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社会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历史进入了转折的关口。社会发展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如何使十九世纪形成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服务于世纪之交的社会发展现实，成为哲学工作者的首选课题。过去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虽对普及和传播马克思唯物史观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因研究模式陈旧，研究方法老化，致使本来富于革命批判性、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否定精神”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僵化、保守。在伟大时代的现实生活面前，传统研究愈益暴露出明显的不足：既不能解答当代生活实践提出的尖锐问题，也无力回应当今世界思潮提出的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马克思主义反对经院哲学，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开放的时代不仅呼唤我们找回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制高点”，而且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生长点”。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传统诠释走向现实分析，把握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全面的视角转换即从社会发展的静态结构研究走向动态演进研究、从单向模式研究走向双向建构研究、从客体价值研究走向主体价值研究、从单值运动研究走向二律背反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从传统唯物主义水平提升到现实唯物主义层面即由面向过去转向面向当代；从传统唯物主义水平提升到实践唯物主义层面即由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唯其如此，才能唤醒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生命活力，展现当代思维视野中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崭新风貌，发掘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无穷底蕴。
一、从静态结构研究走向动态演进研究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必须深入解剖社会自身的内在结构，特别是它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结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从社会的深层结构着手，探究了社会结构即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一般构架。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它表现为这些个人所具有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与构成。每个社会都有一种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社会构成的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结构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生产在其中进行的框架。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其生产关系的全部总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形态是由经济结构的类型来区分和统一的，即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确立。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除此之外，马克思对社会的生产力结构也给予了亲切关注。如果说社会的经济结构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关涉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产力作为哲学范畴加以探讨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资本论》则把生产力结构之分析推进到最高形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种结构系统，表现为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和间接生产力、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潜在生产力与现实生产力的多层次的有机统一体。经济结构与生产力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两大主系列从根本上规范着社会及其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解剖价值。西方学者指出，正是“由于结构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使得马克思主张他已经发现了社会的解剖学。”[3]
过去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时高度重视社会结构的解剖分析，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结构分析作为对社会的一种横断面、共时态解剖，非常有益于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逻辑上的整体把握。然而问题之关键在于我们把这种结构分析是引向静态描述社会发展还是动态观照社会发展。如果一味醉心于社会发展的静态描述而放弃动态观照，结果必然是消解主体价值，迷恋实证分析，淡漠人文精神；必然是使活生生的社会发展问题变成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或公式，没有主体实践创造能动性的抽象规律模式；必然是使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问题变得单调化或简单化，使“历史之谜”变得“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4]
为此，社会发展研究必须实现从静态结构分析向动态演化分析的转换，即从横向、共时态把握走向纵向、历时态把握。“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5]社会也不是表现为一成不变的结构的集合体，而是过程（运动）的集合体。一个与外界断绝了相互作用的封闭结构，其内部的运动变化必定趋于平衡、均一，走向死寂。一个生物体一旦停止了与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很快就会衰亡。一个结构封闭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气的社会：只有与外界不断发生相互作用、呈现开放型态的社会才能获得快速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的伟大贡献正在于它要求把各自的封闭发展纳入到一个整体系统中，以打破狭隘的局限于地域范围的民族历史，因普遍交往克服孤立状态和封闭结构，确立起超封闭、非线性、动态化的社会结构新模式。
社会的经济结构多方位地隐含在运动和过程中，呈现为一种开放态势；社会的生产力结构展示的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呈现为一种开放系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生产力结构之间也构成相互作用、内在关联、矛盾运动的开放格局和张力结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才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运动，创建了与一般历史哲学迥然有别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的结构。”[6]而社会发展静态结构研究的维护者往往基于一种非辩证法的态度，对社会结构作了僵化的理解，即把社会当做了一个抽象物和结晶体。其实，社会是活动着、发展着、生成着的有机体。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并非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具体的物质活动即实践。实践是社会的存在方式，社会发展是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所以马克思说：“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7]过去，由于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抽象地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把社会结构的静态分析作为唯物史观的主要课题，结果淡漠了马克思的著名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从而疏远了社会发展纵面历史演进的考察。今天，我们必须重新估价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确立起它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的重要前提。列宁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8]
二、从单向模式研究走向双向建构研究
单向模式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要么来自客观规律，要么来自主观意志。前者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客观的普遍的超人的规律支配着历史的运行轨迹，社会发展只不过是一个按自身规律单独运转而与人无关的封闭体系，仿佛社会发展是作为主体的社会的自我运动。在此种情况下人类社会被自然主义化、也被主体化、实体化，而真正的主体即人成了社会发展中可有可无的配角，最终走向宿命论。后者强调主观意志（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内在规律，否认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历史，认为“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宣扬英雄史观，最终走向唯意志论。在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前种观点的典型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后种观点的典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它们显然都对马克思历史哲学进行了断章取义、主观发挥，远离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精神实质。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就坚决地反对了单向模式论。
马克思不是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者。他认为只有机械决定论才断定，原因就是原因，结果就是结果，不会彼此发生作用，从而走向了社会发展的单向决定论。站在辩证思维的立场上，原因和结果只有在个别场合才具有相对意义，一旦把它们放在世界总体联系中去考察，因果观念就融合在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并经常互换位置。正是基于此，经典作家才肯定黑格尔关于“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是更有力得多、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9]。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0]美国哲学教授威廉姆·肖也指出：“经济决定论在本质上断言，历史完全是由经济变量决定的，其他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同经济变量并不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傀儡。整个现实被等同于经济领域，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反而具有各自不同的较低程度的实体性，这种理论无疑是错误的，马克思并不赞同，很难认为，它与马克思著作的精神相符合。……确实，我们承认，马克思首先研究经济关系，但是他只是赋予它们在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着的社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11]
马克思坚持的是社会发展的双重建构原则。一方面把社会发展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承认社会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因此，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巨大差异性，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通过主体的主动选择来体现，社会规律只能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发展不过是“追求着某种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社会发展史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史。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这幕历史剧”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人是社会的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构成要素和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因此科学地把握人及其实践创造是科学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的伟大创见在于他不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社会发展，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方面去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体的自觉选择的双向建构和互动关系，既反对了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坚持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了唯意志论的历史观，坚持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原则，在批判继承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基础上达到了辩证决定论的结论，从而“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12]波普认为，马克思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个人成为受“铁的规律”支配的傀儡，导致了对理性信仰的丧失和对自己作出选择所应负的道德责任的畏惧和逃避，是一种命定论。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大误解。
从单向模式论出发，势必使社会发展史变成“自然史”或“意识史”。而事实表明，社会发展史既不是全然盲目的、不自觉的自然过程，更不是主体意志的随意创造。而从双向建构原则出发，我们就会恢复社会发展史的本来面目，使社会发展史变成“人类史”，从而就会高扬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力。“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3]长期以来，理论界没有注意“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区别，要么是使社会发展史即“人类史”作为“自然史”来研究，要么是干脆取消“人类史”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14]
三、从客体价值研究走向主体价值研究
科技革命的飞跃发展和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极大地刺激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可是社会发展却把西方人置于了二难境地：一方面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严重的精神匮乏。经济发展了，但主体失落了。这颇似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社会发展的严酷现实提醒了人们反思：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据和标尺何在？按照传统的理解，社会发展的判据乃是经济增长、物质丰富、货币增值。这种理解由于把社会发展和主体割裂开来，偏于追求消费价值、经济价值，势必激活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失去对主体的生命内核和情感价值的真切关心和终极关怀，故而遭遇到理论上（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病”）的双重挑战。
为了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社会发展的价值论问题上实现由客体价值研究向主体价值研究的转换。有人认为马克思重客体价值轻主体价值即重物的尺度和事实判断而轻人的尺度和价值判断。实现这种转换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背叛。其实不然。马克思基于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考虑，从来就对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给予极大关切，但他决没有在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上陷入经济主义以至遗忘主体价值。“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关心的只是‘经济的弦’。”[16]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发展主体；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认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既是发展物质、经济，也是发展精神、主体，并且从深层的意义上看发展物质、经济还是为了发展主体自身。主体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最本质内容，马克思充满了对社会发展深刻的人文关切，与“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发展价值水火不容。社会发展不仅意味着物的指标的扩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更意味主体素质的提高、个体人格的独立、感性丰富性的占有。马克思深刻指出：“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性比面包还重要。”[17]
囿于科学实证精神和工具理性主义，理论界似乎总是跳不出经典的社会发展概念，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物质增长，把社会发展史等同于客体价值不断实现的历史。立足于人文精神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发现社会发展与主体发展不过是“一物两面”，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就是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逐渐展开，“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8]即社会发展史是主体价值不断实现、客体价值不断超越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主体价值实现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9]当社会发展局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本能的生产活动时，主体“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当社会发展处于“史前时期”时，主体也只能生存于必然王国，既受到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又受到经济必然性的束缚。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主体价值才不断得到确证。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20]在共产主义时代人才进入了真正的“大写的人”的时期，社会发展与主体向度才第一次真正统一。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向度的真正占有和客体向度的真正超越，才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以人学眼光和主体尺度为依据来评判社会发展的。实现社会发展价值论研究从客体价值向主体价值的转换，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要求。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规正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有助于从实践上引导社会发展走向健康化、人文化。
四、从单值运动研究走向二律背反研究
长期以来，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满足于单值研究，即把社会发展的轨迹描述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绝对向上的直线推进，认为历史是绝对地向文明、理性、自由、平等进行“平滑运动”和“自发生长”。这种研究回避了社会进步的矛盾对抗性，对未来充满了盲目乐观情绪，对社会历史问题缺少起码的辩证态度。这种研究把社会发展简单化地理解为历史的绝对必然的自然发展历程，而把作为社会发展内在环节的矛盾对抗、相对倒退等因素从中抽取出来，结果把社会发展变成了理想化、纯粹化的抽象物和幻想物。
只有站在知性思维的立场上才会拒绝承认“历史进步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这一痛苦的真理，才会断然否定“社会发展往往与某种程度的社会退步相伴随”这一确凿的事实，才会把社会进步与社会退步、历史灾难、矛盾冲突绝对对立起来。而哲学史上有历史感和富于辩证精神的哲学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辩证意味。伏尔泰在论述人类历史的进步时就“接近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这一思路。他所理解的历史进步的不断性并非连续。发展并不是和平地、平静地、毫无震荡地、没有Revolution（革命）地进行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善同恶是携手前进的，进步本身是幸福和灾难的结合，也就是说，是一个矛盾的现象。”[22]卢梭确立了社会在对抗性矛盾中发展的观念，甚至认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分疾病史”。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更是在黑格尔的思维视野之中，黑格尔深刻指出历史进步是社会矛盾的内在发生及其解决，是否定性即矛盾是肯定性即进步固有的环节，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象出来的形式。
辩证法才是唯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正在于它在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事物的否定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足于辩证思维，把社会进步与社会退步、历史倒退等纳入矛盾统一体中加以把握，认为社会进步不单是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而且是内在矛盾的自我展开，认为社会发展本来就内在地包含矛盾于自身，并且认为正是这矛盾的运动变化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辩证法表明，社会发展不是绝对的进步，而是曲折的前行，是前进与代价的矛盾运动。社会发展往往通过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来运作，并通过扬弃代价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二律背反。对此，马克思指出“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性为代价。……在人类，也象动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23]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客观地刺激了社会发展，但这种“丰功伟绩”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4]英国通过征服、侵略中国和印度换来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这是以对他国残忍的野蛮征杀和以他国利益的巨大贬损为代价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25]当然没有。历史的运作就是这样悖理：它造就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把巨大的灾难留给了自己：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激化、主体价值的异化。并且社会愈发展，灾难愈严重。社会进步本是与文明、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历史发展却往往走到文明、平等的反面，或者说与野蛮、愚昧、不公结伴而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样前进一步”，“数千年的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26]某种程度的牺牲、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伴随物。可见，社会发展并不意味一种单向的线性的因果联系，而是表现为肯定与否定的双向律动的螺旋前进；并不意味一种绝对的直线上升过程，而是充满二律背反式的深刻悖论。过去我们站在形而上学的视点上观察社会发展，结果历史被误解为一种单值运动。今天我们站在辩证法的视点上观察社会发展，务必实现从单值运动研究向二律背反研究的转换。历史发展的矛盾无须回避也不能回避，因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27]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
[2][24][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221页，第73页。
[3]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第34卷，庆出版社1989年版。
[4][5][9][10][12][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第240页，第487页，第477页，第254页，第61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7] 《资本论》第1卷，第12页。
[8]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5页。
[11]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14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页。
[14][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第42页。
[15][18][21]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第88页，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I，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第146页。
[20][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第179页。
[22] 奥伊则尔曼主编《十四～十八世纪辩证法史》第233～2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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