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与晚清今文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文论文,经学论文,晚清论文,廖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iao Ping's earlier writings ATextuat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and past Learning and A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lassical Learning were of greatimportance to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KangYouwei was affected by the Liao's works which led him intoNew Text Classical Studies,but his The Confucian as a PseudoClassical Study was not a direct elucidation of Liao's ideas .Although they were active in the same period, Kang keptabreast of the changing currents and took Gongyang as a toolfor his reform movement.Conversely,Liao's work became morefantastic and absurd.The author probes the influences on hisearly writings,and the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unusualchanges in his late works.
一、廖平的经学成就在其前期
廖平（咸丰二年——民国二十一年，1852—1932）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二十二岁赴博士弟子员试，试卷被考官所弃，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拔为第一，故长期对张之洞深怀知己之恩。次年，即入张之洞所创成都尊经书院就读。师事担任尊经书院主讲之王闿运。二十七岁（光绪十四年）中进士，授龙安府教授。以后历任射洪安岳教谕，绥安府学教授，尊经书院襄校等职。廖平治学善变。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著成《今古学考》，主张“平分今古”。次年，又作《续今古学考》〔1〕（后经过增订，改名《古学考》〔2〕，又成《知圣篇》〔3〕），变成“尊今抑古”。这段时间廖平著书，颇守今文家法。 以后，于戊戌年（1898）十月，著《地球新义》，提出“小统大统”之说，于六经中分为小、大二统，今文的《王制》为小统，为王伯学，用以治中国，古文的《周礼》为大统，为皇帝学，用以治全世界；1906年以后，著《孔经哲学发微》，提出“天人之学”，以经传所言圣人、人帝为人学，所言至人、真人等为天学；1918年以后，又著《五变记》，提出“人天小大”之说；从1921年以后，著有《诗经经释》和《易经经释》，以《黄帝内经·素问》和《灵枢》中的五运六气，来解释《诗经》和《易经》。其学共经历以上六变，前两变持之有故，学术价值应该得到肯定，第三变则不顾与以前今文家法自相矛盾，以后越变越离奇，极尽附会荒唐之能事。廖平于1889年岁末及次年初，在广州曾两次与康有为晤面，康有为受到他的启发，以后著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戊戌政变后，吴郁生督蜀学，即以廖平与康有为学术思想有关联，乃劾其逞臆说经，革职交地方官管束。锡良任川督后，仍延请他主讲学堂。民国以后，任成都国学院院长甚久，又曾任成都高等师范教授。所著多收入《四译馆丛书》、《六译馆丛书》中刊行。
廖平自幼刻苦读书。有一次在寺院看书，寺僧送来黍饼，还有一小碟糖让他蘸着吃，廖平一面专心看书，一面伸手蘸着墨汁把黍饼吃完，直到最后离开读书的地方才发觉。青年时曾喜欢博览考据诸书，以后厌其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4〕他阐发今文学，是受到老师王闿运的影响。 王闿运于光绪四年（1878）至十年（1884），因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屡屡邀请，数次入川，主讲成都尊经书院。时人称：在此之前，蜀中学子除帖括以外，不知读经史诸书。王闿运至院后，“院生喜得师，勇于改辙，宵昕不辍，蒸蒸日上。”王闿运来蜀之前一年，刚刚完成《公羊春秋笺》初稿。以后又在光绪九年、十年（1883、1884）从事改定工作。故在主讲书院期间，《春秋公羊传》正是他头脑中的兴奋点。这就直接影响了廖平。据《年谱》记载，是时，廖平与好友张祥龄均有志于《公羊春秋》，常就王闿运请业，每至深夜。〔5〕至王闿运离开成都之后， 廖平即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著成《今古学考》。
《今古学考》是廖平学术思想“初变期”的代表作，主张“平分今古”，颇有系统，故甚获学者好评。廖平曾撮述此书主旨：“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溪万壑，得所归宿。“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出于孔子，于是倡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说，然后二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含。”〔7〕
此书以卷上《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为最重要。其中表列的主要内容有：
今祖孔子
今，《王制》为主。
今主因革。（原注：参用四代礼）
今，孔子晚年之说。
今皆受业弟子。
今为经学派。
今，西汉皆立博士。
今经、传立学，皆在古前。
今由乡土分异派。
今以《春秋》为正宗。（原注：馀皆推衍《春秋》之法以说之者）。
今多主纬候。
今学出于春秋时。
古祖周公。
古，《周礼》为主。
古主从周。（原注：专用周礼）
古，孔子壮年之说。
古不皆受业。
古为史学派。
古，西汉多行之民间。
古经、传立学，皆在今后。
古因经分异派。
古惟《周礼》为正宗。（原注：即《左传》亦推衍说之者，馀经无论矣）
古多主史册。
古学成于战国时。
以上所摘录的主要内容，大多是确有根据之论，是廖平从纷繁的材料中整理提炼出来的，又以表列的形式，两相对照，使今、古学派的区别泾渭分明。其中，今祖孔子、古祖周公、今主因革、古主从周，今以经学派、古为史学派，今学于西汉皆立博士、古学于西汉多行之民间，今以《春秋》为正宗、古以《周礼》为正宗等项，于认识今古文学派宗旨、流传的不同尤为重要。其他一些提法，如称“今，孔子晚年之说；古，孔子壮年之说”等，也不失为一家之学。故近代学者研究今古文学同异，明显地受到廖氏的影响。〔8〕
《今古学考》卷下系分条论述。如云：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
“今古经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学官皆今学，民间皆古学，则知者鲜矣。知今学为齐鲁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贯，不自相异；古学为燕赵派，群经共为一家，与今学为敌，而不自相异；则知者更鲜矣。知今学共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
“鲁、齐、古三学分途，以分土而异。邹与鲁近，孟子云：‘去圣人居，若此其近。’盖以鲁学自负也。荀子赵人，而游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相坚，时有改异，此韩所以变齐也。”
以上讲今学全由《春秋》而生，以西汉、东汉划分今学、古学兴盛的时代，讲今学、古学在西汉所处官学与民间流传地位的不同，讲今古学派的区分与地区有关，又因传授关系形成复杂的局面，都是有见识、有价值的见解，故能给人以启发。
《古学考》一书刊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岁（1894），〔9〕主张“尊今抑古”，是廖平经学思想“二变期”的代表作。廖平本人撮述此书要旨云：“考究‘古文家’渊源，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于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自注：外间所传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10〕按，前已说明，《知圣篇》、《辟刘篇》二书并无证据证明写于1894年以前。廖平此处讲析为二书云云，不可据信。
廖平在《古学考》中修正旧说“以鲁纯今学，齐、韩参用古学”，改为：《谷梁》、鲁诗为鲁学，《公羊》、齐、韩诗为齐学，不专尊鲁而薄齐。“《诗》之鲁、齐、韩三家，旧以鲁纯今学，齐、韩皆参用古学。按其时尚无古学，何缘参之？盖多互文见义耳。……齐学同祖孔子，特文义参差，后人不明此义，强为分别耳。今以韩附于齐，只分二派，以乡土说之。至于古学，当时未成，东汉以后亦非乡土所拘，不入乡土之例，示区别焉。”所论颇有根据，为近代学者所采用。但《古学考》最大特点，在于集中论述古文经最主要的经典《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廖平论云：“旧说以《周礼》与《左传》同时，为先秦以前之古学。……今按：前说误也。此书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合而成者，非古书也。何以言之？此书如果古书，必系成典，实见行事者。即使为一人拟作私书，亦必首尾相贯，实能举行。今其书所言制度，惟其本之《王制》今礼者，尚有片段。至其专条，如封国、爵禄、职官之类，皆不完具，不能举行，又无不自相矛盾。（原注：如建国五等，出车三等之类。）且今学明说，见之载籍者，每条无虑数百千见。至《周礼》专条则绝无一证佐。如今学言封国三等，言三公九卿，无虑千条。而《周礼》言地五等，以天地四时分六卿，无虑千条。而《周礼》言地五等，以天地四时分六卿，则自古绝无一相合之明证。此可知其书不出于先秦。”
《周礼》又称《周官》，是古文经学最主要的典籍，但它本来晚出，来历并不清楚。古籍上关于《周礼》来历向有不同说法，互相歧异。唐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据《马融传》，认为是秦始皇焚书而隐藏，至汉武帝提倡儒学而出现，“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汉书·河间献王传》则说，献王所得古文先秦旧书中，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或说，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隋书·经籍志》及《通典·礼》说法基本相同。）由于来历不清楚，故历代学者有不少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最早的是与刘歆同时的今文博士，“共排以为非是”。与郑玄先后的今文学家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乃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清初学者中，桐城派方苞著《周官辨》主张《周礼》是刘歆所窜造。其说即为康有为所采用。宋学派学者中，欧阳修、苏轼、苏辙最先提出怀疑，以后晁说之、胡安国也倾向于怀疑方面。〔11〕现在，廖平认为这部古文经学最主要的著作《周礼》是刘歆本《佚礼》羼臆说揉合而成，断定它是一部伪作。此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已经刊行三年，廖平《古学考》与之相配合，进一步动摇古文学派的正统地位。《古学考》中，对凡不利于今文学的典籍，都说是刘歆或后代学者、校史者羼乱、掺入，然后证明《周礼》是刘氏所删补，《尚书》、《毛传》为东汉贾逵、谢曼卿始创之说。廖平的主张是：“《汉书》以《周礼》、《毛传》并传于河间，藏在秘府。《左传》皆有师传授受。《后汉书·儒林传》以建武立《毛诗》为博士：皆六朝以后伪说行世，校史者据误说所羼改。如《后汉书·儒林传》十四博士之有《毛诗》，是其明证。今据此书为证，伪说自破。故以古学成于东汉，以《周礼》为刘氏所删补，《古文尚书》、《毛传》为贾逵、谢曼卿始创之说，非西汉之书也。”廖平力主古文学家伪造《周礼》等经典，正与康有为的著作相呼应。
廖平一生称著书多至百种，而于清代经学关系最大、最有价值者，即在他四十二岁以前所著成和刊刻的《今古学考》、《古学考》二书，其先主张古文是周公、今文是孔子，以后主张今文是孔子之真，古文是刘歆伪作，实是他对清代今文经学所作贡献。梁启超对此曾有评论：“早岁实有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于是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义疏》，专凭西汉博士说以说经者间出，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12〕梁启超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自1890年起即追随康有为，参加康氏重要今文学著作的编撰，他的这段评论大体上是中肯的。
二、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
上面讲廖平对晚清今文学作出贡献，当然包括廖平“尊今抑古”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康有为，使他完全转向今文学，随之又著书立说，把晚清今文学运动推向高潮。康有为的今文学观点直接受到廖平的影响，对此梁启超、章太炎都曾明确讲到。而康有为本人却故意隐讳这个历史事实，说自己是因思索感悟而转向今文学，是远绍刘逢禄、魏源、龚自珍的，这种态度很不足取。但以往这个问题又有扑朔迷离之处。主要原因是廖平出于矜饰自己讲了夸大的话，在1896年所作《经话甲编》中说：“丁亥（1887年）作《今古学考》（按，此说不确，《今古学考》刊于丙戌年（1886）。戊子（1888）分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13〕1906年所作《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中更进一步说：“外间所传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其影响很广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14〕以上两种说法多被引用，廖平先著成《辟刘篇》、《知圣篇》，康有为见其书以后，推衍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本著作，成为学术界相当普遍的看法。但实际上又存在相反的证据，廖平所著《古学考》（此应是拟议中之《辟刘篇》定稿本）、《知圣篇》刊刻均在康有为著作之后，不仅内容、观点多有同于康书者，而且《古学考》明文提到康有为及其所著书即有两处。有的学者即据此否定康为今文学思想来源于廖平的说法。〔15〕这样，廖、康著书先后的关系便成为学术史上的疑案。对于这个与清代经学史关系甚大的问题，近年来学者进一步提出有价值的证据：（1）廖平与康有为在广州两次晤面是在1889年底及次年初。廖平当时 的行踪是，1888年冬，由成都赴京会试。此时恰有张之洞电召赴广州纂《左传疏》，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1889年春，廖平在京中进士。6月 ，由京启程南下，取道天津，谒王闿运。“王留宿谈今古学。王阅先生《经说》，欲通撰九经子史成一家言，谓‘亦志大可喜’。〔16〕廖并未向王谈起自己著有《辟刘篇》、《知圣篇》。（2）1888年七 月，廖平与俞樾晤于苏州。廖平记述此次会面说：“己丑在苏晤俞荫甫先生，极蒙奖掖，谓《学考》为不刊之书。语以已经改易，并三传合通事，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盖旧误承袭已久，各有先入之言，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17〕据此，证明廖平此时《辟刘篇》、《知圣篇》并未著成，更无有稿本于南下时带在身上，俞樾回答他“俟书成再议”，尤可证实。（3）至广州后， 廖平住广雅书局，两次晤康有为。廖平本人曾这样叙述与康的见面：“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以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18〕廖平这段话，可疑之点有二：一是，廖平自出京城以后，一路上都未见带有书稿，现在见康有为却忽然有了书稿，而他的书稿竟不给老师王闿运看，不给他所敬重的著名学者看，也不给恩师、此次召他来广州的张之洞看，却贸然出示给一个初次见面、毫无名气的后生新进。这些都与情理不符。二是，康有为于1891年刊出的《新学伪经考》内容与《辟刘篇》相近，1896年著成的《孔子改制考》内容与《知圣篇》相近。如果廖当时携有书稿，也应是《辟刘篇》，这里却写成是《知圣篇》。则《知圣篇》又如何能使康有为于见面不久直接推衍出《新学伪经考》一书？联系到廖平在《四变记》中所说《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一段话，更有理由怀疑廖平有意造成恍惚迷离的印象，以使人相信康是见了他的书稿以后才能写出《伪经考》来。（4）1894年以前廖平有一封致康有为的信，说：“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著《伪经考》、《长兴学记》，并云《孔子会典》（按，即《孔子改制考》）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速，《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而内无底蕴， 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给鄙怀也。…… 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又吾两人交涉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按，应作郭象）之谤。每大庭广众，一闻鄙名，足下进退不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以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天下为是说者吾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作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也。”〔19〕廖平在信中说他读到《伪经考》，并得知《孔子会典》即将成书，却未提及他自己所谓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仅将《伪经考》和他的《今古学考》并提，一同视作“永为治经之门径”。廖平提到广州会晤事，委婉地指责康有为隐瞒受他影响的事实，并未说曾给康看过什么书稿，只说到一部当时正当酝酿的《左传经说》。据此，更可证明廖平并未给康看过《辟刘篇》或《知圣篇》。“这封信是廖平亲致康有为的，所述二人会晤和二人的学术关系应该是可信的。信中没有提及他后来屡屡道及的《辟刘篇》和《知圣篇》，是因为他在广州并未给康有为看过这两部书，在信中不能无中生有。”“这封信给人的印象是，广州会晤时，康、廖讨论了经学问题，康受了廖的影响，但廖平并未给过康有为什么书。”〔20〕
从以上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有为先读过《今古学考》，引廖平为知己。广州会晤之后，康更加受到刘的影响，接受了他的观点，而完全转向今文学。此后不久，即相继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所以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渊源在廖平。但是，廖平并未以两部书稿出示康有为，康的两部著作不是直接祖述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而廖平刊于1892年的《古学考》，却有直接引用《新学伪经考》的内容。
三、廖平晚年学术变态在前期的种因
廖平与康有为所处时代相同，两人同是与晚清今文学关系最大的人物，而1894年以后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康有为以自己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把今文学推向高潮，并以经过改造的公羊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廖平却不顾前后自相矛盾，改变自己的学说，并越变越离奇荒唐。其中原故，固然与外界的压力（张之洞的申诫）和廖平本人的“怯于胆”很有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他早期在取得很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已经种下不良的根，这是造成他晚年学术变态的内因。
首先，廖平经学思想的前两变虽然颇守今文家法，但他只是作纯学术的研究，没有继承清中叶以来进步今文学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廖平的学术观点中没有这种积极的推动力，他对于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特点非常隔膜，故被学者称为“游离于时代主流之外”，这同康有为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有志于从事挽救危亡的政治活动是大不相同的。
与此相联系，廖平前期虽然对区分今古作了有系统的总结，表现出好学深思的特点，但他专以“制度”作为分别今古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却没有把握住今文学说的核心。今文学的核心，是重视义理的发挥，讲“微言大义”，关心现实政治，为后王立法，以变易进化观点观察历史。而廖平对这些实质性问题是缺乏认识的，所以即使在其经学思想“二变期”，把今文学抬得很高，斥古文经都是伪造，即使如此，也无法把其经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联系起来。他论其学术的“初变”，因不满前人虽区分今古而不明归宿，“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馀条，专载礼制”，便以礼制的不同区分今古。骤看似有理，究实则失当。他又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主素王不主王鲁》一文中说：
若孔巽轩之去王鲁而主时王，则诚俗学。若今之去王鲁而主素王，则主王鲁者多年积久而悟其非，诚为去伪而存真。
盖尝以经例推之，则鲁为方伯，《春秋》仍君天王而臣诸侯也。且《春秋》改制作，备四代，褒贬当世诸侯，皆孔子自主。鲁犹在褒贬中，其一切改制进退之事，初不主鲁，则何为王鲁乎？若以为王鲁，则《春秋》有二王，不惟伤义，而且即《传》推寻，都无其义，此可据《经》而证其误矣。〔21〕
孔广森用“时王说”代替何休公羊家法的“王鲁说”，是以训诂手段取代公羊学说对“微言大义”的阐释，同时代表历代孔府这样的以世袭儒宗出现的世族大地主，向朝廷要求承认其庄园的独立地位，当然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如今廖平力主以“素王”说代替公羊家法的“王鲁”说，其实质也害怕从“王鲁”引申出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结论。“王鲁”之说，是董仲舒、何休阐发公羊学政治大义的重要部分。“王鲁”，即“以《春秋》作新王”，是跟“绌夏、故殷、亲周”联系在一起的，表明王朝更迭，政制也要变革，历史是变易、进化的。同时，“王鲁”又与“《春秋》为后王立法”相联系，表明公羊学说的强烈政治性，具有拨乱反正、为后世立法的意义。廖平不理解公羊学的实质，所以反对义理的发挥，而力求拉回到以训诂方法，从字面上来解释。因此，他强调“以经例推之”，拘守于“《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鲁侯，若“王鲁”，则《春秋》有二王”。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又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廖平又说：“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董子立义依违，首改素王之义，以为‘托鲁’之言。此董子误，后贤当急正之也。且其说以王意不可见，乃托之王鲁。托者，假托。实以素王为本根，王鲁为枝叶，因王意不见，乃假王鲁以见素王之义。是董子之言王鲁者，意仍主素王也。”〔22〕“素王”之说，称孔子没有王侯的封号、而有王侯的地位，只是表达对孔子的一种尊奉。董仲舒由素王推衍为“王鲁”，是公羊学说的推进。廖平循着相反方向，借口“王鲁说”以素王为本根，故又回归到素王，似乎也有逻辑的依据，实则是公羊学说严重的倒退。廖平也不明白公羊三世说进化观的意义，把“三世”降低到《春秋》书法或文辞的差别。故说：“《春秋》世变迭更，书法由之而异。”“《传》以三例总之，所谓传闻、闻、见是也。约略分之，所见不过六十年，所闻不过八十年，传闻不下百年。自襄至哀，文辞数变，细变无虑数十，大异约数为九，所见三异，所闻三异，所传闻三异。”“三世之精意，不外远近二字。敬得其要，无俟烦言矣。《谷梁》引孔子曰：‘立乎定哀，以指隐桓，则隐桓之世远矣。’此《谷梁》三世之例也。《公羊》真义实也如此。”〔23〕如此解释公羊三世说，则其精义完全被阉割，变成琐屑的文辞、书法的争辩，而完全丧失思想价值。廖平从纯学术角度来推演儒家经典，割断了儒学在近代复兴与时代的联系，就必然使之丧失活力，最后走向穷途末路，反映出固守儒学体系在近代的衰落趋势。
其次，是由于廖平矜奇善变的学术性格。
廖平曾自诩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者也。变不贵在枝叶，而贵在主宰，但修饰整齐无益也。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至十年不变，而更为弃才矣。然非苦心经营，力求上进者，固不能一变也。”〔24〕这种为变而变的观点，同学术上力求创新是有本质不同的。学术上重视由旧原理推出新原理，或因吸收新学理、接受时代新刺激而有新的创造，这种创新体现出学术本身前进的内在要求。廖平则不讲条件、不讲可能，只图炫人耳目，矜奇求异。这种变，就有可能是无根之论，或者完全抛弃前说，置自相矛盾于不顾，甚至在外界压力下，走上“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的可悲境地。廖平的经学“第三变”，便是在张之洞的压力下，完全推翻原先“尊今抑古”的学说，颠倒成为今学古学是“小大之学”。张之洞以前既然对廖平有奖拔之恩，此后也就以其阔官地位时时加以掣肘。光绪五年（1879），廖平赴京应试，谒见张之洞，时张已看出廖有尊今文学的倾向，便告诫他“风疾马良，去道愈远。”此后于光绪九年（1883）在山西太原，光绪十四年（1889）在广州，张之洞又两次用这两句话告诫他，都是为了牵掣廖平，不让他在尊今文学道路上走得太远。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旧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之时，张之洞令宋育仁向廖平传话再申告诫：“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命改订经学条例，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25〕要否定本人原先“尊今抑古”的学说，完全颠倒过来，将何以自圆其说？又有何面目见天下人？这对廖平来说，实在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故“先生为之忘寝餐者累月”。〔26〕然而在张之洞的压力之下，他果然作了“第三变”，于次年写成《地球新义》，彻底改变尊奉今文学的立场，大讲今文《王制》是小统，古文《周礼》为大统。由于善变而屈服于权势者的压力，陷入前后自相矛盾的狼狈境地，这是无法、也不应该为之讳饰的。
第三，廖平前期治学还暴露出他驳杂枝蔓、牵强附会的弱点。光绪十一年（1885）著《何氏公羊春秋续十论》，次年著《何氏公羊春秋再续十论》，内中立有《嫌疑论》、《隐见论》、《据证论》、《加损论》、《深乙论》，《图谶论》、《参用左传论》、《用董论》、《不待贬绝论》等名目，均属了无新义、穿凿附会的文字，晚年的凭空冥想，已由此露出端倪。以后他著《文字源流论》，因欧美国家通行字母，便附会说：“吾国当未有六书之前，亦必有字母之时代。”自孔子制作六经以后，中国才有六书文字。“秦灭六国史与百家言，即焚仓颉字母。汉东方朔《客难》，讽诵《诗》、《书》百家之语；史公《叙传》，协调六经，整齐百家：是西汉之世字母尚与古文并行于世，董子请黜百家，然后绝灭无存。”在《地球新义》中，他把邹衍关于“大九州”之说附会为全球的地理学说。还把《诗经·民劳》篇中的五章附会为“四岳”和地球各大洲；首章为东岳，指澳洲而言；二章为南岳，指非洲、南美洲而言；三章指京师而言，中国为留京，地球之中为行京；四章为西岳，指欧洲、北美而言；五章为北岳，指今俄罗斯而言。廖平晚年的这类所谓著作，完全是附会臆造的无稽之谈。对这样一个畸形的学者，胡适称之为方士，周围无人能理解，连亲属也不敢赞同，有其孙廖宗泽的记载为证：“海内学者略窥先祖之学皆逮一二变而止，三变以后冥心独造，破空而行，知者甚少。五变六变语益诡，理益玄，举世非之，索解人不得，虽心折者不能赞一辞，胡适之至目为方士。泽以莫测高深，亦不敢苟同。”〔27〕一个在前期好学深思、有所成就的学者，却因其脱离时代的主流、矜奇炫异、穿凿附会，最后成为方士一类的人物，廖平的经历也许能从反面给治学者提供一些镜鉴。
注释：
〔1〕此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
〔2〕据学者研究，《古学考》于1888 年（光绪十四年）已有初稿，但常修改，未及时刊行。经过增订的《古学考》，1894年作记， 1898年开始付刊。
〔3〕此据廖平本人所述，并称著有《辟刘篇》。 但廖平的师友有关这段时间交往的记载或日记，均无著成《知圣篇》、《辟刘篇》的任何佐证。而能找到的旁证，则证明书尚未成。被称为《辟刘篇》改定本之《古学考》系1898年由尊经书局刻成。《知圣篇》系1904年由绥定府中学堂刻成。均比廖氏自言著成十年之后。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据此则《知圣》、《辟刘》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苏见俞荫甫云‘俟书成再议’乎？抑犹为未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房德邻所著《儒学的危机与嬗变》中认为，廖平究竟何时完成《知圣》、《辟刘》两书初稿，是否康有为曾得到过，均不可考。“据说顾颉刚曾在康有为家中见过《知圣篇》稿本”，假若确曾有此稿本，其“写作时间也不会早于1894年”。
〔4〕《四益馆丛书·经学初程》。
〔5〕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五年。
〔6〕据《年谱》记载，光绪十五年， 廖平与古文经学家俞樾在苏州会面，俞即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近代经学史家周予同云：“《廖著四译馆经学丛书》数十种，其中以《今古学考》一书为最有系统。”（《经今古文学》）
〔7〕《四益馆丛书·四益馆经学四变记》。
〔8〕周予同在“五四”以后治经学史， 他的看法比廖平更有科学性。所著《经今古文学》一书，也列表以示今、古文学的同异，即明显吸取了廖平的学术成果。
〔9〕廖平于《古学考》之首自记云：“丙戌刊《学考》（按， 指《今古学考》），求正师友。当时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后，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既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甲午四月廖平记。”
〔10〕《四译馆丛书·四译馆经学四变记》“二变记”。
〔11〕参见周予同：《群经概论》之四“三礼一周礼、仪礼与礼记”。
〔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13〕《经话甲编》，见《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巴蜀书社。
〔14〕《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15〕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重印《新学伪经考》序言；张西堂：《（古学考）序》。
〔16〕廖宗泽：《六译先生谱》，光绪十五年。
〔17〕《经话甲编》，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版。
〔18〕《经话甲编》。
〔19〕《四益馆文集·致某人书》。
〔20〕房德邻：《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和近代儒学》第一章第二节。
〔21〕《四益馆丛书·何氏公羊春秋三十论》。
〔22〕《主素王不主王鲁论》，同上《何氏公羊春秋三十论》。
〔23〕《三世说》，见《四益馆丛书·何氏公羊春秋三十论》。
〔24〕《经话甲编》。
〔25〕〔26〕均见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
〔27〕廖宗泽：《六译先生行述》，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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