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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14-04-20 本文起止页码：5-16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4.09.001 1 前言 图书馆学在我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在发展进程中广受西方影响，具有兼收并蓄的风格[1]。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流派的划分，刘迅[2]将17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学领域所出现的各种思想与思潮归纳为实用派图书馆学和理念派图书馆学两大流派；徐引篪、霍国庆[3]认为实用派和理念派不过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两种倾向，基于西方图书馆学发展的多样化特征，他们将其划分为技术学派、管理学派、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7大学派。 学科流派的形成与演变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科的发展与变化。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因为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个性鲜明、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流派”，在网络图林中，被戏称为“人文烟鬼”、“技术酒徒”和“实证茶客”。 2 人文学派 人文学派倾向以社会认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思辨为研究方法，提出关于图书馆现象本质和规律的基本看法和理性认识。他们借助理性思维的抽象与思辨，对纷繁复杂的表象、各种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比较、分析、提取图书馆现象和活动中普遍的、共性的、本质的特性，并加以高度概括而形成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和原理[4-5]。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与事业发展方面。 2.1 形成与演变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文学派以图书馆学理论重建的先驱者与开拓者的姿态登上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舞台，继承1978年之前的研究理念，同时也引入了世界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1.1 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派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交汇与冲突的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人从文化浩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诸多原典式的专著、论文、观点直到今天还为图书情报学界奉为圭臬，大量具有开创性的认识、会议、讨论、争鸣直到今天还为图书情报学界所津津乐道[6]。正是在这一理论重建的时期，图书情报学人以广阔的视角与哲人的思辨投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验图书馆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1981年《图书馆学基础》出版，对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198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基础理论会议，会上就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学科性质等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8]。 周文骏[9]的文献交流说、吴慰慈[10]的图书馆中介说、宓浩[11]的知识交流说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彭斐章[12]致力于目录学研究，谢灼华[13]在图书馆史方面著书立说，张琪玉[14]主攻分类法与主题法，推动了图书馆实践工作的发展；詹德优[15]在文献检索方面的贡献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谭祥金[16]等图书馆馆长则通过推动政策的确立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此外，刘迅[17]主张将世界3理论作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理论的基础，他曾经拜会过波普尔和布鲁克斯，是世界3理论的坚决拥护者。彭修义[18]借鉴西方的“知识信息爆炸”、“情报爆炸”的说法，论述了以计算机技术应对信息爆炸的局限，提出开展“知识学”研究的倡议。从此，中国图书馆界开始摆脱对图书馆实体的关注，冲破机构研究范式而进入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这些学者大体上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学派，他们的主要贡献集中于20世纪的80、90年代，学派特点是理论的重建与拓展。 2.1.2 技术冲击下的人文反思 在技术学派的猛烈冲击之下，图书馆学人文学派的研究陷入低谷，理论成果不多且被纷繁的技术创新与学科院校倒闭风潮所掩盖，这一时期人文学派开始了反思。 文丰[19]认为当时的图书馆学缺乏“和谐的理论”、“优秀的大家”、“科学的成果”，表达出技术冲击下的基础理论研究处于低谷的悲观情绪。此时的研究成果多为一些回顾与总结式的论著。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过深刻反思的人文学派研究才有所起色，吴建中[20]通过与国际知名图书馆学者的对话与访谈，从14个方面探讨了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观点新颖，论述深入，充分体现出人文研究精神。黄纯元[21]基于西方图书馆学的最新进展，完整地介绍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其所提出的知识交流学说。徐引篪、霍国庆[22]顺应潮流，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确定为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以此为主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基础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积累与反思的人文学派不断壮大，一批海外博士的归国与本土博士的成长，更为图书馆学注入了活力，成为促进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人文研究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动力。 2.1.3 人文理念的提升 2004年，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为契机，经过深刻反思与长期蛰伏的人文学派重新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角，其理论研究开始注重图书馆理念的建设。 (1)以知识理论推动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面对信息的激增，图书情报学开始关注如何能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迅速地找到信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知识管理开始兴起。王子舟提出知识集合概念[23]，并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一书中系统阐释了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研究单元。柯平[24]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单元是知识资源。邱均平[25]、文庭孝等[26]先后论述了知识单元概念，知识单元成为图书情报学界关注的重点。图书情报学界亦开始着眼于用户的认知观念，深入挖掘信息内容。初景利[27]针对国内外的图书馆消亡论，提出必须通过确立融入数字化战略、嵌入教学科研过程、提供移动服务、创新学科服务，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置于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地位，构建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与管理机制，重构适应数字环境的新型图书馆范式。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已逐渐完成了知识论的转向，涌现出一系列与知识相关的理论成果，如“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知识集合论”等[28]，这些成果成为理论研究最为突出的成就。 (2)理念研究推动事业发展。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与反思后，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理念的缺失是图书馆事业面对信息化冲击迅速萎缩的重要原因。终于，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于2004年出现重要转折，基础理论从更高层次回归。在实践上，一场促使公共图书馆回归到“公共”本质上来的新图书馆运动应运而生[29]。之后，以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和图书馆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得到深入的研究。 程焕文[30]概述了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精神研究的基本情况，阐述了图书馆精神理论的主要内容、发展过程及社会影响，认为图书馆精神既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蒋永福[31]提出图书馆是民主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而选择的制度安排，强调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知识权利。黄宗忠[32]、王知津[33]、范并思[34]等学者通过系统研究，初步构建起了图书馆核心价值。罗贤春、姚明[35]梳理了1984年杭州会议以来的图书馆价值研究的历程，认为制度保障价值、信息中心价值、经济促进价值、空间拓展价值和文化象征价值是公共图书馆价值的集中体现。 先进的理念也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价值逐步显现，图书馆成为社会文化事业中最为活跃的机构之一。 (3)政策支持保障事业发展。公共图书馆从本质上看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出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息息相关[36]，图书馆是政府利用税收保障运行的文化事业，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图书馆制度研究，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具体的图书馆规章制度、图书馆界的整体管理方针、保障图书馆事业顺利发展的法律法规等。 蒋永福[37]认为图书馆制度保障是公民的知识权利，主要有知识自由、平等、共享的权利以及知识休闲权利。以李国新为首的图书馆法研究者从立法必要性[38]、中外比较[39]、立法环境[40]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公共图书馆法支撑研究”专栏中发表了相关成果，并促成了部分成果的结集出版，2011年《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完成并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审议。 于良芝[41]根据国内外有关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相关文献，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界有必要考虑借鉴国外图书馆的战略规划经验，普及战略规划的原理和方法，使战略规划真正成为图书馆管理的工具。柯平[42]从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理论、模型与实证3个方面构建了适合我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的实用战略规划模型与指南等，论述了如何在国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获得战略竞争地位和发挥新的作用的宏观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图书馆人文研究学派中有一个特殊的馆长群体，他们大部分是非图书情报专业出身，是其所在领域的杰出学者，成为图书馆馆长之后积极探索图书馆发展道路，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的区域图书馆或者微观的单个图书馆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持，为图书馆争取到了资源与话语权，如吴建中[43]着重介绍信息共享空间产生的背景和最新发展动态，认为开放存取运动和信息共享空间等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他们通过探索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图书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使图书馆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社会制度。 2.2 原因分析 在古代图书馆知识与近代图书馆科学的碰撞与融合中，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学得以诞生与发展。1949年之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断了学科发展的进程，进入新时期，人文研究学派得到重视并得以发展。其形成与演变主要受到传统文化素养、国外人文科学理念和文科学科定位的影响。 2.2.1 历史继承——传统文化素养 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诞生于西方，但是与图书馆相关的知识创造在我国则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具有图书馆职能的机构，在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以文献学为主的文献工作取了很多重要成就，古代有关图书的版本、校勘、注释、分类、目录、辑佚、辨伪、编纂等学问，被晚清学者及近代学者笼统称为校雠学或目录学。 在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学开始萌芽，最初的研究者与图书馆实践者，大多是一些受过中国式教育的具有良好历史学、文献学、金石学素养的来自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如罗振玉、徐树兰、孙毓修[44]。之后，一大批人文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开始为图书馆界鼓与呼，1912年，鲁迅先生曾担任主管文化事业的领导职务，在建设通俗图书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积极宣传国外先进经验，努力推动图书馆改革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1925年，国学大师梁启超当选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部长，率先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45]。 之后，留学美国归来的一批学者和文华图书科与文华图专培养的一批本土图书馆学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始终不曾放弃对中国传统的图书馆知识的挖掘与整理，涌现出了王云五、顾廷龙等文献整理编纂家，柳诒徵、袁同礼等经营服务拓展家，杜定友、刘国钧等学科理论创建家，沈祖荣等专业人才教育家[46]。 在整个文化救国的时代，人文气息充满了图书馆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派之形成的最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2.2.2 外来思想的吸收——人文科学理念 在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探索中，先后经历了以欧、日、美、苏等为师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图书馆学也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吸收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图书馆理念，在与自身特点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风格。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从器械与机械的引入转为对制度与思想的探索，关于西方图书馆的书籍大量传入中国。20世纪初，经历了甲午惨败的中国，大量知识分子选择留学日本，“图书馆”这个词正是由日本舶来。“五四”运动之后，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等为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留学美国，中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与此同时，美国的韦棣华女士来到中国，创办文华图专，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之后，具有留学美国背景和文华图专培养的图书馆学者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体，这一时期我国大量引入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理念，芝加哥学派提出强调图书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图书馆学在此时传入。建国以后，我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全面学习前苏联。在图书馆学方面先后引入关注阅读的列宁、鲁巴金理念和关注交流的丘巴梁和米哈依诺夫理念。 无论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学均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定位的，其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都充满了人文精神与人文理念。 2.2.3 现实学科定位的引导——文科教育实践 1977年之后高考制度恢复，教育事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文学类别，并开始重新始招生，且图书馆学学科类别几经变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图书馆学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一个类，毕业生授予文学学位，档案学则往往开设在历史系。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了12门核心课程，其中包含图书馆学基础、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目录学、文献资源建设、文献分类与主题法、文献编目、读者研究等课程，体现了较为鲜明的人文科学归属。 1993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图书馆学、信息学、出版等学科被合并为图书信息类，档案学类被归入历史学，1997年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与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定为一级学科。 2003年，在湖南湘潭大学召开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暨图书馆学系(专业)主任联席会议中，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最终确定了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为7门，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信息组织、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47]。 图书馆学学科归属经历了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列类别，均具有人文科学的部分属性。这一时期培养了大量图书馆学人才，毕业生大多进入高校或者图书馆，并以其现有知识结构为基础不断吸收新知识，将人文研究稳定在了图书馆学领域中，部分毕业生成为了专业教师，人文理念得以一直延续与传承。 3 技术学派 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雪城大学S.Nicholson教授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的讲演中指出，图书馆界过去5年的变化超过了前面100年的变化，而未来5年的变化将使过去5年的变化变得微不足道[48]。 技术学派倾向以技术主导为研究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研究方法，将图书馆学研究构建在更为广阔和坚实的信息技术基础之上。他们侧重技术构架的搭建，探索技术的现实性，致力信息的整合，力求在分布式信息环境中，将分散的信息资源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支持高效的信息检索和知识挖掘。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图书馆应用技术，将与信息相关的新技术引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 3.1 形成与演变 1975年，刘国钧首先向国人介绍了机读马克，并论述了其在提高目录检索效率方面的主要意义，图书馆学技术思想在我国初见端倪。 3.1.1 萌芽阶段——计算机分类与检索技术的起步 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计算机工业初步发展阶段，微型计算机刚开始在政府管理机构普及，图书馆界即试图引进计算机进行流通业务的管理，并且陆续研制成功一批计算机化的流通管理系统软件。 陈光祚[49]介绍了不列颠图书馆自动化情报服务的研究与建设现状。卢咏庄[50]认为使一个学术图书馆自动化，并不存在一个有待发现和应用的千篇一律的公式，可以采取的方法有等待发展、直接进入全自动化系统、逐渐发展进入全自动化系统等。张晓林[51]介绍了联结众多终端和众多图书馆的大型计算机网络、服务于一个或少数几个邻近图书馆的独立计算机系统、寄居于外部计算中心的图书馆应用系统，这些计算机系统执行采购、编目、流通管理、期刊管理、查阅等功能。1985年，北京图书馆成立了自动化发展部，并在此之前引进日本M-150H电子计算机，继而开展了一些研制工作，为新馆采用大型计算机系统做好准备。 孟连生[52]介绍了了文章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现象，具体地、定量地体现着科学在纵向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和横向上的各学科之间的差别与联系，认为由引证关系形成的科学文章之间的引文链使整个学科成为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完整的系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支撑之下，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于1989年由中国科学院草创。 这一时期的技术主要关注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计算机水平发展的落后，其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3.1.2 形成阶段——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信息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为代表的数字化建设全面铺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为图书馆技术范式的形成提供了设备与技术的基础。1997年，“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成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1998年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专家组设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文化部与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志着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999年初，国家图书馆完成“数字图书馆试验演示系统”的开发。在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建设方面，金桥网、教育科研网、科技网、公用计算机网作为我国国家级的四大计算机互联网络随之先后建立起来。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相继出版了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并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了《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国家级项目“解放后中文图书书目回溯建库”、“中文图书书目回溯建库研究”先后建成，CNMARC完成编制并通过鉴定并被文化部确定为文化行业标准等。 在技术理论创新方面，陈光祚[53]指出，电子出版物的出现，对计算机自动标引、自动文摘、自动分类、自动翻译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使文献计量学开阔了新的应用领域。他还论述了现代技术对图书情报学科群的影响，凸显了技术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54]。苏新宁[55]致力于汉语文献自动标引的计算机实现；侯汉清[56]结合计算机技术探索词表的计算机辅助编制系统、自动切分、双向排序等方法；赖茂生[57]探索设计了基于超文本结构的后控词表模型；董慧[58]设计了多媒体人文信息系统；张晓林[59]提出了简单链接索引、语义网络形式和链接推理器等链接实现的基本方法和过程；毕强[60]指出数据仓库和数据采掘是90年代企业信息管理技术构架的新焦点，并主张将其引入图书馆信息组织中来；张学福、冷伏海[61]介绍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特点和图像搜索引擎等，分析了含图像商标信息数据库的检索问题。这一时期，技术学派从计算机技术的视角去审视图书馆与信息的检索与组织，将新的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引入图书馆领域。 3.1.3 演变阶段——信息技术的创新推动图书馆范式的转变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引文数据库的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01年初，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全国党校系统数字图书馆建设计划”，北京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字图书馆建设和研究的高潮。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通过专家技术鉴定。中国数字图书馆已经进入初步实用阶段，建设初具规模。从2006年开始，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投入建设集文献发现、引文链接、原文传递为一体的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成为了解科学研究进展和相关文献、扩大信息获取范围、获得有价值的文献资源的重要平台与途径。 陈光祚致力于个人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并且带领博士研究员研制了WINISIS软件并大力推广，促进了书目数据库、事实和数值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的建设[62]；刘炜[63]系统论述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技术支撑等问题；孟广均等[64]介绍了国外图书馆界新技术的应用进展，为技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扩展提供了参考借鉴；黄如花[65]总结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组织模式及其技术支撑；马费成[66]以WINISIS软件构建的数据库为基础，系统实践了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可视化实现方式等一系列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方法。叶鹰[67]指出Web 2.0/Lib2.0的核心精神是“开源、互动”，图书馆2.0资源模式是具有微结构的微内容，实现这一模式的技术途径是需要一个图书馆2.0的核心引擎，并总结了支撑与实现图书馆2.0的相关技术。张志雄[68]、郭家义[69]、吴振新[70]等从技术体系、技术策略、技术标准和保存元数据4个不同的角度对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当中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图书馆学技术范式逐渐形成，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演变而不断调整研究视野，其倡导与追随者形成了最早的技术学派。 从2004年开始，旅美图书馆界学者倡议并举办了“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至今已经举办了10届，对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逐步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全面了解国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状况、获得新信息和追踪新技术的重要渠道。张晓林面对数字图书馆面临着新的信息环境、用户需求和竞争市场的挑战，提出建立支持知识内容、应用环境和应用群体有机交互的e-knowledge机制，并论述了相关的支撑技术。其后，他进一步论述了可能颠覆数字图书馆的种种技术进展趋势，提出了应对这种颠覆的技术与理论准备[48]。 进入21世纪后，技术学派一方面继续关注高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介绍国外先进的技术与我国的技术成果，以促进技术应用与图书馆实践；另一方面，将目光投向技术—人文领域，用技术实现理论研究的构想。 3.2 原因分析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是图书馆学技术思想得以从一种理想成为现实、从一种理论发展到一个研究学派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3.2.1 历史继承——道器之辩下的“道器并重”思想 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近代化的艰难探索之中，在对待西方新鲜事物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爆发了道器之辩与体用之辩，张之洞按洋务派的观点对“中体西用”做了新的阐述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思想指引，“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重理而轻器的弊端，这些为“器具”或者是“技术”的引入与广泛推广提供了思想基础。 而早期的中国图书馆研究者基于此种影响，再引入西方图书馆学的时候也完整地引入了书架等“工具”与“图书分类法”等技术，并一直以学习的态度关注国外的图书馆工具与技术的进步。 3.2.2 外来思想的继承——计算机自动化趋势 1945年7月，V.Bush[71]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As We May Think，被中外多数情报学家视为情报学诞生的标志，该文提出了计算机自动检索文献的天才构想，而这一构想的实现是以设备革新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可见，情报学在诞生之初就有着技术取向，随着后来图书情报学的融合，技术的传统得以保存并深入。 在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图书馆学有着鲜明的管理学派色彩，其更加关注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合理地运作图书馆的各种活动，是西学东渐时期我国的学习对象之一。甲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建立不同于古代藏书楼的近代图书馆以启迪民智、救亡图存，这时关于图书馆的著述多为宣传与介绍之作，且多翻译日本文献，而日本的图书馆学文献又主要来自英国。在英日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图书馆学早期的萌芽中带有与管理相关的技术思想。而留美归来的图书馆学者们带来的以杜威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研究理念，进一步为技术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20世纪60、70年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兰开斯特[72]在《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中描述了未来在计算机技术推动下的电子图书的出现与阅读载体的转变，并预测了图书馆将走向消亡。布鲁克斯[73]在《情报学的基础》中论述了客观知识的组织、数据公开化等内容，主张把静态的知识结构激活；提出了建立体外知识仓库——体外大脑的思想，并论述了要实现体外大脑的技术性预测。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此次大会的召开让我国图书情报学人近距离地接触了国际上先进的图书馆理念，尤其是国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化建设的成就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74]。这些来自世界范围的技术理念的传入，使技术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促成了技术学派的形成。 3.2.3 现实学科定位——计算机学科的冲击 1977年，在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重新开始招收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同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开始招收科技情报专业本科生，之后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恢复了情报学专业的招生，当时的情报学被归入了理科。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的号召下，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3个专业一体化的进程，使专业的界限更加模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开始融合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图、情、档3个专业终于走到了一起，变成了图书馆情报文献学一级学科，归属理学。1992年首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所确定的12门核心课程中，社科文献检索、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自动化、图书馆现代技术等也赫然在列。技术研究开始进入图书馆学专业核心知识体系。 1998年，由科技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林业信息管理、信息学等合并为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其技术倾向更为明显，在一些院校开设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被划入计算机学院，授予理学的学位。情报学本科改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偏重计算机技术[75]。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则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列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下的二级学科，均体现了技术研究的取向。2003年，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第二次工作会议暨图书馆学系联席会议中，将信息描述、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信息存储与检索、数字图书馆确定为图书馆学本科核心课程。 在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情报学理科取向的现实要求下，图书馆学技术学派迅速成长，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4 实证学派 陈传夫[76]通过对比中美图书馆学期刊文章引文情况，发现中国更关注非生命系统领域的知识借鉴，其中计算机学科排名第一，社会学排名第二，据此提出目前中国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更接近于应用学科，社会学实证方法的使用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证学派倾向以论据支撑论点的实证为理念，以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为研究方法，为提出的图书馆学理论假设而展开论证性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在收集与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77]。目前实证学派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信息计量领域和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4.1 形成与演变 1978年之后，顺应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趋势，文献计量方法作为基于数据计量的研究方法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实证方法的代表，随着理论的发展与进步，文献计量发展到信息计量并逐步进入知识计量阶段。与此同时，关注于用数据揭示图书馆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开始兴起。 4.1.1 社会研究方法的零星使用与文献计量的兴起 在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着眼于理论重建与事业的宏观构建，部分提及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相关学科的论述中也探讨了与社会学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并不普及，只是实证方法的零星使用，成果也屈指可数。其中，肖自力[78]主持的全国文献资源调研与布局研究、以《全国文献资源调研与合理布局》领衔的一批具有实证研究特征的成果相继发表，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代表作品。 此外，图书馆学领域的独特的文献计量学开始兴起。王崇德[79]以日本小森隆使用文献调查法对高分子工业技术革新方向的预测，论述了以文献计量数据为基础的情报预测分析方法。屈福才[80]综述了文献的计量化发展概况，介绍了关于文献情报的度量以及有关的几个概念和基本定律，说明了文献计量化研究的应用领域。应淑贞[81]介绍了荷兰兰敦大学科技管理部门利用文献计量数据评定大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方法，认为文献计量法能对大学研究管理和科学政策起到“监视器”作用，基于文献计量的数据是科学政策制定的重要实证依据。进入90年代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逐步成熟，通过文献计量的期刊分析研究开始出现，随着系统的计量学思想的引入[82]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基于文献计量的实证方法体系基本成型。 4.1.2 以信息计量方法为代表的实证方法走向成熟 21世纪初，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文献计量学开始向信息计量学过度。邱均平[83]的《信息计量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各种图表、实例和案例，深入浅出，集中探讨了信息计量学在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应用，其内容涵盖了文献计量学的精华内容，保留了大量的典型实例。他倡导以信息计量为基础的实证，通过获取数据并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其思想成为之后期刊评价与描述的实证方法基础。之后，他又将信息计量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通过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评价体系、评价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构建了理论方法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实证了H指数用于学术期刊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大学评价实践、区域研究竞争力评价实践[84-85]。其对于评价的基本思想是基于信息计量的实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86]。 2005年以来，刘则渊[87]率领其团队在国内最早开展知识图谱研究，以科学知识图谱研究促进知识计量学发展，迅速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热潮，形成知识可视化的知识计量研究范式。他敏锐地察觉到信息可视化技术将对科学计量学带来巨大的冲击，带领学生翻译国外文献，探索科学学的新领域、新方法[88]。在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的推动下，对于学科关系与学科发展趋势的研究开始建立在基于信息计量的实证基础上，并以可视化的形式实现直观展示；之后，大量对于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图谱的绘制，实现了对特定学科领域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实证。 这一时期，以信息计量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建立在信息计量基础上的知识图谱创建的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学科结构与预测学科趋势的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契机。 4.1.3 以社会学实证为代表的实证研究的兴起——实证学派形成 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用数据支撑观点开始成为共识。在我国，胡昌平[89]提出了“以信息需求与利用为导向”的崭新的信息管理理论导向，不但在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建设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也为社会学实证引入图书情报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向。图书情报学更加关注信息用户的信息认知与信息行为，而对用户的研究正需要社会学实证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论证，并给出基于数据的结论与提升策略。 2005年7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国新领衔对湖南省衡阳市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收集到基层图书馆实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基层公共图书馆的现状[90]。陈传夫等[91-93]以全国范围的多所公益性图书馆为样本，以问卷调查等规范的实证方法获取了图书馆界人士对于图书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与接受程度的第一手数据与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原因，指出了提升策略。徐建华[94]积极倡导实证研究，以“图书馆员快乐指数”、“图书馆员刻板印象研究”、“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研究”等课题研究为契机，组织研究团队，系统实践了以D-7为基础的规范实证研究方法。从2011年开始，由徐建华教授牵头，南开大学商学院连续3年承办了主题分别为“规范·创新·推广”、“规范·突破·延伸”、“规范·拓展·超越”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会议强调了实证研究方法在学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95]，推动了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 4.2 原因分析 图书馆是作为西学东渐中的一种能够启迪民智的机构与制度被引入的，从一诞生就是基于救亡图存需要的，其研究更为注重图书馆能够行使其教育职能，满足民众的知识需求，发挥“民众大学”的作用，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与政治觉悟。在实现图书馆的相关要素与民众的需求相结合、实现民众与图书馆的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图书馆学人开始深入民众之中，了解民众与图书馆相关的需求。 4.2.1 历史继承——文化救国时期的“知行合一”实践理念 20世纪20年代新图书馆运动爆发，一批图书馆学职业研究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推广现代图书馆理念，力求图书馆能够开启民智，实现文化救国的理想，迎来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次高潮，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应用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实证研究的萌芽，这种萌芽表现为零星的实地走访、简单的访谈等实证方法的初步使用。 1926年，杜定友[96]对读者进行了分类，并主张对不同读者群体行为与习惯进行调查，以更好地提供图书馆服务的想法。陈友松等[97]对读者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将读者年龄、职业等人口学指标引入，并特别指出应对调查数据进行及时汇总与分析。1927年，顾颉刚[98]从民国出版图书实践出发，写就《购求中国图书计划》，将采购的图书分为16大类，突破了原有的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并以搜集科研材料的观念来经营图书馆。同年，李小缘在对全国图书馆类型分类调研的基础上，写就《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对国立、省立与学校等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建议[99]。1937年之后，部分图书馆学研究者颠沛流离逃难至西南与西北，在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依然坚持研究，沈祖荣指出，我们虽然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承担起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图书馆应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等职责。学者们深入当地民众与军队中，了解民众、军队中伤员与战士的图书需求，积极宣传图书馆与阅读理念，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4.2.2 国外思想引入——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实证思想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范式，其从图书馆外部视角入手，选择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量化分析图书馆学问题[100]。韦普尔斯把芝加哥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的研究手段灵活运用到图书馆学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可验证的经验社会科学的模式[101]。之后，伯埃尔森对韦普尔斯实证研究思想和方法进行了发展和理论化，形成了韦普尔斯—伯埃尔森模式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巴特勒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应该是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构成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应该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并仿照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规范，认为图书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对待，采用常用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客观观察，要素分解，定量分析等操作[102]。 中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多次错过了芝加哥学派的科学改造，在20世纪70-80年代引进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研究时又发生了误读，重点阐释了其人文研究理念，而忽略了实证研究，造成中国图书馆学一直偏向宏观、抽象、思辨的理论研究[103]。2001年以来，国际图书馆学界开始倡导实证图书馆学，我国图书馆学界以此次国外实证图书馆学运动为契机，逐步开展了系统而规范的实证研究。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取向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图书馆学实证学派的重要历史继承渊源。 4.2.3 现实学科定位——管理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定位指引 最初的图书馆学教育受到人文科学属性影响，对实证研究的关注不够。1990年后，在国际图书情报学院改名浪潮中，北京大学率先改为信息管理系，之后其他院校的图书情报专业纷纷去掉图书馆与情报字样改为信息专业。 由于专业本身的特点与规模等原因，除了武汉大学成立了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将信息管理系单列之外，其他学校则将图书情报专业归入了其他的学院，如将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归入历史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归入理科类的学院。 随着1998年教委学科目录的颁布，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作为一级学科被归入管理学门类，各学校在学院调整中又将图书情报学并入了管理学院，如河北大学、山西大学；有的则归入商学院，如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在大部分高校的管理类学院设置中，开设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信息管理等系，并且从宏观上属于学校的社会科学学部。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布局中，图书情报学开始与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等成熟的社会科学互相借鉴，大量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实证获取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用户的信息习惯与信息行为等研究开始出现，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学派开始兴起与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学科渊源，不同的流派有其基本理念、特点、平台和领域。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图书馆学的研究。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