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年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09）04－0027－0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学术观点林立，涉及面很广。本文所说的热点主要是指那些受到普遍或重点关注或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这样的热点主要有十个。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
这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我国档案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提出过“档案自然形成过程论”的观点。80年代中后期，以陈兆祦先生为代表的档案学者提出了“文件运动周期论”，与国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效[1]。我国档案学者主要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阶段划分、文件运动过程等问题进行了介绍与研究。90年代，学者们针对电子文件时代对这一理论提出的挑战进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不太适应电子文件，阶段划分太过分明。有的提出需要将文件连续体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补充[2]。有的提出这一理论需要修正，认为文件运动的整体性保持不变，阶段性特点发生变化，对应关系发生一些变化，对电子文件运动过程应当进一步加强全程管理和前端控制，起点需要延伸到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之中[3]。
文件连续体理论是近几年西方档案学界的研究热点，我国从国外引进了这一研究成果，还开展了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比较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应将文件连续体理论代替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因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具有一定的弱点，它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分开，并认为文件管理体制应是从文件形成（包括形成前，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到文件作为档案保存和利用的管理全过程中连贯一致的管理方式。而文件连续体理论构建了一个多维坐标体系来描述文件的运动过程，揭示出文件的四维运动过程，所以，它可以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就电子文件管理理念而言，“文件连续体模式比文件生命周期模式更适宜”[4]。但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因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实践基础的差异性十分明显。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基础源于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和谢伦伯格的文件管理思想；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认识基础则是澳大利亚学者对档案学的思考、后保管主义思想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5]。
2 档案本质属性问题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关系到档案的定义及档案学科内涵的问题。档案界一直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这一观点不仅得到档案界大多数学者的赞同，而且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许多公民遇到有关疑难问题时，自然会想到去档案部门查阅档案，特别相信档案的真实性和证据性，而真实性和证据性都是由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所决定的。但在20世纪末期，档案学界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归结起来主要有“结构说”、“备以查考说”、“三属性交集说”等三种观点，这都是对档案本质属性大胆而有益的探讨。近几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对此进一步研究。有些学者从逻辑学、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方面充分肯定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分析了上述三种观点不能成立的理由。有的学者提出档案界产生了原始记录性肯定派和原始记录性否定派两个流派，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近几年来档案界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新的认识，虽然存在差异，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对此不能轻易否定，因为无论是纸质文件还是电子文件，看其是否能转化为档案，还是应看它是否具有原始记录性，即是否原作者制作，在归档形成时是否未被删改过，具有真实有效的原始记录内容或原始记录状态，能反映人和事物原貌等特征的才能归为档案，这也正是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所决定的。电子档案等新型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比纸质档案更难判断，对此应作更深入的研究，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原始记录性，如果否定这一属性，档案的真实性、证据性以及档案学科独有的相关属性都将被改写[6]。
3 全宗理论
我国档案界学者对此研究已久，大多认为全宗理论的实质是西方的来源原则，此原则最初产生于档案整理领域，后来发展为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有关全宗理论和来源原则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来源原则产生的专业背景、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档案学概论》认为，来源原则起源于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形成于德国的“登记室原则”，对这一原则进行理论论证的是荷兰档案学者，这一原则20世纪初在布鲁塞尔大会得到普遍认可，英国和美国的“组合”思想使其得到灵活应用。黄霄羽深入剖析了20世纪中叶以来，来源原则在欧美遭受质疑直至“重新发现”的地位演变过程，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认为来源原则在电子时代仍然是档案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原则。冯惠玲、张辑哲认为德国学者提出的“自由来源原则”是对“来源原则”的一种修订，苏联和我国的“体系化的全宗理论”使来源原则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还从本质上揭示出历史主义是来源原则的理论内核，对全宗理论实质进行了探讨，对国家档案全宗概念予以重新认识，提出了主客体全宗理论及其应用的问题[7]。
4 档案价值与作用
关于档案价值，我国档案界学者过去主要是引进、借鉴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观点，认为档案的价值主要是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或者说凭证价值、情报（参考）价值。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对档案价值的定义与构成、档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档案价值的评价、档案价值论的派别、档案价值规律、档案价值观等方面。可以说学者们过去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大多是在单一层次上，近年来则从多元角度进行研究，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深化、更加系统。
关于档案的作用，过去主要强调档案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凭证和参考作用。近年来，我国学者们借鉴和引进了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的观点，从未来的和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这一观点与传统的档案作用有所不同，认为档案不仅有记录过去的作用，而且可以铭记未来。特别是我国档案学者冯惠玲从捍卫国家利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等方面论述了档案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作用。她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全方位的、不可替代的综合贡献力。这种贡献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利益的捍卫力、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社会进步的保障力、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的促进力[8]。我国国家档案局近几年特别强调档案为民生服务方面的作用，组织召开了这方面的高层研讨会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使得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诚信档案、家庭档案、健康档案的建设与管理。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将民生档案作为一种专门档案进行研究，分析民生档案的价值与作用。
5 档案产业化理念
档案产业化，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一个新课题，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有关会议上[9]对此问题的讨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认识上有很大争议，有极力支持的，也有坚决反对的。支持者认为应把档案事业作为一种产业来办，提出了走档案产业化之路的主张。反对派认为，由于档案本身不具有商品性，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具有服务社会大众的公益使命；同时又依赖社会公众的支持，追求的主要是社会效益，所以不能将它办成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从这些不同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有所开阔，“档案产业化”的理念已受到档案界的重视。将档案事业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化联系起来，有利于促进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追求经济效益，在档案工作领域主动为社会提供一些经营性的服务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作为一种产业是不可能、亦是不必要的。
6 档案馆功能与模式转换
关于档案馆功能的研究，归结起来，学者们主要强调社会化服务功能、文化休闲功能、记忆功能等。第一，档案馆的社会化服务功能。这一理念是在政务信息公开的呼声中逐步引起重视的。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化服务是档案馆的发展目标，档案馆的社会化服务应当建立在资源合理构建、社会共知、社会共享的基础上。第二，档案馆的文化休闲功能。学者们从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馆建筑、档案馆活动、公民对档案文化的需求等方面，分析档案馆文化特征的体现，认为档案馆具有文化休闲功能。第三，档案馆的记忆功能。这一认识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展开的，“记忆”成为近些年来档案界极为重视的一个名词，在许多重要的国内外档案学术会议以及有关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不断增多。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记忆成为不少主辅报告人论及的热点，在大会的20篇报告中有9篇涉及档案记忆。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归结起来，上述会议及论文的主要观点：由于档案具有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等方面的功能，因而档案馆必然是保存记忆的宫殿，具有记忆的功能。档案馆可以唤醒和培养国家的记忆，同时可以用来回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关于档案馆模式，档案界学者们提出了未来档案馆将向复合型档案馆模式转换，国家档案馆模式应向社会化档案馆模式转化，档案馆应为社会公众服务或者说公共档案馆将成为档案馆的主流等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单一的传统档案馆将向复合性档案馆转换[10]。有的学者研究了以电子档案为工作对象，以网络为工作环境的现代档案馆在运作理念上的变革，并在与传统档案馆的管理方法与工作模式相比较的同时，探讨了由于运作理念的演进而引起的档案馆的工作与管理模式的更新。有人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由实体到虚拟的理念转型，由封闭到开放的深层次理念突破[11]。还有的学者认为，档案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定位尺度。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是一脉相承的，由低至高逐阶段渐进式发展，呈现着复合管理形态、互动共存运转模式及真正意义上信息共享[12]。有些学者认为，档案馆亲近民众是政治民主化的生动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档案馆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基本理由，是构建信息化社会档案馆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有人提出了档案馆要有亲近民众的思想，要从“国家档案观”转变为“社会档案观”[13]。对于是否将公共档案馆作为主流模式，档案界还存在分歧，不少学者持赞同的观念，认为应以公共档案馆为主流模式。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有不同认识，或者说持反对意见，认为综合档案馆就是公共档案馆，没有必要提出公共档案馆的问题[14]。
7 档案学发展的“趋同论”与“特色论”
关于档案学发展的“趋同论”与“特色论”的认识，档案学界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认为档案学基础理论应与其他国家趋同，超越国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5]。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档案学理论。有的提出，档案学基础理论方面可以与世界趋同，但对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认为应具有中国特色[16]。
8 档案学术规范、档案学术评价与档案学术尊严
近年来，学者们就档案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这对于净化学术空气，规范学术行为，促进档案学科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主要针对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于档案学术评论的问题，有的学者是直接评价档案学科发展，如吴宝康、陈兆祦、冯惠玲、李财富、付荣校、何嘉荪等学者都曾专文评价过档案学发展问题。有的学者是研究档案学术的理论问题。如胡鸿杰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评价机制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就是如何选择或制定一定的标准，对该学科进行评价的问题。他还分析了以往对中国档案学理论评价过程中，人们习惯采用事实评价标准的困境与操作上的困难，提出采用理性价值评价标准及其应用问题[17]。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档案学术评论的意义、标准、现状以及加强档案学术评论的措施[18-20]。
关于档案学术尊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主体需要在学科的理论形态及其建构等方面注重这种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21]，应该克服档案学科理论上存在的不足，着力打造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塑造中国档案学的尊严[22]，也有一些学者[23]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对学术尊严能不能作为档案学的评价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将学术尊严归结为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而这并不能作为评价档案学发展的客观标准；其次，提出了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档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三，提出了中国档案学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9 档案学二元对立思维与研究范式
自20世纪末以来，实体档案与数字档案并存，档案管理与档案信息管理并立，传统管理模式与虚拟管理模式同在，档案学研究便呈现出思维二元对立现象。有的学者对档案学二元对立思维的困惑的基本表现、历史成因、演变以及如何解脱困惑进行了研究[24]。有的论述了二元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实践性特征，认为二元档案学理论形成的基本根源是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立足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变化，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发展了档案整理实践范畴，为传统档案工作实践的改造提供一种思维方式[25]。
档案学界近几年对档案学研究范式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档案学研究中的范式现象。有的认为对档案学研究中的范式现象，首先要进行理性思考，既有欣喜的一面，是一种跨学科现象，有助于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给档案界学者一种启示，跨学科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积淀；第三，要持慎重态度，学者需要对学术充满敬畏感[26]。还有的学者结合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范式论中的科学发展的动态阶段理论，探讨了档案学演进历史及现状，对正确应用范式论理解档案学范式进行了探讨[27]。还有不少学者对档案管理范式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档案管理范式、一般档案管理范式、变迁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学科范式的建构等方面。
10 档案事业发展理论
关于档案事业发展理论，主要涉及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档案事业体系结构、档案事业发展战略、档案事业发展规律、档案事业发展趋势等问题，内容非常丰富。档案界学者刘国能先生对此颇有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28]。
此外，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还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品格、深度与广度、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中国现代档案学元科学层面问题，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档案学学科属性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档案法规建设，档案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收稿日期：2009-04-15
标签：档案学论文; 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档案与民生论文; 档案管理系统论文; 工作记忆论文; 范式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