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现代化研究(三篇)——1.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2.“现代转化”与中国学术的冷热不调——3.对古代文论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古代论文,体例论文,冷热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百年古代文论的研究涉及的问题众多，从古代文论的学科范围、学科建制、研究方法、特征界定，直到最近的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的现代化、文化遗产的承继、中华人文精神的弘扬等一直纠集其中。更为特殊的是，在古代文论学科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纠缠于古今、中西的两难选择。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思想史资料，而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学科体制则是现代的知识生产；古代文论是古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作为对于文学的思想，古代文论又有超越性的一面，这些给今人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在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的讨论之后，今天再来谈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应深入到这门学科的各个层面，为此，我们推出三篇文章讨论古代文论研究的具体问题，希望对学界的思考有所推动。
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
——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提要：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
关键词：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体系构造；体例难题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4-0015-06
今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20世纪才产生、流行的概念，“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也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世纪上半叶，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语境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从草创到成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一学科却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冲击、焦灼，在这种冲击、焦灼中，既包含着一系列从学术理念到方法论方面的观念性危机，也孕育着一些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学价值方面的积极性的选择契机。
新语境所产生的影响、制约作用是多层面的，必然会引发出许多深度性质的学理性问题，其中自然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书写体例的反思与认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的重新定位。一般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需要处理如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材料的辨别与取舍；第二是编写形式的确定。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复杂的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的问题。材料的去取与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等的界说有关，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批评史研究者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尤其是近现代纯文学观的影响；在编写形式上，体例的转换体现得往往是研究基本范式的转换。今天这种学术运作方式的利弊都相对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值得我们认真而系统地加以反思。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产生与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比可以见出各自的特点。就我国古典学术体系看，主要还是在“经、史、子、集”的大框架下所作的进一步分类，这跟当时各学科运作的实际状况是一致的，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理论史”意识。从集部所附的唯一与现在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类所体现的内容看，也与现代以来形成的“古代文论”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包含有如纪事、感悟、评点、摘抄、说理等，及对法式、理论或概念的讨论等多种含混的记述方式，甚至有些是学科边界相对模糊的。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运作模式则将所谓的“理论形态”从事实状态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等，具体落实到文艺学上就有了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似可独立演进与表述的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形态，它们可以整体地解决一学科存在的那些基本问题。与之相配合，又有所谓的概论史、理论史等。从世纪初的情况看，不单单是文艺学领域，学术的各领域在当时都在大规模引进各种西学体制，包括概论与概论史等，也有许多是因现代大学纷纷建立后教学的需要而引进的教科书，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我国学科体系、体制的正式确立(比如朱东润就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难免有“讲义”的气息)。我们最初及后来延伸开来的古代文论编撰体制与这一重要背景密切相关，从而使得原来混杂一体的文论面貌倾向于向较为单纯的、也更注重抽象概念演绎的方面渐次汇拢，并奠定了以后文论研究的主要路径，即注重对一些从历史中寻找出来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等的解释。
如果先不论研究者的本意，而只从已成的研究实情看，以上这种研究方式的长期传承就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实际上，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提出某种文论观点、范畴、命题等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即表现了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直到很晚，也还只有诗文家而没有批评家的概念，批评还没有成为一种专类或职业，只是文学家工作的闲余延伸。因而，如果为批评史而将批评史由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及对之的必要揭示，理论研究就失去了对文学活动本身的“了解之同情”，就会使批评史失去最为基础的理论着落，甚至使人不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从何而来、为何生发的。这在后来又导致了批评史与文学史研究界限的划分，似乎搞批评史者与文学史研究无缘，搞文学史者则又是另一派人。二是批评史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批评观念的割裂。如果重新回到古典批评状态，可以看到，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其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由多样具体而至愈益抽象的批评观念一起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其间又有错综交融，在解释时也必有其不可脱落的关联性。只是找出若干有范畴形式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批评，不仅会忽略那些隐含在大量批评实践中的、抽象化程度看来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研究上的片面性、随意性。即便有所谓的批评史本体存在，我觉得也不应缩减到一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少量的范畴、概念。三是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自然有其特殊的对象，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识写进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之中，但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些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在当代学者处已很容易理解，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已成为该学科中最有展望价值一个方向。但这在20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虽然也有因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引起的对社会背景的重视，但在这一前提下认识的背景基本上属于模式化、概念化、外贴的，与文论观、批评观所真实、具体产生的文化语境是两码事，而且前者在当时的论证上也是甚为薄弱的，文论史界尚缺乏对一批评观所生发的文化、社会背景作真实考察的基本意识及在这方面的训练与能力，一般讨论仍限于十分狭窄的范畴论述的范围，而这也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等的解释实际上都是很成问题的。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对这一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并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学科构成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反思，包括对源头与过程的清理，这样的反思是具有学术史研究意义的。此外，我们已经看到，在以上取向的支配下，由于层层剥落造成的严重贫瘠，及与多种十分生动的体系间互动的隔绝，使这一学科的研究长期陷入一种令人沉闷的状态，并在一段时期里成了整个文学研究中最为滞后的一支，据我所知，在教学上，学生也同样不愿问津，对之视若畏途(自然包括因其枯燥与无意义)。这些年来除了资料整理上的工作有较大成绩及在个别区域做得较好，作为整体学科来看，则明显缺乏模式开拓的能力，在专业性进展上也多有限。由此便有了20世纪90年代后起始的对之作渐次改进的工作，及我们今天更有意识的学科性检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我认为，还是紧扣对古代文论事实本体的追寻，重新认识文论史的真实、完整的形态，通过对此的较全面揭示来确定新的学术运行范则，而不是像前段研究那样离它越来越远。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而主要是从诗文创作的角度来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王运熙、张少康等人撰写批评史著作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文论体系都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试图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这是与郭绍虞等人明显不同之处。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著)，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这样深入。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要受到文学观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却不是影响学科范围的唯一因素。如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影响作用就不容忽视。第一代研究者们的首要目的是确立学科，是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就像汉儒争立经学博士一样。这里也有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以前没有一个批评史或古代文论的学科，现在要把它确立起来，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是划定独特的研究范围。没有独特的研究范围就没有必要建立学科了。所以郭绍虞、罗根泽等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从其他话语形态中剥离出来，告诉人们，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学科所要阐释的对象。至于如何阐释才是有效的、合理的，他们虽然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却无暇深入思考。因为他们的研究目的在彼而不在此，我们就不同了。对我们来说，古代文论和批评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无须追问的，我们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在这个领域中发现新问题，是如何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超越前人，从而达到现代学术的前沿。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不再是剥离性的工作——占个地盘好吃饭。而是要对已有的地盘进行清理，追问这些话题何以成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们的生成演变轨迹和文化逻辑是什么，以及它们与地盘以外的话语形态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对我们来说，研究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划出地盘，指出哪些问题属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围，而是大大深化了。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学科范围也就相应扩大了：有些第一代研究者认为不属于本学科范围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成了应该进行研究的重要对象。例如前面提到的文化史、政治史的问题，以及言说者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文化心态等等。如果说第一代研究者的工作是一个“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要由醇反杂。他们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网络中去。这样才能将研究引向深入。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所以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弹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一代研究者的贡献主要在于给出了一个言说领域，确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并且梳理了研究对象最基本的意义与逻辑关系。这种贡献是巨大的，是其后一切研究者都无法置之不理的基础。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也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对以上问题再作些更深入的探讨，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政治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应当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古老的研究范围不等于可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越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我们所说的“概论学”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我们过去的研究虽然也可以说有不少成果，但总的看，在研究的类型、侧面等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学习的事项。二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驱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我们已说的，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为什么会导致后来这样的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当然也反映了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的特征，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学科的独特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参照尺度。三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是，在本世纪前一阶段，学术界最繁忙的是引进体系与构造体系的工作，反映在史的方面，就是各种“通史”的大量诞生，仅以商务版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一揽子就推出几十种分类通史，可见当时对这一模式的热衷程度。实际上，这些通史基本上都只是一种简要的轮廓描绘，里面的细部大多未经研究，也就是说，在未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先有了总体体系。不可否认这段时期也有一些深入与富有成效的探索，但通史的编写却往往替代、掩盖，甚至抹煞了具体认真的学问方式，尤其是编写通史能迅速成为一时“大家”、“名家”，当然给学人确定了一颇富诱惑力的目标。这种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给后来的研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从前几十年的情况看，批评史界所选择的研究范围多数未超出这些通史列出的条目，比如性灵说、神韵说、《诗品》《诗式》等等，不断在这些封闭式的题目上低水平重复，而不是自己去阅读原作、发掘问题，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搁置了，更不用说对原始情境的认知及进行有效的原创性研究。在评价上也是这样，很多是延续旧说而来，例如前面的学者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当时的历史语境，认为“前后七子”的文学观没有多大价值，而高扬“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后来的学者几乎千篇一律地迎合其说，实际的情形当然远非如此简单，但因为不是自己深入材料，或也如通史式做法而停留在事实表面，无法通过综合更多的史料对之作新的判断，便很难发掘出有新鲜的观点及有价值的考证。在这种所谓大家与通史模式的阴影覆盖下，批评史研究的道路更只能越走越窄。
这的确是古代文论这个学科发展中的大问题。实际上老一代学者在提出问题，或划出研究范围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与他本人的知识储备、学术兴趣以及当时的社会需求、文化语境有直接的联系。当然，一种学术运作方式一旦形成后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后人不反思这种情况，以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本学科的基本话题，是自明性的，这就沉陷在传统惯性之中了。这就无形中将自己的研究视野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中，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局限。我们现在要想使这个学科深入发展，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看看它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一笔勾销，我们还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接着说。克服传统惯性最好的方法是加强反思，我们不能放弃对他们进行反思的权力。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们何以对那些古代文论概念、命题或人物感兴趣而不是另外一些。他们的选择标准与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尽可能地直接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进行重新选择与评价。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除幻”或“去蔽”的环节，也就是将笼罩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剔除掉。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是政治无意识的幻象。研究者在时代主流话语的影响下去选择研究对象并给出一定与事实相去甚远的评价。例如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提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这本质上是一种启蒙精神的产物，在当时有着远远超出学科范围的意义。在这种观念的直接影响下，古代文论研究也空前地高扬了古代文论中那些重形式技巧和审美特征的话语资源，而对注重美刺教化的观点予以轻视。实际上，强调诗文的社会价值功能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特点所在，是不能够否定的事实。二是个人好恶与眼光的独特性而导致的幻象。我们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研究谁谁就了不得，尽量夸大研究对象的价值，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研究有意义，这也会对后来的研究者形成误导。所以只有冷静地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反思，并对自己进行反思，追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何以会如此评价等等，然后切切实实地直接面对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使古代文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
关于中西关系的文化难题，上世纪上半叶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认为王国维治学有三法，“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吸取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段话需细加领会，陈先生对静安先生开风气之先是肯定的，但细审“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也非全部肯定、一味褒扬。“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后来就成为古文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模式，而这种模式在王国维研究中的实际效用与在后人研究中的实际效果不尽相同，就是因为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文化处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知识储备来看，王国维国学基础深厚，对民族传统之“固有之材料”掌握得相对比较全面，其学术上的成功或恰不在此模式本身，而在其深厚的学养；而今日之流弊表现为使这一模式成为“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的机械拼接，其学术失败处恐怕也不能归咎于这种模式本身，而在对“外来之观念”知之不深，对自己民族传统所“固有之材料”又知之甚少，简言之，学养不逮也。其实，中西融通不是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个“能不能”的问题，仅仅有中西融通之宏愿，而无中西深厚学养之沉潜培植，最终也就只能是空怀幻想而已，或自我标榜融通中西，恐怕也还是底气不足。再从文化处境来看，中西文化关系发展到今天其实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现代性”理念已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今天“全盘复古”几无可能。五四先贤们身处国门大开之初，一方面传统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传统学养大都较为深厚，所以激烈攻击传统的他们实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其实是离不开他们本身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的；再看看“五四”以后中国的发展吧，内战、外战再内战，再继之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到了今天吾辈身上残存的传统文化学养还有几分？大致说来，造成我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激进反传统的“五四”先贤们脱不了干系，但恶劣的社会历史处境对文化传统的戕害作用恐怕要大得多。传统文化几乎深入“五四”先贤们之骨髓，可以说他们之反传统是有资本的，今日再倡言什么反传统(如果说是古代传统的话)，我们又有多大资本？今天再反古代文化传统，大概几近骑士大战风车了吧？“五四”先贤可以“荣今虐古”，我们今天再“荣今虐古”大概只能施虐于影子了吧？这是我们今天反思“五四”激进做法时，所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自身不可回避的真实的文化处境。
再看所谓体例难题，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宏大的史学建构，与西方进化论的、决定论的、线性论的历史观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关联，比如黑格尔就将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理念的演进史，如此等等，而从西方现代思想的发展来看，所谓西方中心主义与唯科学主义、历史决定论、独断论等几乎是在同时受到质疑，当西方解构主义大行其道时，西方传统的系统结构性的文化思维方式就面临着挑战，那么，古代文论研究中过分偏重系统结构的学术运作方式是不是也面临着挑战呢？至少这已值得我们加以深刻反思了，那种唯体系是瞻的看法与做法至少已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随着西人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在西方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多大程度上可以恢复古人诗话、词话之类的学术运作方式，恐怕还是个很大问题，至少我们可以说结构系统化也非全无是处。早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就指出，“(今人)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断章取义，陈先生似乎反对条理化、系统化，其实不然，因为他对冯友兰条理性、系统性极强的《中国哲学史》是非常肯定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言用以描述古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流弊也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其实，相关之病还不在“系统结构”，而在“系统结构”不是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为观念框架先行之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资本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总结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探寻“形式的内在联系”，对于古文论研究来说，就是探寻文献材料中的思想关联。要做到“系统结构”从材料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一需充分占有材料而充分“入乎其内”，二需还能真正“出乎其外”——这就需要理论思辩之超拔之力。两方面做起来都属不易，但不得不下大工夫去做，或可偏胜，但必须同时兼顾另一方面：或云等到材料搜罗全了再行“阐释”，或云到今天材料已搜罗的足够多了因而研究重心应转向“阐释”，两种说法都有问题，其实“材料搜罗”与“理论阐释”不应只是一种先后排列的线性关系：“先”把材料搜罗全了，“后”再进行理论阐释；或“先”把理论框架搭起来，“后”再去搜罗材料——两种做法都存在问题。“材料搜罗”与“理论阐释”之间更符合学术规律的关系应是一种“循环”关系：“先”搭理论框架固无不可，但需在其后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用材料去调整框架，而非相反削足适履以框架裁减材料，或把适合框架的装进框架，不适合的则避而不谈。也可以先行搜罗材料，但若同时没有理论之深思，材料搜集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常常是到偏僻角落去挖所谓新材料(此种作为绝对有价值)，而触手可及且极具理论价值之材料却成为研究盲点。以上是基于历史的判断：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史，材料搜集、整理已有很大规模，理论阐释固多弊端，但也不能说全无是处，即使全是教训，这一个世纪的教训也足以使我们可以少走弯路了。古文论研究的深入需强调深层规律性与内在体悟性的交融，而我们与古人最佳的关系或许当是不即不离：于原始文献之散乱、饾饤前止步，则何以立于古人肩上而超越之？是为“不离”；将古人文学思想作为过时的活化石而随意摆弄，或随意装入某种西学的模子，则为“不即”。而只有不即不离，或许才能建构起我们与古人真正的富有成效的文化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