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缺陷———个基于演化本体论视角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缺陷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8）11－0012－06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它并未在核心假设乃至基本分析框架上表现出真正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而是仍然明显地继承了“新古典传统”的内核，坚持由理性、个人主义、均衡三个核心范畴结合构成的基本分析框架。它依然典型地以趋向的或达到的均衡作为构建模型的焦点，研究给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在此，笔者将针对上述核心范畴说明这一分析框架及其所依赖的有关实在的基本假定。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在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个人主义”涉及的不只是分析单位，它更主要地意味着“理性选择的个人”及其思维、策略和行动是理论的本原（primitive）或初始概念，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是制度、社会结构还是宏观经济现象都应唯一地根据无需解释的理性行为人进行解释，即自下而上的因果解释。这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也暗含着对实在的基本假定，从最基本的本体论含义上来说，它意味着只有个体行为人才是社会的本质，也是唯一自主的本体层次，制度、社会结构、宏观现象等都是个人行为的派生实体或者附带现象。同时，主流经济学一般将个体行为人假定为给定的和同质的，因此方法论个人主义实际是基于原子本体论的。
（二）理性行为假设
在最常用的意义上，理性是指偏好得到最大化满足的行为。[1] 或者说，理性意味着在给定约束下的最优选择。为了保证行为人实施理性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也包含了有关行为人理性能力以及选择条件的严格假定。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以行为人的完备计算和推理能力以及完全信息为特征。虽然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已经将不完全信息和计算成本问题纳入模型，不过，这些改进乃至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所谓的有限理性或者某些有限理性要件的吸收并没有真正突破传统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框架的局限，更未充分地考虑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只不过是最优决策形式的多样化。
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理解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新视角，那就是理性假设实际上是一种有关人的心智、心智与世界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状态的一种假定。依据这一视角，在经济行为人的心智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上，理性假设并不意味着只是否定了行为人的知识集合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也不只是否定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内涵在于它将心智处理为单纯地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的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即将心智和世界处理为单一结构）。无论这种反映是否完善，都意味着不正确的心智行为，以及知识最多只是偶然出现。科里特（Coriat）和多西（Dosi）曾指出，在经济学中，甚至在对行为和交互作用（甚至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最为精密复杂的解释中，行为者被假设为明显地对环境的因果关系有正确的“明晰”的理解，并且明显地知道如何解决眼前的技术难题。[2] 而不正确的心智行为及知识正是新知识内生凸现的源泉，由此理性假设排斥了由于新知识产生而导致的心智与外部世界之间创造性的交互作用及其转变作用，特别是排斥了心智的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除了外部世界的参数变化，在经济结构演变过程中不可能产生任何系统性的扰动或转变。
（三）理性与均衡
理性假设对保证经济系统处于或趋向均衡状态是至关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依赖于行为人正确的预期，它意味着个人的“计划之间存在完全的协调，计划也与作为基础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一致……所有变化都是可预测的，排除了真正的错误、懊悔和惊异。”[3] 换言之，个人之间在主观心智因素方面（知识、预期、意图）是完全协调的，而个人心智对其外部世界的非正确反映最多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显然，这些关于均衡的条件和特征只有在理性假设关于心智和知识的假定下才能得以实现，而如果不排除内生的经济演化，均衡状态或趋势更是无从谈起。何梦笔（Herrmann- Pillath）将理性和均衡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理性预期假定的真实含义是，人类心智与个人以外的实在——像资源、价格和气候——不存在系统性的因果相关性。事实上，理性预期的观点是把两种不同的本体论假定连在一起了，即假定均衡是（经济）世界的正常状态，否认心智具有任何非偶然的因果相关性。[4]
因此，理性和均衡范畴具有重要的心智和知识含义。进一步而言，由于系统地排除了新知识内生凸现的可能，如果没有心智之外的导致变化的因素，知识与外部世界的可能状态集合都将被给定，不随时间变化，即成为封闭系统。实质上，主流分析框架典型地将经济处理为一个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排除内生演化的系统，特别是如果不通过随机因素和外部冲击引入可能状态集合变化，它将保持封闭系统状态。
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个基于演化本体论的视角
根据实在论方法论，对于任何理论都不能只做工具主义的理解，即不能只将理论视为组织计量经济学研究或者寻求某种准确预测的工具，并完全从这一角度评价理论，相反，正是关于实在的基本假定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理论构造。何梦笔甚至指出，理论之间的竞争不得不回到本体论上，即对实在结构的基本假定提出问题，否则经验数据上的争论不会产生理论观点的任何变化。[4] 因此，一种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内涵对于它们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能力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与强调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重视经济理论所依赖的本体论基础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特点。不少演化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究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各自不同的本体论基础，力图明确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本体论假定，以便更好地反思、批判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并发展演化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提出了各种关于演化经济学本体论假定的论述，这些都可以归之于“演化本体论”的范畴。笔者将借助演化本体论在本体论层面揭示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缺陷。
（一）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存在着内在的解释困境。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例，在试图依据免于制度（institution- free）的理性个人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时，它不得不假定存在着一种管束人们交互作用的框架，或者说假定一些制度预先存在。这就形成了解释上的循环和悖论。霍奇逊（Hodgson）进而指出，虽然制度凸现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本身就需要使用某些共享的概念、习惯、规则、惯例和规范，需要共享的认知框架，否则就无法接受、处理、理解信息。因此，单独从给定理性个人来解释制度只会导致一种朝向制度的无限倒推，总有制度有待解释。[2]
类似的困境同样存在于根据大量个人理性行为解释总量现象或社会生活的结构特征的主流经济学“微观基础”方案中。这种解释依赖于有关理性个人动机内容的辅助假设，而这些辅助假设一般又是从行为人的社会位置得出行为人的感知及其所面对的利害关系（concerns），这等于在借助一种隐秘的结构决定论，是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矛盾的。[1]
这种解释困境揭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解释起点或解释层级的缺陷。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存在多个分析、解释、描述层级。那么多层级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演化经济学家提出的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此给予了回答，并从根本上批判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本体论基础。
根据有机层级本体论，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 （Jan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一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凸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的现象影响，但是每一层面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5] 因此，层级结构本体论意味着多元或多层级实体的存在，而且没有一个层级可以还原为另一个层级，更不要说还原到原子式个人的单一层级。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这就意味着方法论个人主义单纯从个人到制度／社会结构等解释对象的向上因果解释至少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凸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被根据最复杂的关于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凸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当然，为保持整体的一致性，这种自主性不能是绝对的，每一层面的解释不得不最终和其他层面的解释相兼容）。凸现原则表明所有将复杂性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是无效的，并证明了简化论或还原论努力的无效性。无论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单纯依据部分（个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简化论，还是与之对称相反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简化论，它们或者无法说明社会影响个人的关键机制，或者无法充分认识到并解释个人的目的和偏好是如何被改变的，因此都无法充分说明层级结构中复杂的因果关系。由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拒绝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也拒绝如同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描述和分析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简化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二）主流经济学的心智—知识谬误
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框架实际上涉及重要的心智和知识问题，但依据演化本体论的观点，主流经济学所依赖的心智与知识假定是根本不成立的。首先，根据哈耶克的心智理论，理性个体的解释优先性乃至理性假设本身都是无法成立的，理性是规则的产物，理性无法取代制度或规则。哈耶克也相信，人类行动不是理性的。理性的缺乏，源于控制和重构行为规则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4] 这种不可能性在于，如果心智进行这种重构，就要用明晰知识取代制度和规则中的大量意会性知识。但由于意会性知识一般是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而且范围更广，也更重要，这种重构是不可能的。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我们无法完全揭示支配人类心智的原理，因为这要求既作为分类组织又作为分类对象的心智比其自身更复杂，这是违背逻辑的。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则是对理性假设的进一步批判，它认为心智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而不是理性假设假定的单一结构。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其不正确的反映并非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作为外部世界反映的“正确”这一角度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Lachmann）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Loasby）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显现的创造力。这种创造性的心智行为既是内生新知识的唯一来源，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内生新奇创生和演化的关键性力量。“知识状态的变化导致了行为的变化，又转过来改变了世界可能状态的集合，世界状态的变化又将导致心智状态的变化，而不是相反。”[4] 这种变化不是平行的，但是每一方的变化都将改变另一方所面对的约束，从而影响或制约此后的新奇创生。由此，知识和世界的可能性状态集合都是历史变化而非给定的，即都是开放系统，而且具有不可逆的特征。此外，在二重结构下，尽管存在着行为人的无知，甚至存在着对无知的无知，但是知识的可能性状态并不是一个比世界可能性状态小的集合，相反，由于存在心智的创造力，存在不正确的知识状态，前者要远大于后者。
二重结构本体论否定了理性假设所依赖的心智和知识假定，同时也表明经济必然趋向均衡的决定论均衡框架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去假定一些均衡状态的存在（趋向均衡的运动不变），这等于说当我们到达均衡时所持有的知识不变，而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就是一个以新知识持续凸现为基本特征的自动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知识不断被发现、创造和积累，所有经济过程都是在真实的时间中发生的，微小的（mere）时间片段意味着经历事件并获得新知识。在考虑心智创造力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使存在暂时趋向某种吸引位置的运动，但由于在趋向过程中会出现新知识，其趋向的方向也会改变。正是趋向均衡的运动导致了均衡的消失。经济系统的典型存在方式是过程而非均衡。[4] 对能动的行为人而言，不仅他的目标、偏好，而且他的选择对象、约束、情境都在他的心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或多或少发生着创造性的重构和转变，并不存在给定偏好、约束等条件下的最优均衡。
总之，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将复杂的有机层级结构还原为原子式个体行为人，而且将基于心智创造力的、内生演化的开放系统简化为封闭系统。在这种简化和还原中，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实在的处理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抽象和简化的范围，而成为一种与实在的根本结构和性质相背离的虚构，它不可避免地排除了诸如心智创造力这样对于理解经济系统绝不可少的解释要素，它不仅是非现实的，也是非相关的（irrelevant）。这必然导致主流经济学在处理经济学问题上的困境，下面就对此进行简略说明。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有效处理的重要经济学问题
（一）内生的新奇创生
新奇事物的无止境凸现是经济演化的本质特征，新技术、新制度、新组织乃至新观念和新的认知结构的出现及扩散是经济内生增长和变迁的基本特征和动因。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系统性地排除了不正确的心智行为这一内生新奇创生的关键因素，因此它无法处理内生的新奇创生，也无法有效处理以内生新奇创生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动力的经济演化或变迁。
对此，可以进一步根据新奇的两种内在性质加以说明。
1.新奇的意义、含义以及其凸现过程至少是无法明确预测的，否则就不成为一种新奇。由于新奇涉及行为人未经历的事态，行为人在认知上的错误和遗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行为人难以根据结果特征，甚至于根据对新奇搜寻的时间和努力程度，预先认识到这种搜寻的结果。但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最优框架下，用认识或预期到的结果所引发的激励来解释个体对新奇的搜寻和选择。这明显是不恰当的。
2.对新奇的搜寻乃至选择至少在最初都是主观特定的，新认识到的行动可能性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和解释中凸现出来的，对其的评价也是个人主观的。所以，新奇的凸现和选择在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同的，其本身也基于多样性的心智和行为。对此，显然需要从异质个体组成的个体群层面加以分析，而这是基于原子式个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无法胜任的。
（二）历史时间
我们可以从新奇创生的角度理解历史时间。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时间进程中不断的新奇创生为特征的，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而创新一旦发生，就会开启一个基于心智和外部世界相互转变的行为人与环境的反馈过程。这一反馈过程本身也是路径依赖的，并依赖于个体群。在这种反馈过程中，行为人和环境并非如同主流经济学所假定那样给定不变，而是都在进行或多或少的创造性重构，特别是在新事物的采用率达到一定值之后，行为人及其环境都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会形成新的知识集合、偏好、习惯、制度组织以及物质技术条件等，它们将形成下一步的变异的约束和边界条件。即使事后发现某种创新或变异并非最优甚至是应该避免的，这些约束和边界条件却不会因此返回原状态，这就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甚至发生锁定。
因此，历史时间归根结底是一个内生演化的开放系统的必然特征，它与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均衡分析是不相容的。后者基于封闭系统假定，它所涉及的时间典型地只是一种可逆的、双箭头的逻辑时间，在这种时间内，无论需要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三）系统效应
系统效应意味着存在整个系统的公共福利（common wealth），从整体角度加以考虑的措施有益于每一个人的福利改善。它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存在最小有效规模——协同效应以及不同部门在新知识产生速度上的差异，而最小有效规模本身又随着知识的增进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提高。经济增长是活动特定的（activity- specific）事情，某些产业可以比其他产业以更快的速度产生新知识，提高最小有效规模，从而形成动态报酬递增，维持进入壁垒和产业的动态不完全竞争，它有机会创造比其他产业更高的福利，并在地方或国家的范围内采取“共谋式”分配方式扩散这种福利。这种报酬递增的产业活动将成为整个系统进入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的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干预措施促进报酬递增的产业将有益于整个系统的公共福利（即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福利改善（当然国家干预的系统效应并不仅限于此）。
对于系统效应而言，首先它必须从系统整体视角加以把握，同时它是以新知识及其增长速度的部门差异为基础的，但是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有关心智／世界的单一结构假定，既缺乏系统整体视角的分析，又无法处理新知识的内生创造。主流经济学甚至假定所有人完全知道所有的生产可能性，假定在各行各业中存在着同等程度的增加生产率所必需的知识，[2] 实质上抹杀了不同企业以及不同部门在知识禀赋和知识创造上的差异，否定了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是活动特定的。由此，经济中的任何系统效应，也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都处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之外。
（四）生产和经济欠发达问题
新知识内生创造和系统效应是生产问题的基础，由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主流经济学也难以有效处理生产问题以及与生产问题相关联的经济欠发达问题。进一步来说，主流经济学以交换（或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焦点，从交换的角度和层面分析研究经济问题，这成为其重要特征。行为人被赋予了获得和交易物品、订立契约和拥有产权的自然倾向；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被视为达到个人乃至经济系统最优均衡的最佳途径；各种制度被简化为市场或执行交换功能的市场替代物。由此，主流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竞争乃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的不二法门，主张推行以提高交换效率为目的的制度和政策。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扩展的华盛顿共识”所遵循的就是这种交换性制度改革的思路。但这种交换视角却使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很多创新活动产生于不可化约为市场调节产物的生产系统，忽视了为了生产和创新而进行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性（发展中国家要求国家更多地以新知识的创造和生产中心来发挥职能），从而妨碍了主流经济学有效处理生产问题以及经济欠发达问题。实际上，无论交换效率如何提高，只要发展中国家依然只从事依赖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报酬递减的经济活动，那么在与发达国家报酬递增部门的不对称贸易中，该国经济只能产生趋劣的局面，锁定于恶性循环，它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不会缩小。
综上所述，由于在实在假定（本体论）方面的根本缺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无法有效处理许多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弱点正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号召取消新古典经济学对教学和科研的统治，发展多元化的替代性经济学的原因。而对于替代性的经济学发展而言，可靠的、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广阔潜力的本体论基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机层级本体论和心智／世界二重本体论都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它们强调了多层级的因果互动反馈结构和心智的重要，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综合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值得中国经济学借鉴。
［收稿日期］2008－06－12
标签：经济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心智模型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