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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世祖本纪一》：“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经世大典·序录·礼典》“进讲”条：“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引《徐世隆墓碑》：“上在潜邸，独喜儒士，凡天下鸿才硕学，往往延聘，以备顾问。”元代史籍中诸如此类的赞语在所多有，论者往往根据这些赞语艳称忽必烈潜邸幕府得儒士之盛、忽必烈之礼贤下士，以及汉人士大夫如何争先恐后投奔忽必烈幕府。然对这一时期相关史料细加推敲，就会发现上述赞誉与史实并不相符。
一
忽必烈征聘士人的态度并不象史书渲染的那样积极主动。
述及忽必烈在潜邸延揽士人的论著往往征引金元名士，如张德辉、李冶等向忽必烈举荐人才事，主要有下述几条载记。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使张公》引《张德辉行状》云，丁未岁（1247），张德辉向忽必烈举荐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余人。按《元史·魏璠传》，魏璠被征召至和林是在庚戍岁（1250），距张德辉举荐已过三年矣。元好问唯一一次晋见忽必烈是在壬子年（1252），并非是忽必烈的召见，而是元好问为儒户争得蠲免兵赋的权利，和张德辉一起主动晋见的〔1〕。 李冶被忽必烈征召在丁巳年（1257），时过张德辉举荐已十年〔2〕。 其他诸人史载不详。按，魏璠系金贞祐三年（1215）进士〔3〕， 元好问系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4 〕，李冶系金正大未（1231）进士〔5〕，三人都是当时声名卓著的儒士，而忽必烈征召他们犹如此迟缓， 其它人士可想而知。
戊申岁（1248），张德辉由金莲川还真定时，又向忽必烈荐举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李涛数人〔6 〕。其中的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李涛在《元史》中的记载仅见于此，是否被征召，没有其他史料佐征。高鸣《元史》卷一六○有传，“少以文学知名”，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时，闻其贤，“遣使数辈召之，鸣乃起”，高鸣为旭烈兀陈西征二十余策，旭烈兀数称善，荐高鸣为彰德路总管。传文中却没有被忽必烈征召的记载。高鸣在忽必烈即大汗位后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后又做御史台侍御史、吏礼部尚书等职，实为元初名臣。如果忽必烈曾在潜邸召见他的话，这种荣耀的事是不会被漏载的。李槃事迹又散见《元史》卷五、卷一二六、卷一五六、卷一六三、卷一六四，但皆不载被忽必烈征聘事。
《元史·李冶传》载，金源名士李冶曾向忽必烈推荐：“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
关于这一件事发生的年份，《元史》记载不明。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内翰李文正公》引《王庭问对》：“世祖方居潜邸，岁丁巳五月，遣忒木儿见董文用，驰传来召。且曰：‘素闻仁卿学瞻才优，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切毋他辞”。既至，帝问………”。既云“久欲一见”，可知忽必烈首次召见李冶是在岁丁巳（1259），即在忽必烈即位前一年。李冶被召见时间，还可从虞集撰《董文用行状》得到证明：
岁庚戍（1250），太后使择邑中子弟来上，公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潜藩，命公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癸丑，世祖以宪宗皇弟命自河西征云南、大理，忠献公在行。公与弟寿国正献公文忠先在军中督粮具，赞军务。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也。又使为召遗老于四方，而太师窦公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冶、玉峰魏公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
按这段话的逻辑推论，董文用“召遗老于四方”，应该是在丁巳年。
那么，《元史·李冶传》所载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魏璠于1250年（庚戍年）死于和林〔8〕， 李冶不可能不知，忽必烈尤为清楚，李冶如何又向忽必烈推荐已死了的魏璠呢？
按，李献卿、兰光庭事迹仅见于《元史》卷一六○《李冶传》，王博文事迹又见《元史》卷一六七、一七五，但皆不言王博文被忽必烈聘问事。又，元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中书省官员名单，并不见李献卿、兰光庭、王博文三人。所以，仅凭《元史·李冶传》的记载，难以断定李献卿、兰光庭、王博文三人被忽必烈征聘过。
《董文用行状》所谓“召遗老于四方”也有不实处，一是召魏璠事，二是召窦默事。窦默入忽必烈潜邸在己酉年（1249）年，早于董文用，怎么会由董文用受命征召呢？显然是虞集为董文用冒功。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赵复只是被召见，召见后即离去〔9〕；宋子贞、 李昶只是忽必烈在1259年征宋途中临时召问军事〔10〕，而元好问只是晋见，这几人算不得忽必烈幕府人物。
萧启庆教授《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一文对忽必烈幕府集结的经过考证甚详，又将幕府人物分为邢台、金源遗士、正统儒学、西域、蒙古五个集团，〔11〕这对我们分析忽必烈与其潜邸旧侣的关系很有帮助。按萧启庆先生所考，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从一二四四年起，到一二六○年即大汗位止，约六十余人。根据以上考察，和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一文的考证，金源遗士集团中真正做过忽必烈幕僚的也只有王鹗、郝经、李冶、杨奂、商挺、李俊民、徐世隆、张德辉等人〔12〕。而魏璠庚戍岁（1250年）所举名士是六十余人〔13〕，魏璠所举名士，史载不详，但就集团的归属来说，应该是金源遗士。可见史籍所谓忽必烈在潜藩“尽收亡金儒学士”者，实夸饰过甚。
二
忽必烈潜藩对儒士并非象史籍渲染的那样有吸引力。
首先，如众所知，“金源遗士集团”大多以为“亡金旧臣，义不可再仕”〔14〕，不愿为忽必烈所用。
其次，“正统儒士集团”中人起初也是多不愿赴忽必烈潜邸。著名理学家赵复，在蒙古军破德安时，沦为俘籍，为姚枢所救。“以九族俱残，不欲北”，也就是不愿北上归附蒙古统治者。后得忽必烈召见，忽必烈问他：“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云：“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其实是赵复不愿为忽必烈所用。这个集团中另一重要人物窦默，起初就是否应忽必烈召聘北上也是犹豫不决，最后：“不得已，乃出应命。”〔15〕至于姚枢，在赵璧和脱兀脱受忽必烈使命征召他时也是躲躲闪闪，不愿应召〔16〕。倒是这个集团中的许衡极欲进入忽必烈潜邸，而忽必烈却没有召见他，只被王府征召为京兆提学，不久南归。许衡直到忽必烈即汗位后才被召见，被召见后也没有立即被重用。〔17〕
复次，即便是处境和心态与前两个集团大异的“邢台集团”，对忽必烈的征聘也是消极被动的。如邢台集团首领刘秉忠，1240年，刘秉忠适值在“南堂”讲习天文阴阳三式六壬诸书，会海云禅师被忽必烈征召北上，约刘秉忠俱行，“公（刘秉忠）不可，海云固要之，不得已而遂行”。可见刘秉忠起初北上见忽必烈并非本愿。丙午冬（1248）刘秉忠父刘润死，刘秉忠回邢州奔丧，服斩衰三年，至戍申（1249）年，再次被忽必烈召回和林。〔18〕
1240年，刘秉忠随海云禅师晋见忽必烈时，就因其精通阴阳术数，得到忽必烈的喜爱。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时的事迹甚简，无论是张文谦所撰《行状》、王磐所撰《神道碑》、徒单公履所撰《墓志》，抑或《元史·刘秉忠传》记载都非常简略，除了一二五一年向忽必烈陈“尊主庇民”数十余事和举荐人才外，几乎别无他事。结合刘秉忠死后，忽必烈的一段话，“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之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19〕可知，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正如成吉思汗朝的耶律楚材一样，其实只是一个“卜筮之官”。
刘秉忠生平以荐士自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汗位转入拖雷系、忽必烈受理漠南汉地前，刘秉忠向忽必烈荐举的只有张文谦、李德辉、马享三人。张文谦是刘秉忠同学，1247年被忽必烈征至潜藩，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岁丁未，驿召北上。入见，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笺奏，日见信任。”〔20〕可见张文谦在忽必烈潜邸，也只是一个宿卫士而已，或者说只是一刀笔吏而已。
值得玩味的是，张文谦入侍忽必烈，正是刘秉忠回邢台奔丧期间，张文谦其实是接替刘秉忠的工作。刘秉忠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时，曾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为刀笔吏乎！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多么有趣，刘秉忠在忽必烈潜邸还是一刀笔吏。这种职务又是刘秉忠和张文谦非常不情愿做的。
三
忽必烈在潜邸时期对儒士的认识和态度也是深可玩味的。
在忽必烈潜藩人物中，除上述金源遗士和正统儒士集团中人之外，可称文学之士者有邢台集团的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马亨、刘肃、王恂、刘秉恕（李简、张耕，《元史》无传，是否可称文学之士，很难确定），西域集团中的廉希宪以及海云禅师、道士萧公衍和西藏喇嘛八思巴。其他则是各种专门技艺人才，或建筑，或烹饪，或宿卫，或医药。〔21〕《元史·世祖本纪一》所谓“延四方文学之士”者，未免以偏概全。
张易、王恂与刘秉忠、张文谦同学，其所学好也偏重于阴阳术数，其留在忽必烈潜邸，自然好是靠阴阳学术数，张易在忽必烈潜邸的身份也是僧人。同刘秉忠一样，〔22〕在忽必烈眼中，张易也是能占卜算卦的和尚，而非儒士。
窦默早以医术著名，亦以医术进用，在忽必烈潜邸的身份是医术高明的医生。〔23〕姚枢初入忽必烈潜邸做宿卫士，“俾居卫从后列，惟不值宿”。〔24〕
正如萧启庆教授指出的，金源遗士一经忽必烈聘问便行离去。离去的原因，在金源遗士方面，除了他们自以为“亡金旧臣，义不可再仕”外，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务实能力、经济才略。在忽必烈方面，是他一直对儒士存有疑虑。岁丁未（1247）年，忽必烈召见张德辉时问及辽、金灭亡的原因：“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辽、金都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蒙古国亦然，何况金朝又是被大蒙古国所灭，殷鉴不远，忽必烈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询问张德辉这个问题时，不是从大蒙古国的角度，恰恰是从辽、金的角度来问，他之所以强调辽、金方面的原因，正是他对儒学和儒士持怀疑态度的表现。
忽必烈对儒士的识见态度，还是王恽《中堂事记》的记载最真实可信。“……因训恽等曰：‘书生论事大概不差，及询其所以方略，鲜有不迟者。若将读书苦心移之治，此一灯功尔，于政事何有？汝等励精焉可也，何患兹位不到哉？”〔26〕
但是，金源遗士毕竟有数人留在了忽必烈潜藩，如经义状元李俊民。《元史》李俊民本传没有记载他何时入忽必烈王府，何时离去，但他得到忽必烈的喜爱是肯定的，而所以受忽必烈喜爱，却只是因其精湛的占卜术，“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而（刘秉忠）自以为弗及（李俊民）也。（忽必烈）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27〕赫赫金朝状元在忽必烈王府与刘秉忠一样，也不过一占卜士而已。
《元史·窦默传》记忽必烈语：“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默、李俊民二人而已。”其实忽必烈眼中的窦默、李俊民不过是有精湛医术的窦默和有高明占卜术的李俊民，并非作为儒士的窦默和李俊民。所以忽必烈这句话里的“贤”字与通常所谓“贤”字意义是不同的。
另外，西域集团中儒士廉希宪初入忽必烈王府也只是一个宿卫士。〔28〕至于海云禅师、道士萧公衍、西藏喇嘛八思巴当然既是教士，又是占卜士了。
史称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辏”。其实忽必烈用人的原则只是用儒士中能通钱谷者。金遗士商挺曾“与元好问、杨奂游”，亦属名士之列，金亡后，先依冠氏世侯赵天锡，后为东平世侯严实诸子师。严实死后，严忠济辟商挺盐州经历。忽必烈所以征召商挺，是因为“闻公（商挺）有经济略”。而且商挺还有军事才干。〔29〕陈思济被忽必烈召至潜邸以备顾问，与商挺的情形大体相似，因为他“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30〕中统元年七月，“时官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东平士大夫李谦闻之，不欲吏辞去。遗金进士、济南宣抚副使王磐也弃职去，投奔益都世侯李璮，〔31〕“李璮素重磐，以礼延致之，磐亦乐青州风土，乃习田洱河之上，题其居曰鹿庵，有终焉之意”。《元史·王磐传》却说王磐被任命为济南宣抚副使后，“居顷之，以疾免”，显系对忽必烈任用儒士原则的讳饰之言。
论者又往往根据忽必烈呼廉希宪“廉孟子”，称李昶“李秀才”，对赵璧“呼秀才而不名”，〔32〕诸如此类，来说明忽必烈对儒士的礼遇，其实这和成吉思汗呼耶律楚材“吾图撒合里（吾图撒合里，汉语“长髯人”的意思）而不名”的道理是一样的，不过是不通汉语不识汉字的蒙古统治者便于记住汉人而已。
注：
〔1〕〔6〕〔25〕《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使张公》，《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3〕〔17〕《元史》卷一六四《魏璠传》。
〔4〕《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2〕〔5〕《元史》卷一六○《李冶传》。
〔7〕《元文类》卷四九。
〔8〕《元史》卷一六四《魏璠传》，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魏璠条”。
〔9〕《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10〕《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贞传》，卷一六○《李昶传》。
〔11〕〔21〕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文载《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艺出版公司，1983年版。
〔12〕王鹗等人分见《元史》各传。
〔14〕《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15〕〔23〕《嘉靖广平府志》卷八载王磐撰《窦公默神道碑》
〔17〕《鲁斋遗书》卷十三载许衡《神道碑》、《行实》、《考岁略》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九十一。
〔18〕〔19〕《藏春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九十一。
〔20〕《元文类》卷五十八。
〔22〕唐长孺《补元史张易传》，收入其《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
〔26〕《秋涧集》卷八一《中堂事纪》（中）。
〔27〕《元史》卷一五八《李俊民传》。
〔28〕《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29〕《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30〕《元史》卷一六八《陈思济传》。
〔31〕《秋涧集》卷八○《中堂纪事》（上）。
〔32〕廉希宪等分见《元史》各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