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独有古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5261（2000）03—0081—（08）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有四大古老文明，这就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中华文明）。前三种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早已湮灭了，创造这些文明的民族及其语言消逝了，他们创造和使用的文字被废止了，被替代了。它们同与其相关的现代文明间隔着整个的有史时期。只有古中华文明一以贯之地延续至今：当初创造这种文明的民族在、语言在、文字也在（当然不是没有发展、变化）。世界上惟有中华文化称得上纯正意义的悠久的古老文化。为什么会如此呢，其中一定包含着有价值的大道理，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作为引玉之砖，就教于方家。
一、前三种古老文明及其湮灭
为了更容易看清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应首先看看其余三种古老文明是怎样被毁灭而湮灭的。
大凡言及人类四大古老文明时，人们往往首先提到尼罗河文明或两河文明。但是这两种古老文明哪种最先出现，同源情况如何，学者中间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为叙述方便，本文先从尼罗河文明说起。
尼罗河文明，亦称古埃及文明，出现在古埃及的前国王时期。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经过历史发展，很早就演变成拥有3 种符号（图画符号、音节符号、字母符号）的文字。腓尼基人公元前13世纪创造的字母文字（今日所有拼音文字的鼻祖）就仿效了古埃及文字中的字母体系原理。古埃及文明的典型代表，除文字外就是宏伟的古代建筑，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乃是妇孺皆知的金字塔。金字塔鲜明地标志着古埃及文明的辉煌时期。这种巨大工程，即使用今天的机械施工手段也是十分艰巨的。据研究，最古老的一座早在公元前2700年就存在了；最大的一座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亦译“库浮”）时所建。胡夫金字塔高146.5米（现已下沉9米），占地面积52900平方米。 据希罗多德估计，仅为建造胡夫金字塔就需用10万民工劳动20 年。 该塔所用石灰石200万块，每块平均重达两吨半，其砌工之精确度， 现代工匠也很难达到。目前，尚保留下来的金字塔大大小小有近80座。金字塔和人所共知的巨石雕刻狮身人面像及巨大神庙等是埃及的骄傲，闪烁着古埃及人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的光辉。
然而，创造了如此发达文明的古埃及人民却命途多舛，屡遭异族的侵略和统治：喜克索人、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等都侵略、统治过古埃及人。但他们最后都被埃及人赶了出去。埃及人获得独立，古埃及文化重新获得振兴。但是，最后古埃及文明仍未逃脱厄运：公元前525年， 埃及被波斯人征服，公元前332年又被希腊马奇顿·亚历山大侵吞， 埃及第三十一王朝灭亡，古埃及文明夭折，再没恢复过来。从此后，埃及一直遭异族统治：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等等。今天的埃及人主要属阿拉伯民族，语言属闪米特语族，文字是阿拉伯文。
从地理环境看，尼罗河两侧都有广袤无垠的沙漠，且东面有红海，北面有地中海，南方通向遥远的黑非洲，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在当时本应能保护古埃及文明免遭异族毁灭。但地理环境只是因素之一，况且尼罗河东侧还有一条苏伊士地峡。这是古埃及的对外通道，法老们就是通过它去征服西奈半岛及西亚一些国家的，但它也是西亚及欧洲侵略者征服埃及的通道。毁灭古埃及文明的波斯人及消灭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的希腊人正是经由这条通道进入埃及的。
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除古埃及文明出现在非洲外，其余三种都出现在亚洲，其中出现较早的一般认为是两河文明。
两河文明因发祥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而得名，从民族属性上又称苏美尔文明。希腊人曾把这里称作“美索不达米亚”，又有人称其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两河文明最早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象形文字，后来演变成带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的楔形文字。这套楔形文字在苏美尔民族消失后还在西亚广大地区使用了相当长的时期，一度成为西亚许多民族通用的文字形式，从中不难看出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当年这里没有纸，也没有像埃及那样的纸草可作为书写材料，但这里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胶泥和芦苇，苏美尔人就地取材，用平头芦杆作笔，将字印在泥版上，晾干后就成了泥版书。泥版书不怕火烧，楔形文字多是在泥版上保存下来的。苏美尔人还在这里建立过苏美尔城邦。苏美尔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初步成就，然而苏美尔人却未曾写出可以称之为哲学的作品来。
苏美尔文明的诞生地两河流域四方通联大片地域，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又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强敌必争之地，苏美尔文明诞生后即厄运频生，先遭东邻埃兰人的侵略，后被北邻阿卡德人征服，终被取代，创造此文明的苏美尔民族及其语言都被取代了，只是楔形文字被延用了许久。如今这里生活的是阿拉伯人，所用的语言文字是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
印度河文明因发源于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印度河文明实质上是一种城市文明。在众多城市遗址中，有两处最为重要：信德地区的摩亨佐·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巴。两处遗址城市在建筑方面有较高水平，城市设计宏伟、卓越，街道整齐，除住宅外还有大宫殿和公共浴池，建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建筑由烧制砖砌成。文字已由图画文字发展到带有表音性质的文字。文字是刻在印上保存下来的，一般称其为“铭文”。
印度河文明存在的时期约为公元前2500～前1750年。这种古老文明的创造者与今日生活在此地的印度雅利安血统的民族没有亲缘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是原始达罗毗荼人。
印度河文明毁灭的原因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论，有地震说、洪水说等，但相当多的人确认“这个文明因为不识字的蛮族的入侵而被摧毁了”[1]（P186）。其根据是，正在印度河文明毁灭的公元前两千年纪， 许多操印欧语言的游牧部落取道阿富汗，越过兴都库什山山口由西北部进入印度。印度雅利安人的吠陀文献有许多描写雅利安人与当地人作战的片断。再加时间上吻合，因而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印度河文明毁于雅利安游牧部落的入侵。
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北部、东北部都是难以攀缘的高山，其他部分濒临大海。但西北部有些著名的山口通道：开伯尔、戈马、波伦等，尽管有许多天然屏障，但这些人所共知的通道为侵略者提供了便利条件。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经过这些通道进入印度的侵略者都比与其相关时期的印度文化落后，而如今，现代达罗毗荼人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远离印度河流域的南印度。总之，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文明当年的建设者们已被征服和同化，他们所创建的印度河文明也随之归于湮灭。
二、中华文明及其延续至今的原因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过去曾长期称作“黄河文明”。近些年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华夏大地上另一条大河——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多源性已在学术界得到共识，因此，黄河文明改称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更符合实际。
中华文明究竟诞生于距今3000年、5000年抑或8000年，久无定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中华文明产生于5000年前的结论得到确凿证据。以方块字为例，它自汉代起始称方块汉字，但它的出现却早在汉代的很久以前。原来人们以为，产生于公元前1400年的甲骨文是中华文明的最早文字。然而，近些年的考古工作成果证明，方块汉字并非滥觞于甲骨文，而是滥觞于比这还早1200年的骨刻文字。
1988年11月在古城西安召开一次国际性考古学术会议，与会者来自美、英、法、苏、日、加拿大、联邦德国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上，陕西考古研究所两位学者郑洪春和穆鸿亭宣读的论文《简论长安门花园村客省在二期文化遗址出土骨刻文字》认为，商代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方块汉字出现于龙山时代晚期，即黄帝时代及夏代初期。这个结论把中国古文字产生的时间推前了1200年。兽骨和骨器上刻划的符号和原始文字与甲骨文极其近似。这种文字产生的时代与古代传说的“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恰恰相符，与国家城址的出现、青铜器制造几乎同时，因此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当不成问题”[2]。 再从书籍出现的时间更可看出文字的出现必定早于商代，至少是在黄帝时代，甚至更早。本来学者们就曾推测在商代以前可能已有很高水平的文化了。商、周“这两个古代王朝的青铜器皿既美丽又壮观，而且毫无疑义，甚至在商朝以前，一种很高境界的文化早就存在了”[1]（P188）。 “中国文明来源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与公元前3200年后几乎横贯中国大地的稻作传播有关”[3]（P543）。看来， 中华文明源头在远远早于商代的黄帝时代，已成多数中外学者的共识。笔者以为，长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必将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注：1984年8月3日《文汇报》以《宜昌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为题报道：“最近湖北考古工作者在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遗址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把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比甲骨文早2000年。”据分析，该遗址属大溪文化。）。
中华文明文字的书写材料与古埃及文明的纸草、苏美尔文明的泥版不同，最初用的是刻骨纪字（注：有人认为，在骨书之前，还应有陶书阶段。），后来用简（南方用竹简，北方用木简），商代即有简册（若干简连在一起成为书册）。至于帛则是与简同时使用的较贵重的书写材料。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除方块汉字、青铜器及城市遗址外，还有一系列在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世界上最早的发现、发明创造。例如最早的月食记录（公元前776年3月21日月偏食，比埃及的月食记录早55年）；最早种植谷子和水稻；最早饲养家禽；最早用十进位制记数法；最早生产漆器；最早出现化学原始形式——炼丹术（公元前2世纪）等等[4]（P509—529）。
在哲学方面，中华文明更有彪炳史册的早期著作。《三坟五典》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典籍。据《辞海》，唐孔颖达疏：“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亭、唐、虞之书为五典，言常道也’。”《三坟五典》虽是传说中最早的典籍，但我国现实中的典籍确实也是产生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据考证，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保存了中国古代某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周易》是一部以讲哲理为主的典籍，它旨在阐释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5]。《尚书》收集有我国上古时期的文献，反映了尧、舜及夏、禹时期的社会状况。
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就有较完整的音乐理论和击乐器与管乐器。这在四大古老文明中也是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乐理有“五声”、“七声”、“十二律”。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五声”在古代中国起着相当于简谱的作用。到公元前11世纪中期，十二个半音的十二律的音律体系已经完成，七声音阶已经开始被应用[6]（P41—44）。七声丰富了五声的音乐思维，成为古代音阶、调式理论的重要方面。
在原始时代的乐器中，击乐器占主要地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鼓、磬和钟。传说伊耆氏有土制的鼓；夏后氏有一种是有足的鼓。磬的制造始于帝尧的臣子无句氏。《尚书·孟稷》记载：帝舜乐官夔曾“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到了商代，磬作为乐器使用已很普遍了，甲骨文有记载。钟，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陶钟，在这一时代晚期出现铜制的钟。
伊耆氏时有一种由芦苇管编排而成的吹奏乐器叫苇籥。陶埙是在山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管乐器。传说中的管乐器还有苓、管、箎、笙等[6]（P11—13，41）。
这一切都证明，中华文明在其早期阶段就是一个独自演化而成的各科齐全的完整体系，并有着其余三种古文明不具备的许多特点。探讨这一古老文明延续几千年至今还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是今天的我们前对古人后对来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而且对其继续发展，继续对人类文化宝库作出贡献有所裨益。
中华文明所以能连绵不断五千年延续至今，不是一种两种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诸如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但首先应该是文明本身的。
中华文明有异常雄厚的基础。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亦即文明以文化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底蕴。文明在文化的基础形成产生后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可能而继续发展和提高，从而意味着文化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
中华文明的雄厚基础首先在于，它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两大地区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两条大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尤其是中、下游地带的大量新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存就是最好的证明。例如黄河流域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7]（P7—8）；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等[8]（P9—10）。
所谓雄厚基础还应包括华夏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和数量相对巨大的人口。这也是其他三种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民族都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创建。在人口数量上，虽然我们拿不出几千年前的准确数字，但与其余三种古老文明比较，远比他们的人口多是毫无疑问的。总之，任何事物，只要基础雄厚，根基牢固，都是不易被动摇的。
中华文明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所拥有的雄厚基础已经预示了它在未来岁月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历史事实正是如此。首先，在哲学思想方面，在公元20世纪之前，《十三经》及其未包含的其他经典一直起着源头的作用。后世所出现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对它们的注解和阐释、引申和推衍，甚至一些重要成果也往往是对它们某个细节的放大或局部的完善，总之是对它们的丰富和发展。此外，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华文明在科技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间出现了诸如四大发明那样的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巨大贡献的成果。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语）。产生于中华文明初期的某些成果至今仍在造福人类。例如以神农尝百草和《黄帝内经》为滥觞的中医药学，尤其针灸正在当今世界传播开来；产生于春秋末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的《孙子兵法》历来为中外兵家所推崇，近年来其谋略思想被某些人用于商战，据说屡试不爽，颇见成效。至于作为中华文明脊梁的方块汉字，几千年为使用过和正在使用它的民族的智慧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在当今信息时代，它又是光电传媒手段中最具智能性、最便捷的文字。近年有消息说，美国有人研究用学读汉字的方法矫治少年学生中的失读症收到奇效。
长江、黄河共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经长久发展形成某些不同的内容载体或表现形式，即所谓的南炎北黄、南舟北车、南巢北穴、南凤北龙、南骚北诗、南丝北皮、南稻北粟、南道北儒、南竹北木等等。尽管如此，南北并不隔绝，更不对立，而是南北联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炎黄共尊、龙凤相配、骚诗共妍、儒道互补[9]。君不见同是舞狮， 南方狮与北方狮截然不同：南方狮体形轻盈、苗条，北方狮体形雄健、粗壮；南方狮毛色斑斓，北方狮棕黄两色，但它们都是狮，都是节庆的吉祥物，内容完全一致。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明面前，任何贪婪、狂傲的侵略者也莫奈之何！真乃是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即使如八国联军、英法联军那类的侵略强盗，他们抢走、毁坏了我某些珍贵文物，焚毁了圆明园，强占了我某些边陲地方（这都是我们所绝对不允许的），但他们又奈我中华文明何！在中华文明这棵大树面前，这群侵略者不过是一群不自量的蚍蜉而已。
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异族优秀文化。中华民族自古善于吸收异族优秀文化，善于改革图新，寻求发展。战国时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教民“胡服骑射”的故事是不同民族间相互学习的早期故事之一。世界上较大的早期宗教在中国都有传播，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单纯排斥异教的运动。仅以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为例，自汉代顺利传入中国，且自晋至唐，中国数次有人赴印度取经（留学），并且接纳周边国家大批学子来中国留学。1000多年前的唐代长安是驰名的大都会，国际交往异常活跃，是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了明代，海路畅通，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与非洲、南亚、东南亚、西亚许多国家勾通关系，交流信息。
中华民族还善于把异族文化成果吸收融化，变成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还以佛教为例，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比，无论在佛像塑形上还是佛寺建筑上都有许多中国特色。最典型的是，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里本是男性，到了中国被改造成女性的送子观音。上边仅举古代的例子，至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事例更是举不胜举。总的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不保守，除个别皇朝外也不锁国。中华文明因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精华而得到丰富发展。
地理屏障的作用。古代中国处于与外邻世界隔离状态的地理单元中，南部、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冻土带。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同时也给外国侵略者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明显的独特性为其他三大古老文明所不具备。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似乎自发地和没有外助地发展了他们的文化”[1]（P187）。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起源，有自己独特发展轨迹的文明”[10]。
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一定时期内还保护了中华文明免遭外敌侵犯。公元前335年， 希腊马奇顿·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军事行动，在短短7年多时间内征服了欧亚非许多国家。在亚洲， 他的军队由西向东一直打到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在我国西部边境地理屏障——帕米尔高原、昆仑山以西向南折去。希腊侵略军虽凶悍，但在整个东征中经过多次硬仗，特别是与波斯军队的交战大大消耗了有生力量，在抵达亚洲腹地时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其士兵疲惫，士气低落，已为史家所公认。亚历山大挥师南向说明他确有指挥才能，否则，如果他强令其疲惫之师进犯中国，那么即使他们能越过帕米尔高原，戈壁沙漠也定将是他们的坟墓，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无论怎么说，亚历山大及其军队未曾侵犯我国边界已是历史事实。然而近些年，西方却有人说，亚历山大及其军队不仅曾进入中国边界，而且还在我国西北某地修筑过土长城和城堡，云云！“1983年3月， 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在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的讲演中，对亚历山大……进入中国的学说进行公开批判。亚历山大进入中国没有确切史料记载和实物证据。因而‘只能算传奇小说，并不是历史事实’”[11]（P93 ）。还有，古希腊人阿里安（96—180 年）根据亚历山大重要部将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的记述写了一本《亚历山大远征记》，所记之事颇为详尽。就连亚历山大娶巴克特利亚人欧克西亚提斯的女儿罗克塞为妻都详加记述，却没有亚历山大军队进攻中国的记载。据该书所记，亚历山大军队在西亚和中亚最东边列达索格狄亚那（注：索格狄亚那，即粟特，位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和巴克特利亚（注：巴克特利亚，即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位于阿姆河中上游。），由巴克特利亚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印度[12]（P141—147）。 后来这支军队由印度返回了巴比伦，这是《亚历山大远征记》所记载的也是史学界所周知的史实。如果亚历山大军队真的到过中国，那么无论是亚历山大的重要部将，还是以表彰亚历山大“勋业”为主要目的该书作者都是不可能疏漏的。问题已是十分清楚，亚历山大军队根本就没进入过中国国界。某些西方人制造这种不顾事实和正常逻辑的神话故事，不过是偏狭的民族心理在作祟而已。
中国不侵略不称霸。中国人历朝历代受到中国古老哲学伦理思想的熏陶，尤其受到中华文化精髓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和合文化的影响，在与邻国的关系中多行“中庸”之道，以诚待邻。中华和合文化开始出现于先秦时期。“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理念、文化理念。管子、墨子、荀子等都曾用此概念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以后又被儒家、道家、佛家通用，成为儒、释、道概括本身宗旨的综合性概念。贯彻到社会领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中华和合文化的特质，就是倡导相异物质间的融汇贯通（注：关于“和合”文化，请参见程思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载《光明日报》，1997年6月29日第2版。）。因此各朝各代中国无论国力多么强大也不称霸，从不把自己的意志、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几乎所有王朝（除元朝外）不侵略别国，不谋求霸权为世人有目共睹。《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写道：“中国在它的大部分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政权……因此，很少激起周围国家的敌意和妒忌。”[13]（P70 ）很显然的是，儒家思想在许多邻国广泛传播，却不见任何强加的印痕。
由此可见，新中国历代领导人一再宣称中国永远不作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的立场是坚定的和可以信赖的。原因是在这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作底蕴。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越是强大，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就越有保障。
强大的国家保卫力量。历史多次证明，不去侵略别国不等于别国不来侵略。例如1949年前100多年时间内中国所遭遇的那样， 因此中国必须有足够的防卫力量。
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有强大的中央政权。自秦以后的中国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是不正常的。强大中央政权的存在不仅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抵御外敌的保卫力量。公元7世纪前半叶， 位于西亚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日益强大，遂大肆向外扩张，一度建起一个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的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唐代的中国可以与之匹敌。在阿拉伯侵略军进攻中亚时，昭武九姓的一些小国曾请求中国助其抗敌。中国军队在高仙芝率领下，在怛逻斯河附近重创侵略军，但因葛逻禄部叛变投敌而招致失败。后因唐朝国内发生安史之乱，无暇远顾而退出中亚。尽管阿拉伯侵略者在中国西境外猖狂毁灭当地文化，坑杀僧侣，破坏寺庙，但慑于唐朝的军威未敢进犯中国边境。这是史学界所共知的史实。只有苏联的学者维·维·巴尔托里德在其所著《中亚简史》里说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到过我国喀什，但不仅我国正史并无记载，就连该书英文版的英译者也表示怀疑[14]（P13）。
至于国内一度掌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的目的是掌权当皇帝。他们大多没有也不可能以另外的什么文化体系代替中华文明。相反地，他们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无不借助这一古老文明。例如，各代王朝几乎都实行尊孔圣、习孔仪、行科举等一套文化政治制度。卷帙浩繁的典籍不仅没有被取代和毁灭，而且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发展。最后，所有掌过权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全国性政权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凡是留在内地的成员都被同化了，语言文字、生活习俗都改变了。因此他们在中华文明沉淀中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各族人民自古就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任何外国对我国的侵略都激起中华各族人民的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中华文明这棵大树在5000多年历史中有中华各民族的培育，有各民族的保卫。
在反抗外敌侵略的斗争中，从白山黑水到康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参与斗争，充分表现出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反对入侵我边疆地区的外敌面前，相关地区的各族人民各自为战，积极投入保家卫国的抗敌斗争。例如，东北边疆人民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西藏人民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斗争；东南沿海人民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出台湾的斗争等等，都有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中华各民族是保卫中华文明免遭外敌涂炭的铜墙铁壁。
综上所述，正是这八种因素保证了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衰。这八种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是都在同一时间发挥作用。从与人类其他三个古老文明对比中可以看出，只有其中一项或几项都不足以保证一种古文明不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从宏观看，这八项因素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文明本身的因素（完整的体系、善于吸收消化异族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发展的潜力）；另一类是保卫文明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相辅相成，共同铸造了人类历史上惟一延续了5000年的文明史。
今天的中华文明虽是5000年前的古中华文明的延续，但它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以方块字为例。今天的方块汉字不仅与远古的骨刻文字、籀文、金文有了很大差异，今人不经学习根本无法识读，即使与较晚的楷书、隶书也不相同了。然而，这正是它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社会需要的体现，同时也是生命力之所在，因为任何事物有发展才有生命力。因此，综上所述还完全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源远流长地延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0—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