格心理学家最为关注的主题。人格是个人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所表现出的独特模式，这种独特模式规定了个人的行事风格，并影响着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因此，人格研究的主题十分广泛，它涉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由于人格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因而在人格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和许多研究方法。怎样科学、高效率地发展我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处理好人格方法学中五对范畴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一、个案式评鉴与通则式评鉴
无论心理学家信奉哪一种人格理论，偏爱哪一种研究方法，都需要系统地收集资料。在人格评鉴方面有两种系统收集人格资料的研究取向：个案式评鉴与通则式评鉴。
个案式评鉴(idiographic assessment)或个案式研究(idiograhpic research)也译为特殊规律评鉴或研究和个人记述评鉴或研究，是指力求穷尽某一个体人格的所有方面，来描述和理解这个人的人格特性，而不关注两个人或与更多人之间的异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位大学生人格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对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其童年少年的生活表现，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所受的学校教育水平和特点，他目前的人际关系状况、学习表现如何等等，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这类研究被称为idiographic，就如idio-这个词根所代表的含义是独特的、特殊的、自身的或明确的一样，研究者力图全面收集某一个体的所有因素，其目的是完整地、明确地描述或理解其独特人格。
Allport最先把个案式研究引入对人格的探究。他认为要了解一个现实的、特定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这个人；只依靠抽象维度总加的统计分数，是不能了解个体人格独特性的。他强调必须收集个人的忠实记录，如日记、自传、信件、采访报道等，才能理解这个人的人格。为此他收集了一位名为Jenny(假名)的妇女从58岁至70岁期间给她儿子的两位朋友写的301封信函(Allport，1965)，从中对Jenny的人格作了生动的描述[1]。
所谓通则式评鉴(nomothetic assessment)或通则式研究(nomothetic research)也译为共同规律评鉴或研究，是指从多个个体或团体的层面来找出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具有一般性影响的因素，其目的是试图找出对某一类型人格或行为都有影响的最主要的因素或规律。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总是行色匆匆、心直口快，他们虽然各有特点、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从这一类人中找出少数几个决定其行为模式的原因，如时间紧迫感、时间匆忙感、争强好胜等，我们把这一类人的行为模式称之为A型性格，并编制出A型性格问卷加以测量。这就是一种通则式评鉴。像编制A型人格问卷一样，心理学家还编制了政治经济保守倾向量表、乐观主义量表、自我控制量表、自我弹性量表等来测量各种人格差异。此外，探讨遗传、家庭、学校教育、文化等因素对人格形成作用的实验以及用ERP和fMRI等来研究人格的脑机制的种种实验，都是属于对人格的通则式研究。
个案式研究通常总是尽可能将所有变量及其相互作用统统考虑进去，这与通则式研究不同，后者为了便于定量分析，通常总是尽量剔除多余变量的影响，简化为两个或少数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式研究是可以转化为通则式研究的。Jaccard和Dittus[2]认为，在心理学中常有三种研究取向，即严格的个案式取向(strictly idiographic approach)、聚集的通则式取向(aggregate-nomothetic approach)、规范的通则式取向(normative-nomothetic approach)。严格的个案式取向基本上采用主位法(emic)研究。如果研究者想把主位法研究得出的概念和关系命题推论至其他个体，那就必须先把主位法转为客位法(etic)并构建出“个案式客位法”(idio-etic)的理论框架。在构建出个案式客位法之后，便可以把多个个体的资料累加起来，进行跨个体分析。这种以个体为分析基点却跨越个体而做出“团体性”的理论陈述，就是聚集的通则式取向。它不仅具有个案式研究的优点并且能够给出通则式陈述。而规范的通则式研究对象则是多个个体或团体，即从团体的框架下来描述和解释个体的人格和行为。换言之，规范的通则式研究就是以其他个体为参考系而作出的相对推论。目前规范的通则式研究被人们看好，许多本质上是个案式构想的研究却用相关系数、因果关系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而这种统计分析背后的基本假设却是规范的通则式研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严格的个案式研究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三类研究，各有其优点和缺点，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来加以选择。
二、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
在人格研究中，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资料的数量化与非数量化。例如，说某人很泼辣、某人很文静，所使用的是质性判断。而说某人很外向、某人很内向，如果是用内外倾量表测量得出说某人得分高于14分以上(很外向)，某人得分低于5分以下(很内向)，所使用的就是量化判断。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是以数学方法为基础来研究人格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试图解释人格的发展变化规律。在量化研究框架下，科学研究的基本元素是由数字构成的变量，科学知识的基本单位是描述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所谓变量就是个体的某种特性因时、地及与他人关系而在质或量上的变化。量化研究的目的既可以描述人格的某一特征，也要探讨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面上看，每一项观察都是质性的，无论是某人的泼辣，或是被试在问卷中所勾画的记号，都是如此。这些资料本身是非量化的，只是研究上的需要才将其转化为可比较的数字形式。在人格研究中由于数据获得的方式及来源上的差异，对数据的统计处理也不同。人格心理学中主要的量化研究设计有三种：(1)问卷调查法，即让被试填写人格问卷的答案，藉以收集经验性数据的一种研究手段。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到最多且较严谨的量化数据。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大多以描述统计的次数分布和百分比来反映被试的反应，研究者则往往以一些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居住地)或背景变量(如教育水平、职业类别、社会经济地位)，用卡方检验来进一步分析被试的反应特点。(2)相关法，即探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关联性问题的一种研究手段。这种方法通常涉及测量或量表对某种人格现象的精密测量，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其关联强度用相关系数来表示。正相关表示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变动方向，负相关表示两个变量数值的变化方向相反。相关法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但不能推断因果关系和影响的方向。(3)实验法，即将被试随机地分配到不同实验处理中，然后操纵自变量，观察因变量，控制无关变量的一种研究手段。实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什么导致因变量的变化。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导致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第三变量的条件下，因变量的变化就可视为随机波动和自变量两种影响来源，如果统计分析表明自变量的影响大于随机波动，因变量数据的变动就可认为来源于自变量的影响，从而可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是由于不同实验中自变量的设计和安排会有许多变异，因而就有不同的变异数分析方法。当代人格研究中已相当普遍地用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来处理上述三种主要设计得到的数据，有的课题研究甚至使用更复杂的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分析。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就是不采用数字，而采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和解释人格结构、人格过程和人格适应等问题。一个好的质性研究依赖于研究者本人的洞察力和创造性；研究者必须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搜集手段对人格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索，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并形成理论解释。与量化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研究问题的普遍性、研究结论的精确性、着重客观事实的测量、试图建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不同，质性研究注重个案的独特性、注重个案与情境的关联性与互动性，把自然情境作为资料的直接源泉，对个人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与量化的静态研究重视对研究情境与程序的控制、从操作化概念与假设出发以实验调查等方法获得数据来验证假设不同，质性研究是动态的，事先没有预定理论假设，运用无结构的、弹性的研究步骤与程序，在与研究情境的互动中用参与观察、访谈、实物分析等方法来搜集资料并归纳出结果。与量化研究的规范化呈现的研究报告不同，质性研究撰写的是诠释性研究报告，它不仅能反映研究者对资料的构建，而且还能反映研究者已意识到读者将在阅读后会产生自己的构念。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主要区别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研究发生在人工状态下的样本或人格变量 研究发生在自然状态下的个案或现实的人
利用预先确定的概念和理论以决定收集资料只有在掌握资料之后才形成概念和理论
研究行为及其他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研究个人表现的意义及其背景
通过演绎统计方法来分析资料通过归纳方法来分析资料
撰写客观性的研究报告 撰写诠释性的研究报告
对于人格的探索，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量化研究会促进人格研究的精确化和模型化。可以预期，随着计算机和数学方法的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人格的量化研究。虽然量化研究对于探究人格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它只有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人格现象做到全面的分析，对涉及人格的有关概念给出精准的操作性定义。量化研究离开了质性研究就不可能认识人格现象和规律。例如，在人为的实验情景下，量化研究结果不仅缺乏外部效度而且实验过程还可能有损被试的人格尊严。问卷调查将人格现象简化为数量但却忽略掉一些非数量维度的信息，在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中被试对意义的解读过程常常是被忽略了的。把人格还原为神经生理活动和信息加工等因素，表面上看问题是被深化了，但却从根本上回避了研究者最初想要回答的问题——例如人格过程、意义、自我等。而这些问题却是质性研究关注的焦点。退一步说，至今人类的认识能力还有局限性，对于不少人格现象的观察分析也不可能达到精确的水平，目前人格心理学基本上还是描述性科学，离“精确科学”(如力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人格科学的发展还必须加强质性研究，因为质性研究能够使我们从生活中和我们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理解到更多人性的东西，这恰恰是我国人格心理学目前研究最需要的。因此，在人格研究中，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者不可偏废，最好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应用。例如，有人就力图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期望问题[3]。
三、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
在人格研究中要运用归纳和演绎两套逻辑。逻辑是正确推理和证明的科学，是区分正当推理与不当推理的科学。通过逻辑推理弄清人格研究中最根本的基础关系——即假设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
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结论。例如Allport读完Jenny的301封信之后邀请36位评鉴者阅读这些信，用198个人格特质形容词来归纳这些信的内容，结果发现在Jenny身上有8种人格特质：爱吵的(多疑的)，自我中心的，独立的，戏剧性的(引人注目的)，多才多艺的，攻击性的，愤世嫉俗的，同情同事的(多愁善感的)。
个案式研究、质性研究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一个人人格特点通常采用的是归纳法。回顾一下，与我们共同学习过或工作过的某些人，我们为什么说甲是勤奋的、有理想的、自立的；说乙是懒散的、莽撞的、无礼的，就是通过这两个人在对待学习、工作、自己与他人、社会小团体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行为来理解他们的。
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论，演绎则相反。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因此，一个有效的演绎推理，只要它的所有前提都是真的，其结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可靠的确定性；而归纳推理，即使它的所有前提都是真的，其结论的真实性，最多只是概率较高，肯定不会有绝对的确定性。演绎推理较高的确定性是由于它是非扩充性的(non-ampliative)；而归纳推理的不确定性则是因为它是扩充性的(ampliative)。由于归纳推理的结论说了一些前提中没有给出的内容，即使前提都是真的，其结论也可能是假的。结论中附加的内容可能是假的，从而导致结论可能整个都是假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演绎推理就优于归纳推理。只是依据不同的人格问题，寻求所需的答案，演绎推理具有确定的可靠性，从假定的模型推出预期的具体数据。相反，归纳推理只具有可能性，从具体的实际数据归结出一个推测的模型。这样看来，概率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多人格研究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答案，往往或多或少带有可能性的结论，而不是绝对可靠和确定无疑的。正因为如此，在人格科学研究中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四、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
对于人格研究，可以区分出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大类。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研究者以亲自收集经验资料，为检验假设所进行的研究。例如，吴俊华、张进辅的《我国大学生职业兴趣的特点调查》[4]，吕厚超、黄希庭的《过去情绪体验对自尊影响的实验研究》[5]，韩磊、马娟、焦亭等的《羞怯与非羞怯大学生早期面孔加工中的差异——来自ERP的电生理学证据》[6]，钱铭怡、陈曦、钟杰的《社交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差》[7]等都属于人格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是研究者以逻辑推理或想象来陈述所连接的一组假设或命题，为解释某类人格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例如，以特质在质和量上的差异来解释个体差异的特质理论，以潜意识动机、内部心理冲突来解释人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以解剖学、生理学、遗传学观点来解释人格的生物学理论，以人们对世界的意识经验如自由意志、创造性等来解释人格的现象学理论，还有以行为论、社会学习论和认知论来解释人格的学习和认知加工理论等都属于宏观的人格理论研究，而Markus的自我图式理论[8]、Kelly的个人构念理论[9]、Dollard和Miller的挫折—攻击理论[10]以及Maslow的需要层次论[11]等都属于微观的人格模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理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曾在一个时期里，心理学研究的状况与它应该扮演的角色很不相称。一方面，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国外研究的跟踪，偏重于微观研究，没有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又完全脱离实证研究，在自圆其说的框架中构建所谓的理论体系，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分离的状态。近年来，这种分离状态虽有所改变，但总的来看仍难以与国家发展需求相适应。在我国的人格研究领域，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分离的状况并不明显，没有出现像我国心理学界曾经出现过的对心理学的对象、学科性质、体系、心理的本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心理与活动、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等纯理论探究，而更多的是对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的关注。
实证研究强调科学研究的可操作性、可验证性、可证伪性，其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positivism)最基本的观点是：经验科学是人类获取知识唯一可靠的形式；反对超自然力量和抽象、思辨的原则；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能发现经验现象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并能预测和控制自然和人类行为；其逻辑推理是演绎法，假设必须由经验事实检验，理论必须被证伪才是科学的。实证研究最看重的，一是概念选择和分析，因为如果所选择的概念与经验之间无法建立起关系，那么任何仔细的观察和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所研究的概念必须有清楚的界定，以便于观测；二是研究设计的选择，因为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设计将决定探索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将决定假设的检验，以核查所提出的假设的恰当性。例如不少心理学者曾用实证研究对自尊、潜意识动机、利他、同理心、勇敢等做过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实，任何实证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理论假设指导下进行的。人格理论，无论是宏观的或是微观的，它们对人格现象的概括内容通常比现有研究中已证实的已知事实要更多更广，通过对尚未但却能够观测到的特定现象做出推论和预测，这样，理论便具有指导和激发进一步研究的功能。而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人格理论的推论和预测(假设)，便可以检验该理论解释的正确性和恰当性。例如西方人格心理学家(Fisk，1949；Norman，1967；Casta和McCrae，1989等人)通过人格词汇学假说而提出的大五模型用来描述人格结构，王登峰、崔红怀疑该模型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他们采用西方学者的相似策略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是七个因素，并发展出七因素模型[12]。这也表明人格理论做出推测的论据，常常会被实证研究所修正、所推翻，并能发展出新的理论。
理论研究对于推进人格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对实证研究的选题、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都具有指导意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对于在我国开展人格的实证研究更显得迫切。因为人格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一个人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社会、历史模式交互作用的产物。许多研究表明，西方的人格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不适合用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家的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而是要密切联系我国实际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即开展人格的中国化研究或本土化研究。怎样开展人格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研究呢？许多专家都曾做过许多研究，积累了不少经验。例如杨中芳总结了从事20多年来本土心理研究的经验，认为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以实际观察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现象为题材；(2)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用的概念为研究构念；(3)依据自身文化传统一脉相传的社会交往意义系统；(4)形成顾及自身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框架；(5)研制适合理解中国人的研究工具；(6)应用上述意义系统来解释研究结果；(7)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13]。
上述经验，很值得我们重视。纵观这七个步骤，我认为开展人格中国化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好的研究思路。人格研究思路很多，也很容易获得，但是一个自己的好的研究思路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之所以难以获得自己的好思路，是因为文献会提示一些研究思路。每一项研究都有文献综述，在每一篇论文的讨论中一般都会有“需要进一步探究”或“值得深入研究”的提示性表述。初学者往往喜欢这样追踪文献，开展研究。但是这种思路只是追随他人的，这样的思路不是没有价值就是已经或很快会被别人完成，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很难说是一种好思路。要想获得自己的好思路，我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获得：
(1)关注现实中的社会生活，从生活实际中获得好的研究思路。例如，关注80后或90后年轻人的行事风格，研究当代中国青年的优秀品格；关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农民工家庭模式对子女人格形成的影响，研究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人格转型等。
(2)从心理学史或教科书中寻找好的研究思路。历史上或教科书中有许多重大研究课题。例如人格结构问题，从Allport和Odbert(1936)用词汇学假设开始，经Cattell(1944)的16PF，再到西方心理学家的“大五”人格结构，到王登峰、崔红的中国人的“大七”结构，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经久不衰。其他像人格动力、人格适应等问题也是如此。
(3)从我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寻找好的研究思路。我国古籍，博大精深，有许多关于人性、人品、为人处世等论述，例如，自立、自信、自尊、自强、诚信、仁爱、孝心、正直、知耻等优良品格都是当代中国人所尊崇的，也是我们研究人格的好选题。
一个好的人格研究者应该有自己长期追踪的兴趣领域，对这个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和进展应当十分了解，必须熟悉该领域新的相关文献。因此，一个好的人格研究者总是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把好的研究思路不断付诸实施，不断产出研究成果。
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人格研究也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以揭示人格本质及其机制、规律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的研究称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例如杨国枢的《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14]，韩磊、马娟、焦亭等的《羞怯与非羞怯大学生早期面孔加工中的差异——来自ERP的电生理学证据》[6]，张晓、王晓艳、陈会昌的《气质与童年早期的师生关系：家庭情感环境的作用》[15]；而以解决某些社会实践问题的具体对策为主要目的而开展的研究称为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例如王登峰、崔红的《中国人人格的编制与常模》[12]，黄希庭、张志杰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16]等。
人格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并无明确的界限。实际上，基础研究的结论可用于指导实践，应用研究的结果也会促进基础理论的发展。而有些研究课题则兼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功能。例如夏凌翔的《自立的法则与培养》[17]和凌辉的《儿童自立品格的发展与养成》[18]两项研究，既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立品格的性质、结构、功能和形成机制，又编制出信效度较高的《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6至12岁儿童自立行为问卷》，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然而，这类研究毕竟是太少了。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为我国人格心理学的应用基础研究开辟了无限宽广的前景。例如要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的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人格心理学的应用基础研究能为党和国家培育人才、发现人才，用其所能，任其所宜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人格与健康(心理和谐)、人格与家庭、人格与教育、人格与角色等方面都有许多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迫切需要我国人格心理学家去研究。
六、结语
自1879年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开始，现代心理学一直崇拜科学精神，成了坚持客观性原则的实证心理学，今日之人格心理学也是如此。不过，对人格的研究是对一个现实的人的研究，如前所述，仅以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无法理解和解释一个完整的现实的人，我们必须把人文精神引入人格心理学研究之中，以辩证的观点整合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突破传统人格心理学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局限；我们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出发，深入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概念和评鉴工具，使人格心理学在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征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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