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183;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结构论文,论理论文,马克斯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可称之为人类理性的二维结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种形式，本应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共存于人的理性之中，可却一直处于断裂的状态。在古代，哲学成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价值理性曾在人类理性中居于主导地位，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的光环下黯然失色。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出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进入现代，人们开始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价值理性是否会重新遮蔽工具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杞人忧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断裂的状态，使人类理性无法完整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导致对真理和价值关系问题的无休止争论。许多思想家致力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起来，还人类理性以本来面目，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人们忽视了人类理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行为理性。人类的理性并不像韦伯所揭示的那样，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维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该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即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由于人们对行为理性的特点和功能缺少深入研究和有效开发，使之功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行为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基础，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起来，以恢复人类理性的本来面貌。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斯·韦伯对人类理性二维结构解读的一种补充。
一
西塞罗说：“理性，只有当他充分发展和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真正称为智慧。”[1](P80)理性这一古老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发展为相当完善的形态，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就是在改造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范畴。韦伯最早是在他的法学思想中提出和探讨合理性问题的，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的意义，用合理性来解释现代性。韦伯以合理性作为区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关键概念，据此分析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以后的合理性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合理性在今天已成为不同学术领域共同瞩目的一个重要范畴。
从合理性范畴类型建构的角度，韦伯提出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概念。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依据手段及程序的可计算性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客观的合理性。由于它是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由此引申出工具理性的概念。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由于它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而不顾后果如何，条件如何都要完成的行为，主要关注的是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由此引申出价值理性的概念。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使韦伯可以从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分化与联系中，来考察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过程。
由此可知，韦伯把合理性当作一个重要的剖析社会结构的范畴。这本来是一个极具价值意蕴的范畴，可是韦伯却赋予它以价值中立的地位。他要求人们审慎地把握合理性范畴所拥有的价值中立的意义，把它只当作纯粹分析的工具性概念，与它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价值意义区别开来。韦伯通过竖起价值中立的旗帜，企图超越两种合理性的矛盾，使两者统一于人的理性之中。然而，由于人类理性中的第三种要素，即行为理性被忽略了，因此，我们仅仅从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立场出发，不可能找到超越这两种合理性的中性标准，于是也就丧失了终极断定现代社会是否合理的理性依据。合理性最终走向自我悖论。
韦伯把人的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观念，不仅使现代西方价值理性因遭到工具理性的严重遮蔽而走入困境，而且以此能勘定启蒙理性中就蕴含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裂的潜在因素。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工具理性发展的高级形态自然不能幸免，据此，西方学者设定了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深重罪责。然而，把人的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这毕竟是一种理论创新，有利于对人的理性作深入的分析和理解。但是，要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理归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两者的统一，必须把人类理性中的第三种要素，也就是行为理性挖掘出来，并发挥其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作用。
二
行为理性指在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价值理性同工具理性本来是相互依存的，行为理性的功能一旦被弱化，就会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这必然导致工具的理性化和理性的工具化，使发展逻辑沿着工具理性的内在规律前进，最终使工具理性逐渐脱离原有的价值理性基础，仅以机械的、计算的形式走上单调而僵化的道路。而价值因素被排除在理性之外，沦落到非理性的境地。韦伯把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赋予“工具理性”的意义。其含义具体说，即通过人的行为的途径来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的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追求有用性就是真理性，在处理物与人的关系时，见物不见人，甚至把人也作为工具——为了积累经验而获取最大的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一切包括思想、观念、理论、感情等都具有了不确定性。这种工具理性表现着人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互分割，趋于功利化的倾向。有人把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称为工具理性的霸权，这不失为一种经典性的表述。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霸权的剖析，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令人称道的。他们首先从发生学的视角对工具理性的霸权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近代的启蒙思想中就已经孕育了工具理性霸权的种子。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敏锐地指出了启蒙理性的悖论：“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P1)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以科学为武器追求对自然进行统治的知识，而对理性应关注的对世界的更高层次的探索则予以摒弃，这就为用工具理性的规律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绝对化的统治埋下了伏笔：播种了启蒙理性从工具这一层面上主宰人和世界的新神话的种子。他们认为，工具理性霸权的根源还在于数学原则、形式逻辑的盛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把世界理解为工具，理解为手段。启蒙理性之所以将工具理性发展为神话，使之以极权主义的姿态成为理性的主宰，并由此主宰世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数学原则的盛行，把理性降低为一种数学工具，企图把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关系都用数来解释。一切不适合计算的规则都遭到质疑，“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数学化达到了对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来进行运算的程度”。[3](P88)数学原则主宰一切，其结果“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4](P124)在工具理性的规则中，人和世界万物都不过是供它谋划的材料，是用以实现自身价值的工具。当理性放弃了自主权，不能就人的生存问题从超出工具意义的更高层次予以观照，把人类自身的解放排除在理性思考范围之外时，“理性就成了一个工具……它的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成了唯一的准则”，“似乎思维本身降低到了工业过程的水平……成了生产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5](P86)
恢复价值理性以应有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运用行为理性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理地加以整合，这是人类理性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和把握。价值理性在人的活动中表现为价值主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行为取向。价值追求是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体现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价值作为物与人的需要的一种关系，既体现为物的价值，也由此引申为“意义”，使价值一词的概念因内涵、外延的扩展而不断获得更深、更广的语境。价值的界定体现了人的内在需求结构及人的内在特征。价值存在于客体之中，但只有通过主体的行为去挖掘才能形成或实现。价值从本质上反映了主体与客体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
由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生发出来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将两者置于分裂和对立的框架之中，工具理性着重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而价值理性则关注行动本身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在现实的人的行为选择中，常常有两种偏颇的选择倾向：一种是认为选择就是科学头脑加上科学技术，并对它们仅仅作定量化的理解；另一种是强调选择的目的性原则，就是不惜代价追求目的的满足和价值认同的过程，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人类行为选择过程中理性的完整性。正确的行为选择则应是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统一、选择性和规律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从未来关怀这一价值理性的角度，来对工具理性及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对人的选择行为做彻底的反省，据此寻求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并把三者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这是理性解读人类行为选择的严肃的历史性话题。
三
人类理性把握客观对象演进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证明人类理性自身的丰富性。从总体上看，当人类跨过压抑人类理性的黑暗时期（中世纪）以后，就开始了高扬人类理性的历史。在近代，人类理性侧重于“实然”的研究，并把人类理性工具化了，而到了现代，“应然”成为理性把握的重点，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当代，人类理性重点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这必须借助于行为理性对“何然”，即“应该如何做”的把握。从实然到应然，再到何然，既标志着理性对客观世界把握的逐步深化，也反映了人类理性自身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相对应，人类理性经历了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回归和行为理性的定位。行为理性作为标志人类理性发展第三阶段的意识成果，是对前两个阶段成果的“扬弃”，从而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
行为理性的本质内容是在工具理性提供的，关于人与客观对象关系的现存状况，关于客体的内部结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外在尺度和由价值理性提供的，人与客观对象应该形成的关系的内在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解答在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中“应当如何做”的问题。如前所述，行为理性是以“何然”的形式来把握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的。
人类与周围世界发生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功利性关系。人类一开始只同周围世界发生功利性的行为，然后产生带有功利性的意识，进而把客观事物分为能满足需要与不能满足需要的，再进而从反复重复过的功利性经验中提升出抽象的认识。人类在漫长岁月的历史活动中，在经过了千万次的胜利和失败后，逐步地意识到，要想有效地改造外部世界，顺利地实现自己功利性的目的，那就必须尊重外部世界的客观独立性，尽可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掌握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发展规律，掌握人与世界关系的现状，获得既包括外部事物的结构方式、内外联系形式及属性、本质、规律的认识，又包括人自身的本性、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本质力量的认识，并将其作为自己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观念性地把握“实然”的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是工具理性的功能，而观念性地建构“应然”的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是价值理性的功能。行为理性是关于行为主体应如何行动、客观事物应当被改造成什么样子的主观指向性，它着眼于主体自身需要，以合目的为标准提供安排和改变事物的蓝图。行为理性的这种特征使得满足主体需要成为它的基础性支柱和全部动因。
行为理性对人的行为起到定向和调控的作用，其直接目的是为未来的行为提供观念形态的模型。从人的行为的要求来看，人不仅要运用工具理性对客观对象作实然的把握，掌握人与客观对象关系的现状，同时还要运用价值理性对客观对象作应然的把握，掌握人与客观对象关系的未来。因为，人的行为的结果是要把客观对象改造成它对于人类所应该具有的样子。这就必然要求人类在没有实际地进行和完成此项行为之前，就首先需要以观念的形式预先把握它。观念地建构人与客观对象的应然关系，是价值理性运作的中心环节。这种应然关系是指客观对象在可能性上所应该具备的对人而言的一种理想状态。它是根据人对于实然关系的认识，把客观对象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需要、目的结合起来所构想出的一种尚未形成的关系。应然关系对于实然关系而言是一种超越。当然，这种超越并不是人完全主观设定的，它既有符合现实客观对象必然性的一面，又体现了人对客观对象自然发展过程的干预和改变。因此，寻求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满足人的需要的结合点是求解应然关系的决定性环节。人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偏好。人的价值偏好同客观对象之间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分析，同时还要了解人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人与客观对象的应然关系，才能使之具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即使如此，客观对象也不会主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人要实际地利用客观对象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必须通过人的行为去改变客观对象现有的存在方式，变“实然”为“应然”，或者说使应然现实化，当然这要以客观对象的可塑性为前提。但是，如何变实然为应然，通过什么方式使这种转变成为现实，要完成这种转变，就离不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观念建构。
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的可塑性之统一，构成了两者的交叉点。人在掌握了自身的需要和客观对象的可塑性之后，就要寻求它们之间的交叉点。在不同的关系中，这一交叉点展现出不同的内容。相对于以价值理性为依托的价值关系来说，交叉点是指对客观对象自身属性满足人的需要的肯定。在价值关系中，客观对象的属性既可以是实然的，也可以是应然的。而以行为理性为依托的交叉点，客观对象的属性只能是应然的。对于行为理性的观念运作来说，寻求交叉点不是寻求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实然属性的统一，而是寻求人的需要与经过改造之后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客观对象应然属性的统一。它实质上体现着人的内在尺度和客观对象的外在尺度的统一。当然，在行为理性的观念运作中，客观对象的应然属性还只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寻找到了人的需要与客观对象之间的交叉点，就要以此为依据进一步选择行为的目的。行为目的的选择无论是对于行为理性还是对于行为本身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人的行为来说，目的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在因素，是行为的出发点。行为目的对于行为的至关重要性决定了它是构成行为理性观念运作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行为目标确定之后，如何实现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如何把观念形态的客观对象的应然属性变为现实的方法、步骤、途径，为实现行为目标提供可操作的方法或技术性指导，也就是要建构如何做的方案，解决“何然”的问题。
行为目标的确定，实际上是行为理性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整合的结果。行为目标确定之后，行为理性作为对行为的超前反映和把握，就要对实现目标的行为进行观念的演练，目的是为未来行为提供切实可行的观念模型。这种观念模型是行为理性观念操作的结果。行为理性的观念操作主要是以观念的形态预演行为目标的实现过程，主要解决行为程序的安排，行为手段的运用，行为对象的分解与整合。由于这种操作仅仅是在观念中进行的，不管对程序作何安排，不管运用什么手段，不管对行为对象进行多么复杂的分解和整合，都停留在观念的形态。这种行为理性的观念操作，对于人在行为之前寻求或制定“如何做”的行为方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行为理性功能的发挥是人制定“如何做”的行为方案的一个综合性和决定性的环节，它对于人的行为的实际展开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成败的根本性作用。
经过严密的行为理性的观念操作过程，一个完整可行的行为观念模型已建构起来。行为理性下一步的任务，是寻求从人的意图转化为现实的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寻找行为观念向行为转化并且取得预期结果的方法与途径。因此，人的行为使用的方法是构成制定“如何做”方案的又一重要环节。行为理性在完成了“如何做”的观念操作以后，为了促使客观对象向行为目标所规定的方向发生变化，人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用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作用和影响客观对象。确定人的行为的方式和方法，使行为理性超越自身向实际的行为转化又迈出重要的一步。当然，人行为理性提供的只是工具和工具使用方式的观念形态。行为理性观念操作的结果就是对行为方案的完整建构。
四
综观全文，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和价值理性沦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看到行为理性的存在和作用，把三维立体结构的人类理性，仅仅用二维的平面结构来解释。这就无法避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又对工具理性进行不应有的诋毁，在对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进行批判时，“连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要真正避免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推向极端，并在两个极端中左右摇摆，必须跳出二维结构的藩篱，恢复理性三维结构的本来面貌。还行为理性以应有的地位，并充分发挥其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作用。
工具理性着眼于世界是什么，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侧重于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一致的性质和达到这种一致性的手段。价值理性着眼于为了什么，侧重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性，这是人的内在需要的理性把握。行为理性则着眼于如何做，侧重于把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念地改变为理想状态，直接指向人的行为。理性三维结构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认识上的解决契机。工具理性注重的是手段对目的的作用，价值理性关注的是目的意义和效用，行为理性则把目的和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使之转化为直接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范性的融合，既克服了工具理性只考虑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关心目的本身合理性的缺陷，也实现价值理性关注的意义和效用，同时对人的行为又具有了最直接的指导意义。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完整地再现了人类理性的立体形态，同时，也从更深层次上对人和客观对象的关系作了全面的理性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