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视域下中国主题图书版权输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版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6)3-034-04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6.03.007 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是近十年来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后，民族复兴、中国道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定位更加全面综合：其既是出版业占领国际市场、国际化竞争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国家外交路线的综合战略。[1]在政策支持、资金资助下，近年来，我国图书贸易逆差逐步缩小，甚至在法兰克福、北京等国际书展中，版权贸易已实现顺差。但这些喜人的数字，并不能代表中国主题图书已取得了较大国际影响力，欧美文化依然居于强势中心地位，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仍要面对来自不同框架的文化壁垒。 一、版权输出中图书的框架设计 图书出版提供阅读文本，而读者会结合自己的主观需求进行选择。读者的阅读动机，既受微观因素影响，也受到宏观的认知框架影响。戈夫曼认为：“框架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2]信息处理过程中，使用已有的认知框架可化繁为简，提高效率，但这种框架也不是僵化不变的，个人在认知完成后，会对照原有框架进行调整。图书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从创作、包装、推广，再到选择、阅读、理解环节，均要受到已有的认知框架影响，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认知框架。而图书版权输出中的框架更为复杂：作为图书的创作者，作者首先建构写作框架，写作框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维观念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种写作框架在版权输出中，经过出版机构的选择、包装以及文本翻译后会发生变动，即所谓的图书框架重构，这种重构在跨文化交流中作用明显，直接影响着版权输出效果。 “中国主题”图书在出版界有两种表述方式：一是指国外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图书，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以及中国领导人著作、生平、传记等主题。一是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的含有中国主题元素的中英文图书，涉及图书版权贸易输入和输出两部分。目前，我国图书的版权输出主要集中在旅游风光、名胜古迹、汉语教材、少儿文学等方面，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当代文学作品也引起一定关注，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始终不大。“中国主题”图书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地位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差距较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仍是摆在我国出版业面前的重大问题。 主题图书在选题策划、创作编辑过程中始终都在设置框架。主题的设定即给图书贴上清晰标签，读者会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对图书进行简单判断，考虑是否对该主题感兴趣、要不要进行阅读，框架在图书选择上起到了第一轮的把关作用。在主题图书版权输出中，框架也会影响版权引进方的选择。类别选择的差异化在版权交易中非常明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就中国主题图书在主要发达国家出版情况做的专项课题研究发现，“从题材看，历史地理、文学类是近十年来国际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最主要的选题，其次是哲学宗教和政治法律类”。[3]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当代”与“传统”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最受欢迎的两大主题，“《复兴之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梦》《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等主题图书，顺利实现版权输出。其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俄、中、英等10个语种的版本受到广泛关注，英文版、俄文版供不应求”。[4]虽然中西方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不同的治国理政经验会给世界提供参考，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而以莫言、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先后获得了高规格的世界文学奖项，促进了我国文学类图书的版权输出。获奖作品风格迥异、各自精彩，但可发现这些作品都有关注人类生存状态、关心人类未来发展命运的相似主题。长久以来，意识形态差异、文化隔阂被看做是版权输出中的巨大障碍，但只要寻找到恰当的突破点，设置认知框架，接纳不同表述，就可达到输出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的。 二、版权输出中面临的“框架”差异 1.对“中国主题”的不同诠释框架造成认知差异 在图书版权输出中，多需将中文文本译成他国文字，然而译本并非完全忠于原著，翻译过程中不仅有文字表达的增减，也有改变认知框架的案例存在。文化输出中，译者的作用不容小视，尤其在中国文学译介方面，杰出的译者并不多，而海外读者接触这些文学作品主要靠译本，译本是否忠于原著、能否忠实反映原著中的精神文化内核至关重要。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我国文学作品版权输出成功案例中最著名的英译者，莫言、姜戎、毕飞宇等作家的作品，都是经由葛浩文翻译并走向世界的。葛浩文是杰出的汉学家，同时又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在翻译中对原著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写。这一点，文学界对其删改的合理性做了诸多讨论，而从传播角度来说，译者与原作者正是从两个不同的认知框架建构了世界。“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删减。”“在目标文本中，译者似有意淡化中国政治色彩，将非聚焦人物和非主要叙述者略去。”[5]在翻译《狼图腾》过程中，“除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外，作者在书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汉族的问题，葛浩文都删除了……如果没有葛浩文的话，这本书也许就不会畅销，可以说是葛浩文创造了一本畅销书。因为是他决定了该书的英文版应该怎么样，他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市场”。[6]认知框架的差异，首先出现在作者与译者间，而译者是中文图书版权输出中的重要把关人，直接决定了海外读者能看到什么。 除译者外，在西方主流媒体发布的图书介绍和书评，也是设置框架的重要途径。“出版社利用一些凝聚着英语读者对中国判断和想象的固定标签，来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7]诸如在对中文图书进行推介时，特别强调“禁书”或作者特殊的经历身份等。这种类型的版权输出，我方是比较被动的，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混杂其中，没有设计出新的认知框架，只是在不断重复和加固原有的充满偏见的框架。 2.框架冲突中的意义生产 版权输出中关于人类的共同主题，更易引起跨文化读者关注，不同国籍的作者同题写作的作品屡见不鲜。近年来，由外籍作者创作的中国主题图书数量也在大幅增长。美国作家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美国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的《零国集团时代》等涉及中国主题的图书，广受中国读者欢迎。中国读者希望看到来自不同认知框架作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这里不仅存在对“别人眼中”自己的好奇，同时还展现出对不同框架下叙事的宽容。就海外读者而言，对于中国的认知框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认知框架就会逐步改变。而框架的变动又会构成新的图书需求增长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的交流互通成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存在认知框架差异的问题无法避免，但开放多元的接受心态终将成为主流。因此，版权输出要有前瞻性、有目的性地调整输出计划。 三、重构版权贸易图书框架，寻求版权输出通路 1.版权输出中的框架重构需求 认知框架并非单纯的心理现象，而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互动中的不断调整、选择，是被人为建构的。新闻学中的框架理论研究，热衷于从新闻生产层面讨论媒体是如何建构框架的，对于图书生产而言，框架的重构，更多依赖于图书的选题策划和相似主题规模性的出版积累。“以美国图书市场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样本为例，可以说是‘女性、文革、苦难、伤痕、迷茫’这些拼凑起来的主题当道，各色各样的女性自传体小说泛滥成灾，而其他题材的中国小说微乎其微。出版业与受众某种想象性的成见，‘共谋’了中国图书在美国传播的恶性生态环境。”[8]这种认知框架一旦建构完成，就会在读者中形成刻板印象，直接影响读者的后续阅读选择。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欧美的影响力很小，欧美读者对于此类作品一是缺乏接触，二是受“刻板印象”影响，对“政治化”“宣传化”“说教化”的作品不感兴趣，此外，欧美世界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比较强烈，“愚昧”“不文明”“不民主”的标签深深烙在中国故事上。这种认知框架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改变不能靠被动等待。出版机构在选择和推介作品时，应有目的性地关注这一点，选择代表时代精神、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作品进行推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 2.图书框架重构的参与者 (1)政府。图书的版权输出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紧密相关，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项基金，支持本国文化产品的生产、翻译和输出，无论是在版权贸易中占据优势的欧美国家，还是与我国文化同根同源的日韩，在文化输出方面都有建树。在我国，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走出去”战略。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联合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于2009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采取资助翻译费、出版费、推广费等方式，加大对国外出版机构向国外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中国文化著作以及传统文化精品图书的资助力度。[9]应该说，从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上，显示出政府的强力支持。但针对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仍属弱势，对外文化传播中壁垒和误解较多的现状，把建构图书认知框架的任务完全抛给市场，任其无序混乱发展显然不够明智。政府在框架建构中要承担制定宏观战略、确定输出文化特色的工作。这种文化特色的形成，不一定以传统或精英文化为先导，大众文化也可承担这一功能。如日本较早在海外发行的是漫画类书刊，在表现手法上，战后日本漫画虽受到了美国卡通和电影文化的影响，但漫画中的主人公多是平凡的个人，日本社会以压抑个人的集团主义、高度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状况著称，漫画的用途在于提供一种抵消社会压抑、进行情绪宣泄幻想的个人空间。日本漫画的主题具有普遍性，在表达上直观、通俗易懂，且不带意识形态色彩，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10] (2)出版机构。国家制定的文化策略最终要靠出版机构来实施。无论是各省的出版集团，还是拥有版权输出资质的民营出版机构，都是图书框架重构的重要环节。图书出版虽是文化事业，但同时也要追求经济效益。版权引进方的主要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选择版权图书时，会优先选择热销书，以规避市场风险。出版机构在选择、策划、包装畅销书时，要重视图书的框架设计，在思考“走出去”问题时，不能将之作为任务指标，仅仅追求数量达标。 3.图书框架重构渠道 (1)书展。国际书展是全球出版产业的重要节点，书展将出版产业中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所有参与者集中起来，为其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特定场合。[11]目前，知名国际书展不仅成为国际版权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一国展示自身文化实力的重要舞台。2009年，排名第一位的法兰克福书展将中国确立为主宾国，并以重点译介中国作家和作品作为主宾国活动的主要内容，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走向世界。[12]以此为契机，国内各出版机构踊跃参展，在各大书展中也有傲人的版贸数字。国际书展不仅是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业博览会，也是集中推介中国主题图书、重构图书阅读框架的有效渠道。 有学者研究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西方媒体对中国主宾国活动的报道，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等议题的报道，基本上较为客观和平衡，呈现专业层面的讨论和争论；在将文化议题政治化或涉及政治议题时，提出较为明显的倾向性，与传播者的意图有相当大的差距”。[13]这里出现了中西方认知框架的冲突问题，面对这种冲突，首先不能失声，无论是寻求和解还是抗辩，都要利用有效的传播渠道表达观点，且该观点宜鲜明统一。 (2)奖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是中国文学作品迅速打开国际知名度且重塑图书认知框架的捷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认识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的窗口。西方读者对其作品的解读逐渐成熟，新的认知框架开始建立。“透过这些貌似的东方奇观，西方读者在莫言作品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也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莫言在诺奖获奖演讲中提到的，比如感恩、悲悯、同情、孤独、自信、坚持、学习等与人生、与人的内心事物相关的基本价值和观念。”[14] 国际文学奖项(尤其是以欧美文学为主导的国际奖项)开始关注中国作家作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同时也是承认和接纳中国故事的开始，尽管在奖项评定中存在某些政治性解读，但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化内涵会逐步凸显，最终达到扭转刻板印象、重构认知框架的目的。 (3)新媒体。媒介融合是当下传播发展的大趋势，传统出版业在新媒体技术助力下，出版方式更加灵活多元。编读互动渠道增多，读者的阅读喜好和体验能迅速反馈。同样，阅读框架的建构阵地更多转移到了新媒体。目前，作家与出版机构利用新媒体与读者互动、宣传销售图书的不在少数，但直接与海外读者进行交流者则凤毛麟角。在中国主题图书版权输出工作中，要善加利用新媒体，将重构阅读框架的工作细致化、生活化、轻松化，在潜移默化中将中国故事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