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推进苏区报刊研究的力作：评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报刊论文,江西论文,力作论文,陈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信凌的《江西苏区报刊研究》已经出版了，总体而言，这部著作将江西苏区报刊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不小的一步，代表了迄今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江西苏区报刊研究是一块相对寂寞的园地，自八十年代初开始，零零星星地有一些成果出现，例如金耀云的《谈谈（红星〉报的宣传特色》（1983），任质斌的《〈红色中华〉报始末》（1986），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始有专著出现，例如严帆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1991年），洪荣华主编的《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1993年），程沄主编的《江西苏区新闻史》（1994年）。总体来看，这些成果做的都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包括最近几年出版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严帆，2009）和《红色回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都是如此。这些工作是开拓性的，但不足之处很明显，介绍与描述的成分过多，而深度的分析与论证不够，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展开的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更少，另外，有些研究在方法上不甚严谨，有先设立场、图解概念的倾向，不注意学术研究的原则与规范。
陈信凌的著作正是希望能弥补上述不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该书绪论部分即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学术规范的尊重，它以一种类似学位论文的严谨态度，评述了既有研究，介绍了本研究的内涵、特点、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这种写法看似青涩，与作者作为资深研究者的身份不符，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追求。这种学术自觉贯穿全书，体现在作者始终坚持历史研究的学术原则，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评述的分寸。例如，对《青年实话》常常在报纸上公布自己的发行量的做法，作者评述道：“像这样不厌其烦地在报上直接公开发行量，也许编者有其他的考虑。但从客观的效果看，这至少反映了编者对于发行量的在意与重视。”（该书第280页）这种论断就比较克制，没有武断的色彩。至于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对史料的详略处理能力，对文献的理解和调度能力，在全书体现得很明显，反映了作者不俗的学术素养。
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水平高下，无论有多少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它为学术界做了什么新的工作。该书在新史料的发掘上没有多少超越前人之处，所走的路子是“精研普通史料”，“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严耕望语），正是主要在这一点上，该书将江西苏区报刊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下面择其突出的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该研究对《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三家主要报纸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此前的研究成果尚停留在泛泛的介绍和描述中，而本研究则紧贴三个报刊的各自特色，尤其是各自的核心定位，来展开深入的研究，例如对《红色中华》的研究，侧重于它作为中央政府机关报应该具有的政府管理平台的功能；对《青年实话》的研究，抓住了它作为青年报应该具有的“青年”特色；对《红星》的研究，抓住了它作为军队报纸所特有的强硬和高调的特色，等等。
其次，对《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之间发生的一场正面纠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严谨的评判。陈信凌敏感地注意到这场纠纷反映了当时管理媒体的机构和个人，无法意识到个人情感、部门意志与媒体立场之间的区隔，并指出中宣部解决这场纠纷的快速有效，为我们今天解决媒体之间矛盾提供了某种值得借鉴的经验。作者对这场冲突的过程与双方的是非曲直的条分缕析，反映了作者对史料较高的占有程度，以及对史料较高的分析判断能力。
第三，对江西苏区报刊的舆论监督实践进行细致考察和研究，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对《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的研究上。作者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中央苏区存在着一种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联动的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分别设置了批评性栏目“铁锤”和“轻骑队”，又分别领导着作为群众性监督组织的铁锤队和轻骑队，这两个组织与工农检察机关在组织上和工作上有密切联系，《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的舆论监督也常常被纳入工农检察机关工作框架中。这种特殊的联动现象，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第四，对《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与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论证，并且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异议歧见展开了分析。另外，还通过对材料的比勘甑别，对尚存疑义的问题，如红色中华新闻台成立的时间，关于红色中华新闻台的评价等，提出了比较合理的看法。此前，学界关于这些问题有过研究，还有过争论，但是没有一个定论，该书的出版，大概可以让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告一段落了。
第五，关于江西苏区报刊历史贡献的研究，更为客观和全面。此前的研究，几乎都会分析苏区报刊的历史贡献，与之相比，该书有所突破。例如，在分析苏区报刊对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准的作用时，作者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搜寻，找到许多报道，证实了群众读报活动的实际功效。又如，该书对苏区管理传媒方面的经验进行的总结，对苏区报刊新闻批评观念的分析，也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
上述五个方面是较大的方面，至于在相对更小问题上的研究，该书也是新见迭出，随处可见。例如，作者发现《红色中华》第38—49期推出“本期要目”的作用，并指出“现今这样的办报技巧已经习闻惯见，但在当时确实有一种掩抑不住的新意”（第89页）；作者敏锐发现了《红色中华》在定位上的微妙现象（第94页）；作者发现了一种“想象性新闻”现象，并指出这是“新闻写作中的一篇奇文”（第359页）；作者对《青年实话》发行和推广策略进行全面分析，尤其是注意到《青年实话》“以延伸性的关怀巩固发行渠道”，颇具新意，等等。
陈信凌长期关注苏区新闻传播史，在这个相对冷清的领域里潜心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的出版，既是他个人，也是国内学界关于该领域研究的新高度，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