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论十大关系》光辉历程——纪念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关系论文,光辉论文,历程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讲话，史称《论十大关系》（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十种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要点讲述了我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即《论十大关系》，它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它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它既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也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将十种关系处理好，如何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论据。那么，毛泽东是如何提出和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呢？
认清形势 提出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只用了3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经济。随后，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几年的努力，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到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也比较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处理各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比较协调。比如，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基本上是正确的，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也没有犯大的错误。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有的比例关系需要进行调整，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等。另外，在当时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基础的重要性问题，需要认真的对待。因为当时全国工业的70％在沿海，沿海工业搞好了还可以支援内地建设，同时沿海工业交通方便，在对内对外关系上处于枢纽地位。如果当时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忽视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就会推迟我们的建设速度，使我们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受到损失。
诚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对经济建设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情绪。毛泽东在1957年4月30日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去年三、四月间”是指1956年在听取34个部门汇报时的那段时间。
其次，由于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管理经济建设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就需要学习外国的经验。当时最现实的就是向苏联学习，斯大林也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派出了各方面的专家，也帮助我们搞了一些建设项目，使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也不能代替寻找我们自己的路。何况，后来苏联也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尤其是苏联由于片面的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他们的农业上不去，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从而影响到市场供应紧张，货币也不稳定等。
毛泽东就《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学习苏联的经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说明或者强调。如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说：“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与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同年5月18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又说：“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1月9日，在郑州会议上当讲到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谈到：“……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还说：“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直到现在，他们的产品比我们少。”又形象地说：“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跛。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究竟哪个比较合乎客观法则？”实践证明，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少走弯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学习外国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动的道理。
其三，当时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我们党预计可能有一段国际和平时期，这也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鉴于以上情况，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为了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论十大关系》诞生的序曲。
调查论证 着重实践
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早在1927年1月4日—2月5日毛泽东就曾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考察工作，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建国后的1955年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再一次阐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从浙江等地视察后回到北京，当时刘少奇为了准备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工作汇报。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感兴趣，就请薄一波为他组织有关部门汇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随后，毛泽东先后听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名的34个部门的汇报会。这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处于高潮时期进行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既是调查总结经验，又是进行新的更高层次的探索，并直接为他论述十大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从1956年2月14日下午2时至7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首次由重工业各部门汇报会议，至4月24日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会，先后共计43天，开了几十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并听取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各部委的负责人。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非常认真，但由于连续的、长时间的汇报，加之各部门的汇报材料数字多，听起来又比较枯燥，所以精神也很疲倦。有的汇报长达7个多小时，如3月5日，从下午5时20分开始一直到晚上12时20分才结束；又如4月2日下午3时，接见劳动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召开的先进生产者和代表会议的代表，4时20分完毕，4时35分又继续听汇报，晚上8时45分完，9时20分又开书记处会议，直至晚12时完。有时汇报中间吃饭，饭后又继续听汇报。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也就是起床听汇报，上床休息，加之中间还需处理许多日常工作，真是日理万机。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毛泽东听起来非常吃力。
3月30日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发出通知，请他们准备材料来京汇报。通知中提出了10条汇报提纲，要求汇报本省、市、区的主要经济情况，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还提出了汇报的具体要求，如应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甚至连文字长短都作出了规定，要求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等。通知发出后，各省、市、区纷纷准备材料，有的来京当面汇报，有的以书面汇报。
两个月来，毛泽东虚心体察情况，寻根究底，通过对各部门及各省市之调查，对我国国民经济之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为《论十大关系》的撰写创造了条件。
研究关系 学习先进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认真细心，边听边议论，随听随作结论，并做一些重要的指示。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2月14日，也就是汇报会的第一天，毛泽东开始就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这显然是说中央各部门管得多了一点，没有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地方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以苏联为例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此，他强调了地方分权的问题。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也有很多指示。如国务院四办汇报到对于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他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合理利用。”当地方工业部门汇报纺织工业的沿海内地分布情况时，他说：“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又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当有的部门提出了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的意见时，毛泽东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当有的部门汇报到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时，毛泽东说：“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李富春汇报到对沿海工业的利用时，毛泽东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
关于发展轻工业问题。毛泽东就轻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多次指示。当纺织工业部汇报到新建一个8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的时候，他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并认为，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轻工业赚钱又多又快，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办重工业。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又说：“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他还强调说：“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关于我党与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我们与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颖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那些骂我们的，骂得有理我们就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比较有利。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讲了两个万岁，这就是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说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真诚的。
关于学习外国经验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讲到了在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在2月14日重工业务部门汇报时毛泽东说：技术问题，我们就要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错的也得学，因为不学你不会知道他是错的。学习外国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样样都学，毛泽东认为行政措施，就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还有党委制，毛泽东说：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不学他……过去中国设文化部未设电影部；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有人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现在苏联改成了电影局，也设了文化部，到底谁对？并认为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土改中的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创造。他还说：“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3月8日在交通部党组汇报中，当王首道说过去片面强调苏联经验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有许多事开始听好像有道理，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实际才行，脱离实际就错了。”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4月24日是听取汇报的最后一天，毛泽东经过两个多月的听汇报、研究、思考，明确提出6个关系，即“1、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资；2、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的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4、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5、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6、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五分之四，金银财宝总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并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可见，这时候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各种关系的“雏形”。
指导实践 公开发表
毛泽东及中央负责同志在听取了34个部门汇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讨论，并与各省、市党的负责人，主要是省、市委书记，先后开了4天会议，交换了意见，由毛泽东将问题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从而诞生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
此文当时尚未公开发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刘少奇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非常重要，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建议作为内部文件发表。刘少奇于1965年12月15日写信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当毛泽东同意发表该文时，刘少奇说：主席前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
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各部委发出指示，在指示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将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讲话稿进行了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并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
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送审整理稿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又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审阅了这个稿子后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稿子未能在毛泽东在世时发表，而是在1976年12月26日才公开发表。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看来只讲了十种关系，但它关系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等各个方面。因为在建国初期，我们还缺乏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经验，还不能完整地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来。在许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这虽然有必要，但多少带有教条主义，对苏联、对斯大林都存在着一定的迷信。苏共的“二十大”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一大提高，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所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对当时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起了一种促进作用。《论十大关系》形成之后，毛泽东对党中央又接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把毛泽东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我们认为，如果说，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是我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那么八大的召开则可以说是这一探索而获取的初步成果。但是从1958年开始，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论十大关系》在很长时期未能得到贯彻执行，我们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思想才进一步得到运用和发展。
总之，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至今已50周年了，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仍有不少矛盾与关系需要再认识，再总结，再提高。我们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着眼现实、解决问题、展望未来、增强信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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