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OASI支付额、覆盖面的Granger检验与我国养老保险的财政倾斜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覆盖面论文,美国论文,养老保险论文,财政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7)04-0138-07
一 美国OASI支付额、覆盖面的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数据说明
我国建立有关社会保障的有效统计数据是近十多年的事情，期间又往往由于政策性因素而导致数据突变，由于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一般需要30个以上样本数据，有鉴于此，我们选用美国社会保障支付额与社会保障覆盖规模的相关数据。检验的样本空间是1970年至2004年间对美国社会保障支付(R)与美国社会保障受益人数(B)的观测数据（R的单位：百万美元，B的单位：百人），详见附表 1和附表2。美国社会保障支付(R)与美国社会保障受益人数(B)两个变量分别定义为：R=Rt；B= Bt。Rt、Bt随时间的变化由图1和图2给出。
图1 美国社会保障受益人数(B)
图2 美国社会保障支付(R)
由图3可知，从变化趋势看，R和B应均为非平稳变量，同时可见两个变量有十分相识的变化周期。这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典型特征。
（二）协整检验
图3 美国社会保障支付与美国社会保障受益人数变动趋势折线图
1.单整检验
在检验经济变量单整性时，笔者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检验模型为：
由表1的结果可知，R、B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 (1)序列，说明各个变量都是趋势非平稳的，任何随机波动对变量都将产生持久影响。
2.AEG两步法（协整检验）
滞后阶数取1，AEG统计量为-2.721015，小于置信度为90%的临界值-2.6181，残差序列平稳。因此，B与R两个序列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对有协整关系的两个序列作Engle-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最终目的是从两个相互联系的序列当中分辨出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其原理是：如果变量X的滞后值对于另外一个变量Y的解释方程中是显著的，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或“XGranger致Y”。在检验两者因果关系时，需构造如下模型：
现在要检验原假设是否正确。若原假设正确的话，则去掉后面q个变量对因变量Y的解释能力影响不大。由于给定回归模型添加解释变量会引起 R[2]的增加，所以如果原假设正确，式(6-5)的残差平方和将略比(6-4)残差平方和小，但不会明显。构造统计量：
其中，RSS*表示回归方程(5)的残差平方和， RSS表示方程(4)的残差平方和，q和N-K分别表示自由度。利用F统计量以及一定的显著性水平，我们可以检验这两个误差是否有显著差异，如果有显著差异，则我们应该拒绝原假设，认为后面q个解释变量不同时为零。相反，如果这两个误差没有显著差异，则我们接受原假设，认为后面q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不起作用。
由表3可知检验结果，给定10%的显著性水平，在滞后阶数1-5期，R对B不具有显著的 Engle-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不成立，即R对B有着显著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社会保障支付对美国社会保障受益人数的影响作用非常显著，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使得社会受益人数大幅度增加；同理，缩小社会保障支出使得社会受益人数大幅度减少。
二 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困境与财政倾斜建议
（一）养老保险覆盖面过窄，扩面受到现有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约束
与我国庞大的人口群相比，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覆盖面明显偏低，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英文Flexible Employment，在国际上大多与非全日制就业和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经济就业的定义相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研所课题组在2002年撰写的《我国灵活就业问题研究报告》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如下界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其形式主要有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承包就业、自营就业和家庭就业）人员、农民工和失地农民都还没有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范围。截至2005年底，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74亿人，占同期全国城镇从业人员2.7亿的64%，只占全国城乡就业人数7.6亿的22%（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5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数据）；在农村，养老保险仅仅处于试点阶段，根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5年底，开展养老保险工作的县市有1870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为5500万，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基本上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转入非国有经济组织或从事灵活就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多，这些人员已经成为我国各项社会保障计划必须面对的重要群体[1]。伴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有一亿多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在城镇化过程中，还有4000多万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而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失去传统的主要依靠土地保障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并没有及时反应这些重大的变化，受户籍制度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等约束明显，养老保险的管理方式和经办流程不能适应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特点。传统的保障制度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在资格确认、登记申报、确定缴费基数、费率及征缴程序等方面存在困难。企业劳动管理不规范，部分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尤其是在“强资本、弱劳工”的环境下，非公企业员工在争取社会保障权益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加之缴费率过高和欠缴惩罚机制乏力，致使很多企业以各种方式逃避参保，使扩面工作难以深入。
（二）财务上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制度安排中政府责任的缺位
从长期角度观察，我国几种主要社会保险都面临财务上不可持续的问题，但短期看问题最突出反映在养老保险基金方面。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规模大。我国养老保险长期实行现收现付制，没有留出积累资金，养老保险在从旧的现收现付制转向新的部分积累制时，已退休的职工（老人）和在职职工 （中人）在新制度实施前都没有个人账户积累，这部分养老金支出在新制度下没有筹资渠道，这笔要支出的养老费用，并没有列入政府公共开支的计划，而是隐含在对未来福利的承诺之中，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隐性养老债务[2]。对于隐性养老金债务的规模，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约为3万亿元，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测算为10万亿元（由于各种研究所依据的条件、测算的范围和方法的差异，对隐性养老金债务规模的估计也有很大差别），但理论界一般则倾向于3万亿元左右。二是由于退休人员急剧增加，社会统筹基金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系数（每一个缴费的职工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数量），从1984年的0.185提高到 2003年的0.331，增长了近80%。现在除东北三省之外的全国省市执行的是1997年的《决定》，由于制度设计的欠缺，各地在财务上实行混账管理的办法，允许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相互调剂使用，个人账户从此成为“空账”。日积月累，截止2005年末已达到8000多亿元，目前个人账户亏空仍以每年 1000亿元的规模持续扩大。
养老保险财务上不可持续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方面政府责任的缺位，财政没有为历史欠账提供坚实的和足额的资金来源。养老保险在从旧的现收现付制转向新的部分积累制时，已退休的职工（老人）和在职职工（中人）在新制度实施前都没有个人账户积累，这部分养老金支出在新制度下没有筹资渠道，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轨成本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还计划并公之于众，而是允许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相互调剂使用[3]。虽然个人账户在产权上归个人所有，但由于退休人员急剧增加，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无法满足退休金的支付需求，所以各地都采取了挪用个人账户基金去支付退休金的办法，结果出现了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透支现象，“新人”（个人账户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的个人账户已成了名义账户，账户里的基金被挪作支付当期养老支出，从而形成了空账户。第二，由于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高，大量参保单位逃避参保，压低缴费基数、少报瞒报工资总额现象普遍存在，资金征缴困难，企业欠费问题严重等等。第三，目前，社会保险基金基本上处于地方（县、市、省）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分散管理因为缺乏责、权、利与风险分担和约束机制，社会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滥用等问题突出。
（三）突破我国养老保险困境的关键是强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倾斜
在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投入应本着优先考虑基本民生问题、再考虑发展的原则进行安排，在压缩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时，将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优先考虑的领域。在今后的财政支出预算中，可以考虑将新增财政支出或超收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实现社保基金财政拨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2005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新增财政支出当中的70%用于基本民生）。强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倾斜，当务之急是要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逐步做实，需要做实的个人账户涉及两块：第一块是应将目前没有资金对应的已记载的个人账户“空账”逐步充实，第二块是将今后的个人缴费部分直接做实，不再与统筹基金混用[4]。目前这一试点正在全国11个省份推开，中央财政要对确定做实的省份给予适当的补助。个人账户不再向统筹账户透支，统筹账户也不向个人账户透支；统筹账户基金缺口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
资料来源：http://www.ssa.gov/OACT/STATS/table4a5.html#fl#fl
考虑到目前中央财政比较宽余的现实，中央政府可以现实地承担起对“隐性社会保障债务”的清偿责任，为以个人账户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健康、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由政府来承担“隐性社会保障债务”，这也是各国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普遍做法。智利实现由现收现付模式向个人账户模式成功转轨的重要原因，就是由智利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转轨成本、进而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据测算，智利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总规模约占到其当时年GDP的80%，债务的最高峰值为 GDP的4.8%，随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25年智利政府将全部清偿所有债务[5]。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尚比较年轻等因素，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规模会比智利要小。如果按照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总额3万亿元左右计算，按照20年等分，每年需筹集1500亿元的资金便能满足。200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已经达到33708.12亿元，比2004年增加 5221.23亿元，增长18.3%，完成预算的104.5%。只要能保证5%的财政支出（相当于1500亿元以上）用于养老保险补助支出，消除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资金就能基本解决。
收稿日期：2007-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