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董必武身边二三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必武论文,二三论文,身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抢救：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董老煤气中毒了。
1946年7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担任董必武同志的随从警卫员后，正逢蒋介石开伪国大，关死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11月19日撤回延安，留下副团长董老领导代表团继续与敌人斗争，环境更加复杂、险恶。
1947年1月8日，董老来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公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敌人的监视、盯梢愈来愈明目张胆。他老人家已62岁高龄，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回来，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我既担心董老的安全，又担心他的健康。快过春节时，已下过一场大雪，天很冷。那天晚上10点多钟，董老要洗澡。这是他来上海那么多天头一回洗澡。浴室就在大厅一角，我高兴地刷洗浴盆即点燃煤气烧水。那个时候煤气设备很简陋，约20分钟后水温升到40度，我才往盆里放水。董老开始洗澡，我拿上毛巾睡衣守候在浴室门外。等了好几十分钟，听不到洗澡水的声音，浴室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敲门问董老洗好了吗？听不到回答。我推开浴室的门，只见他老人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浴盆里。我连喊几声，董老仍一声不响。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找隔屋住的陈家康（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发言人），他不在。韦明（新华日报社记者）听我叫人，问我有什么事？我急忙说：“董老躺在浴盆里不动也不答话，不知怎么了。”韦明同志说，恐怕是煤气中毒，边说边往浴室跑。他一见董老不省人事，真的中了煤气，随即关上煤气开关，放了盆内的水，给他披上毛巾睡衣。我和韦明把董老抱出浴盆后，我将老人家背到卧室床上。这时钱之光（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处长）也进屋来了，让我打开窗户，给董老擦去身上的水，盖好棉被，又加条毛毯，就坐在沙发上和我一起守候。过了一个多小时，董老张开眼睛醒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一般煤气中毒后，都会有长时间的头痛，甚至延续到第二天，需要好好平卧休息。可是董老却支撑着按惯例召开每晚的碰头会，听取钱之光、华岗（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梓年（中共上海工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社长）等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直至午夜后。平时他熬夜工作，总让我将晚饭剩下的饭菜煮一下，吃上一点。那天开完会，由于中过煤气不舒服，他什么也没有吃就休息了，只是叮嘱我不要将煤气中毒的事张扬出去。第二天上午，董老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的身份，亲自出席“联总”、“行总”和“解总”[①]联合办公会议，严正揭露国民党政府利用黄河复堤归故，进攻解放区的河堤区，在花园口放水，蓄意淹没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并侵吞复堤器材、工款与救济费等罪恶行径：坚决要求制止内战，立即停止放水，重新分配各项救济物资与款项。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董老完全不顾自己年老病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想着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危与利益。
上海——南京：冲破宪兵特务杀气腾腾的包围封锁
1947年2月2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国民党特务、警察、宪兵突然封锁包围了上海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敌人进入我们的院子、楼道，还占据了地下室，割断了电话线，拿走了电话机，不准我们外出，断绝我们与外界联系，限令我们在3月5日全部撤走。董老见敌人这股杀气腾腾的架势，当即召集我们讲话：“蒋介石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分析目前形势，估计敌人可能把我们送回延安，或把我们软禁起来关进集中营，或把我们一个个抓走。我们要准备坐牢，准备流血牺牲。即使要争取回延安，也得经过严重的斗争。我们共产党员要有下油锅的勇气，不怕断头，要保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此后几天，董老以大无畏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向敌人提出强烈抗议，并巧妙地突破新闻封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很快知道国民党破坏谈判，要撵走中共代表团的消息。
3月2日下午，我们召开了最后一次党员大会。晚上9点多钟，董老、何连芝大姐与他们刚1岁的小儿子董酉生（良翮）和我，首批离开上海去南京。我们三个大人一人穿了一件米黄色绸面的丝棉马甲，里面都缝进几十根金条。董老叮嘱我：“这是党的活动经费，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万万不能丢。”钱之光等人送行至火车站，沿途都已戒严，数不清有多少车辆，敌人用警车前后押送我们。
我们被带上没有乘客的软席车厢中部两间卧铺间里，两头都有特务看守。为时刻提防敌人动手，我把卧具铺在董老旁边，且通夜没有合眼。列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我起来走动，特务就大喊大叫：“不准下车！”这时车厢外两侧已站满宪兵，敌人端着冲锋枪对着我们，气氛十分紧张。等到站台上乘客走空时，一个胖子警官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四面有玻璃门窗的站房。立时，特务警察与宪兵一窝蜂地围住这间站房，不准我们走动。董老愤怒地责问胖警官：“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为什么领我到这里？”警官吱吱唔唔地说：“是上司让这么做的。”董老又大声问：“是哪个上司？你告诉我！若有事要谈，可到梅园新村我们办事处去谈，为什么拦在这里不让走？”那家伙连忙又推说：“你们的汽车还没有来。”这时我看到我们的两部汽车已开进站来，被列队的宪兵拦住。我隔着玻璃窗子喊两个司机的名字，但他们根本听不见。我请示董老，要出去叫他们开车过来。何连芝大姐说：“那么多宪兵、特务、警察，你怎么出去呢？”我说：“咱们被阻拦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是监禁我们。他们要绑、要抓迟早还不是那么回事。我闯出去叫咱们汽车进来，好早点回办事处。”这时董老同意了我的意见，冷静地说：“国安，去吧，你要当心。”我说：“不怕，我怎么也得闯出去，让我们司机知道我们在这里被困了。”说罢，我随手将文件包交给董老，推开站房门往外冲。四五个膀大腰圆的特务，手挽手将我拦住，我不顾一切地推撞他们，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几推几撞就闯出了一条道，但还要冲开一个挨一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和特务。一个特务头子追着问我：“你要往哪儿跑？”我大声嚷着说：“我要叫自己的汽车，你们不让我们回办事处是不对的。”特务头子指指稍远处的几辆出租汽车，说：“你们就坐出租车吧！”我灵机一动，心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再说，就叫了一辆车到站房小屋前。但门口特务又围上来不让进屋。我又发火了，说：“我要了出租车，你们为什么还不让走？！”接着就使劲推撞，冲进屋里。董老问：“咱们的车来了吗？”我说明了情况，就扶着董老走出来。谁知一拉开车门，就看到司机旁边坐上了一个特务。董老大声怒斥：“你是干什么的！？”我上去撵他，说：“你干什么坐这儿，快下去！”特务说：“我给你们引路。”我说：“我知道路。”特务又说：“我是奉命保护你们的。”我急中生智说：“你要干啥，就去坐另一辆车，我付钱。”那特务无计可施只好下车。我们上车开出站台，这时办事处的两个司机也发现了我们，即开着车紧跟后面，护卫我们一起回到了梅园新村。
好险：俯冲的敌机哒哒哒射出一串机枪子弹
1947年3月7日，我随董老、何连芝大姐和他们三个子女与部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从南京回到延安。18日晚又离开延安，同行的有小勤务员冷启元。董老骑马辗转半个多月，过黄河到晋绥边区临县三交镇北边的一个小村，住了七天，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后，按党中央决定北上，协同刘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等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4月初，行至驻兴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贺龙司令员留董老住了两天。一天午饭后，贺老总请董老去晋绥军政干部训练大队作形势报告，大约下午2点钟派来一辆美式吉普车接董老。当车开到离兴县蔡家崖村不远的地方时，我突然发现一架敌机从南面向我们飞来。我急忙喊司机停车，从右侧跳下车，扶着董老走出车门。这时飞机已盘旋回来，轰鸣声震耳。我急忙要董老下到路边沟里躲避，但是老人家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只管在公路上指挥司机赶忙往山沟树丛里开。眼看飞机向我们俯冲下来，出于警卫人员的本能，我连拉带扯一把将董老按倒在路边田埂下，全身扑在他身上，双臂搂住董老的头部。飞机已哒哒哒地扫射过来，一串串胡萝卜大的机枪子弹击打路面，闪起耀眼火花，猛烈的爆炸声与飞机俯冲的气浪，掀起一阵阵沙石、烟尘，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心里一惊，真害怕伤了董老。飞机盘旋两圈后飞远了，人才定下心来。我慢慢扶起董老，用围巾掸掉他身上的灰土。准备上车时，我有点埋怨董老：“首长，你老人家穿黑呢子衣服目标最大，刚才站在公路上不走，真急死人了！”董老含笑说：“这吉普车是贺老总指挥打仗用的，我们军队只有这一辆，还是从敌人那里得来的，一定得保护好啊！”
注释：
①“联总”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简称；“行总”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解总”是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简称。