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打开中国：17世纪两部荷兰戏剧中的明朝之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荷兰论文,两部论文,中国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44年，统治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它的末代皇帝崇祯(1628—1644)自杀身亡，据说他逃出皇宫后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梨树上。很快，君死国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忠于明朝的士人都震惊了，他们纷纷退出了公共活动，有的出家为僧，有的甚至自尽殉国。然后，明朝灭亡的消息不仅影响了中国国内，很快日本就听到了噩耗。连遥远的欧洲不久也惊闻了明朝的悲惨覆灭和皇帝的自尽。1650年7月22日，一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回到荷兰，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也随之漂洋过海，水手们证实了“天才的中国的种种灾难”。①正如一位学者概括的那样，明朝的灭亡应该被看成近代世界早期的第一个全球性的新闻事件。②
而且，明朝灭亡的话题还不仅仅以新闻的形式在传播(当时“新闻”本身还是一个新的、尚未明确定义的概念)，有关传言还迅速引发了帝国覆灭场景的舞台重现。帝国的覆灭既提供了轰动性的内容，也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伟大的中国文明怎么会毁在一个北方的满洲蛮夷部落的手里?围绕帝国覆灭的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孔尚任(1648—1718)在《桃花扇》里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晚明江南的腐朽文化与党争；在日本，著名剧作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利用明朝的灭亡创作了一部充满“反历史”的愿望的木偶剧《国性爺合戦》，它把这位著名的海盗塑造成了一个日本英雄，并且以他的战略才能最终挽救了明朝。
在这场全球性的新闻与文学的互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17世纪的荷兰作家创作的两部戏剧。1666年，明朝灭亡大约二十年之后，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和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1647—1684)发现，两人在过去几个月中都在处理同一个戏剧素材——明朝统治的最后一夜。那么，他们对“中国统治的终结”的舞台改编，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有关荷兰人对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里的政治权力的想象呢?对于荷兰的戏剧、出版文化同更大的知识传播网络之间刚刚开始的互动，当地舞台上对大明帝国的演绎又能说明什么呢?究竟，这些有关明朝灭亡的戏剧，是怎样把这两个对象——帝国政治权力的性质和这种权力与全球性新闻、知识传播方式的关联——联系起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介绍van der Goes和Vondel用于创作的一些资料；接着将证明，两位作者都暗示中国是一个需要向世界开放的帝国。在van der Goes那里，这种开放主要是商业上的；而在Vondel那里，这种开放具有宗教的、甚至认识论上的意义。本文的结论是：打开一个“封闭的”、有待融入世界的中国，这一主题迄今仍持续影响着西方理解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各种模式。
一、17世纪变动中的世界
在Vondel和van de Goes创作有关中国覆灭的戏剧时，世界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一方面，与此前的托勒密式的全球想象相比，空间上世界在迅速地扩大；另一方面，作为可以真正被探索和了解的空间，世界正同样迅速地缩小。简单对比如下两幅世界地图，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一幅15世纪中期以托勒密《地理学》为基础绘制的地图上，世界作为一个空间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小得多(图1)。③但同时，在知识或探索可及的意义上，这个小世界的边界显然还不为人所知。这幅地图右上角的中国，大体来说还是一块空白区域。相比之下，耶稣会士利玛窦的1602年世界地图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2)。显然，世界已经比先前任何时候所认为的大得多了。但同时，这个大得多的世界，无论是作为已知的知识对象来说，还是就实地的探索而言，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了。
图1
图2
16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当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欧洲海岸时，有关这件事的各种叙述富有戏剧性地把握住了上述变动世界的观念。显然，中国此时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从东方到西方，整个航程仍然长达约九个月，而且因为各贸易公司的船只都是靠季风航行的，船队每年只能航行一趟。荷兰的记录也反映了这种地理上的距离。例如，一部1665年荷兰出版的通俗读物，把中华帝国形容为“中国，亚洲最著名的、最有福的、最肥沃的、也是最遥远的部分”。④实际上，Vondel在为他的明朝覆灭的戏剧所写的献词里，象征性地没有把中国放到地图上，同时把这条来自中国的新闻形容为“风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传闻”。⑤
然而，尽管中国代表了世界的尽头，通向这片遥远国土的定期航线，以及有关这些航行的各种记载，正日渐使它成为欧洲人的已知世界的一部分。例如，荷兰人在1596年第一次知道了通向中国的航路。这一年，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的游记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书中相当精确地记载了航行的线路。受它的鼓舞，荷兰人很快就派遣舰队前往东印度群岛；到1620年代，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已在台湾设立了一处永久贸易据点。多年以来，荷兰人一直被排除在对华贸易之外。一得知明朝灭亡，他们立即想到这是在中华帝国谋取更多长期贸易特权的大好机会，于是马上派出使团前往位于北京的幼帝顺治(1644—1662)的宫廷。十年后的1665年，这次使团的报告——Johan Nieuhof(1618—1672)的《出使蒙古大汗记》(Mission to the Great Cham of the Mongol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并成为全欧洲有关远方中华帝国的最受欢迎的报道之一(图3)。⑥荷兰人的贸易利益、帝国军事扩张和游记出版构成一张密集的网络；中国或许很遥远，但对荷兰人来说，那里是这张网络的逻辑延伸和终点所在。
16世纪、17世纪“世界”概念的变化，不仅是由于旅行家们带来了新世界的消息，也因为不断发展的印刷业，用越来越多的欧洲方言，为日益扩大的欧洲读者群体再现了这个世界。有关明朝灭亡的各种新闻、叙述，就是典型的例子。最早的充分而详细的叙述，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那部影响深远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The History of the Tartar War)。从1642年到1651年，卫匡国在中国生活了九年，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种种灾难。他一返回欧洲，就立即出版了有关这些事件的记载。《鞑靼战纪》最早是1654年由安特卫普出版商Plantijn印行的拉丁文本。但几年之中就译成多种语言并在欧洲各地重版。1654年底，该书已有另外六种语言的九个版本，还不包括各种收录该书与其他中国记事的合集。几年后又增加了另外三种语言的十六个版本。显然，不仅读者对讲述中国的书兴趣浓厚，还存在着一个译者、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构成的复杂网络，能够以极快的速度、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新的报道。阿姆斯特丹是这个知识生产网络的中心，这里不仅会大批量出版图书，更重要的是，这里会出版以各种欧洲方言写成的书。
图3
简言之，在17世纪，有关世界的新知识和复制这些知识的新方法，正在迅速改变欧洲人对世界的感受。世界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整体，它虽然很大，却是可知可及的。新闻的观念和对地球另一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叙述，促进和强化了这种共同时空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感觉之下，被看做“第一个全球性新闻事件”的明朝的灭亡才会上演重要的角色。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从事件发生到消息传至欧洲，很难说它们是同时的。在明朝灭亡与欧洲各种编年史、通讯中出版第一条报道之间，隔了约有五年之久。不过，比任何客观上的同时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欧洲人感觉他们所读到的有关远方中华帝国的东西都是新闻。“新闻”(news)一词已经被用于对中国的报道，例如1654年的一篇假想的满洲新皇帝皈依基督教的“报道”(reportage)，即所谓“有关中国的年轻皇帝皈依天主信仰之极真实与喜人的最新报告”。⑦对17世纪的欧洲读者来说，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只能从童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才能了解的地方；它成为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确实，作为世界的另一边，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有力的符号，代表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彻底探索和充分了解的，当然也是可以被完全占有的。
二、打开中国：van der Goes和商业想象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在17世纪的荷兰，中国象征着可及的世界。既然大明帝国已经多次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那么它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到来，似乎确实成了打开这个始终封闭的帝国的黄金机遇。为了探寻这个“打开中国”的主题，并考察其中多样的经济、宗教及认识论的意涵，本文下面转向讨论两位荷兰作家：Johannes van der Goes和Joost van den Vondel。他们在1660年代中期都创作过与明朝灭亡有关的悲剧。两位作者都把中国描写为一个有待向荷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开放的帝国，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极为不同。Goes是在商业的意义上鼓吹开放观念的，并且特别使用了自由流动的水来比喻贸易的自由；而Vondel的开放观念代表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公开、自由的揭示，因而有着神学的论调。
首先聚焦于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 Goes。虽然一度被誉为荷兰最重要的诗人，这位作家现在即使在荷兰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乌特勒支大学接受过医学教育，十七岁时创作了有关明朝统治终结前夜的四幕戏剧《中国的覆灭》(Trazil，or the Demise of China)。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剧作，并由此奠定了作为诗人的声誉。由于笔者会在其他地方讨论这部戏剧，所以本文先集中讨论van der Goes最知名的作品Ystroom。这是一首创作于1670年代初的长篇赞美诗，歌颂了流经阿姆斯特丹的“Y”河和它带给阿姆斯特丹的经济、政治权力，也歌颂了荷兰(Holland)省和新兴的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正如标题所显示的，水的形象是这部作品最核心的隐喻。例如，正是以水为基础的理念(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内陆帝国)，解释了荷兰在世界上的优越性。在van der Goes看来，荷兰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的繁荣，并不是依靠对世界各地的实际占有，而是依靠对各地之间联系通道的掌控。此外，水还是作品本身写作艺术的一个核心象征，按他的解释，作品应当以“无限的、自由的风格”流动。对于日益向荷兰人开放的这个世界，水是绝佳的比喻，因为它既连续地流动，又不断地变化。
关于van der Goes这部阿姆斯特丹赞美诗，我首先要介绍Romein de Hooghe(1645—1708)的插图。插图的日期署于1671年，它展现给我们的世界观，既抓住了这个新近发现的地球的雄伟壮丽，又凸显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中心的重要地位(图4)。⑧画面中间是“Y”河之神坐在宝座上，他的周围环绕着其他众神，分别代表世界的不同地区：波兰、西班牙、直布罗陀，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中国女神。所有这些地区都聚集过来，把他们的财富贡献给那位坐在中间的神，以加多他的荣耀。亚洲，是画面右侧一位戴着东方头巾的年轻女子，正在奉上一只装满“宝石、丝绸和黄金”的号角。中国是神另一侧的女性，正在把金子从她的宝箱里倾倒在这个宝座上的神的膝下。
关于这幅插图，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它独特的全球视野，它以此将各种角色置于同一个空间中，使得世界被概念化为一个整体。例如，作为画面中的最主要内容，地理知识的拟神化(deification)使画作者可以在一个版面之内呈现出整个世界及其各个地区。在这里，荷兰、波兰、直布罗陀和亚洲全部被置入了一幅有关全球联系的想象图中。正如上文指出的，选择赞美阿姆斯特丹之河(而非它的那些大教堂之类)的确不是偶然的。毕竟，是水把地球上这些相隔遥远的地方连接了起来。⑨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尽管“Y”河之神被置于画面的中心，并且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神，但他依然只是众神之一。简言之，当所有地区都被想象为神时，其中虽然有等级高低之别，却没有种类的不同。
图4
进一步地，插图并不仅仅是在单一空间内呈现了世界的各个地区，而是在创造“整体的世界像”的过程中，世界作为将要被读者的眼睛所把握的对象，获得了多重的、方式极为不同的视觉再现，从而凸显了再现的力量。最明显的当然是这个奥林匹克寓言，把世界呈现为众神汇聚的神话空间。但如果看画面上方，就会发现一个地球，代表了一种更科学地再现世界的方式。最后，在Ystroom神背后的墙上，隐约地好像画着多座阿姆斯特丹的塔。这是第三种再现世界的方式，也可以被称为开放式绘画写实主义(painterly realist)。于是，在同一幅插图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学者所谓的荷兰式的“描绘世界”的艺术；这是一种高度修辞的艺术表达，可以在同一个视野(view)中容纳把握同一画面(image)的多种不同的方式。
把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和各种不同的再现方式置于同一幅画面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最显著的是，插图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强烈的、随着世界逐渐被揭开而产生的满足感。这在附诗的最后几行表现得尤为清楚：
墨丘利(Mercury)亲自升起，指引我们的船队，
在[东印度]公司之光的照耀下，
揭开了新世界的面纱。
这几行诗中，我们看到科学符号(地球)和神话形象(墨丘利)是怎样地结合了起来，并带给读者光辉、壮丽的感觉——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的指引下，新世界的面纱被逐渐揭开。
如果聚焦于中国在这一世界视野下的角色，很显然，中国女神的在场，让读者感觉到甚至世界的尽头现在也已经向海上之国荷兰敞开了。一旦荷兰人知道了通往中国海岸的贸易路线，中国就从一个神话般的“契丹”(Cathay)，变成了地图上一块清晰的地方了；在这里，她被呈现为一位慷慨地微笑着的女性，随时准备将宝盒里装得满满的金子倾倒在阿姆斯特丹的膝下。这种中国为荷兰之利益而开放的感觉，在诗中有强烈的表达：
现在支那(Sina)已不再拒绝付出她的财富，
还愿为擎天神(Atlas)的黄金收获提供帮助，
如此慷慨，虽然她正因陷入麻烦而叹息，
被鞑靼之斧砍倒的北京的皇家宫廷，
证实了伟大是怎样在喧闹声中堕落，
从那高山之巅，国家是怎样带着尴尬，
见证了最伟大的皇帝吊死在树上，
和他那惨白的、将死的面庞。
黄河与长江，一度紧闭着嘴唇，
现在，自由地抬起了头朝向太阳，
在广州港清空了他们的收获，
以无尽的财富向我们致敬。
当水手们用丝绸装饰着住房。⑩
这几行诗调用了大量与明朝灭亡有关的象征，并混杂了许多一般性的中国画面：北京的宫廷被鞑靼之斧砍倒和藏红花色的黄河摆在了一起，崇祯皇帝的自杀则被定格在了一幅灰色颜料绘成的苍白面容之中。然而，有大量的画面强化、结合和对比了这样一组观念，即封闭与开放分别意味着得势与失势。例如中国人本身在鞑靼入侵之前，就被描写为“被束缚的”；这个灵感很可能来自此前Nieuhof的那部名著。相反，诗的第一行则强调了中国现在已经开放，并自愿地付出了她的财富；这行诗同荷兰人在谋求打开对华贸易方面的长期挫折与期望形成了共鸣。(11)黄河、长江，中国最著名的两条河流，现在不再紧闭河口，而是向着太阳自由地抬起了头颅；(12)这几行诗再次重复了曾经被束缚，但现在已开放的中国形象。就像百川终将流入大海(因此终将流入荷兰)那样，所有上述元素综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结论：即使是中华帝国，也已经向好奇而贪婪的荷兰人敞开了。
三、Vondel：公开的信仰誓言
前面简要讨论了van der Goes以贸易打开世界的重商主义理念，本文下面转向简要讨论另一位剧作家Joost van den Vondel。他的祖籍是弗兰芒南部安特卫普市，出生于德国科隆，在创作戏剧《中国统治的崩塌》(Zungchin，or the Downfall of the China's Rule)时已年逾八十。当时，Vondel已经是荷兰共和国最负盛誉的诗人，不久之后更成为了尼德兰的国民诗人。他是天主教徒，但生活在一座加尔文教占主流的城市中。利用明朝的灭亡，Vondel——特别是通过拥抱作为公开的信仰誓言的开放理念——创造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传教士式的世界观。
为了解释他怎样把明朝的灭亡转化为一份公开的天主教信仰誓言，本文要先讨论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Vondel应该利用过这份资料(图5)。我们只需要讨论地图志那幅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绝妙的卷首插图，并且理解它怎样利用了这幅美丽的插图，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个作为封闭的知识对象的中国。高高的城墙(中国的长城)上，有一扇门打开了，露出了门后的新世界——门上刻着的标题告诉我们，这就是中国。为读者打开城门的擎天神清楚地表明，新知识已经被揭开了，正如图片榜题告诉我们的，“我打开了曾经封闭的”。
为读者的眼睛打开新世界的力量，部分地来自新近获得的科学、地理学知识。例如，在左下角，一群天使手持着科学仪器(左边是航海导向仪，右边是圆规)和对世界的三种不同且逐渐扩大的科学呈现：一幅地图、一个地球和最右边的一只天球仪。(13)
图5
但是，和de Hooghe的世俗插图不同，卫匡国《地图志》卷首的这幅插图非常清楚地表明，上述知识与奇观根本上来源于神。画面左上角的三个字母IHS代表了神的儿子。象征着圣子的太阳向右侧发出了一束光芒，划过天穹，经过画面右上方一面洁净无瑕的镜子的反射，再次划过天穹，点燃了一位天使手中的火炬。它明白地告诉读者，是上帝的光芒送来了世上的真知，并且(或许在擎天神的协助下)打开了通向神奇中国的大门。
地图志表明，神的启示不仅是知识的来源，还是知识的最终目标。进入中国的根本目的，并非简单地为了了解中国。相反，是为了把主的消息带往这片遥远的国土，从而使那里众多的无知灵魂脱离蒙昧状态。插图中，位于真知的光芒之间的文字出自《以赛亚书》第18章：“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它提醒我们，这是一位自视为使者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描绘。显然，“高大光滑”的民正是刚刚被满族入侵所摧毁的中华帝国。同时，“快行的使者”的角色则由耶稣会士来扮演，他们带着基督的知识，把信仰送往遥远的中华国土。因此，在这幅插图里，有关世界的知识就不再呈现为一场开放的商业交换，而是一次宗教启蒙；耶稣会士一边收集有关中国的知识并传回欧洲，一边充当主的使者，把有关万王之王(the Lord of Lords)的真知送给中国。(14)
回到Vondel的戏剧，我们发现诗人使用了类似的天主教信仰来解释明朝的灭亡。在他的传教士式的世界观中，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警示观众的借口：所有的知识最终都既源于主又通向主。确实，Vondel的戏剧的核心主题，正是围绕着知识及其传播途径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皇帝对其周围世界的无知。中华帝国在它周围筑起的同心圆的层层高墙(长城、北京城、和最内圈的皇城)未能使皇帝免于叛乱，正是因为这些城墙把皇帝同墙外发生的一切都隔开了。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当李自成(1605?—1645)已经潜入北京，他的军队已乔装入城并四处散播谣言时，皇帝何以会毫不知情。(15)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皇帝对他的军事机构已经被收买的情况一无所知。(16)最后，在第四幕，崇祯皇帝与世界的隔绝达到了一个可悲的高潮。太监们没有告诉他，守卫皇城的大象都被毒死了，李自成已经攻占皇城外墙。皇帝被困在了高墙之中，再也逃不了了；除了自杀，他别无选择。
不过在Vondel看来，在根本上，皇帝的缺乏知识是一个宗教性的而非世俗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天主教信仰来获得。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第四幕结尾，合唱队唱了一首有关中国长城的长篇赞歌，帝国需要向基督的真知开放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自然，为守卫你的财富，
围绕着你，哦中华，有波涛，
有石壁、沙漠，和河岸，
有高山、森林，和荒野，
有大片的、宽广的沙海。
然而自然，虽如此地奇妙，
还是支撑不了你的北方，
技艺填补了自然的缺口，
建造了，也提供了，
你所需要的屏障。
一堵城墙，从西到东，
一座拱璧，抵挡危险。
歌词接着讲述了满族的入侵，一场连长城也抵挡不了的入侵；最后结尾表示，一旦向基督开放，中国将获得能够真正抵挡一切入侵的城墙。
哦主，我们的牧人，保护你走散的羊群吧。
挽救那些悲伤的灵魂吧，
饿狼们伪装成了羊羔，
狼牙的威胁，他们一无所知。
点亮我们的眼睛、倾听我们的诉说吧。
请保佑那皇家的子孙吧，
他们第一次把中华朝廷向您的纹章敞开，
它曾经一直对所有外国人与十字封闭，
它加持了您的荣耀、保护了您的荣耀，
免于一切异教徒的诽谤恶言。(17)
合唱的结尾，是曾经对上帝的真知封闭的帝国，已不再需要城墙来保护它免于灾难了。
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开放，最终也是把个体与更大的社会连接起来的东西；这个主题在戏剧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体现。Vondel前后两次使用了“openbaer”这个术语，这大概是17世纪最接近“公”的概念了。在序幕中，Vondel在解释明朝皇帝何以未能公开承认基督教时使用了这个术语，他说“年轻的皇帝将会公开地(openbaer)欢迎真知……如果不是因为禁止一夫多妻的要求让他似乎无法接受的话”。(18)戏剧最后一幕又重复了这一公开的信仰誓言。当高潮到来时，在一队天使的护卫下，传教士沙勿略(Xaverius)从天堂来了，他揭示了帝国的未来命运，并“公示了上帝恩典的预兆”。(19)由此，在最后一幕，在对未来的天上帝国的承诺中，世俗的大明帝国的崩溃到达了壮丽的终点。在事件发生二十年之后，Vondel把有关大明家族(Taiminga clan)的宏伟帝国的噩耗转化成了一堂关于宗教谦卑的课。只有坦诚地、公开地拥抱上帝，拥抱上帝在此世的代表——天主教会，拥抱教会的使者——耶稣会士，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有关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知。
四、结论
本文探寻了17世纪的不同体制——经济的、宗教的以及科学的——为17世纪欧洲大众打开世界的不同方式；进而展示出，当世界逐渐被视为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社会时，中国是如何呈现为一个必须打开大门才能真正与世界交流并获得自我完善的帝国形象的。无论在van der Goes还是在Vondel那里，这种开放感还完全属于早期近代的体制，或者是商业的，或者宗教性的。然而，稍微看看今天西方的报纸，我们很容易发现，无知、蒙昧和封闭的中国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发挥了日渐重要的认识论功能。的确，如果比较一下17世纪中叶卫匡国的以宗教热忱打开中国的擎天神形象，和西方媒体要求开放中国网络长城的呼声，很显然，中国是完全封闭的——这一主题依然在影响西方的想象。
注释：
①Hollandtsche Mercurius 1(1650),p.26.
②Edwin J.van Kley,“News from China: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an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3 (1973):561-582.
③Hartmann Schedel's Liber chronicarum，Nurmberg,1491.Reproduced in Anthony Grafton,New Worlds,Ancient Texts: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with April Shelford and Nancy Siraisi(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20.
④Hendrik Nieuhof,“Dedication,”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nie(Amsterdam:Jacob van Meurs,Boekverkooper en Plaatsnijder,1665)4.
⑤Vondel,“Dedication,”lines 75-76.
⑥Johan Niehof记载1655年出使的书的卷首插图，画着鞑靼皇帝顺治和他面前被囚的中国人。
⑦van der Kley,p.563.
⑧这首诗(包括插图)初版于1671年，并至少在1685年、1699年、1705年、1708年、1714年、1730年、1735年和1749年八次重印。
⑨在诗的前言里，van der Goes以他通常的极度巴洛克式的诗句写道：“带着银奶桶，[这些河流]流遍了全球。”van der Goes,“D'Ystroom,”(Amsterdam,Albert Magus,1682)3A.
⑩Van der Goes,“D'Ystroom,”Book Two,pp.38-39.Van der Goes在这首阿姆斯特丹赞美诗中用了许多《中国的覆灭》中的诗句。
(11)有关荷兰人在建立对华常规贸易方面大量而徒劳的努力，参见John E.Wills,Jr.,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especially Chapter Two,“Pieter van Hoorn,1666-1668,”pp.38-71.
(12)显然，这两条河流都不是 (像作者暗示的那样)最终在广州入海。
(13)地球仪，虽然是科学的，也具有明显的商业功能。毕竟，Bleau既是一位地图出版商，也是一个地球仪生产商。有关 Bleau，参见J.Keuning,Willem Jansz.Blaeu:A Biography and History of His Work as a Cartographer and Publisher,revised and edited by Marijke Dondersloot-de Vry(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73).
(14)只要比较一下卫匡国《新地图志》的拉丁文与荷兰文版本，就能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有卫匡国那样的宗教热情。卫匡国的献词是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Leopold的，而 Joan Bleau则决定将荷兰文版本献给荷兰的商业之王 ——联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卷首插画，画面自城墙以下的部分都保留了，但所有与教皇有关的标志都被剔除了。参见 C,Koeman,Atlantes Neerlandici:Bibiliography of terrestrial,maritime and celestial atlases and pilot books,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up to 1880,vol.I(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7)193-196.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荷兰文版本中，擎天神臀部下部露出得更多。
(15)Vondel,Zungchin,Act IV,lines 1063-1080.
(16)皇帝收到了一个神秘的纸条，告诉他这个危险，但他未能采取措施，因为他不知道是否应相信这个消息。
(17)Vondel,Zungchin,Act III,line 921-972.
(18)Vondel,Zungchin,“Inhoudt.”
(19)Vondel,Zungchin,Act V,line 1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