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布兹何以创造“人少贡献大”的奇迹
——一个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解答
尚振扬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 基布兹是具有犹太特色的集体社区。在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基布兹以不超过全国5%的人口为以色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了“人少贡献大”的奇迹。本文尝试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对这一现象做出解答。基布兹的社会资本存量体现为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提供联系渠道，增强基布兹的凝聚力；认知型社会资本明确一整套的价值准则，提升基布兹的行动力量，并且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从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现象中可以得到关于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两点启示。
[关键词] 社会资本；基布兹；人少贡献大
一、问题的提出
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聚集、集合”，是以色列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综合性集体社区双重角色于一体。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犹太移民回到故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充满敌意的现实，采用集体劳动的生活方式，按照财产公有、民主管理、按需分配等原则，于1909 年建立起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基布兹，起名为“德加尼亚”（Degania）[1]。随着犹太移民的持续回归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基布兹的数量和社员人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情况如表1、表2 所示）。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国内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基布兹一度遭遇发展危机。但在危机面前，基布兹兼顾发展的原则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主动做出一系列改革，实现了升级转型，有力应对了外部环境的冲击，继续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良好势头。
表1 基布兹人口
表2 基布兹数量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基布兹对以色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经济上，基布兹的农业产值在21 世纪初期占以色列全国的42%，农产品出口量占全国的43%[2]；2013 年基布兹的工业产值高达120 亿美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3]；不仅如此，许多基布兹还大打旅游牌，向国内外游客提供诸如宾馆、泳池、跑马场、和水上乐园之类的娱乐设施，在一些基布兹中，旅游业的收入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4]。在政治上，基布兹是以色列工党的坚定支持者，为以色列政坛培养了大批的政治精英。在1948 年至1977 年工党联盟执政期间，基布兹为以色列培养出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和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等四位总理，以及输送了三分之一的内阁阁员[5]。在国防与军事上，基布兹在以色列建立以前，成功吸引了大批犹太移民，既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又为以色列的发展开疆拓土。在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成员在以色列最精锐的战斗部队——伞兵、飞行员、第一线指挥官中的人数也大大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6]例如，在1967 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基布兹为以色列输送了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四分之一的陆军军官[7]。
据我观察，明朝怡香院里要成为头牌，漂亮是绝对的，但漂亮只是入门槛，要做收费高的小姐，得有点文学修养，明朝的人好这口。如果你诗词歌赋都会来一点，点你牌的就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而是才子士人了。如果你能自己做点诗，出个集子什么的，那慕名而来的就是那些大才子、大文学家和政府官员。女人和什么样的男人交往决定了她的价码，要成为头牌，就要和最有分量的男人交往。
有鉴于基布兹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学者们将其誉为“共产主义绿洲”[8]“现实中的神话”[9]。人们在惊叹基布兹的巨大贡献时需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基布兹的人口从未超过以色列总人数的5%[10]。也就是说，基布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所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奇迹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大多从经济公有制和民主制度、犹太宗教伦理、政府和政党的外部支持等三个方面对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奇迹成因做出回答，这些研究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下对基布兹“人少贡献大”奇特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既有研究犹如涓涓细水汇集成川，为我们理解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现象提供了可信的原因。但在对基布兹进行深入考察后，发现在基布兹内部存在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而既有研究对之关注则明显不足。结合实际情况，在讨论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现象成因时不能忽视其内部蕴藏着丰富社会资本存量这一现实。社会资本是否有助于基布兹凭借较少的人口做出巨大的贡献呢？
二、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20 世纪后半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的一个重要分析范式，众多学者从构成要素、社会作用等方面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年轻的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汉尼范（Hanifan）笔下。他在1916 年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社会资本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且可被感受到的资源，集中体现为基于社会交往过程所产生的良好愿景、伙伴关系、同情怜悯等，而且它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可以改善整个社区大众的生活条件[11]。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才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阐述了社会资本，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12]随后，科尔曼（Coleman）从功能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认为“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13]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率先把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学领域，确立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4]就社会网络而言，他更青睐横向网络，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认为密集的横向网络更具效率，可以大大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认知型社会资本借助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无形之中放大了奖惩效果，违背基布兹价值观念的社员不仅要承担失去信任与声望等社会惩罚，还要面临在基布兹内部被孤立、丧失与其他社员展开互惠合作的可能。在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下，认知型社会资本为社员们设立了一套同向强化的激励机制，即遵守基布兹价值观念的社员会受到褒奖，反之则会受到无形的惩罚。换言之，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放大了社员们遵从社会价值观的激励效果，同时也增加了社员们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潜在成本。在公共食堂就餐已经成为社员们的价值共识，因此那些偷偷在家做饭的社员则会遭到其他社员的轻视，面临丧失信任的风险。认知型社会资本与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的结合在无形之中起到了严格约束社员的效果，以潜在的正反两个结果来督促社员们恪守行为规范，使社员们更为谨言慎行，激发社员们的利他精神、志愿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基布兹的稳固性和持久性。
李老师扬了扬手中的档案袋，兴奋地说，不要说是下雪天，就是天上下铁，我也要来！今天周小羽没来学校，我特意来找他。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周小羽的画在省里得了个大奖，几家媒体都报道了呢，为我们岭北镇小学，当然也为我们岭北镇争了光呢。你们看——
就基布兹而言，它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存量。作为一个集体社区，基布兹内部洋溢着平等的气氛，拥有公共食堂、文娱组织和社员大会等众多横向组织，这些横向组织编织起一张密集的横向网络，为基布兹培育出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基布兹社员之间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孕育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逐渐形成一套以信任和规范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而铸成基布兹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基布兹社会资本的作用方面，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为社员们提供了多种沟通渠道，加强了社员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基布兹内部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凝聚人心，推动基布兹的发展；认知型社会资本为基布兹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行为准则，教导社员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有利于提升合作默契，减少欺诈行为，避免基布兹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从而促进基布兹的稳定发展。同时，在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有助于社员们克服短视行为，进而为基布兹培育健康的认知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产生离不开横向网络，其奖惩效果借助于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得到同向强化，遵守社会价值观的社员在基布兹中会受到欢迎，反之，则会引起其余社员的不满，乃至唾弃。
因此，我们以上述研究共识为基础，结合基布兹社会资本存量的现实，试图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以期对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独特现象作出回答。
7.D 提示:0.98gCu(OH)2的物质的量为0.01 mol,若全部生成CuO,则质量为0.01mol×80g·mol-1=0.80g,所以a点对应的物质是CuO;若全部生成Cu2O,则质量为0.005mol×144g·mol-1=0.72g,所以b点对应的物质是Cu2O,A项错误。根据化学方程式可知,生成水的物质的量为0.01mol,质量为0.01mol×18g·mol-1=0.18g,B项错误。CuO和其中所含Cu元素的质量关系(以CuO的质量为10g计算)为:
基布兹不仅仅是农业合作的一种组织形式，还是作为共同生活而出现的集体社区。基于早期的历史实践，犹太移民组建基布兹，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做出财产公有、按需分配、民主管理等制度安排。为了满足共同生活的需要，社员们建立起许多组织，如幼儿园、中小学校、养老院、合唱队、社员大会，这些组织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横向性特点，即把地位平等的社员们联系在一起。凭借横向组织提供的交往平台，社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沟通，这样的社会现实就为基布兹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开辟了道路。简言之，基布兹的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体现为由幼儿园、中小学校、养老院、合唱队、社员大会等组织搭建起来的横向网络。
三、“人少贡献大”的现象成因
（一）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加强社员联系，凝聚社会合力
交通地理位置上，省人医正对城市主干道广州路，南北向道路为拉萨路和虎踞关路，医院门口有近11条公交线路经过，加上要在医院门口停车上下客的出租车，整个道路交通流量很大，通行环境非常混乱，直接影响了医院入口的交通秩序。医院共设有三个出入口，一号门是医院的主入口，供机动车出入，二号门是医院的急诊入口，对病人开放，三号门是机动车出口。医院内部的停车场有6个地上停车场，可停放200余辆机动车，有三个地下停车场和立体停车场，可停放500余辆机动车。[4]
基布兹作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集体社区，拥有丰富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存量，集中体现为以信任和规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基布兹的早期生活中，社员们吃过晚饭后围坐在桌旁，忘情地谈天说地，围绕着改造世界和创建新生活等主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的、家庭式的交流中，社员们得到了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和灵魂撞击，建立起牢固的手足之情，做出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等价值选择。不仅如此，价值观还体现在申请加入基布兹的考察程序中。想要加入基布兹的人首先需要提交申请，在通过资格审查和面试后，还要通过为期两年半的考察，当这一程序结束后，基布兹内部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社员同意申请人加入基布兹，那么该申请人就被纳入基布兹，成为基布兹的正式成员。甚至在一次考察中，社员大会拒绝了一名非犹太裔德国人的申请,背后的逻辑则在于考察特别强调价值观念中的信任因素，申请人对集体生活的认同和对以色列的忠诚都被列为考察指标。无论是饭后交流，还是申请考察，这些活动都指向了以信任和规范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念，成为培育基布兹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社会土壤。
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一方面给社员们提供了充足的交往渠道，促使社员之间的交流保持畅通，减少社员之间的隔阂与不平等关系，营造出一种密切的人际互动环境。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发挥了桥梁的中介作用，使得基布兹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克服了人数较少的条件限制，进而为基布兹的巨大贡献奠定了社会基础。基布兹本身就是一个规模较小、人数较少的集体社会，拥有某些促进交往的先天优势，而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借助内部众多的横向组织得以增殖，使得成年基布兹社员彼此熟识，极大地促进了基布兹内部的交往沟通。而基布兹的孩子们从小便拥有长期的集体生活经历。当新生儿出生一周后，他们就进入托儿所，由保姆进行集体抚养，早早过上了集体生活；在步入童年期后便转入幼儿园，和年纪相仿的小朋友们共同生活，共同游戏，在幼儿园里度过大部分时光；等到了入学年龄后，则进入学校，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接受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基布兹的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提供了多样的交往联系渠道，使得成年社员和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逐渐走向熟知，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进而盘活整个基布兹。
另一方面基布兹的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为社员们的发声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整合社员们的利益诉求，促使社员们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充当了基布兹稳步发展的润滑剂。基布兹在政治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的管理原则，规定所有公共事务均要由全体社员共同决定。由年满18 周岁的全体基布兹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是基布兹最高权力机关，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享有政策决定权，基布兹的内部事务，大到选举领导人、制定每年的预算，小到决定托儿所护工数量、分配进入大学的名额，都要有社员大会做出决定。基布兹管理人员经社员们选举产生，主要负责人为总书记，一般只设1 人，主管全面工作，日常事务则有经济、财务、教育、住房、休假等专门委员会来处理。书记处由总书记和这些专门委员会书记们共同组成，人数大约在7 到11 人，是基布兹的最高管理机构，岗位任期2 到3 年，不得连选连任。基布兹的众多委员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其所需的管理服务人员多达200 人，这几乎占到基布兹成年社员的50%！换言之，任期制和轮流任职制使得许多社员能够走上管理岗位，直接参与管理。另外，社员大会采取种种手段，例如在开会前张贴日程安排和敲击响彻基布兹的大钟，督促社员们与会，力图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整合社员们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制度安排既提高了社员们的参与度，又使社员们能够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恰当的决策，增强对决策和基布兹的认同，降低日后各项工作进展不顺的可能，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责任感。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化解社员与基布兹或者社员之间的矛盾，增强社员们的向心力，为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独特现象打下制度基础。
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在日常实践中也诱发了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生成。密集的横向网络营造出一种近似无限博弈的社会生活，使社员们成为社会网络之中的节点，具有和其他社员打交道的无限可能。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强化了社员们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催生出以信任、规范为核心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借助博弈理论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次博弈中，理性的个体处于自我利益的考虑也许会做出短视行为，但在无限次的博弈中，每个人都面临着利益背叛的可能，理性的个体出于长远的考虑会倾向做出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选择。因此对于身处横向网络之中，面临无限博弈的社员们来说，信任他人、遵守共享的价值规范等行为才是正确的选择。例如基布兹开办有公共食堂，负责向社员们提供一日三餐，可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在基布兹社员眼中，公共食堂不仅仅是用餐场所，更是一个相互交流、联络感情的平台。公共食堂为社员们创造了交流沟通的机会，能够使社员们借此机会加深认识与了解，提高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进而为基布兹培育出认知型社会资本。又如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为基布兹的创业活动提供了独特的网络结构，使得基布兹能够在危机面前采取自我发展（Self development）式的战略，通过鼓励各种创业活动，调动社会网络资源，在取得经济佳绩的同时也增强了社员们对基布兹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概括来说，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在实践中强化了社员之间的信任与了解，从而孕育出积极的认知型社会资本。
回顾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我们发现上述学者在社会资本的构成与作用上达成了三点共识。首先,社会资本包括基于社会交往而形成的网络，从研究历程来看，社会资本研究始终离不开对社会网络的分析；其次,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也包括以信任、规范为核心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最后,社会资本具有资本属性，能够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推动社会发展。
（二）认知型社会资本规范社员举止，促进集体行动
近年来2型糖尿病及其所引起的并发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即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骨科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目前大约有糖尿病患者3.47亿，而合并有骨质疏松症的比率为约50%～60%[1] 。当出现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后，患者发生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劳动能力减弱[2] ，故而需要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笔者近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认知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性约束，极大地影响着社员们的行为举止，有利于解释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的独特现象。首先，认知型社会资本给基布兹社员们提供了一种价值规范，教会社员们习得为人处世的准则，使他们认识到哪些行为是可取的，哪些行为又是会遭到基布兹唾弃的，明确了社员们的行为方式，有助于减少摩擦，维持基布兹的生存与发展，为基布兹的贡献奠定规范基础。这一点在基布兹的教育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基布兹以共有教育和劳动实践为基本教育原则，在当今世界教育中独树一帜。基布兹认识到学校教育不仅有传授科学知识的作用，还有宣扬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所以大力发挥学校教育的长处，从科目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培育学生们的行为规范，帮助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基布兹中小学校在“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同时，还开设基布兹运动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等课程”[18]，以期通过教育把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
其次，认知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约束，可以降低合作中的道德风险，克服机会主义倾向，减少社员们的私利性行为、欺诈行为和“搭便车”行为，能够解决社员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问题，提升彼此的合作默契，促使社员们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促进社员们团结行动，从而得以凭借较少的人口做出突出的成就。例如有些基布兹出于集体利益的需要，鼓励学生们进入高校继续接受深造。基布兹这样做则是出于集体行动的考虑，希望学生们在毕业后能够回到家乡，利用所学知识为集体服务。
社会资本理论被引入国内学界后，学者们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研究。杨雪冬把社会资本理解为基于长期交往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和价值理念[15]。燕继荣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方面着眼于其得以产生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资本包含以信任为核心的价值认知[16]。马得勇和王正绪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诸如信任、合作、宽容之类的观念性资源，这些价值观被认为可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减少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和谐。这些观念的要素主要由信任、合作、宽容、互惠、团结、诚实等构成，它们是社会资本最根本的属性。”[17]
四、结论与启示
基布兹是犹太人在20 世纪初的历史实践中建成的集体社区。自创立以来，基布兹为以色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支撑以色列的支柱。当我们把基布兹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绩与它拥有的不超过全国5%的人口相联系时，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为什么基布兹蕴藏如此之大的能量，能够创造“人少贡献大”的奇迹。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第一，基布兹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包括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和以信任、互惠为核心的认知型社会资本。第二，基布兹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克服了社员较少这个不利条件，为基布兹提供了沟通渠道和培育了行为规范，有助于解释基布兹做出的巨大贡献：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加强了社员之间的联系，为基布兹发展提供凝聚力；认知型社会资本规范社员行为，提升信任水平，促进集体行动。第三，在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催生出认知型社会资本，而认知型社会资本又借助横向网络型社会资本得到强化和稳固。
通过分析，基布兹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启示：
一是经济所有制度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既不同于列宁的观点，也有异于自由市场鼓吹者的观点，基布兹的经验事实为这一问题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回答。基布兹的经验表明民主与集体社会并非格格不入，民主是可以存在于集体社会中的。
叫他们停啊。村长手指先远远对着牛皮糖戳了一下，然后在空中横着一划，就划到了那些民工那边，脸上有了一些不快。
二是基布兹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块瑰宝，它取得的卓越贡献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助力。基布兹“人少贡献大”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因果机制对我国乡村治理也许颇有助益。目前我国大多数乡村都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有效的产业规划上，重视对乡村的经济建设。而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要想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提高乡村治理的绩效，也离不开对乡村社会资本的投资，尤其是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着力重建社会信任和培植积极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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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Kibbutz Create the Miracle of"Less People Contribute Greatly"?——An answer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SHANG Zhen-y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Kibbutz is a collective community with Jewish characteristics.In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Kibbutz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Israel's economy,politics and military with no more than 5%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creating a miracle of"less people contribute greatly."The existing studies explain it from four aspects:formal institutions,religious ethics,political support and internal rela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is phenomenon with the help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The social capital stock of Kibbutz is embodied as the horizont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The horizont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provides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o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Kibbutz.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defines a set of value criteria to enhance Kibbutz's power of action.And there is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From Kibbutz's phenomenon of"less people contribute greatly",we can get two enlightenments on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kibbutz；Lesspeople Contriut greatly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565(2019)04-0080-06
[收稿日期] 2019-05-09
[作者简介] 尚振扬（1994—），男，河南新乡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基布兹论文; 人少贡献大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