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基督教在各国的活动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战后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体的国家，全国2.3亿人口中， 基督教徒约有1.3亿，占人口总数的55%， 其中新教徒7500 万、 天主教徒5500万、东正教徒100万人。美国是新教主流宗派信徒最多、 影响最深远的国家。其中浸礼宗、加尔文宗、圣公宗、卫斯理宗、路德宗对其社会政治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如：二战后，美国浸礼宗分属于南北两大教会，北方浸礼会仅160万人，南方浸礼会则为美国各新教团体之最， 其信徒人数增长之快，发展持续时间之长都很突出，现已成为全美最大的新教教会团体，美国黑人基督徒多属此宗。80年代后该宗保守派掌权，在神学上以基要主义为主，在政治上与美国保守势力有密切联系。
二战后美国主要教派都在首都华盛顿建立机构，向国会施加影响并为教会人士提供有关政治问题和国家政策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教会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发动信徒参与选举活动，或同军政界领导人建立某种联系，以影响高层政权结构的成分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在美国，总统、国会和法院是政权的三大要素，教会对其席位十分关注。新教教会凭藉信徒数量优势及传统地位，一直使其信徒占据了“三权机构”多数席位。自美国建国以来，除1961年肯尼迪是作为天主教徒入主白宫外，其它各界美国总统均为新教徒。当今总统竞选活动是教会最关注的大事，特别是拥有5000余万成员的新教福音派为基督徒提供有关重大事件的信息、指导选举活动、成立特别组织。而每位总统候选人也深知争取基督徒的重要性，在竞选演说中，大量援引《圣经》以表个人虔诚；并聘请新教著名活动家为竞选的非官方顾问，与其秘密或公开结盟，答应支持教会的某些要求，以获得更多的选票。福音派著名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就是在政教合作成功方面的典范。他先后担任过约翰逊、尼克松、卡特和里根总统竞选及执政期间的非官方顾问和白宫布道家。新教教会不仅大力支持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世俗人士竞选总统、副总统、国会或州议员，有时还直接推荐牧师参加竞选。神职人员参政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征。事实表明，美国教会虽不能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治，教会人士能以个人身份参政、议政或参加政权工作，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教会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受宪法约束，不得以自身的名义参与政权，但教会在国民结婚、离婚、人工堕胎、儿童劳动、社会保险、教育等问题，法庭、监狱、军队中的宗教活动、宣誓以及有关渎神罪，遵守礼拜日法律、宗教节日、书刊检查、广播和电视等方面，直接享有一定管辖权。美国三大军种随军牧师的代表所组成的“随军牧师理事会”与国防部关系密切。二战后一些基要派教会人士配合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建立了“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组织；另有一些基督教活动家开始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话。60年代起许多基督教活动家热情投入国际政治活动，积极参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利用教会对政界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努力使美国政府实行较为现实的对外政策。1967年后，美国基督教界公开反对美国的侵越战争，政教关系一度紧张。70—80年代基督教强调反核及限制军备竞赛是刻不容缓的使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军国主义运动。此后，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霸权地位下降，精神文化、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受到现代化浪潮挑战，性自由观念泛滥。1979年美国当代著名新教政治活动家，浸礼会基要派牧师，电视布道家法维尔（Terry Falwell，1937 —）痛心于美国的衰微，立志恢复美国的传统的政治、经济优势，把美国的各种社会危机归结为精神危机，提倡“返回过去”，利用基督教的传统价值和道德原则，使美国人成为“再生之人”。他为此建立起以基要派为中心的宗教性政治团体——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提倡恢复美国传统的精干政府、军事强国、爱国主义、商业自由和整顿、复兴道德。道德多数派是美国新教最保守的派别之一，代表了基要派在80年代的新动向从对政治的冷漠到积极过问政治，试图在复兴基督教的口号下，消除美国社会的危机，现已成为美国社会中极为活跃的宗教政治团体，有数百万追随者，势力遍及全国。
70年代以来随着教会活动方针、组织机构的变革，新教的礼仪活动也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广播与电视已在很多方面代替了传统的教会功能。电子教会（electronic church）深入到国内的各个角落， 它们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宗教于娱乐之中，颇受青年人欢迎，吸引了大批信徒。80年代后，许多公众不进教堂，仅在家里看电视布道节目。电子教会对传统教会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挑战，它促使传统教会适应现代人的要求，使许多教会不单是宗教灵修的场所，而改变成为集礼拜、社交娱乐和教育为一体的场所。教会依靠组织查经班、讨论教育子女、夫妇关系、日常生活、谋求职业、锻炼身体等专题来吸引信徒。80年代初美国注意到作为基督教国家所应提倡的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兴起“基督教国家复活”的浪潮，进入90年代后，美国为解决本国的社会又进一步掀起一股宗教热潮，努力发挥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作用。
美国教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宗教团体，以天主教为主，新教次之。70年代天主教拥有资本约445亿美元，新教也有接近220亿美元资产。教会的巨额教产和商业网对美国的经济生活、经济政策与福利事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雄厚的经济实力使教会成为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主要承担者和美国文教事业的奠基者。
英国
英国有人口5752万，87%信奉基督教；其中新教徒4193万，占总人口的73%，天主教徒357万，占总人口的13%。圣公会是英国国教， 有信徒3267万，占总人口的56.8%；非圣公会的新教教会被称为自由教会，在英国的精神生活中居次要地位。圣公会与国家的关系一直极为密切，坎特伯雷大主教全称为“全英格兰大主教”，既是全世界安立甘宗的精神领袖，又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英王登基仪式须由他加冕。圣公会在财政上仰赖国家，从国家获得大量特权，但其财政与管理体系受政府监督。二战后圣公会是英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在土地等方面享有减免税收的优厚待遇，教会学校教师的薪金及军中牧师的薪金均由国家支付；圣公会在法律上也拥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圣公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极大地依赖于国家政权，因此它在战后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极为谨慎，既要维护传统的地位，又要考虑到公众的舆论，一直采取现实主义的中庸策略，对国家与政治保持一种超然态度，始终恪守不同任何政党结盟的政策，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与政府的保守立场协调一致。50年代由于圣公会的国教地位与陈旧教义、教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信徒的兴趣和热情剧减，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神职人员严重不足，妇女仍被禁止参加教政工作。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理性观念日益增强，现实事业和娱乐生活淡化了信徒对宗教的追求。国内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贫富分化、精神堕落等现象使政治家束手无策，教会更难以有所作为，其道德权威受到现代化浪潮的严峻挑战，基督教的可信性遭到怀疑。特别是世界普世运动的发展使英国公众的教会合一、民族团结的愿望日益强烈，圣公会昔日无可争议的精神主宰权和优越地位被怀疑和蔑视。此外圣公会的传统组织结构、教会法和礼仪形式均显过时，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最后导致该会神职人员和教徒人数逐年下降，明显衰落。圣公会被迫调整其内外政策，开始了与卫理公会的联合行动计划，开展国内教会合一运动，逐渐消除了它与自由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长期对立情绪，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在国际上开始与罗马教会、东正教会广泛对话，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圣公会在教会法、组织机构和礼仪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允许牧师兼有世俗职业，由妇女担当教会的教育；将大部分礼仪用语改为现代英语，圣餐的意义由突出纪念基督之死改为强调对上帝感恩，并提高普通信徒在礼仪中的地位及参与程度；为解决教牧人员短缺问题，开办夜校培养神职人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会现代化的要求。80年代圣公会开始注意到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出教会成员应为这个多元化、多种族的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后，该会信徒和在教堂作礼拜的人数明显增多，教会又得到广泛的支持，改变了一度持续衰落的趋势。近些年来尽管圣公会领导阶层中不断涌现出激进活动家和团体，但它在国内外政治生活中依然保持着现实主义的谨慎态度。
德国
德国（指前联邦德国）的基督教徒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二战后德国颁布《基本法》，宣布政教分离原则。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德国政教双方仍愿意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和军队中协调行动。教会为巩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热衷于支持国家，国家也在《基本法》中给予教会许多优惠权利，并拨给教会相当数量的津贴。《基本法》规定：德国人应自觉地服务于上帝和人类，教会是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团体在基本法的范围内有权安排和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不受国家和当局的干预，教会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宗教教育是学校正常教学计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有监督权，但具体工作由教会负责；神学院属于地方宪法保护，教会有权任命国立大学的神学系教授甚至哲学教授。德国教会作为法人有权通过国家财政机构向教徒征收宗教税，根据法律各州政府必须履行此义务。在德国，教徒身份往往是维护个人社会地位和谋求职业的手段，所以许多人尽管宗教感情淡薄，也肯缴纳宗教税，留在教会内，因此宗教税是教会最主要的财源，占其总收入的80%以上；教会另外还从政府获得大量的补助金，作为神职人员、宗教教师、随军或警察局牧师的薪金和教会学校的补贴。国家与教会共同分担社会援助义务。由于国家与教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协调合作，所以战后德国的政教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在德国，教会对教育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大部分学校由国家主办，但教会仍拥有广泛的儿童教育网和学校，德国中小学的9 年制教育阶段必须进行宗教教育。在这个经济腾飞、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淡漠的福利国家，教会努力发挥特殊的精神抚慰作用，福利慈善事业一直是其重要的活动领域。全国75%的幼儿园、57%的安老院、37%的医院及大学生之家、妇女之家、残疾人之家均由教会或教会所属慈善机构主办。德国教会还积极开展支持与援助第三世界发展活动。二战时部分教会人士曾对希特勒俯首听命，教会在民众中的威望降低，因此战后德国并没有出现“教会复兴”的形势。50年代初德国经济开始腾飞，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导致农业地区的信徒大量减少，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信徒宗教感情逐渐淡漠，信教人数减少，人们对礼拜失去兴趣；又加上人口出生率降低，使德国宗教一直不景气。近些年来，许多信徒和某些政党对教会的经济命脉即宗教税表示不满，不少人为逃避此税退出教会。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左翼批判派，他们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礼仪、教阶制以及教会在当代社会的作用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一些由牧师、神学家和基督徒大学生组成的激进团体，严厉地抨击官方教会。这一切都促进了德国教会的变革步伐。德国各教派已开展广泛的对话，在争取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实现民众福利要求等方面联合行动，反映了教会试图克服陈腐观念，努力适应现实和参与社会的积极倾向。
俄罗斯
俄罗斯的国教是东正教，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二战后东正教领袖要求教徒既服务于荣耀的上帝，又要做一个热爱苏维埃祖国的公民。东正教会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改革了自身的教义、教规和礼仪，并协助政府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与此同时，许多东正教教士被剥夺公民权，成为社会边缘人。1988年为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即罗斯受洗1000周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盛大庆典活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彻底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大量发还从前没收的教产，但目前主持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奇缺。国家对宗教教育限制也有所放松，宗教课程可以作为教学大纲外的选修课。目前东正教会在政界的地位很高，但教会严格限制神职人员参与政治生活、个人可以参政，但不能代表教会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